璽文

中國璽印起源於何時？古來眾説紛紜，莫衷一是。細究之，大體可有四種觀點：一説始自史前的三皇五帝時代，二説始於夏商時代，三説始於春秋戰國時代，四説源於國外的古印度印章。

第一種説法

即璽印始自史前的黃帝或堯舜的説法，出自東漢時的兩本緯書《春秋鬥運樞》和《春秋合誠圖》。如《春秋鬥運樞》曰：“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凰銜圖置黃帝前；黃帝得龍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皇符璽。”又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為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於中月，與三公諸侯臨觀河洛，有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入水而前去。圖以黃玉為匣，如櫃，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寸，四合而有户，白玉檢，黃金繩，芝為泥，封兩端。章曰‘天黃帝符璽’五字，廣袤各三寸，深四分，鳥文。”《春秋合誠圖》則曰：“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本書稱上古“璽印”皆為“符璽”。

第二種説法

即璽印始自夏商時代的説法，古有文獻提及，現代又有一些專家予以論證。如古籍《逸周書?殷祝篇》：“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座。”此種説法因《逸周書》的真偽而沒有定論，有人説此書出自晉代，疑為後人偽作，但也有人説此書確為周代信史。然公認的東漢信史《後漢書?祭祀志》也説：“嘗聞儒言，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明確説出夏商周“三王”時“始有印璽”。但這是古籍的説法而已，至於“印璽”的實物卻一直未見。據傳20世紀30年代河南安陽殷墟出土了三枚銅璽，1940年被古文字學家於省吾先生刊佈於《雙劍誃古器物圖錄》中，並考證這三枚銅璽為“商璽”。後經董作賓、李學勤諸先生進一步考證，確認為最早的“商璽”。

第三種説法

即璽印始自春秋戰國的説法，為現當代一些璽印研究專家的觀點。此派論者如羅福頤、錢君陶諸先生認為，“璽印”是春秋戰國時代社會變革的產物，列國紛起之後，作為國與國之間政治和商貿活動的憑證信物，“璽印”才應運而生。此説援引《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事亦見於《國語?魯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而與之璽書。”論者還引《周禮?地官》：“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貨賄用璽節”；並説這是“璽”字首見於“信史”，所謂殷墟“商璽”，應為商代“族徽”，並非“璽印”。如漢蔡邕《獨斷》也説：“璽者，印也；印者，信也。”似乎“璽印”就是“印信”。此種説法列舉戰國出土的“封泥”和“銅璽”作為論據。

第四種説法

即源自國外的説法，是比較國內外印章的出現時間而言。印農《中國印》説：“中國古璽的起源，就現存的實物而論，當在商末周初。……大約在紀元前一千三百多年以前，華夏祖先就開始使用印章，並表現出璀璨豐富的印章文化，而在世界各地印章文化都伴隨着社會文明的形成一同產生髮展，在美索不達米亞、西亞北部、古埃及、古印度與波斯灣地區，他們最早印章的出現還早於中國三千多年。”相對於春秋戰國的“封泥印章”，乃至“商璽”，而國外“印章”的出現，實在是太早了。大約在公元前2600年，即距今4600年前，古印度的哈拉帕文化遺址發現了1755枚石質印章，可謂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印章”，比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早了2000年，比商代也早1000年。所以，此派説“印章”源於國外，從西域傳入中國，這實在令號稱文明古國的中國汗顏，公元前2600年，相當於中國的“五帝時代”晚期，雖然“緯書”説此時的堯舜、甚至更早的黃帝已有“符璽”，但畢竟沒有實物佐證，可信程度似乎不大。

綜觀以上四種説法，雖各有一定道理，但仔細研究也都有不足之處。

第一種説法

道出了璽印起源甚古。語出漢代《緯書》，也算較早的“符璽”記載，至少在漢代已知傳世甚久而不可考，因而上溯至三皇五帝。而幾種書均稱之“符璽”，與後代所言之“印璽”迥異，似有一定根據。因系“天帝符璽”，不免附會上“黃龍負圖”、“鳳凰負圖”，以證受命於天，這在當時亦屬正常。但此説在現代看起來，似乎有點迷信色彩，可信度也就打點折扣了。

