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

1942年，在重慶百齡餐廳，王映霞與時任重慶華中航運局經理的鍾賢道結為連理。婚禮極為排場，賀客盈門，宴賓三日，王瑩、胡蝶、金山這些當時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章克標所著《文苑草木》説：“他們的婚禮是十分體面富麗的。據説重慶的中央電影製片廠還為他們拍攝了新聞紀錄片。他們在上海、杭州各報上登載了大幅的結婚廣告，而且介紹人還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見這個結婚的規格之高，怎樣闊綽。”山城重慶為之轟動，有説法稱：“鍾賢道拐了個大美人！”

在她之前，她生命中至關重要的這兩個男人都早已逝去——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時，郁達夫在蘇門答臘島被日本憲兵殺害，終年49歲。

1980年，與王映霞過了38年平靜婚姻生活後，鍾賢道病逝於上海，終年72歲。

2000年，王映霞病逝於杭州，終年92歲。與鍾賢道合葬於杭州南山公墓。

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師範學校。杭州女師人才輩出，王映霞是她們中的一位佼佼者。王映霞始知魯迅、郭沫若，後來才知道郁達夫，對鬱的文才十分傾倒。一次偶識，郁達夫深深迷戀了這位青春美麗的才女。經不住他的苦苦追求，於1928年兩人結為伉儷，歷12年風雨，最終於1940年正式離婚。從相識相愛，到最終分手，王映霞與郁達夫的這段愛情糾葛曾在文壇上紛紛揚揚掀起過不小的風波，因而他們之間的這段交往，這段生活歷程和情感歷程也就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一種真實而細緻的再現了。

王映霞是有猶豫的。面對他一封封密集的情書，她想和旁的男人結婚。他的狀況畢竟十分複雜。郁達夫的文字在這一時，頗為魅力光彩。他寫給她的信中竟如此説：“我也不願意打散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結婚與情愛，有微妙的關係，但你須想想當你結婚年餘之後，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婦，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決定你現在所考慮的路。你情願做家庭的奴隸嗎？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儘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放棄......”

郁達夫的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有很多處不成立。誰説人生只有一次婚姻呢，他想和王映霞在一起，不就預謀着第二次婚姻？哪個女人遲早不都要結婚？結婚後誰又能保證自己沒有婦人相，一輩子不拖兒滿臉炊煙？

但郁達夫的話真起了作用。與其説起了作用，不如説王映霞對他的愛，讓她相信了這些善意的假話。他離婚，她投於他的懷抱，兩人從熱戀到結婚，速度很快。

美人才子的結合，在文壇上還是被傳成佳話的。孫荃變成一個恍惚的背景，一切都可忽略不計。王映霞對郁達夫也無盡地滿意，甚至還在自傳裏寫：每月開支為銀洋200元，摺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説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於吃。物價便宜，銀洋1元可以買一隻大甲魚，也可以買60個雞蛋，我家比魯迅家吃得好。

温飽之後，慾望便過盛起來。他們的情變，也是因為這個。郁達夫懷疑王映霞與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有染，而寫現代愛情詩的汪靜之則在遺作《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説鬱、王離婚的主要原因是王映霞與戴笠關係曖昧。總之是王映霞那邊出現火燒雲，郁達夫不撲火，還拼命扇火。大吵之後，王映霞出走。他在《大公報》上登“尋人啓事”，更讓王映霞下不了台。後雖經朋友努力撮合，兩人勉強複合，但彼此心中都留下傷口。沒等復原，郁達夫又在出版的《毀家詩紀》中，自曝家醜，包括談及王映霞的紅杏出牆。這之後，王映霞就再也不想維繫本已平淡的婚姻。想郁達夫費盡辛苦追得美人，還不一樣與他炊煙來去，帶着孩子。他也並沒有把她變成一個神話。婚姻在經過12年後，總會無比乏味。婚外的曖昧之情難免，關鍵是看你想要什麼。王映霞本不想放棄這段婚姻的，她也嘗試過努力去維繫，跑到印尼的荒島上執教，終無法忍受那裏的貧瘠，只待了一個學期。離婚後，王映霞已34歲。最好的年華都給了郁達夫，如今又不願以“郁達夫棄婦”的形象示眾，只好用力打扮自己。竟也還是美的，交際場上左右逢源，出盡風頭。有戴笠撐腰，王映霞是沒人敢招惹的。她像是回到另一個自由王國，成為自己的主人。那邊的郁達夫還是想念她的。後悔過，心疼過，給她寫信，“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孃真個幾時歸。”但這回，這個阿孃是鐵定心思不會回頭了，就是孩子的呼喚也不能。而且，她結了婚。在戴笠死後，她安於自己的丈夫，生下一子一女，與丈夫在蕪湖過起樸實無華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她直到最後都是滿意的，稱之為這段婚姻讓她結束漂泊的生活。王映霞晚年回憶稱：“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 ^[1]  ”

