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十八日，丁汝昌出生在安徽廬江縣石頭鎮。丁汝昌原籍安徽鳳陽縣。明朝初年，祖先從鳳陽遷居廬江，投軍入了衞所，後人成了衞籍，落户在廬江縣北鄉石嘴頭地方，子孫繁衍，人口增多。後來，該地改名為丁家坎村。

咸豐年間，丁汝昌家遷巢縣高林鄉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鎮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親丁燦勳，以務農為生，生活貧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讀了三年書，因家境貧窮，自十歲起失學，出外幫人放牛、放鴨、擺渡船等，以補貼家用。在丁汝昌十四五歲時，被父親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學徒。

咸豐元年（1851年），廬江一帶發生嚴重災荒，丁汝昌父母先後病故。咸豐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軍佔領廬江，丁汝昌徵入太平軍。後隨太平軍駐紮安慶，成為程學啓部下。

咸豐十一年（1861年），安慶被湘軍圍困危急，身為太平軍陳玉成部下的程學啓，深夜率丁汝昌等300餘人翻越城牆，向集賢關湘軍訓導曾貞幹投降。湘軍將領曾國荃對這批降軍存有疑慮，每逢戰鬥，必令他們居於前列。

七月十三日，程學啓、丁汝昌作為前導，攻破安慶北大門外的太平軍營壘3座，斷絕了安慶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軍處境更加艱難。八月一日，曾國荃指揮程學啓、丁汝昌等攻佔安慶，太平軍守將葉芸萊以下1.6萬人全部戰死。

戰後，程學啓升任遊擊，賞戴花翎，充當開字營營官，丁汝昌升任千總，充當開字營哨官。當時因上海士紳請求，曾國藩命令李鴻章組建淮軍，支援上海，並將大都由安徽人組成的，程學啓的開字營撥歸李鴻章指揮。

同治元年（1862年），程學啓、丁汝昌等隨李鴻章乘輪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劉銘傳銘字營與太平軍戰於四江口，劉銘傳見丁汝昌作戰英勇，請李鴻章把丁汝昌調入銘字營，仍充哨官，統領親兵100人。旋改統領馬隊，升任營官，授參將。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敗亡。曾國藩北上督師剿捻，由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辦理後勤。丁汝昌升為副將，統先鋒馬隊3營，隨劉銘傳北上，與捻軍作戰。同治七年（1868年），東捻軍被清廷剿滅，丁汝昌因功被授為總兵，加提督銜，賜協勇巴圖魯勇號。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決定裁軍節餉，劉銘傳擬裁去丁汝昌部馬隊3營，丁汝昌致書抗議，劉銘傳怒其不執行命令，欲殺之。丁汝昌聞訊，馳歸故鄉巢縣，得免殺身之禍。

同年，發生日本侵略台灣事件。清政府展開海防大籌議，李鴻章力主購買鐵甲艦，辦理海軍。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奉命督辦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罷職歸田，悶悶不樂，其妻魏氏，是湖北鍾祥人，出身書香門第，是一位有見識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我們家有數畝薄田，足夠吃飽肚子，大丈夫建功立業，自然會有機會是，暫且等待。”

家居數年，丁汝昌時常想到李鴻章身居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鴻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對他説：“劉銘傳與你有過節，如果我用你，就會與劉銘傳發生不愉快。你應該和他分道揚鑣！如今我打算創建海軍，缺乏人才統率，你如果能赴英國學習海軍，畢業歸來，將把此任交付給你。”

當時，陝甘總督左宗棠正在指揮清軍收復新疆之戰，因素知丁汝昌作戰英勇，奏請發往甘肅差遣。李鴻章不願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傷病復發”為由，把他留在天津。

光緒五年（1879年），清政府從英國訂購的“鎮東”、“鎮西”、“鎮南”、“鎮北”四艘軍艦來華，北洋軍艦日漸增多，李鴻章奏准將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

光緒六年（1880年），李鴻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鄧世昌等赴英接收訂購的“超勇”、“揚威”號巡洋艦。在英期間，丁汝昌覲見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拜訪了英國海軍司令和高級軍官，並與當時一些著名的軍艦設計師會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機會，丁汝昌特意繞道德國，參觀了建造中的“定遠”艦。

光緒八年（1882年）六月，朝鮮王朝京城爆發壬午兵變，國內局勢大亂，日本政府決定藉機出兵朝鮮。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遠”、“超勇”、“揚威”等艦開赴朝鮮，用以觀察局勢和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

