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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
鎖定
日本海軍是日本的國家海上武裝力量。自古代起，日本就有海盜、地方軍事集團等海上武裝力量，但直至15-16世紀的戰國時代都未能出現統一的國家海軍。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兩度率陸海軍侵略朝鮮，以失敗告終。江户時期，伴隨着海防思想的萌生與發展， 各藩和幕府所從事的海防事業，為日本建立近代海軍創造了一些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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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維新後，日本近代海軍開始創建和發展，1872年2月海軍省的設立，意味着海軍與陸軍各自並立，日本大規模建設近代海軍的活動逐漸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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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海軍與陸軍一起頻繁發動侵略戰爭，成為日本侵略擴張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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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舊日本海軍的骨幹力量得以保留，日本海上自衞隊基礎力量逐漸形成，並不斷髮展，如今呈現出多樣化的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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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
- 日本海軍
- 外文名
- Japanese Navy
- 所屬國家
- 日本
日本海軍發展歷程
日本海軍古代海上力量
日本列島資源匱乏，地質災害頻繁，需要海洋中的魚蝦資源來維繫和繁衍生命，需要與周邊國家互通有無，促進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故從很早的時候日本就開始了海洋活動和海上力量建設。至少從古墳時代日本就已經與亞洲大陸有交往了，使用船隻在日本與朝鮮半島之間運輸士兵和人員往來，日本與中國古代的漢唐帝國有密切的經濟來往和文化交流。
1274年、1281年元世祖兩度派遣水師遠征日本，大多數戰役是在陸上發生的，日本當時還沒有可以與元軍相抗衡的海軍。
13—16世紀，中國沿海受到倭寇的騷擾，前期主要為日本藩閥勢力和武士浪人對中國沿海地區的劫掠，後期主要為中國和朝鮮人假借倭人之名進行的搶掠活動。15至16世紀是日本的戰國時期，各藩和領主忙於戰事，無暇出海活動，此時尚未出現統一的國家海軍。1592年，大名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兩度率陸海軍侵略朝鮮，雖然在陸上取得一些勝利，但海軍受到李舜臣率領的朝鮮海軍龜船的重創，無法保證其陸上軍隊的供給，入侵失敗。
豐臣秀吉死後，德川家康奪取政權，建立德川幕府。為了維護和鞏固統治，防止西方勢力干涉和入侵，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禁止日本人與西方往來以杜絕基督教，規定造可以遠航的船要被處死。幕府堅持鎖國的海防政策，加緊建設海岸要塞和修築炮台，直至1853年被迫開關。閉關期間，日本僅與中國和荷蘭有少量的貿易和人員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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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海防思想的萌生
18世紀以來，日本自不斷遭受俄國騷擾始，在殖民主義勢力的進逼下，少數有識之士產生了民族危機意識，萌發了海防思想，仙台藩士林子平是這一思想的先驅者。1791年林子平出版了17卷本的《海國兵談》就探討了海防問題。
繼林子平之後，又有1809年儒士古賀精裏建議幕府撤銷禁造大船令和興建海軍。
水户藩會澤正志齋更於1825年撰《新論》一書，認為西歐衝擊所致之危機，關係到國體之存亡，日本面臨的國際形勢要求其必須興造鉅艦。
雖然林子平、會澤正志齋等人的進步主張在當時未被幕府接受，但其思想在日本社會，尤其在武士階層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民間的許多愛國志士已致力於對西洋軍事、炮術的研究，這對幕末發展海防事業和海軍誕生，不無推動作用。
黑船事件後，面對嚴酷的現實，幕府不得不認真地設法加緊軍備，因為他們痛切地感到，再延續由幕府直轄沿海防衞的政策，已難應付局面，遂於10月17日撤銷了禁造大船令，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向外國購買軍艦（1853年始），設立制鐵所、造船廠（1853年始）；開辦海軍教練所（1855年始），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等，邁出發展近代海上武裝的第一步。同時，各藩也組織農兵等武裝，加強沿海防禦。幕府在其統治末期，已着手致力於擴充海防，短短15年間，即擁有西式艦船45艘。各藩和幕府所從事的海防事業，為日本建立近代海軍創造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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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近代海軍的創建
