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江浦

清江浦一帶明清屬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淮安區），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作為新縣城由山陽縣劃入清河縣，先後為江南河道總督、淮揚道治所所在。在行政關係上，清江浦雖然一直隸屬於淮安府城（今淮安區），但明嘉靖之後，由於黃淮改道，運河河道截彎取直，因古末口而興盛的淮安府城從此遠離運口，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為清江浦所取代。 ^[3] 

明清時期，由於河務、漕運的繁榮，擁有“南船北馬，九省通衢”顯赫交通要衝地位的清江浦，達到了鼎盛時期。明清時，以清江浦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淮安，與揚州、蘇州、杭州並稱運河沿線的“四大都市”、“東南四都”，有“中國運河之都”之稱。

清江浦原本是清河碼頭至山陽城（今淮安區）之間的運河名。

清江浦河的起源可追溯到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為戰爭運糧開通由邗城（今揚州）至末口（今淮安河下古鎮）的邗溝，溝通了長江與淮河兩大水系，淮安和揚州開始興起。隋代，邗溝成為貫穿大運河的重要部分，稱山陽瀆。隋唐運河泗州（在今盱眙境內）至山陽（今淮安區）段利用了天然淮河河道，航行艱難且危險，而此段河道中的山陽灣段（今淮安古淮河段），由於泗水的匯入，水流尤為迅急，更被往來舟楫視為畏途險境。 ^[4] 

到了宋代，淮南轉運使喬維嶽沿淮河右岸開鑿複線運河——沙河，溝通磨盤口（今淮陰船閘附近）至古末口，使得來往船隻可以繞開水流兇險的山陽灣段。從雍熙元年（984年）到元豐七年（1084年），複線運河分期施工，陸續完竣通航，從此“免風濤覆溺之患”。 ^[4]  沙河即為清江浦河的前身，在宋代承擔了重要的漕運作用，元朝後逐漸淤塞。

從北宋詞人李廌的代表作《虞美人·玉闌干外清江浦》可以推測，“清江浦”的名稱在北宋年間就已出現。 ^[5]  《明太宗實錄》、《明史·河渠志》及《漕船志》等文獻也均可證明，在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陳瑄開埠之前，“清江浦”已經被作為沙河故道的名稱，且已經建有清江漕船廠。 ^[6] 

陳瑄（1365－1433），明代武官、水利家，明清漕運制度的確立者。字彥純，安徽合肥人。歷任大將軍幕府、都指揮同知、右軍都督僉事，迎降燕軍，封平江伯，充總兵官、總督海運城天津衞、督漕運，理漕河三十年。

明代大運河沿用元代河道，全長三千餘里。當時，每年需要運往北京的漕糧約四五百萬石，數額巨大。明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命陳瑄為總兵官，總督漕運。當時海運會遭遇倭寇的騷擾。為了保證京師的供應和漕運的安全，把京師和南方經濟中心有利地連接起來，陳瑄把疏浚大運河提上了日程。

當時江南運河到淮安後，不能直接通淮河，水運要改用陸運，經過仁、義、禮、智、信五壩後，才能入淮河而達清河，勞費十分巨大。陳瑄走訪當地百姓後得知，城西管家湖西北，距淮河鴨陳口二十里的地方，是宋代喬維嶽所開沙河的舊渠，宜鑿為河，可引湖水通漕。 ^[7] 

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春，陳瑄動用民工疏浚沙河，用五個月的時間開鑿清江浦河道，由城西管家湖導水，至鴨陳口入淮。他還築閘四處，分別叫清江、福興、通濟、惠濟。清江閘位於淮水與運河交匯處，當黃河水漲時，就關閉清江閘。從此，江南漕船可以直接到清江浦，既免除陸運過壩之苦，又減少許多風險。後新莊閘淤塞，又在下游築仁義壩（今淮安水渡口），北上漕船均經此過石碼頭，盤駁入黃河，再由王家營換車馬，起程登通京大道。

從此，運河船隻南往淮河駛向江南杭州，北通臨清入衞運河直達北京，京杭運河至此全部暢通。在清江浦河的兩側興起了新的城鎮，便以河名“清江浦”命名，一座運河名城由此誕生，史稱：南船北馬，九省通衢。陳瑄開埠，掀開了清江浦的輝煌歷史。

* 附：明史《陳瑄》相關記載：宋禮既治會通河成，朝廷議罷海運，仍以瑄董漕運。議造淺船二千餘艘，初運二百萬石，浸至五百萬石，國用以饒。時江南漕舟抵淮安，率陸運過壩，逾淮達清河，勞費其鉅。十三年，瑄用故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為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以時宣泄。又緣湖十里築堤引舟，由是漕舟直達於河，省費不訾。