第二種説法

可信度較強，但也有不足之處，即所謂“商銅璽”印面所刻類似圖案，不太象文字，硬説是“璽印”有點勉強。而且，由字源看“璽”為玉字偏旁，初期的“璽”應為玉石製品。還有“土”字旁的“壞”和“玉”字旁的“珎”，説明古“璽”應有陶土和玉石質的，好象新石器時期就有“璽”了。至於銅質的“璽”，一般鑄刻為“鉨”或“鉩”、“鈢”，實為商周青銅時代製品。相對於新石器時期的玉石質的“珎”或“璽”，此青銅“鉨”當為後起之物，“商鉨”之前還應有更古之“璽”，只是目前尚無證物罷了。

第三種説法

雖有“封泥”、“戰國印”實物為例，但將春秋戰國“印璽”定為最早的“璽印”，即把“印璽”的風行期視為“璽印”的誕生期也有些不妥。原因是論者的觀點有點偏狹，即認為“璽印”的功能僅在於用作外交或貿易“憑證”。固然，春秋戰國以後，“印璽”多用作列國之間政治經貿活動的憑信，但此前的原始宗教和氏族宗法盛行的上古時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定公三年》），“璽”是作為標誌氏族圖騰和權威符號的“符璽”，其功能主要用於祭神祀祖的禮儀活動，其次用於天子徵召諸侯的朝覲和征伐活動，即代表神權和王權的所謂“符璽”，而非後世列國之間作為信用憑證的“信璽”。兩者的明顯區別在於印文形態上，春秋戰國時期用於“封泥”的“印璽”，或秦漢後的“印章”，印文均為反字，抑蓋出來才是可識的正字；而“符璽”，或用於祭祀，或用於隨葬，或用於徵召，均是作為象徵神權之物，而絕不用於抑蓋印信，所以印文均為正字。古玉璽的印文，如同古銅器上的銘文，純粹是為了“銘刻紀念”，《禮記?祭統》説得清楚：“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到了春秋以後，宗法權威減弱，天子地位下降，列國各自為政，各國之間為取信於對方，不得不借用“印璽”作為憑證，先是抑蓋於竹書的“封泥”，後又印蓋於布帛和新發明的紙張上。於是，隨着用途的改變，印文也變正字為反字了。所以，我們不能用春秋戰國以後“印璽”的用途反推否定以前“符璽”的存在，更不能據此論證“璽”源於春秋戰國時代。迄今所見春秋戰國璽印，其印面多為鳥、獸、蟲、魚形象，即後人所稱的“肖形印”，其印紐也往往是動物類的“獸紐”，這些造型並非現代人心目中的藝術形象，而是古時崇祀的象徵先祖神祗的“圖騰”。這些“圖騰符璽”並不用於抑蓋印信，而是用於祭奠或佩帶，以祈佑或辟邪。此類“符璽”後代也稱為“神印”，特別是道教中多用作表達神意、保命護身的法器。

如《道藏·道法會元》中的《雷霆都司符璽》曰：“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飛仙五嶽丈人，其符璽皆玉為之。黃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風后二君得之相繼仙去。”在《魁台寶璽式》中又言：“斯印在處，將吏護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視，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廟，城隍社令悉來迎拜，宜佩受之，以求靈焉。”《道藏·道法會元》卷五十七中稱：“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籙牒狀。其有投江河中，起龍發雨，印牒請風，能使舟航快急、發雷電，請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動天地神明，役風使雨，驅除神怪，誅斬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葛洪《抱朴子?登涉篇》亦曰：“古之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血食惡神，能作禍福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

雖然後代的“神印”不一定和上古“符璽”形制相同，但我們可由此知悉“古璽”的用途，特別是“玉璽”，所謂“以玉事神”（許慎《説文解字》），古人是用來祈神保佑的“符璽”，並非象後代用於交易憑證的“印信”。所以，我們不能用後世的用途來斷定前世無“璽”，正如歷史上曾有的“三代無印”論。