真正意義上的日本海軍——中央海軍，即明治政府海軍的創建則始於1868年1月，當時明治政府沒有一艘艦船，當然也沒有部隊。為徵發江户幕府，從薩摩、佐賀、久留米三藩抽調“豐瑞丸”、“孟春丸”、“雄飛丸”3艘船隻，這就是明治海軍組建海軍部隊之開始。
由於政府軍參謀西鄉隆盛和幕府大臣勝海舟會談成功，實現了和平進入江户。4月21日，東征大總督進入江户城，幕府軍8艘軍艦保留4艘；“富士山”號、“朝陽”號、“翔鶴”號和“觀光”號4艘軍艦留給明治政府，以這四艘軍艦為核心，官軍組建了自己的艦隊，這就是明治政府直轄的最早的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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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近代海軍軍事機構的建設，是伴隨國家官制改革開始的。明治新政府的一切規章制度尚在草創時期，所以官制改革頻仍。新政府的軍務機關以1868年初設立的海陸軍務課為開端， 16天后改為軍防事務局，三個月後又改成了軍務官。這是海陸軍分職的開端。1869年7月，第四次官制改革，實行“二官六省制”，軍務官改為兵部省。1872年1月兵部省向太政官申報如下： “海軍和陸軍的情況迥然不同，其官員不可兼任，須將兩種軍職分開。故奏請批准廢除兵部省，分別設置海軍省和陸軍省”。23日奏摺被批准。1872年2月廢除兵部省，設置陸軍省和海軍省，從此，陸、海軍各自並立，大規模建設近代海軍的活動逐漸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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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對外侵略
明治時期的日本近代海軍建立以來，無論明治天皇宣佈“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海外雄飛論”，還是日本海軍的武士道精神、天皇主義等軍國主義教育和各類海軍技能訓練，均具強烈的對外擴張傾向。日本海軍省、海軍教育本部及社會各界，創作大量所謂“旋律動聽”的海軍軍歌，作為“軍需品”和精神鴉片，為日本侵略戰爭歌功頌德、炫耀日本海軍的“威武”和鼓舞對外侵略的“士氣”。這是近代日本海軍頻繁對外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日本海軍於1874年發動侵台戰爭、1875年挑起“江華島事件”、1879年參與吞併琉球、1880年代干涉朝鮮事務，並從1882年朝鮮壬午兵變後以清朝海軍為主要作戰目標，實施兩期海軍擴軍計劃，為獲勝甲午海戰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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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近代海軍的覆亡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戰爭，並在短短半年內奪取菲律賓、香港、馬來亞、緬甸等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但兵力不足、補給困難、消耗巨大的問題如影隨形，日益吞噬日本海軍的作戰能力。1942年6月，日本海軍遭遇“滑鐵盧之役”中途島海戰，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的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後，美軍開始反攻，先是逐島爭奪，後是跳島作戰，經過萊特灣海戰、硫磺島戰役、沖繩戰役等，在1943年4月18日擊斃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而日本海軍陸戰隊亦成“末路之師”。中國戰場也是捷報頻傳。1941年2月5日，日本海軍大將大角岑生在珠海市斗門縣黃楊山墜機身亡。1945年3月17日，日本海軍中將山縣正鄉，因座機誤降浙江省臨海縣海門區而被圍殲。這些都預示着日本海軍的末日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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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日本海軍不得不接受盟國的接收和處置。8月22日，日本海軍各部基本停止戰鬥。9月9日，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上將與日本的中國方面艦隊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參加。翌日，國民政府成立全國統一接收委員會，命令海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曾以鼎中將負責接收日偽海軍。
戰後殘存的日本海軍艦船，除被日本海軍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與抗日力量直接接收外，其餘的在日本本土被盟軍接收和處理。1947年2月，中、蘇、美、英四大盟國代表協商處理原日本海軍艦船的結果，是全部銷燬原日本海軍的大型軍艦，除保留日本維持治安的必需中小艦艇外，其餘的135艘各類艦船，由四國平均分配。中國分得34艘，含7艘驅逐艦、17艘護航驅逐艦、1艘供應艦、2艘運輸艦、2艘佈雷艦、2艘驅潛艦、3艘掃雷艇。這34艘艦船其中有9艘一直停在軍港，未曾真正服役；17艘服役於國民黨海軍部隊；4艘被人民解放軍俘獲，4艘毅然起義，成為人民海軍的早期重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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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二戰後的海軍
