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俄文譯名：Кита́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創建的第一個國家政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預演。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主席毛澤東，定都瑞金（中央蘇區瑞金縣），以中國工農紅軍作為國家的武裝力量。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創建人民革命政權的寶貴探索與嘗試。作為當時全國蘇維埃革命的中樞，對統一領導與加強全國蘇區和紅軍部隊的鬥爭及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領第一、二野戰縱隊，分別由瑞金縣的田心、梅坑地區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長征正式開始。從此，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由“山溝裏”的共和國變成了“馬背上”的共和國。 ^[2]  同月，組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統一領導原中央蘇區留守軍民的鬥爭。1935年5月，以張國燾為首的中共西北特委，組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中華蘇維埃國家政體由此演變為聯邦制。

10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抵達陝甘蘇區，結束長征。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變更對外名義，稱“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博古。同月，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格勒得沙共和國成立。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擴大會議改國名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 ^[18]  ，宣佈遷都延安市，並正式啓用1934年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旗與國徽。5月，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波巴人民共和國成立。

7月，紅四、紅二方面軍撤離西北，中華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機關隨軍北上，西北聯邦下轄之格勒得沙共和國、波巴人民共和國不久遭敵鎮壓，歸於失敗。此後，西北聯邦政府亦不復存在。

1937年9月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 ^[18]  22日，正式結束蘇維埃國家的政權形式，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為民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國工農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八路軍），參加對日作戰。10月，原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辦事處所轄南方八省蘇區之紅軍部隊，亦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新四軍），並開赴江南抗日前線。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在革命戰爭中建立的，這就決定了它的職能首先是組織武裝鬥爭。正如毛澤東所言：“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羣眾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為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57頁）因此，“蘇維埃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武裝民眾，組織堅強的鐵的紅軍，組織地方部隊與游擊隊，組織關於進行戰爭的給養與運輸”（《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頁）。而組織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建設的管理職能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輔助職能，即便是輔助職能，它也是圍繞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來行使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成立，是中共中央根據當時革命鬥爭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和現實可能性作出的重大決策。具體來説：

一是統一領導全國各根據地和紅軍鬥爭的迫切需要。從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開始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到1931年秋短短的4年時間裏，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建了10多塊“工農武裝割據”的農村革命根據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高潮。然而，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的嚴密封鎖、積極圍剿，加上交通阻隔，各根據地和紅軍的鬥爭活動基本上是各自為政，難以形成合力，迫切需要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政權來加強領導、統一步調。 ^[1] 

二是爭取政治主動，實現人民利益的迫切需要。在當時的中國政壇上，實際上已經存在着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政權，一種是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一種是國民黨執政的國家政權。然而，這兩種政權是不對等的，前者是區域性的、零散的、沒有外交話語權的，後者是國家形態的、系統的、具有外交話語權的。隨着各地蘇維埃區域的建立和迅速發展，中國共產黨迫切需要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以便贏得政治鬥爭的主動權，更好地表達和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同時也只有儘快建立蘇維埃國家政權，才能更好地保護和實現蘇區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1] 

三是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的形成為開基建國創造了有利條件。1930年12月到1931年9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連續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擁有21座縣城、5萬平方公里面積、250萬人口的全國最大的根據地——中央根據地，這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瑞金因其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羣眾基礎和穩定的周邊環境，成為紅色國都的不二選地。 ^[1] 

中共中央直接領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籌備工作。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首次提出建立全國蘇維埃中央政權以統一領導全國各地蘇維埃區域鬥爭的構想。自此，中共中央將建立全國性蘇維埃政權的任務擺上了議事日程，並開始了長達1年零9個月的籌備工作。 ^[1] 

1930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和全國紅軍代表會議。這兩次會議的召開，對於溝通全國蘇維埃區域和紅軍的聯繫，動員蘇區軍民投入建立蘇維埃全國政權的鬥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簡稱“中準會”），並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會議討論決定了第一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條例，以及準備提交大會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經濟政策和關於紅軍問題決議案等草案，決定把“一蘇大”的會址放在紅一方面軍活動的江西蘇區。