元代吾丘衍《學古編》雲：“多有人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世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時卻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掌，辨其美惡，揭而璽之之説，注曰印，其實手執之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樸如此。”吾丘衍看出“璽”與“印”之別，即“璽”刻正字，而“印”刻反字，由此而言“三代無印”，卻也沒否認先前“秦璽”的存在。但説“璽”為“節”則不對，因為“璽”為玉製，而“節”當為竹木製做，形狀也大不相同，非為一物也。也可能周代時將“璽”鑲嵌“節”上，而合稱“璽節”，但更早之前，“璽”應單獨存在。比如《左傳》、《國語》所説的“追而與之璽書”，此“璽書”便應是“璽字”，或可理解為“蓋璽文書”，而絕非“璽節”之類。

唐杜佑《通典》説：“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為紐。”可見唐人認定，“玉璽”夏商周三代時有之。清代的潘祖蔭也説：“自三代至秦皆曰璽。”衞宏《漢舊儀》還説：“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可知秦以前以玉製印而皆稱“璽”，秦以後方改稱“印”，並且除皇帝用“玉璽”外，其他人都不能用玉製“璽”，而只能用金屬或其它材料制“印”了。如皇后用金印，諸侯用銀印，大臣用銅印等規制。所以，不能以後代“印”的製法和用法來推斷古代“璽”的起源。

正確的探源方法應該是：考察文字和刻字的起源和發展，以及用於雕刻玉石而形成“符璽”的歷史。目前我國關於璽印起源的研究，有一侷限，似乎以銅印出現為標誌。其實，根據世界考古研究，人類文明發展軌跡，石器時代遠早於青銅時代，而新石器時期的玉石文化也早於金屬文化。文字的起源與發展與此相類，如世界文字的起源，西方公認是6000多年前西亞兩河流域蘇美爾文明的泥陶文楔形文字，然後是古印度石刻印章文字和古埃及石刻聖書文字，其後才是青銅器銘文及銅印文字。

第四種説法

中國作為文明古國之一，文明及文字的發展規律與世界幾大古國相似。經近些年考古研究發現，距今9000多年前的賈湖文化遺址的石頭和龜甲上，已出現刻劃字符，可以説自9000多年前的賈湖石甲字符至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文，是中國文字的起源與發展時期。賈湖字符可能僅算是文字雛形，但到晚些時候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大地灣陶器刻文，文字已基本成型。在夏商之前的新石器時期，已發現數千個陶文字符，其中不重複的字符有幾十種，而大多都是各地重複使用的通用字符，由此可説是約定俗成的定型文字。（見圖）當然，這些文字的筆畫都比較簡單，可算一種初文符號。但是，有了這些文字符號，就有產生雕刻“符璽”的可行條件了，據此也可否定“璽”源於國外説。古印度“印章文字”距今只有4600年，比中國的刻寫文字的出現晚了5000年，即便是蘇美爾陶文，比賈湖字符也晚了3000年，怎麼能説“璽印”來自國外呢？

雖然史前石器或陶器文字，與後來商周成熟的甲骨、金文相比，還算不上完美的“語言文字”，只能算是一種初文字符，但用這些初文字符便足以刻制“符璽”，只不過迄今尚未發現出土的實物“符璽”罷了。這裏之所以強調“出土的”，是便於明確斷代。但非眼見出土的民間傳世的實物“符璽”呢，只要具備時代特徵，也應該可以斷代。正如於省吾、董作賓、李學勤諸先生考證的商代“銅璽”，實為經古董商轉手得之，非為眼見出土殷墟的，也屬於民間傳世品，但諸位先生比較“銅璽”與商代青銅器銘文的特徵，最終形成“商璽”的定論，且傳為中國考古史之佳話。那麼，更早一些的“古璽”，是否也有傳世的實物呢？

筆者藏有四百餘方古代玉璽，這些古璽系筆者多年搜求所得的傳世品，非為眼見出土，但從其古舊成色和形制來看，這些玉璽均為世所罕見的古玉璽。細審其中的一百餘方璽印，怎麼看也不象漢後璽印。根據璽紐和璽文的特徵反覆研究，初步認定其中五十餘方為春秋戰國玉璽，另有四十餘方為夏商周玉璽，還有三十餘方乃史前古璽也。我們可先行研究疑為史前的這些古璽藏品，倘能斷定這些古璽為史前之物，由此可基本斷定夏商周之前已有璽印，那麼，璽印起源於史前時代的説法便有了實物證據。

