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覺農

吳覺農青年時代就讀於浙江中等農業技術學校（浙江農業大學前身），1918年留學日本，在留學期間，他撰寫了許多有關農業、社會、婦女問題等內容廣泛的文章向國內《東方雜誌》等刊物投稿。在茶葉方面，他寫了中國是茶的故鄉《茶樹原產地考》和《中國茶業改革方準》兩篇長文，引起各方面的重視。

回國後，他曾任上海市園林場場長，浙江省政府合作事業室主任及上海勞動大學教授等職。他自1931年起就任上海商品檢驗局茶葉監理處處長後，為振興茶葉經濟，維護華茶在國際市場上的聲譽，改善茶農的生活狀況，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首創茶葉出口口岸和產地檢驗制度；在浙江、安徽、江西等產茶省成立茶葉試驗場和茶葉改良場。其目的不僅要禁止劣質茶葉出口，而且要全面提高茶葉質量，採取科學辦法從栽培、採摘、製造、貯藏等方面入手，改變因循守舊的手工生產方式。

1934年秋到1935年11月，他先後到日本、印度、錫蘭、印度尼西亞、英國、法國和蘇聯考察，對有關國家的茶葉生產和銷售情況，以及茶葉的國際市場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回國後寫出了《華茶在國際商戰中的出路》、《華茶對外貿易之瞻望》、《中國茶業復興計劃》等多項報告和建議。

抗日戰爭期間，他負責當時政府貿易委員會的茶葉產銷工作，在中國最大的茶葉出口市場上海淪陷後，他努力開拓茶葉對外貿易，特別是對蘇易貨貿易，代表貿易委員會和蘇聯商務代表在武漢談判，簽訂了易貨協定，隨後在香港設立貿易機構富華公司，在內地頒佈《管理全國出口茶葉辦法大綱》，實行全國茶葉的統購統銷。他親自到各省聯繫，先後在各產茶省成立茶葉管理處（局），組織茶葉生產、收購、加工、運輸等工作，藉此消除了過去洋行買辦、洋莊茶棧的壟斷和地主豪紳、商業高利貸者對農民的剝削，恢復已萎縮的茶區生產，把分散在各省農村的成百萬擔零星茶葉，加工為成品箱茶，彙集香港履行對蘇易貨和海外銷售。1938—1939兩年，取得較大成績，華茶外銷躍居出口商品第一位，不僅超額履行了對蘇易貨合約，還向西方國家換回一定數額的外匯，支援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

新中國成立後，他在中央農業部的領導崗位上，會同貿易部副部長姚依林、辦公廳主任林海雲等同志討論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對外貿易公司——中國茶業出口公司（歸中央貿易部領導），他兼任總經理。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變化中，他迅速同蘇聯等國簽訂茶葉貿易合同；加緊組織進行茶葉的收購加工，履行易貨償債；並積極開展對資本主義市場的貿易，推銷積存茶葉；大力訂製製茶機械，在各主要茶區籌建各種類型的製茶廠；同時聯繫各省積極建立和擴大茶葉教學與科研機構等。當抗美援朝開始，美國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他又採取了綠茶改制紅茶等應變措施。隨後他召開了全國茶葉會議，制定了第一個茶葉發展計劃，為新中國的茶葉事業勾劃了宏偉細緻的藍圖。此後他因調任其他工作，不再主管茶葉，但中國茶葉事業的發展和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或間接地和他的擘劃分不開。

吳覺農在經歷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他已年逾八十高齡，但仍積極與農業和茶葉界人士探討問題，參與各項考察和學術活動。他親自去雲南、廣西、海南等茶區做調研，建議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發展紅碎茶，以適應國際市場需要；為增強茶葉出口競爭力，他首先提出外銷紅、綠茶出口免税的建議；統籌外銷茶產製運銷一條龍等。這些戰略性的意見，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有的已被採納實施。1983年10月，他親自到杭州參加“茶葉與健康、文化研討會”，他在講話中説：這次會“是一個創舉”，“茶與醫藥、文化相結合前景非常廣闊”。事實證明，中國茶文化活動從此蓬勃發展。