王映霞（1908—2000），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鎖。“鎖”，由金、小、貝三個字組成，意為金家的小寶貝，學名金寶琴，生於杭州。童稚時過繼給外祖父王二南做孫女，易名為王旭，號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員，琴棋書畫俱精，滿腹經綸。王映霞自幼承歡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潤物，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的薰陶。她先在外祖父開的蒙館讀《三字經》，後入教會學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師範學校。是時，班主任老師是位剛從北大畢業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學的清風帶進校園。王映霞始知魯迅、郭沫若，始知創造社有個郁達夫，在拜讀其《沉淪》時，她對文中的大膽描寫，覺得頗“有些難為情”。令她做夢也想不到的是不幾年後的一個偶然，在世伯孫百剛先生（他與郁達夫是留日時的同窗）的寓所邂逅郁達夫。落花有意隨流水，近代文壇上從而演繹出一闋“風雨茅廬”的趣話。 ^[3] 

相識之初，王映霞在“猶豫、困惑、煩惱、興奮”中舉棋不定，後終於敵不住“欲撰西泠才女傳”的郁達夫的苦心孤詣的追求，於1928年結秦晉之好。

然而這場轟轟烈烈的愛情並沒有經得起時間的推敲，由於年齡、性格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鬱、王之間漸生罅隙。後來郁達夫又在家中發現了浙江教育廳廳長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離家出走，後經友人調解，一場風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卻愈裂愈深，終至最後在新加坡惡臉相向。郁達夫推出《毀家詩紀》，詳細敍説王映霞與許紹棣的熱戀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相迴應，在報紙的推波助瀾下，王映霞卒與“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達夫離異。這對才子佳人，從萍水相逢到不歡而散，倒真戲劇性地印證了郁達夫婚前所言“我且留此一粒苦種，聊作他年的回憶”。此言，對王映霞又何嘗不是？所不同者，郁達夫此後風雨飄萍遭厄運，王映霞覓到了歸宿罷了。

汪靜之與郁達夫在1922年參加《女神》出版一週年紀念會上一見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師範時的同學，兩家由此來往密切相交甚篤。據汪靜之回憶，1938年春夏間他與家人到武昌避難，當時達夫也全家在武昌，兩家是近鄰，常相往來。台兒莊大捷後，郁達夫隨政府慰勞團到前線勞軍，有一天王映霞對符竹因説：“我肚子裏有孩子了，抗戰逃難時期走動不便，我到醫院裏請醫生打掉。醫生説：‘要你男人一起來，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們不能打。’達夫參加慰問團去了，要很多天才會回來，太大了打起來難些，不如小的時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請靜之陪我到醫院去，裝做我的男人，醫生就會替我打掉。請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聽了滿口應承，吩咐汪靜之陪王映霞過江到漢口一傢俬人開的小醫院裏做了流產手術。過了一段時間汪靜之到郁達夫家看他回來沒有，王映霞的母親説：“沒有回來。”汪靜之看見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長子鬱飛滿臉愁容，就問他為什麼不高興？孩子説昨夜媽媽沒有回來，王映霞的母親也對汪靜之説王映霞昨夜被一輛小轎車接走後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靜之再去探望，卻見王映霞一臉的興奮和幸福，對汪靜之大談戴笠的花園洋房是如何富麗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羨慕嚮往的神情，汪靜之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歸宿的原因了，也聯想到她為什麼要在郁達夫外出時去打胎。汪靜之在《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中説：“我當時考慮要不要告訴達夫：照道理不應該隱瞞，應把真相告訴朋友，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軍統特務頭子，人稱”中國的希姆萊“。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這樣考慮之後，我就決定不告訴達夫，也不告訴別人。”後來汪靜之離開武漢赴廣州，不久郁達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靜之心底，直到汪靜之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責郁達夫的兩篇回憶文章。出於替郁達夫辯護的目的，汪靜之才撰文回顧了幾十年前的這段往事，該文現保存於上海魯迅博物館。汪靜之與郁達夫夫婦同為好友且從無罅隙，兼之郁達夫生前對戴笠的懷疑，汪靜之的回憶應該可信。

