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

清道光十七年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1837年12月16日）寅時，周馥生於安徽省安慶府建德縣（今屬池州市東至縣）紙坑山。乳名玉成，原名宗培，後改名復，字玉山，號蘭溪。後因李鴻章將“復”誤寫成“馥”，遂延用“馥”之名。 ^[16] 

周馥自幼聰穎，父輩督教甚嚴，四、五歲時，乃通曉《四書》《五經》。六、七歲時，讀遍鄉塾之書。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咸豐二年（1852年）間，入私塾讀書，先後隨倪先生、洪見田、鄭紫若、王介和等人課讀，學業長進甚快。 ^[16] 

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參加縣童子試。同年，洪秀全率領太平軍沿長江東下，攻陷省城安慶，入建德堯渡，周全家四處逃竄，顛沛流離。十二月，娶妻吳氏。 ^[16] 

咸豐四年（1854年）至咸豐九年（1859年），先後在建德和江西彭澤九都教私塾。因躲避戰亂，周馥舉家在建德、東流和彭澤之間奔波。 ^[16] 

咸豐十年（1860年），在東流邂逅湘軍周姓之人，遂將周馥薦舉到湘軍祝姓營官處擔任文案，並教授其子讀書。湘軍克復樅陽後，周馥隨軍移師此地。次年（1861年）曾販茶到蕪湖銷售，年底幾經周折，趕至安慶湘軍大營。因寫一手好字，被招入李鴻章幕府總管文牘。 ^[16]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隨李鴻章入安慶，駐北門外，協助其組建、訓練淮軍。三月，隨李鴻章準軍移師上海。十一月，其父在彭澤九都去世，遂假歸處理喪事。 ^[16] 

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被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保奏為“九品官留江蘇補用”。秋，準軍克蘇州。冬，隨準軍大營至蘇州，“日夜理公牘不懈”。翌年（1864年）三月，往常州協助李鴻章攻打太平軍。九月，隨李鴻章赴金陵“監臨鄉試”，後返回蘇州。 ^[16]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駐金陵，周馥隨往。因協助鎮壓捻軍起義有功，李鴻章奏保周馥以知縣留江蘇候補，並賞戴花翎。八月，祖父去世，周馥不久後回建德“守制安葬”。 ^[16] 

同治五年（1866年） ，返回金陵，協助李鴻章創辦金陵機器製造局。後丁父憂，未能隨李鴻章赴河南、山東對捻軍作戰。又過了二年，經曾國藩、李鴻章薦保，以知府候補江蘇。 ^[16] 

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由湖廣督直，招周馥任事。次年春，周馥抵津，恰遇永定河連年決口，李鴻章命周馥治河有功，乃於同治十一年（1872年）奉旨以道員留直隸補用。

同治十二年（1873年）9月，奉旨加按察使銜。次年，奉旨加二品銜。

光緒元年（1875年）冬，李鴻章委派周馥籌辦海防支應局，負責北洋水師軍餉收放事務。他“苦心經畫”，使軍餉供應得到保障。

光緒三年（1877年），署永定河道，治理永定河。 ^[12] 

光緒四年（1878年）夏，周馥丁母憂回籍，兩江總督沈葆楨以修理金陵城垣大工美差，勸他留在江蘇任職。周馥堅辭説：“李相國待我最厚，我既出山，安可無端棄北而南也。丈夫出處，惟義是視，何計利害！”

光緒八年（1882年）三月，李鴻章丁母憂回籍，遺缺由兩廣總督張樹聲署理。張樹聲因諸務生疏，遇事多同“從淮軍久”又與諸將士融洽的周馥磋商，依為臂助，故保奏他以津海關道會辦天津營務處兼北洋行營翼長，負責襄辦交涉、營務及海防諸事。十二月，隨李鴻章、馬建忠與美國提督薛斐爾商定《朝美通商條約》。在他起草的約稿中，堅持“朝鮮乃中國屬邦”的立場，但由於美國不接受，清廷亦未能堅持，故此把朝鮮推向任列強宰割的半殖民地深淵。周馥每憶及此事，都深感遺憾。翌年兼署天津兵備道。 ^[12] 

光緒十年（1884年）夏，中法戰爭爆發，沿海防務吃緊，清廷命李鴻章派專員負責在渤海灣海口一帶加強防務。 ^[12]  李鴻章即以周馥“隨營多年，熟諳工程，究心韜略”，奏委他督辦此事。周馥從五月至七月，終日奔馳於海口南北各要隘，一面“聯絡營將，會督地方文武，編查民船，嚴禁接濟勾結等弊”；一面督同各處將領，認真勘察各港灣炮台，並繪製北洋地形總圖，又繪製大沽、北塘、營口、旅順、大連、煙台、登州七處要塞分圖，並製成部分模型，以供進呈。

是年，周馥又會辦電報局事務，經手創辦北塘至山海關電報線。翌年夏，奉委籌建天津武備學堂，“開創中國創辦武備學堂之始”。十月，參加中法《越南邊界通商章程》的議定過程。