他生前著譯甚豐，內容廣泛。1987年在他九十壽辰時，由中國茶葉學會、中國農學會牽頭，集中了老一代的茶葉專家，編選了以茶葉論文為主體的《吳覺農選集》。在晚年，他還主編了《茶經述評》一書，對中國茶葉歷史和現狀作了較全面、正確的評述。他七十年來有關茶葉的論著，豐富了祖國茶葉歷史文庫。他的傳記已列入浙江省“文化名人傳記叢書”。根據他對中國茶葉事業建立的功績，以及對茶學的淵博知識、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著述，當年陸定一同志稱譽他為“當代茶聖”，立即得到茶界以及各方面人士的普遍認同和熱烈響應。在他的實踐和理論探索基礎上，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茶學思想，仍有現實的指導意義。2001年5月，由中國茶學界、茶文化界以及有關企業單位發起組織了學術性民間團體“吳覺農茶學思想研究會”，宗旨是團結茶界專家學者和廣大的茶人、愛茶人共同探討與弘揚他的茶學思想，繁榮茶葉經濟、茶文化，為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務。

1897年4月14日　出生於浙江省上虞縣。

1916年　在浙江省甲種農業專科學校畢業。

1916—1919年　任浙江省甲種農業專科學校助教。

1919—1922年　在日本農林水產省茶葉試驗場從事茶葉研究。

1922—1923年　在安徽蕪湖省立第二農業學校任教。

1924年　在上海任中華農學會幹事、司庫、總幹事、副理事長兼《新農業季刊》主編。

1928年　任上海園林試驗場場長。

1929年　任浙江省建設廳合作事業管理室主任。

1931—1933年　在上海商品檢驗局任技正、茶葉檢驗處處長，兼浙、皖、贛省茶葉改良場場長。

1934年　任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副理事長。

1936年　任中國茶葉公司總技師。

1937年　任實業部國產檢驗委員會茶葉產地監理處副處長。

1937—1939年　任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專員兼香港富華貿易公司副總經理。

1940年　在重慶任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茶葉處長，中國茶葉公司協理、總技師及技術處處長，兼復旦大學教授、系主任。

1941—1945年　在福建省崇安籌建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茶葉研究所，任所長。

1945—1946年　創辦上海興華製茶公司，任總經理。

1947年　在杭州興辦之江機械製茶廠，任董事長。

1949年　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農業部副部長兼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

1951年　任中央赴朝慰問團分團長，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

1955年　參加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慶典，任中央代表團分團長。

1956年　任中國農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第二屆名譽理事長、第三屆顧問。

1978年　任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

1988年　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諮議委員會副主任。

1989年10月28日　病逝於北京。

他十分重視茶葉專業人才的培育。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在重慶復旦大學，他與該校教務長兼法學院院長孫寒冰等商討成立了第一個高等學校茶葉系，自兼系主任和教授，並邀請了一批有名望學者專家授課。在籌建茶葉系的過程中，孫寒冰在日機的狂轟濫炸中不幸犧牲。吳覺農在茶葉系的開學典禮上，沉痛悼念孫寒冰，要師生們永遠紀念這位傑出的、著名的進步文化人。不久後，他又選址福建武夷山，創立了我國第一所國家級的茶葉研究機構，集中了一批專家、教授和有實際經驗的茶葉從業人員，系統研究茶葉的栽培、製造和貿易等方面的課題，取得了不少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

20年代，吳覺農用階級觀點論述了中國的農民問題，發表了《中國的農民問題》（1922年）、《庚子賠款與中國農民》（1924年）、《農民運動的意義與方針》（1927年）等著名論文，其中《中國的農民問題》曾被毛澤東選用作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培訓教材。

他以剩餘價值理論作指導，大量論述了中國茶葉經濟問題，出版了《中國茶業復興計劃》和《中國茶業問題》兩部具有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茶學名著，指出：“洋行敲詐茶棧，茶棧壓迫茶號，茶號受到雙重剝削，又循環轉嫁到茶農身上”，“長此以往生產無法發展，技術無法改進，華茶又怎麼能不衰落呢？！”為此，他設想在茶葉生產領域，舉辦茶農生產合作社；在流通領域由國家直接運銷國外。在他的推動下，皖、贛兩省成立了“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統管運銷；實業部採納了他的建議，由部牽頭，皖、贛、浙、閩、湘、鄂等省聯合集資，成立了官商合營的全國性茶葉公司。

