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

馬相伯祖籍江蘇丹陽，農曆1840年三月六日（陽曆1840年4月7日）生於丹陽馬家村，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間即受天主教洗禮，成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歲入塾讀書，喜探詢天象運行奧秘。12歲來滬，入法國耶穌會辦聖依納爵公學（後改稱徐匯公學，即今徐匯中學），繼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讀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哲學、神學、數理和天文等學科。

咸豐八年（1858年），全家從鎮江轉至滬定居。

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彙天主教小修院接受兩年的“神修”訓練。後入大修院學哲學和神學。

同治九年（1870年），獲神學博士銜，加入耶穌會，授司鐸神職。

同治十三年（1874年），調任徐匯公學校長兼教務，講授經史子集；併兼耶穌會編撰，繼續研究哲學、數理及天文，譯著《數理大全》等書百卷。

光緒二年（1876年），從事外交和洋務活動，曾先後去日本、朝鮮、美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日本維新、高麗（朝鮮）守舊的對照使他深受啓迪，認識到國家富強之術，在於提倡科學，興辦實業。因此屢屢上書朝廷獻策，卻都似泥牛入海。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辭官回滬，住佘山，潛心於天文度數的研究和譯著，助其弟馬建忠著《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決定毀家興學。

光緒二十六年八月（1900年），他將自己的全部家產——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產，捐獻給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為創辦“中西大學堂”的基金，並立下“捐獻家產興學字據”，規定該產業供作中西大學建成後的學生助學金。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發生“墨水瓶事件”，學生集體退學。蔡元培曾介紹部分學生向馬相伯求學。他遂於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彙老天文台餘屋，以“中西大學堂”的理念，創辦震旦大學院（徐彙區第二中心小學是其舊址），自任院長，二月初三（3月1日）開學（“震旦”為梵文，“中國”之謂，含“東方日出，前途無量”之意）。其創辦的震旦學院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學。親編《拉丁文通》《致知淺説》等教材親自授課，實行學生自治。肄業於此的學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張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諷刺時政，遭清廷緝拿，潛逃至吳淞，馬相伯聞訊，親自駕舟接到校中進行掩護。同年，籌建震旦學院預科，後改為震旦大學附中。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春，耶穌會欲變震旦為教會學校，以讓馬相伯“養病”為由，委任法國神父南從周（Perrin）為總教習，改變辦學方針，另立規章。學生大譁，摘下校牌，全體退學。馬相伯看到退學學生簽名簿時，老淚縱橫，決意站在學生一邊，並得張謇、嚴復和袁希濤等名流的支持，在江灣另行籌建復旦公學（今復旦大學），於當年中秋節（1905年9月13日）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輝任教務長。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馬相伯赴日，在日本學會成立典禮上發表演説勉勵留學生：“救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救國。”張之洞將此語引為至言，譽他為“中國第一位演説家。”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馬相伯曾擔任梁啓超在東京組織的政聞社總務員，並與梁交誼甚深。政聞社被查禁後，又加入憲友會。 ^[2]  因其德高望重，孫中山將他聘為南京第一任市長，此時他已七十高齡了。沒過多久，南京撤銷設市。馬相伯轉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並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任北京政府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平政院平政等職。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穌會接辦的震旦大學擬遷址盧家灣，馬相伯仍以辦學為重，不計前嫌，捐現銀4萬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處（當時價值10萬多元），以購置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土地100畝，建造新校舍（後改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即今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

民國建立後，馬相伯加入民主黨，為民主黨30名常務員之一。 ^[2]  在這期間，曾與章太炎、梁啓超等發起創辦“函夏考文苑”，與英華創辦輔仁社（即後來的輔仁大學）和培根女校。

民國三年（1914年），馬相伯子馬君遠病故，學生們鑑於馬公毀家興學，家無餘資，遂籌集萬元為其寡媳、幼孫作教養費，馬相伯卻託人將該款移作啓明女子中學（今第四中學）教育經費。袁世凱稱帝后，他痛加抨擊，認為“天下之大盜，莫大於君主”。

民國六年（1917年），南歸，隱居徐家彙土山灣（後名其居所為綠野堂、樂善堂），著書談道，不問世事。

民國十四年（1925年），羅馬教廷在中國創辦北京公教大學，次年改稱輔仁大學。馬相伯參與其事，貢獻良多。他寄語輔仁大學：“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