1931年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成立，後遷瑞金葉坪。受中共中央的委託，蘇區中央局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承擔了選舉與會代表、醖釀確定蘇維埃中央政府組成人員名單、起草文件、制定法規、確定具體會址和會期等籌備工作。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毛澤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候選人，並報告共產國際，得到批准。毛澤東、任弼時等對籌備工作發揮了重要的組織領導作用。6月，蘇區中央局決定11月7日召開“一蘇大”大會，10月得到中央批准。至此，“一蘇大”籌備就緒，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呼之欲出。 ^[1] 

中國紅色政權的組織形式，近似於蘇聯的蘇維埃政權。列寧、斯大林認為，蘇維埃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最適當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其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有區別的。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隆重開幕。出席大會的有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贛、瓊崖等蘇區的代表，以及紅軍、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工會等代表，共610人。越南、朝鮮的來賓也應邀出席大會。

毛澤東代表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以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於經濟政策的決定》等法律文件。大會選舉產生了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張鼎丞、古大存 ^[3]  等63人組成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設立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懷任副主席；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從此，一個嶄新的紅色國家政權在世界的東方誕生了！為慶祝“一蘇大”的召開，毛澤東提筆揮毫，欣然寫下“蘇維埃為工農勞苦羣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機關，是革命戰爭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題詞。

1931年11月27日，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未到職）任副主席。“毛主席”之稱始於此時。同時，會議產生了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長（時稱人民委員）。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改名“瑞京”）。於是，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成為全國蘇維埃運動的心臟和樞紐。

12月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第一號《佈告》，莊嚴宣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中華蘇維埃政權體制是由全國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人民委員會、最高法院、審計委員會等部分組成。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閉會期間，選舉主席團為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委員會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行政機關，最高法院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司法機關。

這個政權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它宣佈中華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政治經濟特權；“在蘇維埃領域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不容許駐紮”。大會通過憲法大綱、土地法、勞動法、婦女法等，規定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

臨時中央政府於1932年4月26日發出對日宣戰通電，宣告它將“領導工農紅軍和全國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實行瓜分中國，以求得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沙洲壩召開。到會代表693名，候補代表83名。

毛澤東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兩年來工作報告，朱德作紅軍建設報告，林伯渠作經濟建設報告，吳亮平作蘇維埃建設報告。大會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文件，選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葉劍英、張鼎丞、古大存 ^[3]  等175人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羅榮桓、鄧子恢、張愛萍、李克農、康克清等36人為候補執行委員；董必武等35人為中央工農檢查委員會委員。1934年2月3日，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等17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並以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即國家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選舉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相當於總理），下設11個人民委員部。又選舉朱德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王稼祥為副主席。毛澤東作了《我們的經濟政策》和《關心羣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報告。

根據1934年2月17日公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組織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閉幕期間的最高政權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名額不超過585人，其全體會議每6個月召開一次。

1932年4月15日，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4月21日被刊登在《紅色中華》報。

1934年7月7日，由紅七軍團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從中央蘇區的瑞金出發，進軍福建。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在獨立第四團的接應和掩護下由遂川橫石和新江口地區出發，突圍西征。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由主力紅軍第一、三、五、八、九各軍團和後方機關共 86,000 餘人組成的紅一方面軍，從瑞金出發，進行轉移（注：另一説為“於10月21日自雩都啓程”）。

1934年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從鄂豫皖蘇區的羅山何家衝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

1935年3月28日，紅四方面軍由川陝蘇區的蒼溪啓程1935年11月19日，紅二軍團以及紅六軍團（1936年7月初正式稱紅二方面軍）從湘鄂川黔蘇區的桑植劉家坪出發，其中：紅二方面軍（由賀龍、任弼時、肖克、關嚮應等率領）長征行程為 20000 餘里；紅四方面軍（由徐向前、張國燾、陳昌浩等率領）長征行程 8000 多里；只有紅一方面軍（由毛澤東、朱德、周恩來、葉劍英 ^[4]  等率領）行程才是 25000 裏。紅軍北上抗日代表了將士們的革命信念。

1937年9月6日，隨着國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中華民國陝甘寧邊區政府。 ^{[5-6]  [18]}  至此，歷時5年零10個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成了光榮的歷史使命。