古璽的斷代研究，可從材質、沁色、工藝和形制等方面來入手，而形制方面又包括璽紐造型和璽文字體。下面，我們對以上各項逐一進行探討研究。

（一）古璽材質

這批古璽，基本為老岫玉材質，其中一部分為透閃玉石，一部分為蛇紋玉石。這些老岫玉是史前玉雕常用材料，也是中國玉器最早的玉雕用材。如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等玉器，通常都用這樣的玉材。所以，由玉質上看，這批古璽的材質同於史前玉雕的用材，因此可斷為史前玉璽。

（二）古老沁色

這批古璽的外觀，大部分包漿厚重，有的表層基本鈣化，沁蝕深透，過渡均勻，絕非人工做舊，看去歷經滄桑，老氣橫秋，明顯帶有飽經幾千年歲月的遠古風塵，與出土的史前玉雕相比，其老舊成色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沁色，可斷定這批古璽為史前的文物。

（三）琢磨工藝

這批古璽的雕琢工藝，簡潔、粗略，寥寥幾道“溝槽紋”，凸顯輪廓，並無後世精雕細刻之紋飾，見出遠古石器時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琢磨”工藝。“攻玉”之石，一般為硬度高於玉的金剛石之類，彼時無金屬精細刀具，只能用硬石“琢磨”而成“溝槽紋”。正如清末民初著名學者劉大同《古玉辨》所論：“石器時代原無刀工，故古玉斧、玉鏟之類存於今者，未見其有花紋者，可見上古未開化之前，無刀工之可言也。”另外，璽紐雕像身上均有喇叭口狀象鼻穿孔，也符合史前玉雕兩面鑽孔的工藝特徵。

（四）璽紐造型

這批古璽，個頭不大，高度大都在5～10釐米，因而璽紐也小巧玲瓏。其璽紐造型多為原生態動物，如蟬、蠶、蟾、鳥、犬、狐、龜等，基本為小型動物原形，表現為原始小部落的動物圖騰形象。其中有幾位原始人形象，可能為先祖神像。這些造型同出土的史前文化玉雕一樣，均為原始小部落的圖騰造型。由此可證，這些玉璽正是表現原始部落圖騰標誌的“符璽”。可知，最早的“璽”為原始先民崇祀的代表神物的“符璽”，而非春秋戰國以後代表憑信的“信璽”。夏商周青銅器上鑄刻的“神徽”，可以説繼承了史前“符璽”的圖騰含義，但只能算平面的圖騰標誌，算不上典型意義的“符璽”。因為不管是材質，還是形制，都稱不上“符璽”。真正的夏商周時期的“符璽”，筆者也藏有一批，都是玉質的、圓雕的“符璽”，璽紐多為神人、神獸、神鳥、神蟲，或者人獸結合、人鳥結合、鳥獸結合、龍鳳結合的圖騰神像，體現出兼併後的大部落圖騰標誌，儼然不同於史前的原生態小動物的圖騰造型。不管是大圖騰還是小圖騰，璽紐的造型都是神物形象，可見“符璽”最早應是禮神用品。

在金屬冶煉技術尚未出現的新石器時代，先民公認世間最美好、最寶貴的物質，莫過於光彩晶瑩、堅韌永恆的玉石。獻於神靈享用，或與神靈交通的寶物，惟有“通靈寶玉”。《山海經?西山經》：“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瑾瑜之玉為良，堅慄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越絕書》：“夫玉，亦神物也，又遇聖主使然，死而龍藏。”因而，象徵先祖神靈的圖騰，往往是用玉製作的“玉圖騰”。史前古璽用玉製作，璽紐便常為“玉圖騰”，也體現了“以玉事神”（《説文解字》）的原始宗教文化。《尚書?舜典》：“修五禮五玉。”《周禮?春官》：“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祀先王……祀日月星辰……祀山川”；“大喪，供飯玉、含玉、贈玉”。玉器作為部落首領和貴族的祭神禮器，生前用於祭祀，死後往往隨人殉葬，體現出“事死如生”的古代葬儀。

