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萬盛

市教育局與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聯合主辦了一場名為《現代社會與哈佛教育》的報告會，國際知名學者、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研究員黃萬盛教授介紹了美國哈佛大學的教學理念，“人文教育”、培養社會責任感和終身學習的理念始終貫穿着這次講座。雖然這是一個有主題的講座，但黃先生學貫中西，妙語連珠，思維開闊，內容涉及了哲學、文化、經濟、社會等諸方面，所以更像是一次學習方法的交流，一次思想的洗禮，一次東西方文化的整合。

黃教授介紹説，美國各大學錄取學生要看三方面的成績：一是學生長期的學習能力，就是初中開始的

成績；二是全美國的統考成績；三是社會工作能力，這也是美國大學錄取學生中最重要的條件，比如，學生在校期間有沒有組織過一些活動，有沒有做義工等。黃教授舉例説：他的一位華裔朋友的孩子考了美國統考的滿分，他很有信心地填了五個志願，都是美國一流的大學，包括哈佛，但是最後這些大學都沒有錄取他。原因就是這名學生苦讀理論知識，沒有參加社會工作的經驗，他的社會工作能力成績為零。一些華裔家長總是希望孩子把所有時間都花在讀書做功課上，以為成績是決定一切的，結果是害了孩子。　哈佛始終堅持一貫的原則，它所培養的人必須能夠真正服務於社會，因此瞭解社會、參與社會就是哈佛學生的必須的功課，學生們在學期間絕大部分都堅持對社會的義務服務，到附近的老人院去照顧老人，有的人則去中小學輔導功課，或到醫院去做看護，也有給新移民輔導移民法。

黃教授説，人才是每個社會都會關心的問題，不同的人才理念往往決定了社會發展的不同走向。在這個意義上，培養什麼樣的人，提出什麼樣的人才要求，實際上反映了這個時代的社會品味和社會境界。

哈佛的教育設置分兩個部分，大學部和研究生(碩士、博士)部，和中國大學的教學制度基本一樣。表面看，出人才的都是研究生，可是真正重要的是大學部的教育。研究生教育是為了“成材”，大學部的教育則重在“成人”，通過大學的教育掌握做人的原則、知識、修養，成為一個健康的真正有社會責任有人文關懷有歷史使命的人。成材需得先成人，人才是為社會服務的，倘使一個人才完全不知道做“人”的含義，這個人才對於社會而言，最多隻是個工具，不可能自覺地擔當社會責任。這是哈佛幾百年來對人才培養的基本原則，也成了美國大學教育的深厚傳統。就是這個傳統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哈佛精英。

黃教授説，比爾·蓋茨在哈佛沒念到大二就出去打天下了，沒有畢業，但是哈佛大學授給他一個“學士學位”。這是因為近幾年，蓋茨為人們做了很多好事，他成立了兒童基金會、婦女基金會等，還在各種場合上捐了很多款。哈佛認為，比爾·蓋茨已經成長為一個有人文關懷的人，知道用自己的才能和財富回報社會了，也符合了哈佛的“為增長知識和智慧走進來，為服務國家和同胞走出去”的理念，因此，授給他這個“學位”也是理所當然。他説温州的院校現在也開始注意人文培養了，像浙工貿有了劉基文化研究所、浙商研究所等，但他覺得這些還不夠，還要培養學生的深刻人文性，使他們畢業後創造的財富能夠為社會所用。

在他看來，哈佛的成功不在於有多少發明創造，不在於培養了多少學生，不在於培養的學生中有多少人成為總統、部長、議員和商界大亨，而是在於哈佛培養的是具有人文素質和責任感，能真正服務於社會的有用人才。

黃教授在回答聽眾提問時説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永遠作為學生，終身學習，人的綜合培養不只是依賴大學這一個環節來完成的，它貫穿在教育的整個過程中。