光緒十二年（1886年）春，周馥稟請李鴻章在天津建集賢書院，以招四方遊士。又建博文書院（今天津市海河中學），以培育精通外語人才。四月，總理海軍事務醇親王，奉旨巡閲北洋海防，扈從文武官員及輿僕人等二百三十餘人。李鴻章對醇親王進行隆重接待，凡閲操一應事宜，悉由周馥籌辦。周馥不僅對各種接待禮儀、膳宿安排、巡察路線、閲操程序作了精心安排，還隨李鴻章陪同醇親王至大沽、旅順、大連、威海、膠州灣等巡視，檢閲海軍實彈演習，並參議防務諸事。同時，他還親自撰寫了數萬言的《醇賢親王巡閲北洋海防日記》，逐日詳細記述醇親王巡閲的全部活動。對於周馥籌辦的這次巡閲安排，醇親王甚為滿意，故保奏他以按察使留直隸補用。

五月，周馥看到“唐山運煤遲滯，不能以時接濟兵船所需”，即稟請修胥各莊至閻莊運煤鐵路，鋪設鋼軌60裏。是為唐胥鐵路，開中國商辦鐵路之始。後又奏請創建天津至山海關鐵路，並督辦完成天津至林西一段工程。

八月，户部以津海關“洋藥税釐箱數不符”，奏參將周馥“嚴議革職”。李鴻章對此非常氣憤，認為是户部有意對他掣肘拆台。即以津海關征收洋藥税釐“箱數並不短少”，“查明並無弊混”等情，奏請撤銷參案。同時李鴻章致信工部、吏部尚書，説明情況，希望主持公道。後在李鴻章的力保下，對周馥的參奏被撤銷。十月，周馥調署長蘆鹽運使。

光緒十三年（1887年），奉命總理北洋沿海前敵水陸營務處並督辦旅順船塢工程。光緒十四年（1888年）三月，周馥升任直隸按察使。 ^[12]  奉委會同海軍統領丁汝昌等議訂《北洋海軍章程》，六月入京陛見時，醇親王愛新覺羅·奕譞也多次接見他，詳細商討海軍章程等事。次年（1889年）四月，“户部以直隸旗地迷失甚多，既不交租，又不完糧，不如清查歸公，以補缺賦”。李鴻章即委周馥會同藩司松椿，籌設直隸清賦局，制訂“清賦章程”，切實調查。

光緒十六年（1890年）九月，周馥赴旅順驗收船塢工程，以督飭洋員船塢按期竣工，奉旨賞頭品頂戴。翌年，周馥隨同李鴻章視察北洋海軍，他深感時事艱難，一旦發生戰事，防務堪憂。有鑑於此，他曾密告李鴻章“北洋用海軍費已千餘萬，只購此數艦，軍實不能再添，照外國海軍例不成一隊也。倘一旦有事，安能與之敵！”他認為朝官皆書生出身，不懂軍事，毫無遠慮，若情擴軍增費，“必謂勞費無功”，若至勢窮力絀，必歸過北洋，彼時有口難訴。“不若乘此閒時，痛陳海軍宜擴充，經費不可省，時事不可料，各國交誼不可恃，請飭部樞通同速辦”。“言之而行，此乃國家大計，幸事也；萬一不行，我亦可站地步。否則，人反謂我誤國事矣”。李鴻章哀嘆：“此大政須朝廷決行，我力止於此，今奏上必交部議，仍不能行，奈何！”周馥的這些顧慮，不幸被三年後的甲午戰爭所驗證。

周馥像(2張)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飭李鴻章“派兵往剿”，周馥曾就戰守之策，向李鴻章“力陳三事”，均被李鴻章採納。平壤、黃海之役後，李鴻章制訂了旨在防禦京畿重地、東省根本，然後厚集兵力，規復朝鮮之地的作戰方陣，被光緒帝批准。李鴻章即委周馥“總理前敵營務處”，周馥於八月初二日離津，經山海關，於二十三日抵瀋陽。此時，各軍由朝鮮敗退，海防吃緊，糧餉不濟，李鴻章又委周馥兼“總理後路糧台”。周馥即在鳳凰城、遼陽州等地設局轉運糧械，並親至摩天嶺、營口等處收集潰勇，調護諸軍。十月，由於大連、旅順相繼失守，周馥又趕往前線籌辦餉械轉運等事。但由於“軍械糧餉，轉運採買，萃於一身”，而“各軍無主帥，亦乏糧械，節節敗退”，“若將餉械送前，恐軍敗資敵，存後又難以時接濟”，故周馥深感憂慮，以至成疾。翌年正月，李鴻章把他調回天津，前敵運務交給袁世凱接辦。次年，《馬關條約》簽訂，李鴻章被免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賦閒京師。周馥也以“咳病加劇”自請開缺。他乘船南歸，暫寓揚州，“布衣野服，日與里老話桑麻，不復談國事”。鄉居達三年。 ^{[3]  [12]} 

