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智庫

嚴格意義上的智庫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獨立於政府決策機制的政策研究和諮詢機構。

按美國智庫在不同時期的性質和特點，將其大致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公共政策研究機構起步階段。時間為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成立的智庫大都從事長期性的政策研究，致力於把科學知識運用於研究和解決廣泛的公共政策問題。當時的智庫主要有拉塞爾塞奇基金會、政府研究學會、胡佛研究所和對外關係委員會。 政府合同型智庫興起階段。時間為二戰結束到20世紀60年代初。在這期間，美國政府開始重視由工程師、物理學家、生物學家以及社會學家相結合所產生的綜合研究成果，所以二戰後迅速出現了大批與政府簽訂研究合同的智庫，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成立於1948年的蘭德公司。 政治宣傳型智庫發展階段。時間為上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這一時期國際形勢的發展使得智庫具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它們向政策制定者推銷政治主張，灌輸各種思想。這些智庫一般都有鮮明的政策、黨派和意識形態傾向。力求影響當時的政治或政策。這類智庫主要有，傳統基金會和凱託學會等。

政治家後援型智庫發展階段。時間為上世紀90年代。一般由具有政治雄心的人物或其支持者，以及離任後着力進一步推進其政治和意識主張的前總統等人創辦。這類智庫主要有：卡特中心和尼克松和平與自由中心。這些智庫關注的是推廣其政治主張。

美國智庫一般都強調自己的“非營利性、獨立性和無黨派”色彩，但這只是最初的情況。智庫一般都有董事會全面負責研究計劃、立項以及執行核查，並“保證智庫的獨立性”，但這種獨立性也只是相對的。首先，智庫從一開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進，這些都為智庫的研究先天性地設定了“有色眼鏡”。而且，董事會成員的背景和理念也決定着智庫發展的方向和研究趨向。特別是，一些完全依靠美國政府和軍方合同的智庫，雖然表面上極力證明自己的“民間獨立身份”，但是細察其“捐助榜”，就可知道它在為誰效力。

美國智庫的背後一般大多是一些利益財團，包括近年出現的一些新型科技集團和金融集團。這些財團出於保護經濟利益並獲得更大收益的需要，通過智庫發表調研報告，影響社會輿論，左右政府決策以實現自己的利益。當然，也有一些財團出於西方宗教信仰及道德傳統的原因，資助智庫進行一些有利於社會的超前研究。

美國政府也喜歡通過智庫這個渠道來為一些政策的出台進行預先試探和尋求理論支持。陳向陽説，由於智庫的非官方性質，一些美國高官經常就重大外交政策在智庫演講，一來試探各界反應，二來尋求理論支持。並製造聲勢，影響輿論，為推出新的政策鋪路。所以，在美國特有的政治體制下，財團、智庫和政界三者密不可分。華盛頓的“K街”號稱“智庫一條街” ，美國智庫雲集於此，天天盯着國會和白宮，想方設法把自己的政策分析和研究結果“塞進”國會議員和政府要員的大腦。

智庫在美國的政策形成過程中發揮着多種作用，但通常是履行以下四種主要的社會功能。

一、探求和產生新的政策思想，並長期堅持和倡導這些思想和理論，以期得到廣泛認同，繼而被確認為政策或法規。

二、為政府提供全面、專業、具體的政策方案，尤其是在總統就任前後，竭力對新政權施加影響。例如在1980年，美國傳統基金會推出長達1093頁的《領導人的職責》，這本書一度成為里根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手冊，並在上世紀80年代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提供和儲備人才。一方面，美國智庫為政府輸出具有豐富專業知識的人才，使這些學術精英“搖身一變”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智庫又為政府換屆後的去職官員提供重要棲身之處，這使美國智庫積蓄了豐富的人脈資源。智庫與政府之間頻繁地交流人員，形成了特有的“旋轉門”現象。

四、智庫還具有教化功能，賦予自身教育社會和公眾的責任。美國智庫一般的研討會都對公眾開放。這樣既可以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擴大影響力，又能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公眾接受和認可自己的政策和理論，從而造成有利於這些理念實施的社會民意基礎。