郁達夫與戴笠同為浙江老鄉，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學堂讀書，而這所學校的前身就是郁達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學堂，由此看來，鬱、戴還是前後同學。當時的交際是極其重視同鄉同學關係的，這層關係可能是鬱、戴交往的一個契機。據郁達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記記錄：“發雨農（戴笠字雨農）戴先生書，謝伊又送貴妃酒來也。”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郁達夫日記中。當時鬱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參議，戴笠竟將貴妃酒追蹤送到了福州，並且還是“又送”，可見鬱、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據史料記載，抗戰爆發前，戴笠曾在杭州舉辦多期特別訓練班，經常在杭州一帶活動、停留，估計他們之間的交往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戴笠其人，據其身邊人稱“最大的毛病就是愛色，他不但到處有女人，而且連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見，戴笠與郁達夫結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藉機接近王映霞。郁達夫對戴笠的用意有所覺察。據郁達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後來曾長期擔任省主席陳儀秘書的蔣授謙回憶，郁達夫“移家杭州之後，適戴笠來杭養病，常到達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飯，賞賜服務人員特別優厚，而達夫則憚於應酬，因此動南遊之興。其寫給陳儀簡短的信，大意是説慕陳氏治績，欲來閩觀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贊盛治，深以為幸。”郁達夫初到福州，與蔣授謙同在公報室做事並且來往很多，跟他講這番話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頻頻造訪，肯定要引起郁達夫的反感和懷疑，而據郁達夫的朋友回憶當時鬱家沒有女傭，這個被戴笠“賞賜”的“服務人員”只能是王映霞，郁達夫之所以如此佯稱，可能是羞於言戴笠厚贈王映霞的緣故。

發現王映霞與戴笠的姦情後，郁達夫憤怒已極，而王映霞卻無所謂，乾脆不辭而別，郁達夫長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滌晾曬的紗衫還掛在那兒，郁達夫越看越氣，又毫無辦法，拿筆飽浸濃墨在那紗衫上大寫：“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併成詩一首：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侯門”當指戴笠的府邸，對它郁達夫只能是“更斷腸”。但郁達夫也有辦法，他在報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啓事，使得王映霞顏面盡失，肝腸寸斷。於是戴笠通過中間人來做郁達夫的工作，郁達夫又在報上登出“道歉啓事”，王映霞也寫了一紙“悔過書”，雙方於是言歸於好。這時武漢局勢吃緊，郁達夫答應了新加坡星州日報之聘，帶着王映霞遠赴南洋。 ^{[2]  [4-7]} 

“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漂泊不定。”斯言誠哉。王映霞在新加坡與郁達夫分手後，由香港轉道至重慶。經親朋故舊介紹，曾先後在保育院當過保育員、軍委會特檢處做過秘書，後到外交部文書科當過科員。旋由前外交部部長王正廷牽線搭橋，與他的學生、時任重慶華中航運局的經理鍾賢道結成連理。

鍾、王於1942年在霧都結婚，婚禮挺排場，賀客盈門，宴賓三日。婚前，鍾賢道許諾：“我懂得怎樣把你已經失去的年華找回來。請你相信我。”鍾賢道是努力實踐他的諾言的。他讓王映霞辭去外交部的工作，專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廚房，洗手作羹湯”。他們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們定居上海。在國民黨敗局已定的前夕，達官顯貴紛紛逃往台灣，鍾賢道卻退了預定的機票，留了下來。解放後，鍾賢道任上海航聯保險公司副處長，月入幾百元，生活富裕，後雖然多次減薪，生活仍較安定。“三反”運動中，鍾賢道被懷疑貪污，受到審查；後查實為冤案，平反恢復名譽繼續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蓋她在重慶外交部工作時參加過國民黨，幸只口頭參加，沒有黨證，也沒繳過黨費，在向組織説清楚這段歷史後，即被解禁。前後僅二十天。關押期間，鍾賢道心急如焚，探視、送物，竭盡所能，關懷備至。回家後，鍾賢道為了給王映霞“壓驚”，在錦江飯店開了個房間，讓她休養，又帶她到蘇、錫、常各地旅遊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錢，鍾賢道慷慨瀟灑，而對自己卻相當刻薄。他不吃煙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裏最舊的。70年代，他給自己買的帽子也僅是五毛錢的便宜貨。王映霞曾對筆者説過：“他是個厚道人，正派人。我們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給了我許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對家庭來説，他實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親、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來發表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王映霞曾與周恩來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達夫和她曾請周恩來、鄧穎超吃過飯。王映霞便給周恩來寫了封長信，表達了想參加工作的願望。數月後，她便接到通知，參加市裏的師資培訓班。次年，五十歲的王映霞當上了小學教師。她與鍾賢道撫育的兩個兒女，已逐漸長大成人。“文革”之前，他們已經是北大、復旦的學子。