對於甲午戰爭的失敗，周馥曾寫有《感憤詩》五首，以抒發胸中的怨恨與悲憤。其中有：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李鴻章電招周馥“赴山東襄黃河工程”。次年二月，入京召見。慈禧太后問及中日之戰失敗原因時，周馥則將“户部鏗費，言者掣肘各事和盤托出，並將前密告李相國之言亦奏及”。又説“李鴻章明知北洋一隅之力，不敵日本一國之力，且一切皆未預備，何能出師！”但“李鴻章若言力不能戰，則眾唾交集矣。任事之難如此。”慈禧聽罷，無言以對，只有長嘆。這次召見周馥，原有“授河督”之議，但因“有阻之者”而擱置。李鴻章對此甚為氣憤，曾與友人言：“吾推轂天下賢才，獨周君相從久，功最高，未嘗一自言，仕久不遷。今吾年老，負此君矣。”遂密疏薦之。八月，周馥簡放四川布政使。 ^[12]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義和團運動爆發，引發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慈禧、光緒匆忙逃亡西安，命李鴻章與慶親王愛新覺羅·奕劻為議和全權大臣。李鴻章以直隸布政使覺羅·廷雍被聯軍殺害，即奏調周馥為直隸布政使，負責“辦理京畿教案”。旋又奉旨隨同辦理議和條款，直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條約》簽訂後才回本任。 ^{[11]  [12]}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李鴻章逝世。直隸總督遺缺，清廷加周馥巡撫銜，即命其暫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直至袁世凱到任接篆，周馥才回布政使本任。 ^[12]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周馥升任山東巡撫，並加兵部尚書銜。因與聯軍交涉撤銷天津都統衙門、歸還津渝鐵路等事件未了，故延至七月初才抵濟南接巡撫印。時值黃海水漲，惠民、利津等縣河堤多處決口，他督率官民築堤防堵。又因中日戰時，德國乘機強租膠州灣，並私修膠濟鐵路，霸佔沿路礦山。周馥以奏開濟南、周村兩處商埠相抵制，經交涉，德國被迫撤去沿路駐兵，歸還礦山。 ^{[11]  [12]} 

在此期間，除治理黃河外，周馥對各項“新政”也十分重視：創辦了山東高等學堂、師範學堂，並令各地創辦各類學堂；又設立山東省工藝總局，令各地設分會、分公司、立農桑總會，令各地建分會；同時，周馥還自己投資近代企業，收買膠濟鐵路股票十三萬兩，投資十萬兩於峯縣煤礦。 ^[12] 

光緒三十年（1904年）九月，署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期間曾籌辦漁業公司，查勘東三省礦務，招商試辦。同時在揚州築園林“小盤谷”。 ^[7]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與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聯銜上奏，請定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並請派親貴大臣赴各國考察政治，以圖消弭日益高漲的革命。 ^[11]  十一月，因上海英國副領事無故判押華人官眷，並唆使印度巡捕打傷差役，激起民憤，引起互鬥，結果3名印度巡捕、3名英國人被打傷；12名華人被殺，引起外交事件。周馥赴上海查辦，組織會審公堂審理。他一面緝拿肇事人犯，安撫中外受害之家，一面將應撤副領事、應徵西巡捕兩事移交外務部處理，事乃平。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調任閩浙總督，未到任。旋又奉旨調補兩廣總督，鎮壓欽廉防城起義。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周馥派兵鎮壓革命黨人領導的黃岡（今廣東饒平）、惠州起義。同年，以年老多病為由，奏請“回籍就醫”，獲得朝廷恩准。 ^[11] 

民國元年（1912年），清廷宣佈退位，中華民國成立，周馥以前清遺老自處。同年，因與德人交往，他舉家移居青島警察署前，湖南路、蒙陰路口購地築了一座大宅邸，兩座樓房及附屬用房，曾在青島中國人中號稱第一大宅門。德國膠澳總督對他十分尊重，通過他與寓青的清朝舊吏互通聲息，舊吏有事也通過他向德國當局轉達，推他為“三江會館”會長，民國政要徐世昌等人也請他在青島購地、築宅。周馥在青島未再參政，而開始籌辦企業。 ^[7] 

當民國元年（1912年）9月，孫中山來青島，身為三江會館館長的周馥備下敞篷四輪馬車，供孫中山乘坐四處參觀、演講。民國二年（1913年），周馥將原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勞乃宣介紹給德國漢學研究者衞禮賢為師，這對衞禮賢的譯經事業產生重大影響。

民國三年（1914年），德日青島之戰風雨欲來時，由於對日本人的警惕和排斥，周馥舉家遷往天津。民國六年（1917年），張勳復辟，溥儀授周馥為協辦大學士。 ^[9] 

民國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921年9月22日），周馥病逝於天津英租界內的寓所，享年八十四歲。 ^{[3]  [12]}  遜清賜其諡號為“愨慎”。直隸、山東、江南等地均立祠祭祀他。 ^[4] 

同治九年（1870年），李鴻章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當時直隸總督駐節的天津，是北方一處通商大埠。這裏華洋雜處，政繁事殷，社會矛盾複雜而微妙。李鴻章想在天津興辦洋務，以作為洋務運動的試驗點，卻因“能員幹吏”匱乏、難以實施計劃而苦惱。愁苦之際，他想起了“才識宏遠，沉毅有為，能勝艱鉅”的老部下週馥。他立即函招周馥到天津籌劃洋務事宜。此後，凡政務、軍務、洋務、外交等新政事務，李鴻章都全然放心地交給周馥辦理。 ^[3] 