二戰後，美國佔領日本，實行非軍事化改革。然而，朝鮮戰爭和舊金山體制使得戰後改革功敗垂成。同時，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前，美軍為了封鎖日本曾在日本沿海敷設了大量的水雷，日本海軍為了1億總特攻和焦土抗戰也在沿海佈設大量水雷，戰爭結束後，水雷成了日本海運及人民生活恢復正常的障礙，因此舊日本海軍的掃雷部隊得以成建制的保留，它的存在為日本海軍的重建保留了力量，舊海軍的骨幹力量也得以保留。
1948年5月，日本政府成立了海上保安廳，設立海上保安隊。隨着1952年主權的完全恢復，日本快速的拓展了其海上義務和責任，將保衞日本本土和海上交通線的安全作為海上自衞隊的主要職責。1952年，日本與美國簽訂的《日美安保條約》規定遠東的安全是聯盟責任的主要區域，當然也暗含日本週圍的海上安全。後來，日本海上自衞隊基礎力量逐漸形成，並不斷髮展。但是，二戰後日本的海軍戰略總是從屬於美國在亞洲的地區態勢，海上自衞隊缺少一個獨立的身份，它只是美國軍事力量的附庸。
日本海軍相關重要事件
日本海軍甲午戰爭
在甲午戰爭爆發前的20年間，擴充海軍成為中日兩國競爭的主要方面，北洋艦隊的存在，給日本的對外擴張造成了巨大障礙，因此，日本一直將北洋艦隊視為“眼中釘”和主要假想敵。在擴張軍備的同時，日本海軍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想方設法蒐集北洋艦隊的情報。經過長久佈局和情報蒐集，日本海軍對北洋艦隊的底細有了較為全面的瞭解。可以説近代以來日本海軍雖然為應對西方列強而建立，但隨着軍力的擴充和海權戰略的確立，日本海軍在發展轉型的過程中逐漸呈現出擴張的特徵，並對中國等周邊國家產生覬覦之心。為此，日本海軍經過長期準備和情報蒐集，最終在甲午海戰中擊敗北洋艦隊，並在此基礎上展開與俄國海軍的競爭，其欲掌控東北亞海上霸權的野心星暴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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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日俄戰爭
1905年，日本海軍在對馬海戰中大敗俄國艦隊，充分展示了日本海軍過去十年轉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當時轉型後的日本海軍之所以將俄國艦隊作為首選打擊對象並予以摧毀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俄軍一直在不斷地對滿洲和朝鮮進行威脅性侵犯，企圖奪取該地區的暖水港控制權。為了徹底粉碎俄海軍的這一企圖，日本海軍利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採用三管齊下的方法，對其海軍艦隊進行了轉型，建造了新型作戰艦隊，對於海軍炮彈和戰術理論進行了大膽的創新和變革。其當時轉型的核心目標是要實現馬漢所倡導的決定性海戰勝利：奪取制海權，摧毀敵艦隊。隨着日本艦隊在對馬海戰中大敗俄國艦隊，日本海軍的轉型及其擴張也達到了頂峯。著名海事戰略家朱利恩·科拜特爵士將對馬海戰稱之為“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海戰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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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九一八事變
1931年，日本陸軍密謀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日本海軍在侵華問題上被陸軍牽着鼻子走，處於被動局面。因為20世紀30年代圍繞侵華問題，日本海軍的初衷是儘量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利益衝突，但海軍內部存在強大的艦隊派，這股強硬推行侵華政策的勢力與陸軍密切配合，促使海軍整體走到了對外侵略擴張的最前線。九一八事變不僅促成日本海軍的強硬登場，更將中國東北問題與日本限制海軍軍備問題緊密地聯繫起來。對日本海軍而言，九一八事變是1935年日本退出倫敦海軍會議的直接原因，而1936年《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到期之後，列強在一次大戰後就遠東問題形成的國際格局被日本破壞殆盡。此後，日本鋌而走險，走上了發動對美戰爭、窮兵黷武的覆亡之路。究其原因，日本海軍的對外策略在九一八事變中出現了重要轉變，已經在戰略層面轉而與日本陸軍形成較為一致的對外侵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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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南京大屠殺
1937年上海淪陷後，溯江而上的日本海軍艦隊，先後突破中國軍隊在長江上設置的江陰、鎮江和江寧三要塞區防線，進至南京下關江面，完成從長江水路對南京的包圍。向南京進軍途中，日本海軍艦隊協助日本陸軍登陸長江北岸，並射擊江面中國船隻，封鎖長江水路。臨近和到達南京後，日本海軍艦隊向江岸及江面試圖逃離南京的中國敗兵、難民肆意射擊，封鎖了中國敗兵、難民從長江逃離的通道。日本海軍艦隊是南京大屠殺的元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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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陸海軍對立