他覺得要向三方面學習：第一，要向年長的人學習，追蹤學術譜系和學術脈絡，繼承年長的人所積累的生命智慧；第二，要向同齡人學習，通過同齡人之間的學習交流達成集體共識和記憶，因為只有通過集體的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一個民族的精神思想史。同齡人相互學習，相互認可，是尤顯可貴和必要的；第三，要善於向年輕人學習，使自己的學術具有未來意義。對於高校教師來説，要從“教導文明”中走出來，走向“學習文明”和“對話文明”，通過學生的提問而進行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從功名的煙火中救救孩子》 2005-01-10

哈佛大學部的招生指標是2041名學生，而美國和世界各地報考哈佛的人有近兩萬人，錄取率約為

百分之十。這個數字相比中國的北大、清華可能是太不起眼，從高考人口比例看，北大、清華的錄取競爭會更激烈。我在1978年考研究生時，報考的有十多萬人，而錄取的只有394人，大約三百人中取一個，錄取率只有百分之零點三，想當然應是人中精粹了，可如今我的同學中因為種種原因所學無有所成的也不在少數，當初的錄取率就人口質量而言未必有什麼實際意義，那是要相對教育環境而論的。

在美國，大學教育在各個州都非常普及，有不少大學根本招不滿學生，這種情況下，哈佛百分之十的錄取率實在是不同凡響。長期以來，哈佛的錄取率始終保持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之間，是美國大學中最低的錄取率。對於一個世界一流大學來説，保持低錄取率是極其重要的，學校的目的是培養人，優秀傑出的人才就是學校的產品，低錄取率意味着一個學校可以擁有最好的可造之才，其人才培養的起點就高人一截，這就是一流大學的優勢。在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持續地長期保持低錄取率，這要求學校有出色的師資條件，確實培養了一流的人才，假如一個學校可以把天才培養成庸才、蠢才，還有什麼樣的好學生願意進這樣的大學呢？同樣的，假如一所大學選人的眼界有問題、標準不恰當，不能吸納真正優秀的學生，這樣的大學根本就不配成為一流大學。在中國，大學錄取的標準至今還是以高考成績為唯一標準，其他的一些條件，例如品德、素質等都是底限要求，無所謂好的標準，只要沒有毛病就算通過，因此，那是個沒有實質意義可又不得不説的標準，畢竟高中生中能有多少犯罪分子呢？有幾個不能通過呢？但是，在哈佛；成績絕對不是唯一重要的條件。

哈佛選人的要求是學生的綜合素質。毫無疑問，成績是非常重要的，哈佛錄取的學生的成績有三分之二是所在高中的前10名之列，如果高中聯考（SAT）的成績低於1400分，想進哈佛幾乎沒有什麼希望了。可是，有些學生的SAT考了滿分（1600），沒能考上哈佛，有的剛過1400，卻被錄取了，可見成績的因素並不絕對，綜合素質的要求可以彌補成績上的差距。這點是哈佛特別看重的。所謂綜合素質是人的全面發展的能力，包括自我學習的能力、體育和文藝方面的才能、自我展示的能力例如演講辯論、組織和領導的能力、社會活動和社會服務的能力，等等。由於以哈佛為代表的美國的一流大學普遍都要求學生的綜合能力，使得想進這些大學深造的學生很小就開始培養自己的綜合素質。在美國的高中裏，看不起死讀書的學生是普遍風氣。一些華裔的學生經常會和家長衝突，因為家長總是希望孩子把所有的時間都化在讀書做功課上，這些家長的腦子裏裝的還是中國的教育觀念，以為成績是決定一切的。結果是害了孩子。只有那些對孩子的全面發展有所理解的家長，積極支持孩子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反而成就了孩子的光明的未來。