丁汝昌與候選道馬建忠離開煙台，率艦隊抵達朝鮮仁川，日本海軍艦隊已先期到達。丁汝昌決定“以軟禁禍首興宣大院君李昰應為先着”，遂乘“威遠”迴天津請兵。

七月七日，丁汝昌率“威遠”、“日新”、“泰安”、“拱北”等船艦，載運淮軍吳長慶部2000餘人往朝鮮登陸。七月十三日，丁汝昌與吳長慶、馬建忠等設計擒獲朝鮮大院君李昰應，押往天津軟禁，使日本干涉朝鮮的計劃落空。

八月二十九日，李鴻章上奏，稱記名提督新授天津鎮總兵西林巴圖魯丁汝昌，久歷戎行，才明識定，前往英國督帶快船回華，創練水師，講求西法，能耐勞苦，此次揚威域外，足張國體。清政府賞丁汝昌穿黃馬褂。

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國在德國訂造的定遠號戰列艦、鎮遠號戰列艦、濟遠號戰列艦回國，丁汝昌與津海關道周馥前往驗收，舉行升旗儀式。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鴻章命丁汝昌與總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師主力赴朝鮮釜山、元山、永興灣等處操練，並巡查洋麪。不久，李鴻章又派吳大澄等勘定吉林東部中朝國界，命丁汝昌率艦隊至海參崴接應，然後折赴長崎進船塢保養。

七月初十日，定遠等軍艦到達日本長崎，引起日本民間的豔羨、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國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眾發生爭鬥，北洋水師總查琅威理一度準備下令向日本開戰，被丁汝昌制止。最終中日通過外交、法律途徑平息了這場爭端，日本向中國賠償5萬餘元。

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撫物色將才，分別保奏，以備任用。七月二十日，李鴻章遞交《保舉將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緒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規定北洋海軍官制，在威海擇地建造水師公所。九月九日，總理海軍事務大臣醇親王奕譞奏準頒佈《北洋海軍章程》，北洋海軍正式建軍。

九月十三日，海軍衙門根據李鴻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師記名提督直隸天津鎮總兵丁汝昌為海軍提督，不久賞加尚書銜。根據丁汝昌的建議，清廷在威海劉公島設立水師學堂，培養駕駛、指揮軍官；在大沽、旅順設立水雷學堂，培育魚雷軍官；在山海關設立武備學堂，在威海設立槍炮學堂，培育各級專業軍官。

丁汝昌在任職期間對北洋海軍和北洋海防的建設嘔心瀝血，嚴於律己，但整肅軍紀不夠嚴厲，並且對李鴻章言聽計隨，北洋海軍在其領導下，儼然為李家軍。

光緒十七年（1891年），丁汝昌率艦隊訪問日本。鑑於日本海軍的發展，回國後曾陳請清政府再購新艦，增強北洋海軍實力，以防外患，未被採納。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丁汝昌獲尚書銜。 ^[1]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清政府應朝鮮高宗請求，派兵幫助鎮壓。李鴻章以中國軍力不充，準備不足，不建議過早開戰，儘量拖延時間。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條約》，也派兵赴朝鮮，蓄意要挑起戰爭。

六月二十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朝鮮豐島海域偷襲中國運兵船隊；七月一日，中日兩國政府同時向對方宣戰，甲午戰爭正式開始。

戰爭爆發後，光緒帝在清流黨人的慫恿下，情緒激動。數日間，連發電報指責丁汝昌，質問為何沒有戰果，提出要將丁汝昌革職，送交刑部治罪。七月二十九日，李鴻章遞交《復奏海軍統將折》，為丁汝昌辯護。因為對丁汝昌的指責大都屬於捕風捉影，根本沒有任何證據，光緒帝降旨：“丁汝昌暫免處分”。

由於入朝日軍不斷增多，清政府決定再度增調兵力赴朝作戰。八月十八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艦隊護送援軍由大連灣駛往鴨綠江口登陸；並於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時30分，北洋艦隊發現日本聯合艦隊自西南方向駛來，一場海上惡戰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艦隊由返航時的犄角魚貫小隊陣（或稱夾縫魚貫小隊陣）改為犄角雁行小隊陣”（或稱夾縫雁行小隊陣）。

這個陣型也就是丁汝昌在報告中所説的“夾縫魚貫陣”迎敵，同時他還向全艦隊發出三條作戰訓令：（一） 艦型同一諸艦，須協同動作，互相援助。（二） 始終以艦艏向敵，即保持位置，而為基本戰術。（三） 諸艦務於可能範圍之內，隨同旗艦運動。

由於時間緊迫，北洋艦隊迎戰時的隊形未能形成犄角雁行小隊陣，實際接戰時的隊形類似於“燕翦陣”，至於後人所説的人字陣、後翼梯陣、突梯陣、楔形陣、V形陣都不過是一種近似的形象説法。