光緒元年（1875年），李鴻章命周馥承辦海防支應局，為未來的北洋水師建設籌措經費。經過李鴻章的爭取，清廷要求財力富餘的省份，每年合計拿出三百萬兩白銀，支援水師需要。可在中央權威衰落、地方逐漸自治的晚清，各省都有自己的如意小算盤，都千方百計少交或不交，拖欠自然成了常態。海防支應局每年所收款項，只有數十萬銀兩，遠不能滿足購置軍艦及武器需要。周馥心憂水師籌建胎死腹中，一再“苦心經畫”。他一面奔波數省，向督撫大員陳説海防之重要，懇請他們落實經費；一面在直隸開源籌款，保障北洋駐軍餉需供應。光緒六年（1880年），周馥又創立北洋水師學堂，為即將成立的水師培養人才。 ^[3] 

洋務運動的重點，是為清軍提供先進的槍炮彈藥，以和西方軍隊抗衡。而這一切，都依賴軍事工業來實現。李鴻章到天津後，想效仿自己在上海建立的江南機器製造總局，於天津辦軍事工業，實現北洋軍需能夠自給。他令周馥擴建天津機器製造局，增加槍炮、彈藥、地雷、水雷等武器的生產。經過周馥改革，天津機器局數年間“整槍整炮軍器生產一新”，成為北洋取給之源。 ^[3] 

光緒十一年（1885年），周馥協助李鴻章創辦了中國第一所陸軍學堂——天津武備學堂，以培養近代軍事人才。他購地建堂，“延聘外國武將為師、選派各營弁卒來堂肆業，手訂一切考課獎賞章程”。近代史上的王士珍、段祺瑞、馮國璋、曹錕、吳佩孚等將領，都是北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他又會辦電報官局，管理電報線路，附設北洋電報學堂，培養電報技術人才。他還架設北洋至山海關的電報線路，方便兩地聯絡交流。 ^[3] 

天津開埠通商後，外文通曉者的作用日益重要。周馥奏疏，請求建立博文書院，延聘外籍教師授課，招收學員學習外文。為了促成書院早日建成，周馥拿出三千兩白銀為學院膏火之費。後來在博文書院的基礎上，清廷設立北洋大學堂，即天津大學的前身。 ^[3] 

光緒十三年（1887年），周馥前往旅順、大連灣、威海衞考察軍港。次年（1888年），他會同水師提督丁汝昌參照各國海軍規章，議訂海軍章程，為北洋水師建立規劃了方向。 ^[3] 

在周馥的打理下，直隸洋務有聲有色，一躍成為地方洋務楷模和標杆。《清史稿》評價道：“鴻章之督畿輔……用西法制造械器，輪電路礦，萬端並舉，尤加意海陸軍學校。北洋新政，稱盛一時，馥贊畫為多。” ^[4]  周馥也藉着辦理洋務，積累了大量的施政經驗，為日後主政一方奠定了基礎。 ^[3] 

山東巡撫周馥與英國駐威海衞專員駱克合影(3張)

周馥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任山東巡撫。當時的山東，歷經各次動盪，已是民生凋敝，疲憊至極。周馥抵山東後，立即到煙台、威海、膠州灣考察民生實況。他親見租界內外，德人與華人生活經商之差別：華商小本營生，買賣都不暢旺；德商有政府支持，佔盡各種優勢。周馥深受震撼，頓覺“在我視為租界，在彼已視若屬地”，認為若不自圖富強，外國勢力將進一步延伸至內地。為此，周馥在山東開始了大刀闊斧的近代化改革。 ^[3] 

晚清推行新政，號召改革自強，但中央財政經過歷次戰爭，早已虧空難支。新政所需資金，一般要靠地方自籌，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取之於民。所以新政雖然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卻也加重了百姓負擔，激化了社會矛盾。周馥有感黃河屢屢決口，山東受創深重，財疏力薄，府庫俱空。若要發展經濟，在做“加法”倡導實業之前，更要提前做“減法”減輕賦税，讓百姓能夠休養生息。 ^[3]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直隸上交中央煙酒税八十萬兩，清廷欣喜非常，以為各省可將煙酒税作為增收之源。清廷令各省仿效直隸，立即開徵煙酒税，並分派各省徵收的數目額度。山東分派到的指標是每年三十萬兩白銀。但攤派煙酒税任務後，山東“酒商聞風畏避，紛紛求免，並有因而歇業者”。一時間，許多商户停業，煙酒生意冷清異常，百姓生活受到很大影響。周馥先派地方官耐心勸導，聲明此次徵税於商户成本無損。但酒商堅持認為“價高必滯銷，無款來繳税，生計將頓絀”。周馥便奏疏朝廷，歷陳煙酒税之弊，建議降低徵税標準，並取消三十萬兩的固定指標，以酒商實際營業額作為徵收基數，儘可能保障商户權益。 ^[3] 

光緒三十年（1904年），清廷又令督撫徵收房田税契，擴充朝廷財力。周馥上奏申請免收山東房田契税。他陳述山東經濟之難，“山東僻處海隅，頻遭河患”，導致“凋敝早已竭澤而漁，盈餘税契實屬無可再提”。而且民間“相率隱漏，收數寥寥”，能際徵收的一年少過一年。周馥的意見得到了允許，山東百姓負擔大大減輕。 ^[3] 

減輕民負之餘，周馥主張富民以農利為先。他大力發展農桑工藝實業，帶領百姓致富。他創農桑總會，又集銀萬兩在濟南七里堡購地，創辦農事試驗場；聘請日本人為農桑教習，從事西洋農業種植法推廣，還引進海外良種、農機器具和化肥予以試用。 ^[3] 