“文革”歲月，鍾賢道、王映霞自無法倖免災難的浩劫，被抄家、隔離、批鬥。王映霞在學校一邊受審查，一邊當油漆工，漆門窗和乒乓球枱，當清潔工打掃廁所和為串聯的紅衞兵洗被子。當時，社會上被審查的對象自殺成風。兒子嘉陵和女兒嘉利，生怕父母想不開，常常回家或寫信懇求父母千萬別自尋短見。他們終於挺了過來。“文革”後期，兒女分別先到農場接受“再教育”，爾後再分配到農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

王映霞晚年有過一次轟動海外的台灣之行。1990年12月21日

王映霞的晚年生活本不絢爛，退休之後更趨於平淡。起初，她的健康狀況尚好，除患輕度白內障和心臟病外，並無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長期一人獨居上海，不願與兒女們共同生活。

三四十年代王映霞便活躍在上海灘，見過大人物，應酬過大場面，但她卻沒有交際場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煙、不喝酒，不看戲、不打牌，也不跳舞，連茶也屬可有可無，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興趣的是看看報紙翻翻書。

80年代初，在老朋友的勸説、鼓勵下，她為報刊匡正一些關於郁達夫往事的誤記，兼寫一些與魯迅、許廣平、陸小曼、丁玲和廬隱等交往的文字。

時來運轉。1986年，王映霞被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她成了文史館裏最年輕的“小妹妹”。在友人的幫助下，她蒐羅了郁達夫書信四十九通，結集成冊，出版了極富史料價值的《達夫書簡——致王映霞》。又於暮齒之年，據自身的經歷寫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傳》，在大陸、台灣出版。另編就她與郁達夫的散文合集《歲月留痕》等。

令王映霞特別興奮的是，1990年，八十三歲的她作了一次台灣之行。那是台灣《傳記文學》雜誌社劉紹唐先生及原《中央日報》社長胡健中先生，以王映霞為“傑出大陸人士”為由，向台灣當局申請的。在台北三個月，她拜訪了暌違四十年的老友陳立夫先生、胡健中先生，參觀了張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飽覽了秀色可餐的陽明公園。

時值1995年，王映霞身體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獨居發生困難。兒女們邀她前往同住，她又不肯，便請僱工料理，只在寒冬或酷暑到深圳、杭州兒女家享天倫之樂。筆者即在此期間經友人介紹認識她的。

王映霞的家住上海復興中路一條弄堂裏，門口是幼兒園。是年夏，我第一次登門拜訪碰上鐵將軍把門。鄰居老大媽説王老師（他們以此稱呼她）骨折住院了，醫院就在附近。老大媽讓她的孫子給我帶路，並捧着個西瓜去。看來，王映霞的人緣不錯。在骨科病房我見到了王映霞。這是我第一次見她，憑直覺我一眼在眾多病員中認出她。她時年已近九十，但其氣質、風韻猶存，給人一種繁華落盡，美人遲暮的感覺。她因腿傷，正在作牽引，靠在牀上，在與一位老先生聊天。我送上名片，作一番自我介紹後，她説她骨折住院兩個月了，身體不好，頭暈，出書的事等她出院後再聯繫。她讓那位陪她閒聊的老先生找紙筆，寫她的地址及電話給我。老先生在牀頭櫃中動作稍微慢了一點，一時沒找到，見我站在那兒等着，王映霞臉色不高興，催他“快一點”。我以為那是個鐘點工，後來朋友告訴我：他姓韓，八十歲了，祖籍河北，曾在浙江工作過，特地從台灣趕來照料王映霞生活的。