美國智庫對中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中國崛起”和“美中關係”這兩個課題上。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崛起是“必然的威脅”，主張遏制和防止中國崛起；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中國崛起不是必然的威脅，但需要防止中國崛起為一個“威脅鄰國和美國盟友及其利益的攻擊性國家”。第二種觀點的影響較大，並指導着美國政府的總體對華政策。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貝德就曾表示，“散佈中國威脅論是錯誤的”，但“維持對華武器禁運可使美國處於一個有利的強勢地位”。

然而，即使是持第二種觀點的智庫，對中國的態度也因其背景和理念的不同而差異較大。比如，布魯金斯學會主張與中國進行貿易合作、共同反恐；而蘭德公司則主張“遏制+接觸”，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蘭德公司堅持以“維持台海現狀” 為基調；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則主張建立並鞏固中美高層對話機制，“除非台海兩岸都有要求，否則美國不應在兩岸之間扮演調停角色”。

近年來，美國智庫對中國軍事研究大大加強。他們緊盯中國軍事的各個領域，包括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國國防政策、安全觀、核戰略、決策機制等)、台海軍事形勢、中國軍事科技、中國南海問題、中國軍費開支、軍種發展戰略等。此外，解放軍作戰理論、體制編制、對外軍事交往、軍事決策機制、太空力量、解放軍戰史等也是美國智庫重點研究的對象。

美國智庫越來越重視運用中文開展對華研究。陳向陽説，美國智庫在進行對華研究和交流時聘請“中國通”、推出中文媒體，這些都值得注意。語言上的障礙消除後，將更加加大其話語權和影響力。特別是，個別美國智庫利用在中國境內活動和合作的機會，或隱或顯地進行一些灌輸、滲透甚至蒐集情報的行為，值得關注。

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最新公佈的《2008全球智庫報告》顯示，美國依然是全球智庫研究能力最強大的國家，在全球5465家智庫中擁有1777家，在智庫十強國家中，比其他九國的總和還要多。其中，美國首都華盛頓也成為全球擁有智庫最多的城市，高達350家。在每年的運營經費上，前十強的美國智庫共擁有5.606億美元，而非美國的全球十大智庫只有1.122億美元。

美國智庫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數量非常龐大，而新型智庫也在不斷湧現。美國智庫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產業化 美國智庫已形成了較具規模的政策諮詢產業和戰略謀劃產業，並將此轉化為巨大的效益。美國智庫都聲稱是 “非盈利機構”，但實際上都是營利的，它們主要通過研究報告、委託合同、出版刊物、網絡付費高級會議等形式獲利。

研究議題多元化 美國智庫議題無所不有，除了傳統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外，一些前沿科技議題，如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等，也都被列為重點研究對象。

高度國際化 美國智庫的服務對象、研究領域以及對外交流等，都具有高度的國際化特徵。比如，布魯金斯學會每年都會邀請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和高級參謀進修、交流。

信息化 美國智庫非常重視新媒體的發展和運用，利用網絡這個平台進行大量信息交流，比如研討會用視頻進行直播，這使很多國家的學者不用出國就可以“參加會議”。

重視對亞洲尤其是對中國的研究 隨着亞洲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持續提高，美國智庫不約而同地開展了跟亞洲有關的研究和討論，中國已成為美國各智庫的主要研究重點。而印度、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等也認識到了這一點，紛紛針對美國開展“智庫外交”，以影響美國的政策，為自身利益服務。

影響力還在上升 美國智庫在美國國內和世界的影響力仍在上升。智庫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傳聲筒，國際社會都很重視與美國智庫的關係，紛紛加強對美國智庫的工作，並儘可能地蒐集美國高官對智庫透露的重要信息。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成立於1927年。作為美國著名的綜合性政策研究機構，布魯金斯學會致力於對經濟、外交事務和行政管理等公共政策的研究，立場相對中立，旨在充當學術界與公眾政策之間的橋樑，向決策者提供最新信息，向公眾提供有深度的分析和觀點。該學會主要得到美國東部財團的支持，洛克菲勒財團在其中起主導作用，與民主黨關係密切，許多重要成員系民主黨人。學會非常重視中國問題和對華政策的研究，集中了包括卜睿哲、李成、李侃如等一批中國問題專家。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