接着，周馥推廣工藝實業，創辦各種企業，如紡紗、織布、洋燭、洋酒等公司，吸納因水旱災害而逃難的流民。這樣既發展了實體經濟，也解決了難民帶來的社會隱患。經過官府的積極推廣，山東工藝實業發展迅速，實力上升，百姓收入顯著提高。 ^[3] 

在清末新政背景下，外務部令督撫詳細勘察，如有形勢扼要、商賈薈萃，可以自開商埠，隨時奏明辦理。以“外爭利權，內促富強”為特徵的自開商埠，為朝廷內外接受，成為清政府的一項國策。德國強佔膠州灣後，加緊修建鐵路，擴張侵略勢力，這引起了周馥的憂慮。為了抗衡德國的擴張，周馥建議開埠通商，挽回國家利權，促進國家富強。他經過詳細勘察，與北洋大臣袁世凱不斷函商，後聯名上奏，要求將濟南、濰縣、周村開闢為商埠，以資商貨轉運。外務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自開商埠，周馥隨後制定了開埠方案。 ^[3] 

濟南開埠後，道路整修，市場設立，近代城市規模基本奠定，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而且濟南開埠後，與煙台、青島兩個通商口岸，呈三角分佈，大大促進了山東實業和商業的發展。在新政改革中走在前列的山東，經過周馥的苦心擘劃，更奠定了自己的優勢地位。 ^[3] 

周馥在山東，最為關心的大事，一是推行新政，興辦實業，富民強省；一是勉勵治河，清除水患，憐民安省。在接任山東巡撫後，他即對僚佐説，養民之政，莫大於治河。吾往佐文忠（李鴻章）親歷山東勘河道，即思殫誠瘁力，以治理黃河水患。可惜巨帑未集，財力不足，我的想法只能作罷。如今再度來到這裏，誓竭吾懷，願諸君助我一臂之力。 ^[3] 

周馥任官直隸、山東、屢次辦理河工，積累了一整套治水的經驗。凡遇水患，無不參予籌劃治理。同治十年（1871年），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鴻章以天津西沽築城工程，函招周馥至天津籌劃。時值直隸大水成災，永定河多處決口，京津一帶幾成澤國，京畿安全受到威脅，李鴻章剛任直隸總督，就遇此大災，非常恐慌，急派周馥負責堵修工程。周馥堪工備料，“終日奔波於泥之中”，“日夜監工，雖大風雨亦不稍休”，很快將盧溝橋大石壩等處決口堵修完竣。直隸士紳稱“（周馥）其尤大有造於直省者，厥惟治河”，並頌揚他“自同治十年迄光緒二十年，殫精治河，不遺餘力，保障實多”。 ^[3] 

任職山東前，周馥也曾多次跟隨李鴻章參與黃河治理。他由天津大沽海口，乘帆船入山東利津口，再溯河而上至河南，查勘咸豐年間銅瓦廂決口及下游淮徐故道的具體情形。接着又從河南衞輝府沿流而下，依次過朝城縣、張秋鎮、濟寧府、汶上縣，詳細查勘運河一帶情形。黃河的嚴峻形勢、百姓的痛苦，令周馥憂心忡忡。 ^[3] 

所以上任後，周馥即將治理黃河作為施政關鍵要務。他上任不久，即出省會濟南，往赴惠民縣北岸劉旺莊漫口、利津縣南岸馮家莊漫口視察情況。接着又趕赴魯西南一帶河堤勘工，到濟寧、兗州、東平勘察運河淤塞，盡力掌握黃河水患實況，瞭解久治不力的背後根源。 ^[3] 

周馥發現，當時山東黃河治理責任不專，往往遇到險情，出現人員不足，呼應不靈的窘況。而且因為沒有統一管理，許多州縣，置身事外，怠於赴工，導致治河效率低下。周馥奏請將菏澤等二十一個州縣，一律歸負責治水的三遊總辦調度。一旦水情告急，即由三遊總辦統一節制指揮，最大限度提高治河成效。 ^[3] 

周馥還積極利用現代科技成果為治河服務。他曾在直隸架設電報線，深知西方科技的便利。他隨即奏請在黃河兩岸架設專用電線，派員專管河工電報。他派人到上海採辦機器材料，選擇重要地方安設電房，派電報學生負責管理。河工電報接通後，黃河南北兩岸聯絡大大暢通，極大便利了黃河的整體防汛搶險。 ^[3] 

清末新政圖強的核心政策之一，即變革傳統教育體制，打破傳統私塾體制，引進近代教育模式。周馥在山東時，應時順勢調整了全省的教育行政安排，按照《奏定學堂章程》，將山東大學堂改為山東高等學堂。周馥從省財政撥款8000兩銀，作為辦學經費，還建造校舍創建講堂，學堂新址規模宏大，設施新穎，近代化設備一應俱全。 ^[3] 

除了改革高等教育之外，周馥在山東還改設中小學堂布局，完善初等教育。他為減輕百姓負擔，因地制宜，將從前的書院、義學，改設為中小和蒙養學堂，短時間內創建了近代教育模式。 ^[3] 

周馥深知，學堂之要，首在於師。為培養新式師資力量，他在山東大學堂內附設師範館，培養教師人才；他還從師範館中選送學生，送入京師大學堂師範館學習。 ^[3] 