波士頓地區有個小鎮阿克頓（Acton），它的高中有四位學生考上了哈佛，其中有三位是華裔學生，除了亮麗的學習成績，她（他）們的社會活動成績都非常優秀。一位叫繆忱然的姑娘的綜合素質的成績報告簡直令人吃驚：課外活動，演講與辯論，連續三年全國參賽資格，多次地區比賽第一、二名，麻州第六名，全國第48名；學術十項全能，團體第二名，麻州比賽，四面金牌、兩面銀牌，全國比賽，一面銅牌；領導能力，全國優秀學生聯盟阿克頓分會主席；獎勵，西點軍校特邀工作展，成績優良獎、哈佛圖書獎、全國拉丁文考試金牌。另一位叫吳欣儒的姑娘則突出了另一些方面：校刊主編（兩年），校高年級學生會主席，校環保社創始人，鎮公所、愛默森醫院及學校義工，女子曲棍球及田徑隊成員。從這兩位被哈佛錄取的學生的報告中，不難看出哈佛對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全面發展的極端重視。這些要求不僅是對哈佛考生的要求，也是對哈佛在讀學生的要求。在哈佛，綜合素質中被特別看重的是社會活動和社會服務。哈佛的校門上刻着這樣一句銘文“為增長智慧走進來，為服務祖國和同胞走出去”。

哈佛始終堅持一貫的原則，它所培養的人必須能夠真正服務於社會，因此瞭解社會、參與社會就是哈佛學生的必須的功課，學生們在學期間絕大部分都堅持對社會的義務服務，到附近的老人院去照顧老人、幫助料理生活，有的人則去中小學輔導功課，或到醫院去做看護，也有給新移民輔導移民法。我兒子也在唸大學，他的志向是做參議員，他説我沒有出身在美國，當不了總統，但可以試試參議員，每逢假期，他就去給議員做義務助手，樂此不疲。我從不潑冷水，那是他的想法，成不成都必須尊重，何況要服務社會，就必須瞭解社會，從政治的角度瞭解社會，本身就是個極重要的方面。在中國，家長最怕的就是子女去搞政治，結果卻經常是政治會來搞人，無論怎樣也躲不開。不管怎麼説，政治也是一種職業，與其暗戀，還不如明示。文學家胡風臨終前被問道外孫女大學應選什麼專業時，用盡生命餘力喊出“不學文科！不學文科！”這是他的最後遺言，生命絕唱。那樣一個以政治為暴政的專利的夢魘時代應當是過去了，但是它留在人們心靈中的陰影和創傷並不容易消失，對於政治厭惡、恐懼的社會精神病患沒有幾代人的遺傳遞減是很難治癒的。在美國，學校會鼓勵學生有一點“野心”，在英文中野心和雄心本就是同一個字。一個人無論在學校的學習過程有多長，他終究是屬於社會的，終究要回到社會，用所學去回報社會，因此，從各個方面瞭解社會，參與社會，會使他的所學更加積極、更加自覺、更加有目的。

總之，哈佛乃至美國的教育是把學生當作具有無限可能性的對象來培養，鼓勵學生充分開發自己的各種潛力；是把服務於社會而不只是為了個人的一己私利當作成人的目標來塑造人才，讓每一個天才都在社會的源頭活水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動力。這個教育理念是在大學和社會教育的互動中形成的，哈佛以綜合素質為錄取標準，使得中小學教育和家庭教育重視對孩子的綜合培養；有優秀綜合素質的人進入哈佛，使得哈佛能夠培養出頂尖的精英，成為社會的典範；這些典範又導引了社會對人的培養的方向。因此，人的綜合培養不只是依賴大學這一個環節來完成的，它貫穿在教育的整個過程中。吳欣儒在被哈佛錄取後，説過這樣的心得：“回想過去幾載的求學過程，我覺得努力讀書，認真遊戲，合理地分配時間，有效率地掌握時間，堅持自己的目標與理想，樂觀進取，持之以恆是最基本的態度。雖然大學申請是以高中前三年的成績為準，但早在小學或初中以及隨之而上的各個年級的學習過程的規劃也應及早擬定，並隨機調整。學科及運動或才藝活動最好均衡發展，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都很重要，不可偏廢。社團活動應積極參與，但須量力而為，不可蜻蜓點水、草草了事。社區義工服務（醫院、圖書館、鄉公所或校內小老師）都可選擇。週末和寒暑假工作既可賺取零用錢又能及早培養與人相處的社會經驗。這樣的生活加上每天學校的作業，已經把你填得滿滿的，會非常忙碌並有非常的壓迫感，但你也會覺得生活積極充實，充滿挑戰富有意義。”

