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税

我國是茶的故鄉，早在商代就開始栽種茶樹，到漢代，茶葉已發展成為商品。巴蜀是當時全國茶業中心，飲茶之風在四川盛行，魏晉南北朝時發展到長江中下游地區。到了唐朝，南北統一，交流密切，飲茶之風也遍及北方。

據封演（唐德宗時人）《封氏聞見記》卷六《飲茶篇》記載：唐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年—741年）飲茶漸成北方風俗，“自鄒、齊、滄、棣、漸到京邑，城市多開店鋪煎茶賣之，不問道俗，投錢取飲。”中唐時期，飲茶之風更普遍，“上自宮省，下至邑里，茶為食物，無異米鹽。”周邊少數民族也同飲茶結下了不解之緣，回紇族商人經常“大驅名馬，市茶而歸”，吐蕃地區也運入中原的名茶。茶已成為當時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成為國內外市場上的重要商品。因此，種茶、 販茶也就成為十分有利可圖的行當。

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鹽鐵使張滂建議，徵收茶税，以增加財政收入。於是，在產茶州縣的商運要道設官抽税，税率為1/10，我國曆史上最早的茶税從此開徵，當年始收入40萬貫。此後，茶税漸增。唐文宗大和年間（公元827年—835年），江西饒州浮樑是全國最大的茶葉市場，“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税十五餘萬貫”（《元和郡縣誌》卷二八《饒州浮樑縣》）。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還寫下了“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樑買茶去”的著名詩句，反映了當時販茶是十分有利可圖的買賣。據《新唐書·食貨志》記載：唐文宗開成年間（公元836年—840年），朝廷每年收入礦冶税不過7萬貫，抵不上一個縣的茶税。到唐宣宗時（公元846年—859年）“天下税茶，增倍貞元”，年茶税收入達80萬貫。這一時期最大的商税收入是鹽税，每年都是600萬貫，茶税已發展成為唐朝後期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

茶税為歷代官府搜刮民財、壓榨茶農的一大手段。自唐德宗建中元年始，一直是重徵茶税，且歷代有增無減。

《唐·食貨志》載：唐德宗建中元年，即783年，唐德採納户部侍郎趙贊的建議開始徵收茶税，以做朝廷常年之用。

唐德宗興元元年，即784年，時任皇帝李適曾一度廢除茶税，但不久到貞元九年，也就是793年，李適又下令恢復茶税，以茶税代水旱田租常年徵收。諸道鹽鐵使張謗也向李適奏明，凡出茶州縣和茶山，就地徵税。茶商往來要道，收運銷税，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對產自江淮地區的大模茶，規定每斤增税錢5。收税的將這稱為“剩茶錢”。到唐穆宗時，茶税率每百錢增加50，天下茶加斤至20兩(舊制)。到唐文宗開成5年，即840年，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加江淮茶税。茶商所過州縣均徵重税，或將茶商運茶的車舟就地扣下，以抵茶税。收税的將這種方法稱做“榻地錢”。到了唐宣宗大中二年，即848年，朝廷下令廬、壽、淮南增加半成税，導致全國茶税倍增。《新唐書·食貨志》載：“開成年間，朝廷收入礦冶税，每年不過七萬餘緡(每緡千文)，抵不上一縣之茶税。”可見茶税之重。 ^[1] 

比唐代茶税的剝削更為殘酷。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即977年設榷茶場，規定歲課作税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稱之為“本錢”。輸税願折茶者，稱“折税茶”。茶農生產茶葉，一部分作茶園租税繳納官府，剩下的全部經系商實給官辦山場，不能自由銷售。至宋真宗景德三年，即1006年，宋朝實行“三税法“。所謂“三税法”就是官府對商人虛估給卷，以茶作税。這樣做，商人得利大，不利官府。到宋仁宗天聖元年，即 1023年，宋仁宗廢除“三税法”，改行“貼射法’。“貼射法”就是茶商與茶農交易，官府以實物向園產徵收茶葉，向茶商收息錢。到宋仁宗嘉祐四年，即 1059年，榷茶法被取消，改行“通商法”。“通商法”就是官府直接向園產收租錢，以3倍舊税為率。至宋徽宗崇寧元年，即1102年，宋朝又恢復“貼射法”，以茶園產茶量多少而定税。至宋高宗建炎一年，即1128年時，又變更茶税法，不再實行由官府直接買茶，而是向茶商出售稱為“引票”的特許證，規定茶商每斤茶定額“引票”，春茶收引錢70錢，夏茶收引錢50錢，另加販運錢1～1．5錢。宋高宗紹興年後，茶司馬又增加引錢，致使民眾悲絕。 ^[1] 

元代廢除了榷茶制，改為“引票”制。“引票”制最早實行於元世祖中統二年，即1262年。當時，潭州路總管張庭瑞變更引法，每引納2緡，茶葉自由買賣。 於是茶税也年年增加。元世祖至元十三年以三分取一，第二年增到三分之半，此後仍不斷增加。至元二十一年，也就是1284年，正税每引增1兩5分，合舊制3 兩5錢。至元二十三年，每引價由3貫600文增到5貫。至元二十六年增到10貫。在1276年至1314年的38年時間，茶税增加360倍。茶税苛重，商販售茶價就高，造成百姓無力購買，銷路受阻，茶葉生產慘遭破壞，茶農忍無可忍，起而反之。元末，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5月，穎州劉福通等率紅巾軍起義，其根據地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的桐柏山脈均為著名茶區。製茶工人和茶山僱工紛紛響應，加入起義軍，成為紅巾軍的主力。 ^[1] 

明代實行的是“榷茶引税”兩制並行制。以榷茶易馬為主，收税為輔。明初招商中茶，上引2．5噸，中引2噸，下引1．5噸。每3．5公斤蒸灑1箱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中茶有引由，產茶地皆有税。明洪武初時，即1370年前後，税率為“茶引”，一道納銅錢千文，熙茶30公斤。 ^[1] 

清初仍實行榷茶引税並行。康熙二十二年，即1684年，茶税範圍廣，税率高，正税之外，還有厘金。每引茶税，低者1錢2分9釐3毫，商者3兩9錢至10 兩5錢。到清未，戰亂不息，茶葉貿易以税收為主，增加庫入，補助地方行政費用。十六世紀，外國資本入侵中國，鴉片戰爭爆發後，外國資本家與內地官僚地主買辦相勾結，對茶行、茶棧、茶客、茶販大肆盤剝，茶農受盡其害，茶葉生產衰落。 ^[1] 

茶税的徵收，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在一定時期內，對促進和規範茶葉經濟發展，完善法律條文有積極的作用。但是，茶税的重徵收也極大地打擊了茶農的生產積極性，是剝削茶農的一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