1934年10月10日，臨時中央政府撤離瑞金，在原中央蘇區成立中央政府辦事處，以陳毅為主任。

1935年10月，中央抵達陝北後，臨時中央政府遷至陝西保安，1937年1月遷至延安。

1935年11月，成立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以博古為主席，人民委員會不再出現。

1937年8月22日，中華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改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省級行政區劃：江西省（1930-1935）| 閩贛省（1933-1935）| 粵贛省（1933-1934）| 福建省（1932-1935）| 贛南省（1934-1935）| 湘贛省（1931-1937）| 湖南省（1930-1931，共和國成立前）→湘鄂贛省（1931-1937）| 贛東北省（1931-1932）→閩浙贛省（1932-1935）| 鄂豫邊省（1932）| 湘鄂川黔省（1934-1936）| 鄂豫皖省（1932-1934）| 湘鄂西省（1931-1932）| 川陝省（1933-1935）→川康省（1935） → 四川省（1936）| 川滇黔省（1936）| 甘肅省（1936）| 陝甘晉省（1935）| 陝北省（1935-1937）| 陝甘省（1935-1936）→陝甘寧省（1936-1937）

直轄縣：瑞金縣| 西江縣（1934年起）| 長勝縣（1934年起）| 太雷縣（1934年起）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憲法大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憲法大綱》代表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國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這些基本任務主要有：保證蘇維埃區域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和達到他在全中國的勝利；中華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所有工人農民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都有權選派代表掌握政權的管理；工農、紅色戰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等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制定勞動法，宣佈八小時工作制，規定最低限度的工資標準，創立社會保險制度與國家的失業津貼；實現土地國有；推翻與外國帝國主義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極力發展和保障工農革命在中國勝利，參加革命戰爭的權利只屬於工農勞苦民眾；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真正的信教自由，實行絕對政教分離原則；保證徹底的實行婦女解放，承認婚姻自由，實行各種保護婦女的辦法；保證工農勞苦民眾有受教育的權利，施行完全免費的普及教育；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對因革命行動受反動統治迫害的中國民族以及世界的革命戰士給予託庇權；蘇聯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鞏固的聯盟者。 ^[9] 

農鈿 朱克盛 李生保 滕代遠 羅榮桓 蔡暢 黃長嬌 羅元傑 謝學連 劉列珠 範樂春 黎蓮秀 賴榮光 王孚善 曾昭明 胡美水 冷儀 張炳如 鄒芳禧 董必武 王秀 康保貴 呂廣運 鄧先釗 劉傳家 王漢章 殷松瑞 葉勝芳 張標 劉進文 廬同好 張振芳 項英 吳秀英 丘榮光 ^[10] 

瑞金是紅色故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搖籃，也是共和國元勳成長的搖籃。新中國第一、二代大多數領導人，開國元帥中的9位，開國大將中的8位，以及1966年以前授銜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中的35位上將、114位中將和440位少將，當年也都在瑞金戰鬥、工作、生活過。 ^[11] 

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建設，以及後來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幹和組織、管理人才。 ^[11] 

主席：朱 德（1931.11.25-1936.12.7）、毛澤東（1936.12.7-1937.8.22）；

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第一屆）；

周恩來、王稼祥 ^[12]  （第二屆）。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先後建立了軍級番號的紅軍部隊有35個（若算上先後授予同一個番號的軍級部隊，這個數字更大），分佈在全國各地，但主要集中在中國南方。直到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的主力部隊才全部集中於中國北方的陝甘寧邊區，此時，南方八省仍有為數上萬人的紅軍游擊隊在活動。

抗日戰爭爆發後，迎來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1937年8月25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紅一方面軍改編為第115師，紅二方面軍為第120師，紅四方面軍為第129師。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留守南方的紅軍部隊和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中國工農紅軍番號從此撤銷。但仍有幾支紅軍游擊隊改編較晚，甚至有拒絕改編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不承認中華民國的貨幣，發行獨立貨幣。不使用孫中山的頭像，而是將蘇聯領袖列寧印在貨幣上，並同時發行背景為地球圖案的“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一圓幣值的銀幣。