周馥認為國內培養的學子，思想意識尚存保守。他眼見南方諸省派遣學子留學，歸國後皆成有用人才，也生髮了派員留洋的想法。周馥派遣官員帶領學生數十名，遠赴日本宏文學院學習新式教學方法，回國後作為教習之用。這些留學生回省後，不僅帶來了新的技術，而且帶回了新的思想和思維方式。這對山東日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3] 

據周馥的曾孫週一良在自傳《天地一書生》中提及，晚年的周馥在所著的《負暄閒語》中雲：“吾但求有益於國於民，何嘗計及一己利害？及到山東到兩江，間遇外人要挾，吾從未輕許一稍損國體，稍拂民心之事，亦從未與外人以藉口之端。” ^{[1]  [6]} 

李鴻章：

清末清流領袖翁同龢在光緒十七年（1891年）的日記中記下了對周馥初見的印象：津海道周馥（號玉山），來見，去年户部奏參革職者也，其人貌似粗疏，細看甚能而滑。 ^[6] 

趙爾巽主編《清史稿》：

陳三立：“遇顯投艱，持節壯猶維世變；吟傳履運，蓋棺隱痛俟河清。” ^[15] 

曾在江南水師學堂學習的現代作家周作人，見過當時署任兩江總督的周馥：（周馥）站在體操場上，穿了長袍馬褂棉鞋，也很樸素，像是一個教書先生模樣。……實在那一天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印象，可以説在五十年間所見新舊官吏中，沒有一個及得他來的，並不因為他教我們辦局子，乃是為了他的樸素、誠懇的態度，不忘記我們兩個留校的學生，這在劉坤一、張之洞、魏光燾大概是不會有的。 ^[5] 

陳寅恪曾言“自光緒（末）迄清之亡，京官以瞿鴻禨、張之洞等，外官以陶模、岑春煊等為清流。京官以慶親王奕劻、袁世凱、徐世昌，外官以周馥、楊士驤等為濁流”。 ^[6] 

關於周馥被李鴻章（也有説是曾國荃）賞識的經過，有不同説法：

周馥書法(2張)

其一：周馥在安慶八卦門正街擺測字攤，兼為人代寫書信，呈文，對聯等。後又遷馬王坡湧興德雜貨店門口。期間與“尚未入翰林，亦寄寓皖城”的李鴻章長子“丹崖中堂”頗有交往。等到李鴻章由湖廣總督調任直隸總督時途經此地，於是邀其一同北上，延請為幕賓。 ^[13] 

其二，據《安徽文史資料》第十五輯載陳鈞成撰《周馥軼事》稱周馥在安慶擺攤時，李鴻章亦居馬王坡。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因而認識伙房採買。其人識字不多，就近乞老人代記。李偶閲賬簿，見字跡端正清秀，大加讚賞。延為幕賓，辦理文牘。”周馥為人處世頗得李鴻章的稱道，亦因此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其三，據周馥後代周驥良回憶：周馥曾在安慶街門口擺寫字攤，代寫家書、盈聯、祭文、訴狀。一天，有一位老婦人因房產糾紛來求訴狀，周馥問清情況，就把狀紙寫好。據説，狀紙被當時坐鎮安慶的是曾國藩之弟弟曾國荃看中。曾國荃得知周馥是作者後，將其招來詢問其家世及履歷，頗感滿意，遂將其推薦到曾國藩處做幕府的備用人才。周馥到曾國藩幕府後並沒有馬上受到重用，直到有一天，一位廚師找到他，請他代寫一份伙食清單。這份清單是寫給李鴻章的。李鴻章見清單字體工整而又敦厚，於是急問廚師這份伙食清單是誰代寫的，廚師説是新來的小後生寫的，李鴻章就讓他把這人找來。周馥到後，李鴻章格外滿意，於是照直説：“你這人實在，你這人認真，代廚師寫一張伙食清單都不馬虎，難得難得。”隨後便開始追隨李鴻章的仕途起點。 ^[14]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二十六日，周馥在保定接“相國病危，囑速入京”的急電後，匆忙趕往探望李鴻章。“比至，相國已著殮衣，呼之猶應，不能語，延至次日午刻，目猶瞠視不瞑。我撫之哭曰：‘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罷’忽目張口動，欲語淚流。餘以手抹其目，且抹且呼，遂瞑，須臾氣絕。餘哭之久，不能具疏稿。”

李鴻章的去世，周馥悲痛萬分。回想三十餘年相隨，諸多洋務實業依為臂助，深信不疑。這種始終不渝的知同之情，使他銘感肺腑，一旦永訣，豈能忘懷！他曾賦詩詠志，以示紀念：

詩中可以説道盡了他對李鴻章的“感恩戴德”，同時也抒發了國家中興的強烈願望，足見一個書生的性情。

周馥故後，周家繼續繁榮興盛，於工商和學術兩界人才興旺。究其本源，與周馥確立的清廉好書家風息息相關。周馥為官清廉，踐行“賢兒多財損其志，愚兒多財益其過”的信條，對勤儉尤為看重。他雖身居高位，卻屢屢對子孫強調：“耕讀之家勤儉尤為首務……。”李鴻章後因甲午戰爭失敗下野後，周馥也隨即辭職。他原想自己不會再出來為官了，便將全部財產分給數子。周馥此前做過八年的天津海關道，還做過直隸按察使，經辦各項洋務，手中支配着海量資金。當時有位叫孫士達的官員，只做了兩年的天津海關道，就由貧轉富，成了生活豪奢的富豪。但周馥的六個兒子，每人只分到兩萬兩白銀，這幾乎成了當時的一樁笑談。 ^[3] 