成立於1921年，主要受洛克菲勒、摩根等東部財團控制。協會致力於對國際事務和美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主要任務為宣傳美國的外交政策，對美國製定對華政策具有一定影響力，並主辦《外交事務》雜誌，喬治·科南的“遏制理論”最早就是在該雜誌上發表。其現任主席理查德·哈斯曾在小布什政府第一任期內擔任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司長。

Carnegie Endowment for lnternational Peace

成立於1910年，以促進各國間的合作並致力於推動美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為宗旨，是美國知名的外交與國際事務政策研究所。尤其注重分析促成全球性變化的經濟、政治和技術力量。主要通過四大部門的活動——全球性政策項目、俄羅斯和歐亞問題項目、中國項目以及《外交政策》雜誌，來協助制定關於傳統和新興問題的政策辯論內容。中國研究由其總裁傑西卡·馬修斯親自領軍。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成立於1981年，致力於研究債務及發展、全球化、國際金融及宏觀經濟、國際貿易與投資及美國經濟政策。2006年4月11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聯合出版《中國：決算表》一書，討論中國崛起和美國對策。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成立於1973年，是一個兼有教育性和研究性的智囊團，是美國新右翼分子的主要政策研究機構。其理念包括主張小政府，限制政府開支和規模；捍衞個人自由；捍衞傳統價值；強調美國需要有強大的國防實力。其主要活動包括：每年公佈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系的經濟自由度指數；出版各類研究報告；發表成員的每週評論；籌辦青年領袖計劃。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成立於1943年，是美國保守派的重要政策研究機構，曾與布魯金斯學會並稱為美國華盛頓的“兩大思想庫”，有“保守的布魯金斯”之稱。該所主要得到摩根財團等東部財團的支持，與共和黨淵源較深，共和黨尼克松、福特政府下台後，許多重要官員紛紛加入該所，故輿論界又稱它為共和黨的“流亡政府”、“影子內閣”。近年來，有向中間擺動的趨勢，對美國國會和政府的影響也在逐漸增強。該所的高級研究員紐特·金裏奇曾任美國眾議院主席，在1999年還當選《時代》週刊年度人物。

Cato Institute

成立於1977年，其理念深植於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傳統，主張減少政府對於國內社會和經濟的干預，並且減少在國際上的軍事和政治干預。所提倡的政策包括了廢止最低工資管制、改革反毒品政策、廢止企業補助和貿易壁壘、減少聯邦政府對市場運作以及地方州政府的干預、深化自由學校選擇制度、廢止政府實行的族羣歧視政策等。其成員多為學界知名人物，包括哈耶克、詹姆斯·M·布坎南等。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成立於1968年，是一個教育型的智庫，研究領域覆蓋整個人文和社會科學，尤其以歷史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為重點。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政府治理、美國在世界的角色、美國和世界面臨的長遠挑戰等。威爾遜中心沒有直接影響美國政府行政和立法的議程和目標，主要以廣播節目、公開會議、出版物、電子服務等形式影響社會公眾。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成立於1919年，素以研究共產主義和反蘇反共著稱，有“右翼思潮的智庫”之稱。該所的研究和收藏主要圍繞着“戰爭、革命與和平”3個主題。其經費大部分由保守團體和大公司捐助，像埃克森·美孚、福特汽車、通用汽車和寶潔等都是研究所的捐助大户，另外，斯坦福大學的資助佔總預算的15%。

The Stimson Center

成立於1989年，是與美國國會和政府聯繫緊密的自由派智庫，專注於區域安全、跨國安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控制和國際安全與和平問題的研究，並以濃重的軍事背景為其鮮明特徵。自1995年以來，史汀生中心加強了東亞尤其是中國台海問題的研究。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成立於1962年，主要從事包括評估美國的政策風險，分析歐盟、東盟等地區性事務，研究國際安全與穩定以及建立國家長期戰略等研究活動，是美國具有保守色彩的重要戰略和政策研究機構，素有“強硬路線者之家”和“冷戰思想庫”之稱。定期出版物有《華盛頓季刊》、《華盛頓文集》和《重要問題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