1932年2月1日，在江西瑞金葉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成立，行長毛澤民。銀行隸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財政人民委員會，資本由國庫於預算中撥給。有分行、支行、兑換處等。除辦理抵押、貸款、存款、票據買賣貼現、匯兑、發行鈔票、代理國家金庫外，還發行“革命戰爭公債”及“經濟建設公債”，同時也發售部分“銀行股票”。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後，在經濟上面臨着國民黨反動派嚴格封鎖的同時，在軍事上還經受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瘋狂圍剿。當時中華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府及一些省政府為開展革命戰爭，打擊國民黨反動派，保衞紅色政權，公開發行公債以充裕戰爭經費，並將這類公債定名為“革命戰爭公債”。其中，較為著名的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戰爭公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湘贛省革命戰爭公債”、“閩浙贛省蘇維埃政府粉碎敵人五次圍攻決戰公債”三種。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革命戰爭公債：為徹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不斷圍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先後於1932年6月和1933年6月兩次發行了革命戰爭公債。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簽發該決定。一期公債總額為60萬元，二期公債總額為120萬元，利率為週年一分。債券面額分別為“五角”、“一元”、“五元”(銀元)三種。該公債發行及還本付息工作由各級政府機關、紅軍經理部、國家銀行以及政府委託的各地工農銀行分行、合作社等分別辦理，一年以後還本付息。

1931年11月，在瑞金縣的葉坪村謝家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財政人民委員部税務局成立。首任局長為李六如。1933年，隨財政部遷至瑞金沙洲壩新屋家。1934年7月，遷往瑞金縣雲石山鄉豐壠村，下塘上新屋樑氏私祠內單獨辦公，局長為陳篤卿。

2002年10月，開始修復，2003年6月完成主體工程建設，2003年9月竣工。國家税務總局局長謝旭人為税務局舊址題名。總建築面積1475平方米，並在舊址原羣眾住房內舉辦中央蘇區税收史陳列。

1933年9月, 中央人民委員會決定成立了中央審計委員會。1934年2月，被中央執行委員會納入直接領導，成為與中央人民委員會和最高法院平行的政權機構。

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了審計條例：一是審核國家的歲入歲出﹔二是監督國家預算的執行。中央審計委員會先後審核了中央政府各部門的預算執行情況，各事業單位和團體的財務收支情況，國營企業的財務收支情況等，每次審計結果都在《紅色中華》等報刊上公開披露，對蘇區的反貪倡廉作出了重要貢獻。 ^[13]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誕生，標誌着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的政權首次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因為地處農村和麪臨戰爭環境，所以有人把它叫做“山坳裏的中國”、“馬背上的共和國”、“山林裏的國度”等等。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臨時”兩個字就去掉了，正式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二蘇大”通過了修改後的憲法大綱等決議案和關於國旗、國徽、軍旗的決定，使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形態更加完備。總體來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的領導。

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1935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成立，以博古為主席。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決定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改為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以適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1937年9月6日，隨着國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更名為陝甘寧邊區政府。 ^{[5-6]  [18]}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還不是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國家，但卻預演了中國共產黨人治國安民的文韜武略。正如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所説：“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黨創造了堅強的武裝部隊，因此也就學會了戰爭的藝術。” 新生的人民政權在“平叛”與反“平叛”、封鎖與反封鎖的激烈較量中，創造性地領導各蘇區特別是中央蘇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衞生、體育等各項事業，揭開了“創造中國新社會的序幕” ，積累了寶貴的治黨、治國、治軍經驗。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普遍真理，深入考察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科學總結對敵鬥爭和治國安民的歷史經驗，初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構架和活的靈魂。 ^[1]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偉大實踐培養造就了我黨大批領導骨幹和組織、管理人才。據統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鼎盛時期，中央蘇區黨政軍羣幹部總數，共有五萬餘人。這支幹部隊伍，是蘇維埃和紅軍時期的一代精英，他們既是蘇維埃政權的開創者，又是新中國的奠基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成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當年都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黨政軍領導骨幹。他們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有經驗、最有威信、最成熟的領袖。當年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工作過的幹部，許多人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各個方面的重要領導人。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偉大實踐還培育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豐富並充實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一是培育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優良作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前後，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寫下《反對本本主義》這篇光輝著作，旗幟鮮明地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各級蘇維埃政府把調查研究作為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和決定政策的基礎，紅軍也把進行社會調查規定為工作制度，由此形成了我們黨“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線，併成功開創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革命的道路。二是培育了密切聯繫羣眾的優良作風。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黨和政府就牢固地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真心實意為羣眾謀利益的宗旨，並努力付諸實踐。毛澤東1934年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贏得到了人民羣眾的衷心愛戴和擁護。三是培育了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當年中央蘇區的幹部沒有薪餉，只發伙食費，幹部下鄉和開會，必須自帶乾糧。是中國共產黨人為實現崇高理想而無私奉獻以及對革命工作極端負責精神的集中反映，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的弘揚和光大。 ^[1] 