而日本聯合艦隊的12艘軍艦則分列為兩個戰術分隊：以航速較高的吉野號等四艦作為第一遊擊隊，以單縱隊在本隊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餘八艦作為本隊，以但縱隊在第一遊擊隊後方魚貫跟進。

此時，兩支艦隊所處的黃海大東溝海面風平浪靜，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軍艦煙囱裏冒出的濃煙在向上升騰。在雙方艦隊相距12公里時，日本聯合艦隊向左稍稍變換航向，向北洋艦隊的右翼撲去。12時50分，雙方相距5330米，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號上305毫米口徑的前主炮一聲怒吼，其餘各艦也相繼開炮射擊。

黃海海戰開始，北洋艦隊右翼總兵兼定遠號管帶（艦長）劉步蟾為總指揮。不久，日艦炮火擊毀了定遠號上的信旗裝置，北洋艦隊失去了統一的戰場指揮。而日軍第一遊擊隊則高速撲向北洋艦隊右翼的弱艦超勇號和揚威號，將該二艦擊沉。

日本聯合艦隊的兩個戰術分隊分別向左後、右後方作轉向，對北洋艦隊實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艦隊開始陷入腹背受敵的不利局勢之中。

17時40分，日本聯合艦隊主動收隊撤離戰場，向東南方向駛去。歷時長達五個小時之久的這場海上殘酷大絞殺宣告結束。

在這場戰役規模的海戰中，中日海軍參戰的軍艦都是12艘，中方軍艦整體老舊，噸位和火炮數量均不如日方，而且缺少速射炮。

作為北洋艦隊的提督和中方戰場指揮官，丁汝昌的戰場指揮有一定失誤。並且在戰前沒有明令確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艦，在交戰過程中沒有或已來不及採取任何補救措施，以致完全喪失了自己的指揮職能，使全艦隊處於羣龍無首而各自應戰的被動局面。

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日本海軍在整場海戰中指揮也同樣是一團糟，此次海戰，日本聯合艦隊雖受一定打擊，但未失一艦；而北洋艦隊卻損失了5艘軍艦。對於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嚴重失利的結局，丁汝昌負有一定的責任。 ^[2] 

光緒二十年（1894年）九月二十日，北洋艦隊在旅順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鎮遠艦入港時觸礁受傷，使得本已元氣大傷的北洋艦隊雪上加霜。日軍進攻旅順時，丁汝昌被革去尚書銜，摘去頂戴。旅順陷落後，丁汝昌又被革職，暫留本任。

在威海佈防上，丁汝昌對陸軍的戰力表示擔心，建議做好炸燬陸路海岸炮台的準備，不料，被戴宗騫誤會並舉報又成為“通敵誤國”的罪證，清廷下令將其交刑部治罪。

在劉步蟾等將領的通電請願，李鴻章的極力申辯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頭事務結束後，解送刑部。丁汝昌當時所處環境雖十分艱難，仍力圖振作，召集諸將，籌商水陸戰守事宜。

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在山東榮成登陸。三十日，即光緒二十年除夕，日本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佑亨遞送勸降書，丁汝昌不為所動，決心死戰到底，當日，對家人説：“吾身已許國”，並將勸降書上交李鴻章，以明心跡。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三十日，日軍進攻威海南幫炮台的制高點摩天嶺，丁汝昌率艦隊從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軍，發射排炮，擊斃日軍旅團長大寺安純（為甲午戰爭中日軍陣亡的最高將領）。

由於眾寡懸殊，威海陸路南北幫炮台相繼失守，劉公島遭海陸合圍，成為孤島。凌晨，丁汝昌組織的敢死隊分為兩路，較多的一路負責佯攻，另一路則負責將280毫米口徑的克虜伯炮炸燬，完成任務後，敢死隊全部犧牲。

此後，日本海陸兩軍配合，並利用剩下的陸路炮台，連日攻擊北洋艦隊，均被擊退。二月五日，日本魚雷艇夜間偷襲，定遠艦遭重創，丁汝昌移督旗於鎮遠艦。二月七日，日軍艦艇40餘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勢將衝入，日本陸軍也用陸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內猛轟。之後，魚雷艇管帶王平策劃魚雷艇隊集體逃亡，劉公島形勢進一步惡化。

二月九日丁汝昌登靖遠艦迎戰，擊傷兩艘日本軍艦，靖遠中陸路炮台發射的炮彈受傷，丁汝昌欲與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二月十二日，丁汝昌毅然回絕日軍勸降，只想以慷慨一死盡忠。當晚，服鴉片自殺，以謝國人。丁汝昌臨死前，將北洋海軍提督印截角作廢，年僅59歲。