我所以不惜篇幅錄下這段自白，是希望那些關愛孩子望子成龍的家長們能夠了解天才是如何培養，從何而來；是希望關注中國教育改革的人們能夠舉一反三、有所收益；是希望痛恨倫常頹敗、社會風尚腐化的人們能夠了解，最大的腐敗就是腐化了我們的子孫後代！中華民族有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從孔子闡揚“為己之學”、“成人之道”起，重視教育，重視人文培養就成了中國教育傳統的核心內容，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傳承，這個傳統已經深入人心，成為草根社會的文化自覺。經過“五四”的反傳統、“打倒孔家店”，這個傳統從意識形態上斷裂了，人們仍然重視教育，但是重視功利性的技能教育取代了人文倫常教育，教育的目的不再是突出“成人”，而是突出專業技能，訓練行業專家。從高中一考進大學，即刻就被確定專業，學生被大學這個專才加工廠預定為某一類專門產品，往後的四年就是這個產品的加工過程。在這種構架中，文科也成了一種技能，哲學系是為了培養哲學家、哲學老師，文學系是要培養形形色色的文學家，不過這種文科的產品在如今的市場上不能熱賣，因此，文科作為一種專業便清冷得門可羅雀了。這種大學理念對草根社會和低層教育的影響極大，它成了有強勢導引力的社會典範。

現在，中國的民間消費，用於教育的投資已佔第二位，僅次於買房的消費，這個規模不可謂不大，可見人

們還是非常重視教育。可是，這麼多的錢投在教育上，到底花在哪裏？花在請家教輔導數理化，送孩子去各種各樣的訓練班，甚至去國外那些純粹以盈利為目的的三流學校鍍金包裝。家長們的目標非常清楚，成績決定一切，有好成績就有好大學，有好大學就有好職業，就意味着有了好前途。他們讓孩子去彈鋼琴、拉小提琴等等，大多數也是為了擁有一技之長出人頭地，為了在一個追逐利益攀比奢華的社會中更有競爭力。在中國，有幾個家長會把孩子送到社會中，讓孩子去做義工，接受歷練，瞭解人生，瞭解社會？然而，這是怪不得家長們的，他們就活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既然讀工科尤其是名牌大學的工科好做官、好求職、好發財，權、錢、勢欲取欲予，盡在掌握，他們為什麼不能依此模式，與時俱進，為孩子們編織一個錦繡未來、黃粱美夢呢？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只是苦了我們的孩子們，苦了我們的下一代，在家長的温情和權威下，揹負着沉重的書包，每天經受作業、成績、考試的疲勞轟炸，他們童年和少年的歡樂被家長們精心計劃的夢幻未來毀滅得一乾二淨蕩然無存。

來哈佛訪問的中國學者有不少是舉家而來，他們把孩子送進中小學，原本只是希望孩子能學好英文，將來回國後，在同齡人的競爭中，變得更加強悍有力。可是，當他們訪問結束，應當返回的時候，這些孩子對他們的學校竟是百般留戀依依不捨，有的甚至不想回去，要父母給他辦留學。因為學校給了他們歡樂，給了他們遊戲的天空，給了他們作為孩子本來應有的天真爛漫，沒有那永遠做不完的作業，沒有那無窮的索然無味的訓練，他們不再是被圈在成績和考試的柵欄裏馴養的小動物，而是可以盡其所能地參與社會，甚至可以討論那些在中國連大人都説不清的“大”問題，例如伊拉克戰爭、總統大選、種族矛盾、貧富差別等等。兩位還只是上初中的孩子對我説，他們找到了他們作為孩子的尊嚴，不想按從前的活法活下去，拒絕以成績和考試為一切的生活。那些家長們對此很有感觸。