1978年吳覺農在研究世界茶市後，親自對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等省（區）茶業資源作考察，主張大力發展紅碎茶。他認為，世界茶葉總銷售80多萬噸，90%以上是紅茶，而紅茶中98%以上是具有濃、強、鮮的品質特點，和香味很濃的紅碎茶，行銷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銷路廣闊的大宗茶類，而且世界的年銷量正以2%的速度增長，發展紅碎茶，擴大出口創匯意義重大。據此，他提出在南方建立生產基地。1978年發表《關於發展雲南、廣西、廣東及海南島等地紅碎茶生產的前景》文章，並向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提出建議；同年，提出《關於由國家貸款扶持公社茶園和籌建茶廠發展紅碎茶的建議》，由全國政協轉國務院主管部門。同時，在農業部召開的中國農學會和各分科學會上，他作了《跟上農業現代化，大力發展紅碎茶》的發言，隨即作為建議，由中國農學會轉呈中央。他積極撰寫了《略談茶樹原產地和外銷紅碎茶問題》、《發展廣西茶葉生產的初步意見》、《關於加快雲南茶葉生產的建議》等文章。這些文章中的某些戰略性建議多被採納。我國南方已建立了一批優質紅碎茶基地，質量和數量都有很大提高。

1982年，他在研究茶葉税利時指出，茶葉税一直沿用50年代初期的高税政策，實行按毛茶山價40%的統一貨物税，他認為當時為積累建設資金是必要的。而經營部門虧損，他認為茶葉收購價應逐步提高，税收如果不減免，經營部門將虧損更大，勢必影響出口的積極性。他主張採取國外產茶國低税、免税甚至補貼的鼓勵辦法。借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開展經濟諮詢服務的機會，提出減免茶税的建議，引起有關部門重視，已部分採納實施。

《茶經》為唐代陸羽所作，成書已12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部茶書，為中外學者所重視，書中對茶葉歷史、茶樹種植、茶葉製造以及煎、煮、飲用、茶效等都有詳細論述，仍有參考價值。但原文比較古澀，不易看懂，有的內容值得商榷，吳覺農花了多年時間鑽研《茶經》，於1987年寫成《茶經述評》。

《茶經述評》有譯註，有評論。譯註通俗易懂，評論富有新意，肯定優點，指出不足，同時在理論上以科學説明，又以發展的眼光對茶葉研究提出新課題，為進一步研究茶葉提出了方向。

《茶經述評》比《茶經》增加了不少新內容，如茶樹原產地、茶葉的傳播，以及種茶、製茶、飲用等，自唐迄今的演變與發展，從經驗到理論均作了全面的系統總結。

《茶經》中雖列舉了不少唐以前的茶葉史料，但也有遺漏，《茶經述評》對遺漏的重要資料作了補充，並將唐以後歷代茶葉專著作了扼要介紹，集茶葉專著之大成。此外，《茶經述評》還補充了“歷代茶政沿革”，指出茶政對人民的危害，為研究茶史提供了方便。

《茶經述評》最後提出，當前茶葉研究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茶葉生產現代化。這本專著有科技知識，有歷史資料，既評述了陸羽的《茶經》，又兼及其他古農（茶）書，是一部研究中國古代茶文化的鉅作。陸定一特地為之作序，他説：“吳覺農先生的《茶經述評》就是‘20世紀的新《茶經》’，吳覺農先生畢生從事茶業，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態度嚴謹，目光遠大，剛直不阿。如果説陸羽是‘茶神’，那末説吳覺農先生是當代中國的‘茶聖’，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

1.吳覺農．中國農民問題．東方雜誌，1922，19（16）．

2.吳覺農．茶樹原產地考．中華農學會報，1923（37）．

3.吳覺農．中國茶葉改革方準．中華農學會報，1923（37）．

4.吳覺農．茶樹栽培法．上海：泰東書局，1923．

5.吳覺農譯．五十年來世界茶葉貿易概況．中華農學會報，1923（37）．

6.吳覺農．現代文明與農業政策、中華農學會報，1925（48）．

7.吳覺農．浙江農業的特性與合作運動、中華農學會報，1929（71）．

8.吳覺農．華茶貿易的現狀與其將來．工商部國貨展覽會紀念特刊，1930．

9.吳覺農．改善華茶之新氣運．國際貿易導報，1931，2（3）．

10.吳覺農．改良中國茶葉芻議．國際貿易導報，1931，2（5）．

11.吳覺農．華茶俄銷問題．國際貿易導報，1931，2（10）．

12.吳覺農，侯厚培．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上海：黎明書局，1931．

13.吳覺農．華茶銷美新展望．國際貿易導報，1932，4（3）．

14.吳覺農，沈叔之譯．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的公論，上海：黎明書局，1932．