丁汝昌死後，手下軍官牛昶昞盜用他的名義，與日方簽訂了《威海降約》。威海港裏，李鴻章經營多年的北洋海軍，至此全軍覆沒。

此後，清政府內的清流黨、頑固黨人交相攻擊，光緒帝下旨“籍沒家產”，不許下葬。丁汝昌的子孫輩，被迫流落異鄉。直至宣統二年（1910年），經載洵及薩鎮冰等人力爭，清廷為丁汝昌平反昭雪。 ^[3] 

薩鎮冰、譚學衡倡議水師全體將士官佐捐出三日餉銀，作為工程費用，建造丁公祠於劉公島上前海軍練兵營內。由於眾人支持，祠堂很快落成，共三進十餘間房子，巍峨宏麗，雙門扉上畫有門神像，皆披金甲持戰斧。祠堂內供有丁汝昌牌位與畫像。

光緒五年（1879年），被李鴻章調北洋海防差用。光緒七年（1881年）一月，率北洋水師官兵200餘人赴英國，接帶清政府在英訂購的"超勇"和"揚威"巡洋艦回國。

光緒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出任北洋海軍提督。在任職期間對北洋海軍和北洋海防的建設有所建樹。

光緒十七年（1891年），率艦隊訪問日本。鑑於日本海軍的發展，回國後曾陳請清政府再購新艦，增強北洋海軍實力，以防外患，未被採納。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七月的豐島海戰後，命令加強各艦防護，以備再戰。九月中旬，奉命率北洋艦隊主力護送運兵船隊赴大東溝，十七日準備返航時發現日本艦隊，即令艦隊起錨迎敵。由於艦隊所取接敵隊形嚴重失當，加之負傷後中斷指揮，北洋艦隊遭受重創，被革職留任。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十一日，在威海衞之戰中，指揮北洋艦隊抗擊日軍圍攻，但株守港內消極待援，終致北洋海軍陷入絕境。

《清史稿》：甲午之役，海陸軍盡覆，辱莫大焉。汝昌雖有罪，而能以一死報國，尚知畏法。汝貴、志超喪師失地，遺臭鄰邦，靦然求活，終不免於國典，何其不知恥哉？ ^[4] 

《紐約時報》：三名中國海軍將領，北洋艦隊司令丁汝昌將軍、右翼總兵兼“定遠”艦艦長劉步蟾將軍和張將軍，在目前的戰爭中表現出了比他們的同胞更加堅貞的愛國精神和更高尚的民族氣節，他們值得中國的人民引為驕傲。他們是通過一種令人哀傷的、悲劇性的方式一自殺，來表現出這種可貴品質的。

但是，看來他們也不能找到比這更好的方式來表達情操了。的確，他們被日本人打敗了，但他們在戰敗時不苟且偷生，而是在給上司留下信件後自殺殉國。那些信件無疑非常引人注目，但我們很難指望它們能公之於眾。

不管這些軍官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中是否像他們離開時表現的那樣，但至少他們在展現一箇中國人的愛國精神方面做出了貢獻，他們向世人展示：在四萬萬中國人中，至少有三個人認為世界上還有一些別的什麼東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寶貴。

勝海舟：憶昨訪我屋，一劍表心裏，委命甚義烈，懦者為君起，我將識量大，萬卒皆遁死，心血濺渤海，雙美（武士道對武人的最高嘉許）照青史。 ^[5] 

劉體仁：丁汝昌夙將騎兵，以統海師，朝廷用人，自為失當。汝昌屢受督責，欲戰，自知不敵，惟求一死塞責。大東溝之役，倉卒應敵，不知學理，立定遠望台之上，致被震僕；反謂日炮擊毀，傾覆受傷。朝臣不知機械之學，無從指駁。外人見之，無不匿笑。然汝昌見危授命，較之臨陣脱逃之方伯謙、服毒呼救之劉步蟾，高之奚止一等，於以知舊道德，猶勝於新知識。

濮蘭德：伊東佑亨十分欣賞這位勇敢者，因此對這位不幸的對手予以高度的讚揚，並且讓其屍體在合適的情況下被運回煙台。 ^[6] 

小笠原長生：人們常提到丁汝昌，據我所知，他和其他中國將帥略有不同，我覺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傑風度的人物。但丁汝昌的事蹟好像不大為人所知，因此，我想摘其大概談一談他的為人。