“九·一八”事變時，馬相伯已屆91高齡。他深感國難深重，為救亡呼號奔走，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禦外侮”。他親自揮毫作榜書、對聯義賣，共得10萬元，全部支援抗日義勇軍。他先後發起組織江蘇國難會、不忍人會、中國國難救濟會和全國各界救國會等愛國救亡團體，被公認為救國領袖、愛國老人。在他家裏召開救國會第二次執委會時，他特地寫了“恥莫大於亡國，戰雖死亦猶生”聯語，與與會者共勉。

自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1月起，他連續四個月發表了12次國難廣播演説。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1月，上海淪陷，日本侵略軍逼近南京，馮玉祥、李宗仁勸馬相伯移居桂林風洞山。次年，應于右任請，入滇、蜀，道經越南諒山，因病留居。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是他百歲誕辰，4月6日全國各地和有關團體都舉行遙祝百齡典禮。國民政府對他頒發褒獎令，中共中央特致賀電，稱他為“國家之光，人類之瑞”。他給上海復旦同學會的親筆信有“國無寧日，民不聊生，老朽何為，流離異域。正愧無德無功，每嫌多壽多辱！”語。他以前方將士浴血抗戰勞苦為念，把各方贈與的壽儀移作犒慰傷兵之用。還被任命為國民黨政府委員。他在病重時，憂國憂時之情更深。他説：“我只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興奮異常，夜不能寢，病勢加劇。11月4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舉國哀悼。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11月，南洋公學發生“墨水瓶事件”，200餘名學生和總教習蔡元培憤然離校。從南洋公學退學的大部分學生在中國教育會的幫助下組成了愛國學社，另有20多名學生在蔡元培的引薦下向馬相伯求助。是時，適逢馬相伯正在籌劃辦學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這批學生，向天主教會租用徐家彙觀象台的舊屋作為校舍，並聘請了幾位法國籍神父任教。如此一來，一座新式學校便宣告誕生了。馬相伯還給學校起了個響亮的名字——震旦學院。

震旦學院成立後，馬相伯任監院（即院長），學校以“廣延通儒，培養譯才”為宗旨，學制為兩年，專業分為文學、質學（科學）兩類，沒過多久又發展為文學、致知（哲學）、象數（數學）、形性（理科）四大學科。

震旦學院在管理上不僅“完備有條理”，更不乏獨到之處。一方面，震旦學院實行“學生自治制”，校務由學生推選幹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學生自由研究之風”，即倡導學術民主、思想自由，並採用“挈舉綱領，開示門徑”的啓發式教學方法，注重文藝、崇尚科學、不談教理更是馬相伯一再強調的辦學方針。

在馬相伯的運籌帷幄之下，震旦學院的教學、教務活動均安排得井井有條。為引導熱血青年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報效國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科學救國準備者，請歸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學院的學生數量就翻了數倍，增至132人。

熱衷教育救國的馬相伯對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學院來了個名叫“劉學裕”的新生。此人雖其貌不揚，卻大有來頭。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樓詩草》，譏諷時政而被清廷通緝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潛逃”至上海後無處安身，馬相伯得知後立刻將這名心繫國家社稷的青年學子破格錄取，免去他所有的學膳費，還特意讓于右任易名“劉學裕”以避人耳目。

馬相伯的一系列教學主張和做法雖深得青年學子的推崇，但是由於怕清政府因馬相伯收留通緝犯會如同1901年義和團事件一樣迫害天主教會，加害天主教徒，所以遭到耶穌會的擔憂和反對。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耶穌會派法國人南從周擔任震旦學院的教務長，協助馬相伯打理校務，也是為了不要馬相伯行為過當。

南從周是一位保守的耶穌會士，取消孔子誕辰假期認為是崇拜偶像，使學生接受宗教課程，頌唱聖歌，早晚禱告、做禮拜，還“盡廢舊章，別定規則”，不許學生談論時事，不許結社等以免受到清政府的懷疑，加強管理，學生出入校門、會客之類的個人自由，也被橫加限制。但是南從周的行為卻引發了震旦學子們的不滿，大批學生退學抗議。學生集體離校時，甚至摘下了震旦學院的校牌。馬相伯此時雖在病中，但對學校發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聞。無奈之下他和部分學生一起宣佈脱離震旦學院，與眾生一同揮淚離開了徐家彙的校舍。