201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週年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在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中，在建立紅色政權、探索革命道路的實踐中，無數革命先輩用鮮血和生命鑄就了以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鬥、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的蘇區精神。 ^[14] 

堅定信念，是蘇區精神的核心和靈魂；求真務實，是我們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也是蘇區精神的精髓所在；一心為民，真心實意為羣眾謀利益，是中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根本宗旨；清正廉潔，是中國共產黨蘇區執政時最顯著的特徵之一；艱苦奮鬥，是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精神風貌；開拓創新，努力創造“第一等的工作”，是蘇區幹部的嶄新風貌；無私奉獻，是蘇區廣大黨員幹部和全體軍民的崇高精神品格。

胡錦濤在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七十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 ^[15] 

同志們：

今天，我們在這裏召開座談會，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七十週年，回顧我們黨艱苦創業的光輝歷史，緬懷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朽業績，重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很有意義。 ^[15] 

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進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最後奪取全國勝利的正確道路。這條前人沒有走過的獨創道路，是我們黨總結血的教訓，進行不懈探索，經過長期艱苦奮鬥開闢出來的。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道理。我們黨著名的“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中國革命的歷史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1927年9月，毛澤東同志領導了湘贛邊界地區的秋收起義，在井岡山創建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朱德同志領導的起義部隊不久也到井岡山會師。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等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隨後同紅五軍主力會合，並向閩西發展，相繼建立了贛南和閩西蘇維埃政府，在紅一、紅三軍團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在贛南、閩西根據地建設中，土地革命蓬勃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黨的建設、軍隊建設取得重大進步。所有這些，對各地紅軍、根據地的發展和建設，起了重要的鼓舞和示範作用。從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隊的三次“平叛”，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據地。 ^[15]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舉毛澤東同志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並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以朱德同志為主席。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建設，以及後來新中國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幹和組織、管理人才。由於後來“左”傾錯誤的嚴重危害，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同志受到排擠。在國民黨重兵的第五次“圍剿”中，革命力量和根據地受到巨大的損失。在長征途中，我們黨經過對正確與錯誤的反覆比較和深刻反思，加深了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在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從此，中國革命打開了新的局面，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我們黨終於領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國。 ^[15] 

在進入新世紀的今天，我們黨正肩負着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歷史使命，我們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和黨的隊伍狀況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回顧黨的創業歷史，就是為了認真汲取其中的寶貴經驗，學習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精神，弘揚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把黨領導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15] 

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實踐中堅持、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我們黨領導的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一條基本經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開闢，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同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等“左”的錯誤傾向作鬥爭的結果，也是在實踐中開拓創新的結果。毛澤東同志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要反對“本本主義”。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在領導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實踐中，毛澤東同志大力倡導調查研究之風，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進行了深入考察，逐步形成了包括人民軍隊建設、黨的建設、革命武裝鬥爭、土地革命、農村革命根據地建設等多方面內容的中國革命理論，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聯繫實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努力開創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15] 

羣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保持黨同人民羣眾的血肉聯繫，是我們黨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證。毛澤東同志1934年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出，“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羣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羣眾”，他強調，必須“關心羣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這對黨的羣眾路線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當時蘇區的幹部都滿懷深情地關心羣眾，想羣眾之所想，急羣眾之所急，千方百計解決羣眾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實際問題，樹立了共產黨人甘為“人民公僕”的形象。正因為我們黨代表着最廣大人民羣眾的根本利益，因此得到了人民羣眾的衷心愛戴和擁護。歷史充分證明，人民羣眾是我們黨和革命政權的力量源泉，在任何情況下，與人民羣眾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堅信羣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 ^[15] 