周馥對文教尤其重視，他自己一生“自少以至篤老，未嘗廢學”，對儒家修身之學情有獨鍾。他對後人説：“我家子弟，總以專重儒修為主，不可邪趨旁騖……不可逐末忘本。”即使在他過世前兩月的盛夏酷暑季節，八十五歲高齡的周馥仍舊手抄《孔子家語》56頁，以傳示後人仿效踐行。 ^[3]  在對子女垂教方面，寫就示兒詩23首。《示海銘二兒》寫道：“武侯戒子書，淡泊與寧靜；聖人為世師，忠恕重垂警；所貴收放心，欲絕外物屏；改過如掃地，時見塵滿境；讀書如嘗食，甘苦在心領；一步一從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開萬頃；矢志金石堅，造物難為梗。” ^[2] 

周馥接替袁世凱任山東巡撫後，多方抵制德國的經濟滲透，同時對德治青島頗感好奇，遂主動提出前往一看究竟。時任膠澳總督特魯泊聞後頗感意外，在致德海軍部國務秘書蒂爾皮茨的函中説，這是一個“幾乎無法令人相信的願望”。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張汝梅、毓賢和袁世凱三位前任都不曾到膠澳租借地訪問。周馥是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末到訪青島的，“是為山東巡撫出巡膠澳之始”（《膠澳志》）。這件事也留在了一個家族的記憶中，周家第四代、北大教授週一良的追述是“德國佔領青島，山東巡撫和德國總督無任何來往。周馥到任後要求訪問青島。青島的德國牧師衞禮賢在所著《中國心靈》一書中説‘他那真誠坦率和健康的幽默感立刻掃去了人們心中的疑雲’”（《鑽石婚雜憶》）。特魯泊熱情款待周馥，史載“德國武官都沛祿派員迎接，禮貌周備，供張頗盛”。 ^[7]  不久之後特魯泊還到濟南府做了回訪。這是以所謂“外交”形式進行的交往，加強了青島與山東內地的貿易關係，山東巡撫與膠澳總督持續十年的文化與非文化對話由此展開，至1914年11月德國敗於日本撤離青島前，繼任的五任巡撫中，楊士驤、袁樹勳和孫寶琦此後均有青島之行。

視察青島期間，周馥參觀了禮賢書院，他對新式教育頷首，並允諾學生們可直接升入山東大學堂讀書。周馥此番禮賢書院之行，在以後開啓了周家與衞禮賢家族幾代人的友好。這種友好，持續了大半個世紀，成為東西方文化交流、中德友好的佳話。

周馥還“召集華商温語宣慰”，向他們談了旨在促進青島與山東商業貿易關係的措施、德國在濟南設立領事館的意義以及派遣一名官員前來調解當地商人與山東商人之間爭端或處理訴訟案件的設想。

“訪問期間，舉行了幾次政治會晤，周馥談了一些關於濟南與青島關係的具體問題。鑑於機構聯繫缺乏，周馥提出通過外交訪問方式彌補。”德國漢學家餘凱思在其所著《在“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1897—1914年中國與德國的相互作用》（孫立新 譯）一書中如是表述。

周馥返濟不久，德國駐濟南領事館設立，這無疑是青島之行的後效應。

而且，雙方還在防治鼠疫方面進行過有效合作，堪稱典範。日本人田原天南在《膠州灣》一文中稱，1911年1月中旬，山東發生鼠疫，膠澳當局“至為盡力”，兩個月後完全撲滅疫情。時任巡撫孫寶琦特以公函表達謝意，“山東省內死於鼠疫者為300人，如果不是膠州總督府防疫措施得宜，恐將出現10倍如此的病人，必將出現慘情無疑。”

青島首行，周馥傳遞給德國人的信息中，還包括“中國想要收回原先喪失的權利，結束殖民統治狀態的基本意圖”。周馥對特魯泊説：“即使青島已被租借給德國，它仍屬於山東地盤”。當他把這一觀點以更明確的方式傳達給青島的中國商人時，“特魯泊不得不加以干預了。”儘管特魯泊提出異議，周馥仍堅持己見。他在1902年12月31日奏摺中有明確的體現，其大意為：“膠澳租借地內部關係十分複雜，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防止搗亂分子煽動暴動。必須派遣一位能幹的官員前往租借地附近地區，在當地居民中重新建立保甲制度，與德國人澄清存在的外交問題，談判法律條文的進一步補充。”

顯然，周馥的觀點還是在青島產生了“離心力”作用——特魯泊曾在致德海軍署國務秘書蒂爾皮茨的函中説：“租借地中的中國居民把濟南當局視為自己的代表，並且與它進行密切合作。”