日清和平破裂之後，在許多戰鬥中沒有像威海衞那樣的義戰。為何稱其為義戰呢？因為敵人極盡忠義。其他無論旅順還是平壤，日軍所到之處立即陷落。

然而據守在威海衞內劉公島的丁汝昌，對日本陸海軍的進攻則進行了英勇的抵抗。竭盡全力之後，最終自殺以救部下，這實在是戰則以義戰，降則以義降。對此，日本則以義而攻之，以義而受其降。這樣，於敵於我皆表現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這是絕無僅有的。 ^[7] 

丁一平：丁汝昌這種以國家、民族大義為重，忍辱負重，最後時刻盡節以終的崇高品格和愛國精神難能可貴。這一切不應否定，也不容否定。歷史應當還丁汝昌這個甲午戰爭最大的悲劇人物以公正。

丁汝昌戰後長期揹負罪責，至今仍爭議不斷，有很多不實之辭應當加以澄清。指責丁汝昌的不實之辭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説丁汝昌能力不強、指揮無方。這主要是指他不懂海軍專業，領導管理能力不強，造成艦隊管理不善。另外，有人認為丁汝昌擔任北洋艦隊提督，完全是李鴻章“任人唯親”的結果。

誠然，丁汝昌出身淮軍，並非海軍，專業知識不及留洋培訓將領。但北洋艦隊的重要性決定了提督一職在李鴻章心中的分量，他不可能不用自己人，也不可能不用“能人”，不用自己人不足以控制這支艦隊，不用能人不足以駕馭這支艦隊。

與北洋艦隊科班出身將領相比，丁汝昌是資歷最深、作戰經驗最豐富、戰功最多的將領。行內人都知道，創建一支新軍與接手一支老部隊完全不是一回事，作為統領艦隊的提督，能夠在較短的時間裏使艦隊成軍，並投入作戰，其責任、壓力和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實際上，丁汝昌很早就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並一直在努力學習近代海軍知識。從他留下的大量親筆文件可以看出，他海軍專業術語熟練，表達準確，相當熟悉艦隊業務，具體到上午操炮、下午操槍、逐日輪流打靶的訓練安排，甚至艦船修理舊洞的數量他都親自抓落實。

某次，運抵軍中的煤炭短少10噸，丁汝昌硬是5次追討，直至補齊，從中可以看出丁汝昌對艦隊建設付出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努力。

二説丁汝昌“怯戰”，消極保船，貽誤戰機。這一指責實際上是朝廷大員推卸責任、尋找戰敗替罪羊之舉。

甲午戰爭中，丁汝昌幾乎參加了北洋艦隊除豐島海戰外所有的戰鬥和重大行動，黃海海戰中，他負傷後還不肯進艙，仍坐在甲板上激勵將士。而在抗敵過程中，丁汝昌時常遭受無端指責及處分。

他有許多機會推諉卸責脱離戰場，但他從未這樣做，有些甚至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頂着來自朝廷的問罪、處分和言官們如潮的聲討、謾罵，抱定必死決心，忍辱負重堅守指揮崗位，直至自殺殉國。

丁汝昌在指揮上深受李鴻章“保船制敵”消極防禦方針的束縛，但他僅是這一方針的執行者。將“怯戰”、消極保船和貽誤戰機的帽子扣在他頭上，顯然有失公正。

三説丁汝昌是主要的投降派，是失敗的禍首。這是當時光緒帝和一些朝臣為推卸戰敗責任對丁汝昌的指責，什麼丁汝昌“一貫畏怯避戰”，“旅順危急，率兵艦望風先逃”等，

現代還有人提出他是“先降後死”，稱他自殺不是“以死報國”，而是自知罪責重大，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

在艦隊陷入絕境之際，日軍將勸降書送至丁汝昌手中，威逼利誘他投降，丁汝昌斬釘截鐵表示“予決不棄報國大義，今惟一死以盡臣職！”在威海保衞戰中，丁汝昌以北洋艦隊殘餘兵力多次擊退優勢日軍的猛烈進攻。“定遠”遭襲時，他正在艦上與諸將議事；“靖遠”中彈時，丁汝昌正在艦上督戰，並意欲隨艦俱沉。僅用“以死卸責，以免家族遭到誅罰”來解釋原因，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民國元年（1912年），靈柩始歸葬於安徽無為縣西鄉小雞山梅花地，1959年被毀。丁汝昌的五世孫丁昌明從1980年代初起為被掘墓焚屍的祖先奔走，沒有結果。

2001年，當地出資十幾萬元重修丁汝昌墓。第二年，李鴻章墓也由合肥市政府投資重修，迅速成為旅遊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