我想，所有的家長們都應當想一想，我們到底應當如何培養孩子？我不相信在棚圈中會躍出雄獅，雀籠裏能飛出蒼鷹，我不相信與社會隔絕僅僅在學校和家庭之間可以培養出造福於社會和人類的精英，我不相信在家教和無休無止的考卷中會有天才橫空出世！曾經有過的一些現象值得進一步理解，在過去的二十年裏，時不時的可以聽到中國的青少年天才在國際數學比賽中得到金牌、銀牌，我為他們驕傲，他們滿足過我的民族榮譽感。現在這些天才們都應當是成年人了，他們到哪去了，成了什麼了不起的科學家了嗎？我希望有人能追蹤這批天才的去向，我擔心沒有綜合素質的培養，僅僅是數學演算技能的訓練會毀了這些精英，這樣的擔心是不是無中生有？請聽愛因斯坦如何説：“僅僅授人一門專業技能並不足夠，否則這個人只會是一架有用的機器，而沒有和諧發展的人格。最為重要的是，學生要對不同的價值觀有所瞭解和生動的體會，他應當也必須有對美、對善惡的敏感。否則，他即使有專門知識，也不過是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諧發展的人。”“所以我總是推崇人文科學的重要性。”與此類似的還有音樂，中國也有不少青少年在小提琴、鋼琴的國際比賽中得獎，但風光一時後就默默無聞了。我就此問過一位法國的音樂家，他認為，中國的選手在技法上是一流的，看得出受過嚴格的訓練，但是音樂不只是技法，更重要的是理解。

這是修養，不是能夠訓練出來的。這不正是愛因斯坦的憂慮嗎，你可以像訓練一條狗那樣去訓練一個小提琴手，可你永遠不要指望通過這種訓練可以培養一個音樂家。迷戀技能教育當然不只是家長們的偏執，而是當代中國的教育理念，我們曾經以國家和大學的名義辦過“少年班”，不只是在中國科技大學，許多大學都辦過，那就是以圈養的方式訓練和培養那些少年天才們。這些年過去了，天才今安在？！我在美國遇到一位當年科大少年班的學生，大約挫折磨難太多，他已不搞科學了，在做直銷，美國人把它叫做“老鼠會”。每遇見他，我總有些悵然，假如當年他沒有走“少年班”這條路，會如何呢？

當然，我不相信這是少年班的典型，那一批少年在走上社會後，會有不同的際遇，假如他們能夠自覺在社會上經受人文培養，修習人生功課，瞭解社會，瞭解人類，相信他們能夠有所作為。我不能同意的是少年班這種培養人的教育方法。這種小小年紀就突出專業，突出技能的畸形的強化教育，使人無法和諧發展，是愛因斯坦所批評的“訓狗術”。我們不應當再提倡這種教育方式了。拔苗助長式的教育總是誤人子弟，你或許可以通過集中訓練、“疲勞轟炸”，提高數理化成績，急功近利地成就一個“奇才”，但是，社會教育、人生教育用“惡補”、“強化”這種發酵式的催生是斷斷無濟於事的。結果，縱使你培養了一個數學、物理或化學上的巨人，可他在理解社會、人生方面卻是個侏儒，好比肢體發育成熟、頭腦不及蒙童的弱智白痴，這是畸形教育的怪胎。