隨着馬相伯和學生們的離去，震旦學院僅剩下一副空殼，這無異於關停。但馬相伯認為，震旦學院的精神不能磨滅。他決定再辦一所新校，這個想法立即得到學生們的一致響應。那取個什麼校名為好呢？于右任提出建議取名“復旦”。一者，“復旦”二字出自《尚書大傳·虞夏傳》中的名句“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意在自強不息；另者，“復旦”還有不忘震旦之舊，更含復興中華之意。

馬相伯聽後，立刻表示讚許。然後，他誠邀熱心教育事業的嚴復、張謇、熊希齡等28人擔任校董，籌集復旦建校資金。兩江總督周馥也撥出官銀一萬兩，並出借吳淞提督衙門作為復旦的臨時校舍。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5月27日，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正式開學，馬相伯任校長，嚴復為總教習。

至於震旦學院，則於同年重新開課，南從周仍為教務長。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當震旦學院打算遷往別處另建校舍時，馬相伯仍然捐款四萬元，把自己名下、地處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處地皮悉數捐出，募得十萬多元，購置盧家灣呂班路（今重慶南路）的土地103畝，提供震旦學院使用，震旦學院從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

國民黨元老邵力子：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 ^[3] 

馬相伯逝世後，其弟子于右任敬輓：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 ^[4] 

《馬相伯先生文集》

《馬氏文通》與其弟弟所編寫（在紀錄片《大師》中有介紹）

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鈞儒、鄒韜奮等“七君子”入獄，馬相伯多方營救。次年七人獲釋後，前往看望馬相伯，合影留念。沈鈞儒在照片上題書“唯公馬首是瞻。”這張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學教科書在內的大小歷史著作，為很多中國人所熟悉。照片上，馬相伯在眾人的簇擁下，端坐正中，盡顯人瑞之相。 ^[4]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我離開京畿，回到上海徐家彙。當時蔡元培在南洋公學（即現在之交通大學）任教，要跟我學拉丁文，我告訴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為古董，大學而外，各學校都不大注重，中國學者更沒有學習的必要。無奈孑民先生執意要學，説拉丁文為歐洲各國語文之根本，各國語言多源於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無從瞭解。孑民先生的話固然説得正當，然我還以為很難辦到。一來是因為中年而有繁重職務在身的人，學習外國語，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較長時間不可；二來是孑民先生當時在南洋公學任職，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閒來讀拉丁文。當時我住徐家彙慈母堂前一排的樓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點鐘就來敲門，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更改。因為這兩個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的青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為有益而切於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為然，於是就選派了24個學生來學，我起初還是不打算教他們拉丁文，但他們也和孑民先生一樣，拿定主意要我教他們，我沒法，只好教了。

當時在我們徐家彙教會中的法國人，都在背後笑我們，以為中國人如何能學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卻大膽地教他們讀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學作品，最有名的演説家西塞羅的演説。4個月後，經過考試，他們居然都寫得出來，説得出來，從前笑話我們的外國人，也不能不欽佩我們的青年學生的努力。還有，我教他們，除了拉丁文外，還有法文和數學，他們始而都齊聲告訴我，他們全部學過了。我説：你們且慢，等待我教一點，你們才説。我的教法，完全和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數學，我教他們加減乘除，不但教他們演算的技術，並且教他們原理，使他們從根本上理解每一算術的作用，並且教他們用代數的方法演數學，他們都很能領悟。其中很有幾個，後來都在數理方面有了深造。

我辦震旦時，有一樁事業是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點。那時一班外國人在中國教我們青年的外國語文，簡直有些顢頇，譬如，他們教英文，一開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學生摸不着頭腦；我從拼音字母教起，使學生漸漸可以獨立地拼讀外文。那時他們教英文所用的課本大致都是英國人教印度人用的，淺薄鄙俗、毫無意義。我則選些英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給學生講習，藉以提高他們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時至12時，我召集全校學生開講演會，指定題目，先由一人登台講演，然後輪流推舉學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評，使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意見，互相觀摩，大家都很有興趣。當時一些外國教職員也都贊成。