古玉璽，便經常是用作殉葬冥器的，如著名的璽印專家羅福頤在故宮博物館編印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前言中就説：“自來集印者，莫不以傳世官印均經古人佩用，今據所知，其實傳世者皆明器，殉葬物爾。”我們現在由這些史前玉璽，也可以看出古璽之起源與用途，並非象後代戰國秦漢時的“印章”用作交易憑證。如果説璽印有“印信”之意，那古人也是取信於神，而非取信於人。只是到了神不可信、天子無威的戰國亂世，“印章”才轉用取信於人。

（五）璽文字體

中國最古的文字並非甲骨文，甲骨文距今才3000多年，很多考古學家們都説甲骨文已是比較成熟的文字了。那麼，甲骨文之前還有什麼文字呢？應該是刻寫於石器上的“石文”和陶器上的“陶文”。公元前9000年至7000年的賈湖文化遺址，發現石器和甲骨文字符號十幾種；公元前7000年左右的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發現陶器文字11種；公元前5000至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中，西安半坡陶器文字27種，臨潼姜寨陶器文字38種（見附圖2）。這些早於甲骨文數千年的文字自然不算成熟，或者説只是單純的字符，但即便僅有字符，也足可雕刻“符璽”了。看這批古璽藏品的璽文，為陽文正字，字體為簡筆字符，頗類史前陶文。比如刻有類似箭頭的“↓”，反過來看為“個”；還有刻為“⊥”，反過來看為“丅”的。按目前一般璽印史家的觀點，最早的“璽”字為 “↓”、“個”（正反看），或“⊥”、“丅”（正反看），表示“抑蓋”之意。然後“個”與“丅”合成為“不”，最後基本定型為“爾”。其後，根據“璽”用材料，加上偏旁意符。如用陶土製“爾”則加“土”字旁，寫為“壞”；用玉石制“爾”，則加“玉”字旁，寫作“珎”，或加“玉”字底，寫作“璽”；用金屬製“爾”，則加“金”字旁，寫作“鉨”、“鉩”、“鈢”。如此説來最早的“璽”字寫作“↓”、“個”或“⊥”、“丅”，而筆者所藏古璽的璽文，既有“個”，也有“丅”，還有刻作“不”的。若依此觀點，這幾方玉製的璽，可算最早的“璽”，當為“璽”之鼻祖。但以上的觀點，是建立在“璽”為“抑蓋”意義之上的。倘“璽”字初義並非為“抑蓋”的話，那又另當別論了。比如， “↓”、“↑”可解為“下地”、“上天”；“⊥”、“丅”也可解為“立地”、“頂天”。另外，“⊥”在甲骨文中可解為表示先祖神主的“土”（社）或“且”（祖），而“丅”可解為表示祭台的“〒”或“示”，均含有“祭祀”之意。

按説璽紐和璽文應有一定聯繫，我們看這幾方璽文相近的玉璽，若璽文都為“抑蓋”之意的話，而璽紐卻並不一致，有的為獸，有的為蟬。也可能不同的動物，代表不同部落的圖騰，那就應是不同部落的“符璽”。而不同部落的“符璽”，其璽文同為“⊥”或“丅”，應該以表示祭祀的意思為多。這批古璽中的璽文，還有類似甲骨文“亾”或“止”字的璽文，古義又通“亡”或“祚”，均為祭奠之義。另有一方璽文，刻作一個倒立的人形，按照甲骨文解釋，倒立的人形就是“屰”字，即“逆”字的初文，意思為死了的人。看來這枚古璽也是祭奠用物。還有一方璽文刻為圓圈“О”，下加兩撇“八”，類似“只”字的，頗類台灣高山族古象形文字“人”；反過來看，為下邊一個圓圈“О”，上加兩撇“丷”，則可能為“鬼”字。原始社會先民崇信萬物有靈，天有“天神”，地有“地袛”，人有“人鬼”。《周禮》雲：“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刻“鬼”的玉璽，肯定是祭奠死人的用品。因此，我們可以知悉：史前古璽很可能源於或用於祭祀，璽紐上的動物圖騰和神人像，正是古人祭祀時頂禮膜拜的神靈。若用於隨葬，則意味着由圖騰神靈導引死者的靈魂返祖歸宗。人死而為“鬼”，如有先祖圖騰神靈導引，便可昇天成神與先祖並列而得享世祀；否則，便成“遊魂野鬼”，攪擾生人不得安寧。所以，遠古先民多塑圖騰形象，生前祭拜，死後隨葬。