兩個月後，王映霞出院了，我應約到滬住了三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談書稿、聊天。她的寓所僅十來平米，老房子，有地板。室內的陳設陳舊、簡陋。老式立櫃、桌椅。沒有電視機，唯一有點現代氣息的是一台冰箱，冰箱上有花瓶，瓶中有花。但室內十分清爽、整潔。寒暄後，我説她的住房小了點。她説：“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我臉紅，心想倒也是，山不在高，有仙則靈。那位韓老先生和我不都是慕名而來的嗎？這時的王映霞耳朵有點背，我與她談話，聲音放得較大，她也聽不清，有時不得不輔用筆談，她看字也要用放大鏡對着，但思維一點不糊塗。在談編她與郁達夫散文合集時，她要我擬書名。我思索了一會兒，信手寫了三個題目《愛的羅曼》、《往事如煙》和《歲月留痕》。她用放大鏡看了半天后笑了，指着第一個説：“這個似乎不大好，像舊社會‘禮拜六’派文章的題目。”我驚詫她的記憶與思維。問她用後一個怎麼樣。她説，他人都早死了，煙飛灰滅，就用它吧。我請她為本書題簽。第二天我去取，一看，橫的豎的寫了好幾張，都很漂亮，展示了她的書法功底，我挑了一幅筆墨飽滿凝重的。在商量選用的照片時，她指着一張50年代她與兒子們的合影説：“這張最好不要用。”恕我不恭，我從編輯角度考慮，成書時還是把它用上了。間或，我問她的生活和子女情況。她説她不要子女們的錢，她有退休金加文史館給的車馬費，夠花了。我向她請教養生之道。她説她喜歡散步，飯後百步走。真正寂寞了，早些年遇上好天氣，她喜歡拜訪老朋友：陳從周、鄭逸梅、施蟄存、陸晶清。她説這樣一來可以敍舊抒心，二來可以練練筋骨養生。她説她喜歡清靜，喜歡閉目養神、枯坐，一坐一兩個小時。我問她：你閉目養神時腦子裏不想東西嗎？她説：想什麼？一片空白。一會兒又説，有時也想一點。我想往事如煙，煙消雲散，但如煙的往事也會牽縈魂魄的。她肯定會想鍾賢道，要不，一次在一家布店裏見到一種白底紅圓點的布，馬上想到鍾賢道眼鏡片上的閃光點和孫子衣服上的紐扣，於是一下子買好多這種布做牀單、窗簾。她也會想郁達夫。他們畢竟相愛過，她也愛他。那年在南洋與郁達夫分手前幾天，還親手為他趕做幾套新衣褲，把家用的餘錢全留給郁達夫。所謂不想，大概是不願想、或想了不願説吧？那天告辭前，我提出要與她合個影。她很高興，一手抱着鮮花，一手不忘把牀裏邊的大花頭巾拽過來，披在肩上。

在我編輯她的《歲月留痕》和《王映霞自傳》書稿兩年內，我與她電話、信函不斷，有段時間，幾乎週週有信。她對我的稱呼花樣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是：老王、王老、映霞。她的字寫得相當漂亮、工整、有力度，富男士風格。她每每來信，你得必須立即作復，否則她就大為不悦：“信來回要十五天？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深圳的老朋友忘掉了？”或帶命令式的：“復我。”有趣的是一次我出差，覆信晚了一週，她十分惱火，在一張別緻的深圳電視台用箋上寫道：“我用這樣漂亮的信紙給你寫信，你不覺得臉紅嗎？”我無奈，趕忙找了一張比她的信紙“更漂亮的”印花的宣紙覆信，説明理由賠不是，她的氣才消掉，爾後又向我道歉並贈我一幅她的書法作品。真有點老小孩味道。最令我尷尬的是，大約在1996年春節的大年初一，早晨6點鐘左右她打電話向我拜年，弄得我無地自容。我想説兩句“不好意思”的話，她不讓我説。她説她希望我代她在南京找一家養老院，她要到南京來養老。嚇得我只敢“嗯嗯”個不停，既不敢説是，也不敢説不是。後來她沒有再問我這件事，我自然更不敢問她了。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較多。中國人傳統認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為然，曾説：“養那麼多兒子有什麼用。”當然，這也許是句氣話。後半生她與兒子關係最緊密的數鍾嘉陵了。嘉陵常接老人去住，他的居住生活條件也較好。1996年，王映霞在深圳致筆者信中屢屢提及“此間生活與上海不可同日而語”，“兒子請個保姆專門照顧我的生活”，“天已入夏，我這裏有空調，不開，我不喜歡這個東西”，“給你看看我的這些照片，都是兒子為我拍的”。洋溢着幸福感。遠在美國的鬱飛，經常打電話問候老人，寄錢寄物；鬱荀父子也曾來看望。