當我創辦震旦時，有些人若即若離地站在旁邊，待我把學校辦成，他們卻又“見獵心喜”，對於我的主張，動輒加以阻撓，而且關於招收學生的辦法，我的見解也與他們不同。他們只願意收年輕的學生，我則主張年輕的和年長的，甚至三四十歲的，只要他們誠心來學，程度相當，皆應一視同仁，儘量收納。因為中國的情形與歐西各先進國不同。我們的青年固須教育，我們的成年人尤須教育，因為他們學了一點，馬上到社會上去，就有用。震旦開了一年多之後，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與校方意見不合，遂脱離關係而另組織一校以答與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學子的誠意，這就是現在的“復旦”。

“伲是隻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把中國叫醒！”這句話是馬相伯一百歲時，因病滯留諒山時，不止一次地對前來探望他的門生故舊説的。這是他對自己的一生奮鬥未見成功的抱憾之言。當時，日軍大肆深入中國國土，馬相伯的學生於右任等，考慮留居在桂林的馬相伯的安全，請他轉移去昆明休養，在途經諒山時病重，因此滯留。一路上，每逢停車歇宿，馬相伯總要問左右：“現在何方？”病留諒山時，他又問左右，當他聽説是諒山時，着急地説：“快讓我走，這不是我們的國土，我要回國！”後來只好在他一覺醒來時騙他説：“現在我們已抵雲貴交界處了。”他才稍安。馬相伯對前來探望他的人，第一句總問：“現在我們打到哪裏了？”“這小子（指蔣介石）會打仗嗎？”他無時無刻都關心着前方的戰局，關心着祖國的存亡。在他臨終彌留之際，口中還一直含糊地吟着：“消息！消息！” ^[8] 

1952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派專人陪同馬相伯親屬去越南諒山迎回馬相伯靈柩，安葬於當時新涇區（今長寧區境內）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毀，其遺骸被熱心人所辨認收藏。1984年4月6日，遷葬至上海萬國公墓名人墓園。 ^{[7]  [10]} 

馬相伯在上海有3處故居：

馬相伯故居位於上海市松江區開江中路358號，又稱馬家廳，為江南風格私家住宅，2021年3月11日入選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錄。 ^{[5]  [12]} 

馬相伯舊居位於上海市徐彙區蒲匯塘路55號，這是馬相伯民國六年（1917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間在上海的寓所。現在為“土山灣博物館”，博物館恢復了馬相伯舊居中書房和卧室的格局。 ^[12] 

馬相伯舊居位於上海市黃浦區重慶南路205號新式里弄萬宜坊內41號，是馬相伯晚年寓居，是一幢磚木結構的西班牙風格建築。 ^{[5]  [12]} 

馬相伯逝世消息傳到桂林後，他的知交和弟子林素園在疊彩山風洞的巖壁上為馬相伯刻像，以資永久紀念。刻像刻於風洞南側距離地面高度約1.2米的巖壁上。1940年4月，林素園題寫馬相伯像贊，贊雲：“心赤貌慈，人瑞人師，形神宛在，堅彌高彌。”聘請建築師林樂義繪製畫像，之後，請興安縣石雕藝人劉保虛刻石。 ^[3] 

2016年6月18日，丹陽市馬相伯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暨馬相伯史蹟紀念館揭幕儀式，在丹陽市開發區金陵西路18號舉行。馬相伯史蹟紀念館用33塊展板，10個展櫃，通過一些文字、圖片、以及實物資料，以編年體形式來展現馬相伯的百年人生。 ^[13] 

2009年11月28日，為紀念馬相伯，丹陽市在原胡橋中學舉行丹陽市馬相伯學校成立暨馬相伯塑像揭幕儀式。 ^[9] 

2015年4月，馬相伯175週年誕辰之際，復旦大學志德書院師生一行人來到馬相伯墓園，追思先賢，啓迪未來。 ^[6] 

2023年6月18日，“先生之風·馬相伯與諸弟子”學術論壇在丹陽市馬相伯小學舉行。 ^[14]  7月，南京師範大學中北學院青馬班師生先後走訪參觀馬相伯故居、馬相伯史蹟紀念館、馬相伯學校、復旦大學，還通過採訪馬相伯玄孫、馬相伯研究會成員，發放調查問卷等形式，儘可能地深入瞭解馬相伯生平經歷，學習他的愛國主義精神。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