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穌會士

羅耀拉提倡耶穌會士成為“在行動中冥想”的人，應當在工作中、在整個世界中“找到”天主，因此神職是他們宗教生活的基本因素，耶穌會士應時刻準備投身於傳教團。於此相應，耶穌會士的祈禱時間比較靈活，也拋開齋戒等苦行活動，以使他們的神職工作更具彈性。受戒者要發神聖誓願效忠教皇。這使他們的傳教任務受教宗裁定，使修會以一種特殊的形式和教皇緊密聯繫。

耶穌會士採取連隊化組織結構，教階分明，有總會長（general）實行集權控制，禁止成員擔任教廷的高級職務。耶穌會士一向因其博學而受人尊敬，這與他們所受的嚴格訓練分不開。成為一名耶穌會士首先要申請並通過基本素質考核而成為見習修士。兩年見習修行期後進入待受神職者階段，花3—5年研修文學和哲學，同時不斷進行簡單的宣誓，此後還要在特定的教廷職務上幫忙2—3年，通常是在中學任教。接着進入為期四年的神學研究階段，結束時正式發“三絕”誓願﹐最後才成為耶穌會最正式的成員，絕對效忠教會和服從總會長。

耶穌會其最高權力機構是耶穌會公會，隸屬於教宗，下分省會、協作區、獨立的副省會等。耶穌會士須立“三絕”誓願，絕對效忠教宗和服從總會長。1773年，教宗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該會。1814年，教宗庇護七世又予恢復。耶穌會成立不久，即開始向亞洲、非洲、美洲派遣傳教士。

耶穌會向中國派遣傳教士始於明嘉靖年間。第一個來到中國的耶穌會士方濟各·沙勿略（1506-1552）於嘉靖三十年（1551）抵廣東海面上川島，次年卒於該島。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穌會士抵達澳門。萬曆四年（1576）澳門教區成立。崇禎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國的歐洲諸國耶穌會士，均由里斯本出發，經澳門進入中國內地。

中國耶穌會的開創者是意大利人利瑪竇。（利瑪竇墓碑北京阜成門外車公莊）他於萬曆十一年入居肇慶。在耶穌會遠東巡視員範禮安領導下，為耶穌會在華傳教需要，他制訂了一整套入鄉隨俗的“調和策略”，主要內容包括：結交中國士大夫和中國朝廷；傳播西方科學技術和其他人文科學；遵行儒家習俗，尤其贊同中國教徒實行祭祖祭孔禮儀。這一策略為後來大多數耶穌會士所執行。他們結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貫、葉向高、徐光啓、鄒元標、焦竑、沈德符、李贄、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喬遠、袁宏道、袁中道、楊廷筠等均是萬曆、天啓、崇禎朝的重要人物與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啓、李之藻、楊廷筠受洗入教，成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

萬曆三十二年，中國內地耶穌會從澳門教區獨立出來。四十三年經總會長阿瓜維瓦批准，成為獨立的副省會。至明末，歷任中國耶穌會首領和副會長的有卡布拉爾、孟三德、利瑪竇、龍華民、羅如望、陽瑪諾、傅泛濟、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華外國耶穌會士約七百八十多名，中國耶穌會士約一百三十多名。來華耶穌會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德國、西班牙、奧地利、波蘭、瑞士籍的。耶穌會在中國發展很快，崇禎十年有教徒四萬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達三十萬。康熙六年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遍佈於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蘇、廣西、廣東、山西、陝西、山東、四川、雲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南明時的耶穌會士中，畢方濟與弘光、隆武、永曆三帝結交；瞿安德在永曆朝掌管欽天事；卜彌格曾作為王太后使節出使羅馬。在中國學者與文人幫助之下，耶穌會士翻譯、撰寫了許多種有關天文、歷算、地理學、物理學以及語言學的著作，把西方科學技術和人文科學傳播到中國。其影響顯著者，數學有利瑪竇口授、徐光啓筆譯的《幾何原本》；天文學有徐光啓督領、耶穌會士鄧玉函、龍華民、羅雅各和湯若望參加修撰的《崇禎曆書》（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學有利瑪竇編著的各種版本的世界地圖和艾儒略的《職方外紀》；物理學有鄧玉函口授、王徵繪譯的《奇器圖説》；語言學有利瑪竇《西字奇蹟》（今改名《明末羅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閣《西儒耳目資》。

對耶穌會士傳播的基督教，明末有兩種不同的看法。徐光啓等認為它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南京禮部尚書沈漼等人則認為它“誑誘愚民”，“志將移國”。因而導致明末思想界護教與反教的論爭。這種論爭一直延續到近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學術界從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對明清耶穌會士的傳教活動、成就、影響和作用等，相繼發表過一些著述和評介。一般認為，明清傳教士作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學西漸和西學東漸活動中，向中國傳播西方知識，向西方介紹中國思想文化，對豐富當時中國學者的知識、開闊中西學者的眼界，對明末清初思想、學風的變革，都有一定貢獻和深遠的歷史影響。向中國引入了近代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