文史專家、青島市檔案館社會宣傳處處長周兆利對此評價説，周馥是在看了德國人在青島的施政，確切地意識到歷史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不能再因循下去，必須學習德國人，理性地與外國人競爭。所謂“相維相制、觀摩受益”，青島的開埠客觀上促進了山東的全面對外開放，儘管這種開放是非主動的、甚至是痛苦的，但歷史就是如此。餘凱思在《在“模範殖民地”膠州灣的統治與抵抗》中説，1902年12月，膠澳總督府翻譯（慕興立）和民政官員維爾茨前往濟南旅遊。回青島後，他對周馥制定的若干計劃做了詳細彙報，其中包括修整大運河、小清河工程，其目的是改善山東基礎設施，使之可以與青島海港和膠濟鐵路抗衡。在任期內，周馥修建公路工程，力圖把鐵路沿線停車點和傳統的交通道路連接起來。為防止德國人壟斷，周馥還從省金庫撥款向礦山投資，由此而形成的與山東礦務公司的競爭，成為後者最終破產的重要原因。

周馥還動員中國資本家向德國項目投資，其全部措施均追求一個明確目標——“我們必須通過工業和商業關係，對德國人加以控制。”在1902年12月的奏摺中，周馥表示。周馥抵制德國經濟滲透還有一個重要戰略規劃——順應呼聲，設立“自開商埠”。1903年9月，原駐德公使呂海寰在奏摺中倡議“廣開商埠”，在朝野中引起關注。

1904年5月1日，在膠濟鐵路全線竣工通車之際，直隸總督袁世凱和山東巡撫周馥聯名上書開放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的周村、濰縣。“於濟南城外自開通商口岸，以期中外鹹受利益，擬將濰縣、周村一併開作商埠，作為濟南分關”，濟南商埠“一切事權，皆歸中國自理，外人不得干預”。袁世凱、周馥還起草了一份自開商埠章程，呈請外務部審批。外務部向駐京公使、外國海關官員通報了這一事情。但（通報）文件沒有提及德意志帝國，為此，特魯泊懷疑“這些措施針對德國勢力在青島的存在”。在致函帝國海軍署中，他説：“這些商埠之所以要開放，主要是為了吸引別國商人前來貿易，以便削弱德國人過大的勢力，因為德國的擴張已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兩個星期後，外務部向德國駐京公使説明了袁世凱、周馥的建議，後來又向其提交了一份章程草案。“中國政府極力避免這樣的印象，即不與德國協商就擅自開放山東商埠。”1904年5月19日，清廷接受袁世凱、周馥的奏議，批准濟南、周村、濰縣自開商埠，參照嶽州、秦皇島等地開埠章程。隨後，《濟南商埠開辦章程》、《濟南商埠租建章程》和《濟南商埠巡警章程》等制度相繼出台。三項《章程》涉及行政、税收、司法、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分埠和經費籌措等諸多方面，內容具體、細緻，為商埠的開辦提供了可行的操作路徑。1906年1月10日，濟南商埠正式開放。數年後，“濟南遂不獨為山東政治中心，更為山東工商業之要埠”。

後來的《東方雜誌》第8期發表《東撫之辦事》文章，稱讚周馥開設商埠之舉説：“德國嘗以獨佔山東全省利益，屢向北京政府要求權利。其所經營者，著著進步。週中丞（周馥）見此情形，深知其害，遂將濟南、濰縣、周村鎮三處，闢為商埠。俾利權不致為德人所壟斷。密奏朝廷，即獲諭允，忽然宣佈萬國。德人聞之，亦惟深嘆其手段之神速而未可如何也。設事前稍不謹慎，泄漏風聲，德人必起阻撓。” ^[12] 

原配：吳氏，出身農家，勤勞聰慧，樸素謙和，樂於助人。 ^{[2]  [16]} 

長子一房：周學海，醫學家。在周學海的5個兒子中，長子周今覺是數學家和郵票大王；三子周叔弢知名度最高，既是著名實業家，又是一代藏書大家，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周今覺的長子周震良，既是收藏家，又是山東工學院電機系教授；次子周煦良是文學翻譯家、上海華東師大外語系主任；三子周煒良，數學家。

周叔弢10個子女，有8人是高等學府的知名教授；除長子、歷史學家週一良外，次子周珏良是翻譯家，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三子周艮良是建築設計專家；四子周杲良是美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神經學系教授；五子周以良是東北林業大學植物研究所所長，國家森林植物學學術帶頭人；六子周治良，曾任北京亞運會工程總建築師；七子周景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北京地質學會分析測試委員會主任；次女周與良是南開大學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學家。 ^[2] 

四子一房：周學熙，北方民族工業奠基人。周學熙的長子周志輔，集實業家和收藏大家於一身；三子周叔迦，現代佛學家，歷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中國佛學院院長等職。

周叔迦的長子周紹良，是紅學家、敦煌學家、文物收藏和鑑定家，一生筆耕不輟，論著達二十多部。 ^[2] 

女兒。周馥有三個女兒 ^[5]  ，其中一女嫁給袁世凱的八子袁克珍。

周馥嗜好讀書，尤喜歷代詩文、詩話，未嘗一日釋卷，寫下了大量著作及詩篇，後人將其著述整理成《周愨慎公全集》34卷 ^[5]  。另有《玉山詩集》《易理匯參臆言》《負暄閒語》等遺著傳世。 ^[12] 

《清史稿》卷449《周馥傳》 ^[4] 

安徽省池州市東至縣是周馥故里，有關於他的一些遺蹟，如接官廳。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