日本陸海軍對立的最直接表現，是海軍統帥權獨立。日本陸軍早在1874年2月便於陸軍省設立直屬機構參謀局，後於1878年將參謀局改為直屬天皇的參謀本部，實現陸軍統帥權獨立。日本海軍最初只是在海軍省軍務局下設軍事科負責軍令事務，後於1884年2月在海軍省設立軍事部，以專掌軍令。1886年3月，海軍省軍事部併入參謀本部，並在參謀本部下設陸軍部、海軍部，陸海軍軍令機關統一。1888年5月，參謀本部部長改稱“參軍”，下設陸軍參謀部、海軍參謀部。翌年3月，陸海軍軍令機關分裂，重回參謀本部和海軍省內海軍參謀部的並列時代。這其中的分分合合都反映了陸海軍的衝突與對立。1892年11月，仁禮景範海相提出建立單獨的“海軍參謀部”，遭到陸軍激烈反對，後經明治天皇干預才於翌年5月制定《海軍軍令部條例》，設立直屬於天皇的海軍軍令部，實現海軍統帥權獨立。
甲午戰前日本陸海軍雖實現各自統帥權獨立，但同時制定的《戰時大本營條例》規定平時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部長並列於天皇之下，戰時參謀總長作為天皇的幕僚長，而參謀次長和軍令部部長分別作為陸軍上席參謀、海軍上席參謀，反映了海軍地位仍不如陸軍。甲午戰後，日本海軍強烈要求改變“陸主海從”現象。1903年12月，為準備對俄開戰，明治天皇決定修改《戰時大本營條例》，使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部長分別為戰時大本營的陸軍部、海軍部的幕僚長，目的是陸海對等，協力作戰，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陸海對立、內耗的問題。
日本陸海對立既有彼此基於不同文化基礎的軍種對立，更是日本藩閥政治鬥爭的歷史延續。裴鑫指出明治政府面臨西方列強紛沓至來的海防壓力，故在維新之初重視海軍建設，且暫時形成“海主陸從”局面。然而，出身薩摩藩的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因“徵韓論”失勢後，長州藩閥及其主導的陸軍興起，逐漸壓倒薩摩藩閥及其控制的海軍，確立了“陸主海從”原則。此後，薩摩藩閥通過其文官集團和明治天皇的支持，不斷髮展海軍勢力，才逐漸實現海軍統帥權獨立和陸海對等。但是，日本海軍內主導軍令系統的“艦隊派”和軍政部門的“條約派”，圍繞華盛頓會議中日本海軍主力艦噸位對美六成還是七成的比例、1930年簽訂倫敦海軍條約是否侵犯統帥權問題等，又展開激烈爭論。
日本海軍內部的對立，以及陸海對立，已從制度上註定了日本侵略戰爭的失敗結局。段佳欣指出日本陸軍在日俄戰後依然主張以俄國為最大假想敵國，堅持“南守北進”戰略，而日本海軍強調以美國為第一假想敵國，提出“北守南進”戰略，互不相讓，以致日本政府不得不確立“南北並進”戰略，以平衡陸海軍關係。戰時日本陸海軍激烈爭奪對青島、連雲港等佔領區城市的管轄權，甚至彼此瞞報信息、各自秘密研製原子彈、飛機等各類武器，以致出現“陸軍造潛艇，海軍造坦克”的荒唐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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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防衞體制汲取陸海對立的教訓，建立陸上、海上、航空自衞隊，實施軍種混合教育，由防衞省長官負責軍政，各軍幕僚長負責軍令，但除各軍幕僚長外，其餘人員必須是文官，建立文官掌軍制度，避免近代陸海軍干預政治的危險“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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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軍學者觀點
近代日本海軍史是戰後日本學界關注的一個焦點，相關論著紛呈，成果豐碩，但總體而言，自20世紀60年代出現“海軍熱”，到70年代形成所謂“陸軍壞” “海軍好”的“海軍史觀”，再到80年代以來的“海軍優秀論”，成為日本保守派和右翼分子否認近代日本海軍戰爭責任的一個重要因素。出身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佐藤晃，認為恰恰是日本海軍的“誤算”和“欺瞞”導致日本發動對美戰爭和最終失敗，從日本陸海軍對立的立場批駁“海軍優秀論”。由近代日本陸海軍作戰參謀級的原幕僚軍官執筆，以陸海軍未公開的重要史料為基礎出版的《大東亞戰爭戰史叢書》，可謂近代日本軍事史的權威著作，但仍存在原陸軍方面的人負責的卷中批判海軍、而原海軍方面的人負責的卷中批判陸軍的偏頗，且均為各自侵略行動辯解，缺乏對侵略戰爭的根本性反省。
中國學界的近代日本海軍史研究，需要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從深度而言，一是既要廣泛蒐集近代日本海軍史的日文資料，也要蒐集日本海軍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檔案資料，還要蒐集日本海軍相關者的口述資料、回憶錄等，畢竟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二是充分關注和利用日本及各國學界關於近代日本海軍史研究的學術成果。三是結合近代日本軍政關係和東亞國際格局的時代背景，深入分析日本海軍興衰史，總結其經驗教訓，探討其中的偶然性與規律性。從廣度而言，一要不斷拓展近代日本海軍史的研究內容，如細化研究日本海軍的侵華活動和戰爭犯罪等。二要轉換研究思路，跳出側重史學研究的窠臼，廣泛運用軍事學的方法、理論和技術，在近代日本海軍的軍事裝備、艦船製造、武器性能、戰略戰術等方面取得進展。三要拓寬研究視野。只有從世界海軍發展史的進程中反觀近代日本海軍的位置和中國海軍的現代化之路，才能為我們建設世界一流海軍和走向海洋強國，提供客觀的歷史座標和正確的前進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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