家長們，老師們，讓我們的社會少一點這樣的怪物吧。除此之外，還有更嚴峻的問題。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認，就培養人才服務社會的標準來説，無論如何，“白痴”要比混蛋好些，“白痴”最多隻是知識結構上的殘障，而混蛋卻是有意識的作惡。“白痴”是訓練方法的失誤，把人給練廢了；而混蛋卻是那混蛋價值觀的產品。當家長們縮衣節食把與收入不成比例的大宗錢財投到子女的教育上的時候，他們期望的是在子女的未來中獲得一份理想的回報：一個好的職業，一份優厚的薪水，一個受人羨慕的有頭有臉的體面身份。在這個一切投入都必須以回報來衡量的社會中，教育也變得越來越商業化，越來越金錢氣了。比較起來，家長們還真要算高尚的，畢竟他們的投入沒有要求那麼急慌慌的當下回饋，而是頗有耐心地等待他們的子女長大成人時收受報酬；而他們則會在落日黃昏的祥和中，細細地評判那投資的得失，欣賞投資的回饋，或者沮喪，或者不無驕傲地湧起一份終身成就獎般的幸福。因此，儘管我毫不懷疑家長們真誠的愛心、莊重的責任，可在這後面，家長們還有一個更實質的身份，一個商人，一個把寶押在子女身上的長線投資者；因此，子女們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收受回報的責任，伴隨他們與時俱進的成長，他們對這份責任也應當越來越明確，越來越自覺。

假如當應當收取回報的時候，他們卻沒有相應的成就，那他們就一定是沒有出息、愧對父母了。所以，當家長們把錢投入教育的時候，他們同時也不經意地把成名成家、求利求勢的期待投入了孩子的心靈。要命的是，這一切看起來是那樣的合情合理天經地義，以至於整個社會都在這樣一個投資模式中安排我們下一代的未來。甚至在大學中，有些情況更加令人不解。上海有一所大學出了一個半大不小的官員，這個學校的領導居然號召全校學生以他為榜樣，哪怕他的本意只是拍馬屁的追捧，但作為一個價值觀的典範來要求學生，明目張膽地鼓勵追求官祿，卻是駭人聽聞的。要知道，即使在資本主義早期原始積累時期，追名逐利都不能赤裸裸地成為教育的目的，否則怎麼還會有哈佛這樣重視人文的傳統！而現在，我們從小學到大學都滿不在意地浸泡在功利主義的渾水中，這種教育所孕育的社會前景你能想象嗎？記得有位大人物曾經説過，足球要從娃娃抓起。那時候的娃娃如今已到了跑不動的“掛靴”之人，足球似乎仍然沒有什麼大的起色，倒是足球圈裏謀錢圖財的“金色”新聞時不時炒得沸沸揚揚。凡是需要一點境界才能做到事，如果總有“金色”新聞伴隨左右，我敢斷定它永遠做不成。何況，現在何止是足球從娃娃抓起，升官發財也已經從娃娃抓起了，我們這個民族何以自救？人們憎恨腐敗，憎恨貪污，殺一些十惡不赦的貪官，的確可以快一時人心，可是，假如孩子們從小就受名利薰陶，腐化已經從我們的下一代開始，反腐敗能夠徹底嗎？有一對從清華來此地的訪問學者，自私鑽營，不為人喜，卻經常呵斥他的孩子要為前途着想，可從不反省他們給孩子的耳燻目染是什麼。每見那孩子，他的眼神中總是小老鼠般的狡黠閃爍，看了真讓人心痛。孩子，你的純潔到哪去了？假如有一天我們要問這個社會：孩子們，你們的純潔哪去了？我想，我們自己就是最大的罪犯！我們要問的是我們自己。

教育關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未來，今天怎樣培養孩子，就意味明天將是什麼樣的社會。為了我們的和平崛起，為了我們的持續輝煌，無論如何要對我們的教育標本兼治，不管是小學還是大學，不管是家庭還是社會，培養什麼樣的人，用什麼方式培養，是共同的問題，沒有人可以迴避。“救救孩子”，魯迅曾經喊過。後來，很多人喊過，以至於都有點俗氣了。可是現在，我還得説，儘管這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救救孩子”，把他們從功名利祿的煙熏火燎中救出來；“救救孩子”，讓他們從那偏執的“訓狗術”裏解救出來！救救他們吧，那是拯救我們自己的未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