艱苦奮鬥是我們黨的傳家寶，是黨團結帶領人民克服困難、奪取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有這樣一首革命歷史歌謠，被老區人民廣為傳誦：“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乾糧去辦公，日着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反映出人民羣眾對蘇區幹部優良作風的高度評價。當時在蘇區政權機關提倡的精簡、廉潔、高效的作風，以及為發揚這種好風氣而進行的制度建設，在今天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雖然我們的物質技術條件同那時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全黨同志必須始終堅持和發揚與人民同甘共苦的優良傳統，堅持和發揚不畏艱險，奮力拼搏，克己奉公，甘於奉獻的革命精神，加強黨風和廉政建設，增強抵禦腐朽思想侵蝕的能力，保持黨和國家政權永不變質。 ^[15] 

同志們，我們黨在革命根據地培育出來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是一部生動的教科書，我們應當認真學習，温故知新，從中得到教益，受到啓示，獲得力量。讓我們緊密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認真實踐“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貫徹落實十五屆六中全會精神，開拓進取，紮實工作，為實現黨和國家在新世紀的宏偉目標而奮鬥！ ^[15] 

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週年座談會4日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講話。他強調，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80週年，回顧我們黨領導人民為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而艱苦創業的偉大曆程，緬懷革命先烈的不朽業績，就是要結合今天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大力弘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承前啓後、繼往開來，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開創的、一代一代共產黨人和全國各族人民接續奮鬥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習近平指出，在近代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農民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如何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下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勝利，並經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裏是沒有現成答案的，只能靠我們黨自己在革命實踐中進行艱苦探索。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科學分析中國社會的性質和特點，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黨的建設結合起來，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革命實際條件下黨和軍隊建設的一系列基本問題，逐步探索併成功開創出一條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中國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

習近平指出，在黨創建的各個革命根據地中，中央革命根據地是最大最重要的一個，最具有代表性。在我們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蓬勃發展的形勢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瑞金召開，選舉產生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工農民主政權，是我們黨在局部地區執政的重要嘗試，為我們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根據地建設以及新中國的政權建設，提供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培養了一大批領導骨幹和組織、管理人才。

習近平強調，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正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奮鬥。回顧走過的歷程，波瀾壯闊、非同尋常；展望未來的征途，前景光明、任重道遠。我們要深入學習貫徹胡錦濤同志“七一”重要講話精神，結合新的實際認真學習和運用當年革命根據地建設和政權建設的歷史經驗，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始終教育共產黨員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信仰，滿懷信心地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而不懈奮鬥；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始終加強文化建設，滿足人民羣眾不斷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動實現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始終大力弘揚蘇區精神，推動創先爭優，不斷開創各項工作新局面。

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90週年座談會2日在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會議並講話。他表示，紀念中央革命根據地創建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90週年，回顧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為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頑強奮鬥的光輝歷程，緬懷革命先輩和英烈的不朽業績，就是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史為鑑、開創未來，走好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的趕考之路，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偉業推向前進。

王滬寧表示，90年前，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擴大了黨和紅色政權的影響，開創了土地革命戰爭新局面，書寫了中國革命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不朽篇章。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深入原中央蘇區考察調研、緬懷革命先烈，強調要大力弘揚蘇區精神，傳承紅色基因，不能忘記黨的初心使命，不能忘記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在新的征程上，要總結運用好當年中央革命根據地建設的歷史經驗，牢記初心使命，賡續共產黨人精神血脈，進一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更好擔負起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要堅持實事求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為實現人民美好生活而奮鬥；堅持弘揚偉大建黨精神，不斷錘鍊政治品格、堅定理想信念；堅持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在不斷推進偉大事業中磨礪意志、永葆本色，創造無愧於新時代的新業績。 ^[16] 

2001年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歷史畫冊》寫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創建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新型國家，是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可以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次偉大預演。——當年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雛形，這裏是共和國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