15.吳覺農．中俄復交後茶葉貿易之展望．國際貿易導報，1933，5（1）．

16.吳覺農．華茶在國際商戰中的出路．國際貿易導報，1933，5（5）．

17.吳覺農．祁紅茶復興計劃．上海商品檢驗局農作物檢驗組，1933．

18.吳覺農．華茶對外貿易之展望．上海商品檢驗局出版（單行本），1934．

19.吳覺農．趙南柔等譯．農業經濟學（上）．上海：黎明書局，1934．

20.吳覺農．胡浩川．中國茶業復興計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21.吳覺農．薛暮橋譯．農業經濟學（下）．上海：黎明書局，1936．

22.吳覺農．範和鈞．中國茶業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23.吳覺農．為什麼要統購茶葉．茶聲半月刊，創刊號，1939．

24.吳覺農．中國茶葉貿易與茶業金融．浙茶通訊，1940（8）．

25.吳覺農．中國茶業的發展與合作運動．合作經濟，1944（5）．

26.吳覺農等譯．茶葉全書．上海：中國茶葉研究社出版，1949．

27.吳覺農．湖南茶葉史話．茶葉通訊，1964（1—2）．

28.吳覺農．四川茶葉史話．西南科技，西南農學院編，1978．

29.吳覺農．我國西南地區是茶樹的原產地．茶葉，1979（1）．

30.吳覺農．跟上農業現代化大力發展紅碎茶．科學工作者建議（中國科協研究室），1978（2）．

31.吳覺農．茶樹在我國西南地區的自然分佈．西南農學院茶葉教研組，1979．

32.吳覺農．略談茶樹原產地和外銷紅細茶問題．中國茶葉學會論文資料選編，1980．

33.吳覺農主編．茶經述評．北京：農業出版社，1987．

吳覺農是一位知名的愛國民主人士和社會活動家，他振興中國茶葉的理想同他愛國主義的思想密切相關。從青少年時代起，他就追求真理，傾向進步。他同胡愈之、沈端先（夏衍）等情同手足。在杭州求學時代，即同共產黨的早期先驅人物宣中華、楊賢江等交往密切。1927年“四一二”事件時，他同胡愈之、鄭振鐸等七人在報上發表了抗議國民黨反動派血腥屠殺革命羣眾的公開信，被周恩來稱之為“中國正直知識分子大無畏的壯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和周建人、葉聖陶、章錫琛等進步文化人，共同創辦了在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中有很大影響的“開明書店”。三十年代，他又與陳翰笙、薛暮橋、孫冶方、錢俊瑞等組成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進步團體“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宣傳共產黨的主張，他擔任該會代理事長。同時，他還擔任中國農學界的學術組織“中華農學會”的總幹事，在農學界前輩梁希、鄒秉文的支持下，廣泛聯繫農學界人士，負責組織和出版會刊等工作。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他加入了“中國人民救國會”，積極參加營救“七君子”及其他被捕同志的工作。四十年代初，他加入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秘密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並在上海擔任負責工作。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不顧個人安危，受黨的委託做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貢獻。（如在上海解放前夕，營救被捕同志；聯絡馬寅初、吳有訓、竺可楨、茅以升等知名人士，以防被國民黨劫持；動員他留日時的老同學湯恩伯起義等）。

解放前，他同中國共產黨人風雨同舟、肝膽相照。解放後，他剛正不阿、是非分明的性格始終不變，他對黨很有感情，但他以自己理性的眼光審視問題，他反對“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反對盲目制訂生產高指標；他對“四人幫”的專制暴戾，深惡痛絕；對鄧小平同志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的政策竭誠擁護。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鬍繩同志就曾這樣評價他：“吳覺農先生出生於苦難的舊中國，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不斷求進步的革命知識分子，他的身上表現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高貴品質。”

“覺農先生畢生從事茶事，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態度嚴謹，目光遠大，剛直不阿。如果陸羽是‘茶神’，那麼説吳覺農先生是當代中國的茶聖，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陸定一在《茶經述評》序言中對吳覺農所作的評價是中肯得當的。當代茶聖吳覺農，博學多才，不慕官祿，不良強權，艱苦創業，矢志許茶，為我國當代茶學理論、科研育人、產銷貿易等方同作出了劃時代的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是我國當代茶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