鍾嘉利是老巴子（最小的），她唯一的女兒，1968年復旦大學畢業後，一直當教師。她是母親晚年的一根枴杖，步移寸隨。暮年的王映霞訪台，就是她陪伴的。她早就想與母親一道生活，陪她度過晚年。70年代末，鍾嘉利還在浙西鄉下教書，她想調回上海工作，也好照顧母親。王映霞竟然拒絕：“你來幹什麼，我要在上海過清清靜靜的晚年，你只須在鄉下住住就可以了。”嘉利覺得母親的想法太奇特，人老了是需要子女照顧的。

由於書稿出版了，我與王映霞也疏於音問（她也不能提筆了，打電話也聽不見）。有一年4月我與《人民日報》記者李泓冰相約，專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此前，我給鍾嘉利打電話詢問老人近況。她説，母親昨天剛出院。第三天上午，我們便趕到杭州。鍾嘉利的愛人吳榮權是浙大教授，兒子在浙大讀書，他們的居住條件不好，一大一小（只能放張牀）兩個卧室和一個“三合一”的廳——客廳、飯廳加王映霞的卧室。鍾嘉利很能幹，把十八平米的廳一分為二，中間用活動布幔隔開，飯桌與沙發擠在一角，牆上掛着名人字畫，十分雅緻。廳內整潔，簡直一塵不染。王映霞的牀靠窗子一邊，正對面的站櫃，是從上海老家搬來的那隻老掉牙的舊物，王映霞是戀舊的。側面窗台上放着五六盆花草，鳥籠裏還養着一對鸚鵡，大自然的景觀濃縮在窗內。嘉利説，這好讓母親看看綠色，聽聽鳥叫打發寂寞。女兒是娘貼心的小襖啊！我們去時，只見王映霞昏睡着，嶄新、潔淨的花被子，身着白色鑲花邊的毛衣，雙手伸在被外，臉色顯得有點蒼白，那纖纖十指雖佈滿皺紋仍顯得秀氣雅潔，特別是滿頭白髮，給人一種難言的滄桑感。她仍不乏是個冷美人。一臉憔悴的鐘嘉利告訴我們，母親再次腦昏迷時，是打120報警的，住了二十天醫院，她用四張方凳為牀陪老人過了二十個日日夜夜。沒有辦法，請保姆總不如自己貼心，家裏也住不下。她只有向學校請長假，專侍老母了。我們詢問王映霞的近況，她説，老人現在病情穩定了，只是昏睡，頭腦不大清楚，語言也有障礙。鍾嘉利説：“這次是母親沒有辦法，才肯來我們這兒的。她老人家脾氣大，個性強。這些年，深圳、杭州、上海折騰個不停。她先住深圳蠻好，不幾天吵着要回上海，嘉陵哥哥把她護送回來。上海的房子又破又舊，沒有衞生間，在上海住了一晚，我又僱車把她接回杭州。在這兒住了兩週，她又打電話給嘉陵要回深圳，嘉陵只好再接回去。到了年底，她的情緒煩躁，又吵着回杭州……”鍾嘉利嘆了口氣，又笑着説：“沒辦法，老人家愛折騰。我們做兒女的只能順着她。有時她會莫名其妙地發脾氣，我們不敢答話。”嘉利愛人吳教授笑着説，自己就躲到房間裏去不出來。“媽媽不糊塗時，大家都高興，我們用輪椅推她到西湖邊上去玩，遊人見了都説：‘這麼漂亮的老太太。’”李泓冰指着鍾嘉利身上泛白的紅毛衣説：“你還沒有老太太穿得漂亮呢。”鍾嘉利説：“別人家的女兒穿舊的衣服媽媽揀過來穿。我們家，是媽媽穿膩了，指着我説：‘我不要了，你穿吧。’”我們都笑了。我們談了大約兩個小時，王映霞醒了。我走上前去，把送她的花籃放在她牀邊的椅子上，問：“王老，您還認識我嗎？”她目光黯然，毫無反應。我把我的名字寫在紙上，遞到她眼前，她接過紙片端看一會：“呵，有點印象。”又揮揮手用杭州話輕輕地説：“請——坐。”

時近中午，鍾嘉利盛情留飯。吃飯時，嘉利備好鬆軟的漢堡和爛飯（和湯），一口一口地喂母親。老人愛吃魚，嘉利小心翼翼地剔去刺喂她。王映霞還是吐出一根細刺，捏在手指上晃了晃，哼哼兩聲，嘉利趕忙接過來。喂畢，嘉利剛端飯碗，老人又哼了。嘉利趕忙扔下碗筷，拉起布幔，從櫃中掏出一條紙褲。接着倒紙簍、打水、上衞生間。嘉利剛扒完飯，正收拾碗筷，老人又哼了起來……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