看這批古璽的璽文，簡古難識，只能參考甲骨文，差強猜讀。如其中有寫作“ニ”的，象甲骨文的“上”字，反過來看則為甲骨文“下”字。有兩方“犬紐璽”的璽文字型均作“彎勾”形，大概是“勾”或“句”，即“狗”字的初文。勉強可識的有“狐紐璽”的“豆”，“龜紐璽”的“口”，而“蟾紐璽”的“口”則更象是甲骨文的“丁”。還有一方璽文類似英文“A”的，甲骨文中此字被解為“今”字的初文。另外有些璽文類似甲骨文的“凡”、“止”、“壬”、“川”、“工”、“三”、“日”、“曰”、“百”、“方”、“天”、“瓦”、“乙”、“仃”等，似乎較好辨識。當然，所謂可識的璽文，只是參照筆劃近似的甲骨文幫助辨識，有的璽文，即便對照甲骨文，也無法辨識。如此看來，這些璽文比甲骨文還要古老，雖不載於後來的甲骨文，但肯定也是古時文字，只是因年久失傳而湮滅不識了。之所以肯定為文字，一是因為刻在璽印上，只能理解為“璽文”；二是可以和新石器時期的陶文進行比較，這些璽文和史前陶文很多雷同。如類似拉丁字母的A、H、I、K、F、U、T、Y等，在史前陶文中均有跡可尋。看這些璽文與那些史前陶文如出一轍，很多璽文在陶文中都能找到。有史前陶文作證，這批古璽當為史前古璽。至於這些璽文的準確含義，當如陶文一樣尚待研究破解。頗為可惜的是，其中幾方玉璽，經幾千年的磨蝕，璽文已模糊不辨了。

通過以上璽紐和璽文考證，可基本將這批古玉璽斷定為史前的古玉璽。由此實物作證，璽印的起源當為史前的新石器時代。若以陶文出現的年代為參照，那這些酷似陶文的璽文可證，這批古璽的成器也在六七千年以上，因此説，中國璽印的起源遠遠早於印度印章，可謂世界最早的玉石璽印。

由以上史前古玉璽的考證，可知中國在玉石上雕刻文字的歷史源遠流長。後代專稱在璽印上刻字為“篆刻”，其實，“篆”字為後起字。“篆”為“竹”字頭，義為在竹簡上刻字，而“篆”字的前身則為“瑑”，從“玉”，在玉石上雕琢花紋“彖”，方為“瑑”。後來竹簡取代玉石成為通行書寫用具，“瑑”字的形意偏旁“玉”改為“竹”，變成竹字頭的“篆”了。由“瑑”到“篆”的文字變遷，亦可知璽印的早期形態應為玉石刻制，璽印的起源應上溯到史前的新石器時期。後來，璽文在春秋時期演變為鳥蟲書，而後發展成為各種不同的類型鳥蟲書。最早的鳥蟲書出現在春秋中葉，在春秋晚期流行開來，於戰國時達到鼎盛。鳥蟲書較常見於當時的南方各國，如吳、越、楚、蔡、徐、宋等。在戰國時代，可能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鳥蟲書變體。

秦朝以後，鳥蟲書的使用減少了，只有漢朝時的少量鳥蟲書存世。這可能是因為，漢代的時候隸書興起並取代了篆書的地位；同時，鳥蟲書相當依賴於篆書的圓轉筆畫，而無法以筆畫方直的隸書為基礎，因此鳥蟲書隨着篆書一同沒落了。

鳥書經常能夠在越國的青銅器或鐵器文物上找到，而且常常是青銅或鐵製兵器，比如劍。這樣的做法是為了標示劍主人的身份或者表明武器生產的時間地點。越王勾踐劍上的文字是最好的例子。在同時期的銅製容器和玉器上也有一些鳥書出現，漢朝的篆書中偶爾也會有。

蟲書比較常見，很可能最早產生於吳國或越國，盛行於吳越強橫的二百年間(自吳國稱王開始直至越國衰敗),並在此期間一度流傳至楚、宋、蔡、徐等周邊各國。例字可以在青銅武器、青銅容器、玉器、篆書甚至建築或裝飾用品（比如牆磚）上面找到。吳王夫差矛上的文字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