有着“中國運河之都”之稱的江蘇省淮安市，與運河結緣兩千五百年，在歷史上因運河而興，也因運河而衰。而有着六百年曆史的清江浦，是淮安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明清兩朝都委派大員駐淮治河。康熙十六年（1677年），河道總督由山東濟寧移駐清江浦。後短暫遷回四年。雍正年間，河道總督一分為三，其中江南河道總督駐節清江浦，管轄淮揚、淮海、淮徐三道。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移清河縣治於清江浦。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移淮揚道駐清江浦。咸豐六年（1856年），南河總督被裁撤，漕運總督署由淮安府（今淮安市淮安區）遷至清江浦江南河道總督署內。這是淮安府地位驟降而清江浦地位抬升的明顯標誌。

清咸豐十年（1860年），設淮揚鎮總兵歸於漕督節制，常駐清江浦，這是最高軍政機構，對清江浦的地位影響極大。光緒三十年（1904年）四月，漕運總督恩壽奏準在清江浦設銅元局，清江浦擁有鑄幣權。第二年，漕運總督和淮揚鎮總兵均被裁撤，但又設置江北提督一職，駐紮清江浦。曾經設立江淮省，置江淮巡撫，省會設在清江浦，管轄江蘇省江北地區，不久因遭大臣反對而廢除。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朝廷撥令新軍第十三協駐清江浦，並擴充為混成旅。

這一連續的政權、軍事機構駐清江浦，是對清江浦重要交通地位的確認。清江浦因而能夠保持“河務廢，此地為漕務中心；漕務廢，此地又為軍政中心”的地位。漕運轉海運後，清江浦仍是南來北往的官商客旅的必經之地，仍是水陸交通樞紐。

陳瑄開埠後，受命擴建清江漕船廠，稱“清江督造船廠”，最盛時轄京衞（北京、天津衞）、中都（河南鄭州）、直隸、衞河四大船廠，八十二個分廠，長二十三里，設提舉司駐清江浦管理，每年造漕船一般在五百六十多艘，最多在六百七十多艘。據説，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的船隻大部分就是清江浦造船廠建造的。 ^[8] 

以清江浦河軸心的兩淮城市扼漕運、鹽運、河工、榷關、郵驛之機杼，進入鼎盛時期。清江浦城市的繁華，帶來了人文薈萃的局面。漕舟雲集，市井稠密，萬艘漕船“帆檣銜尾，綿延數里”的景象。由於漕運的暢通與水陸的繁榮，使淮安迎得了城市繁盛的機遇，清江浦迅速成為長江以北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樞紐。“夜火連淮水，春風滿客帆”；“燈影半臨水，箏聲多在船”成為當時繁華景象的真實寫照。到了明朝中葉，清江浦一帶逐漸崛起成為淮安地區的中心。漕運興盛的年代，這裏聚集着文武官員、顯宦世家、鉅商富賈、文人墨客和僧道名流。與此相應的，是園林寺院以及茶樓酒肆等場所。

明代清江浦的繁榮令人矚目，明代詩人在詩中描寫了“曉日三岔口，連檣集萬艘”的石碼頭情景。每屆漕運，“帆檣如林，百貨山積”。舳舫蔽水，絡繹不絕，江南水手、居民乘船北上往來頻繁。《明史》記載明武宗朱厚照南巡返回，途經清江浦，見河上魚翔淺底，便獨自劃小舟捕魚，不料跌入水中，被救起後弭患肺炎，不久後病死於北京。 ^[9] 

明代漕運，准許運軍附載私貨和旅客，不徵税收，促進了民間貿易的繁盛。來自全國的商賈，乘船雲集清江浦，呈現“南艘鱗集，商有興販之便”，“四方百貨，信於往時”之勢。明成化年間，貿易集市多處，商業中心已經形成，直接促進了內河航運的發展。

到了清朝，清江浦繼續保持繁榮。乾隆時期，清江浦進入全盛階段，包含清江浦的淮安與揚州、蘇州、杭州並稱“東南四都”、“運河沿線四大都市”。

1793年11月3日，英國派遣來訪問清朝的使團經過清江浦。使者安德遜回憶道：“我們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拋錨，並受到鳴炮歡迎，無數條帆船停泊在碼頭。這是哪座城市？”安德遜找不到一個人能告訴他。托馬斯·斯當東的日記指出那天早上船隊是沿着清江浦航行。船隊通過清江浦時，英國人驚歎：“巨大的城市，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

清江浦曾有“九樓十八口”，顯示了清江浦當年的繁華與熱鬧。九樓指的是：平成樓，太平樓，康阜樓，趙家樓，紀家樓，三門樓，四門樓，避風樓，張仙樓。十八口指的是：倉門口、廳門口、圈門口、草市口、牌樓口、大閘口、洋橋口、澗礤口、雲曇壩口、北門大橋口、萬字口、老壩口、小萬字口、小市口、水渡口、同慶街澗礤口、越河洋橋口、越閘口。

清江浦所在的淮安地區，位於古淮河南岸，在中國南北方分界線（秦嶺—淮河線）上。由於其清代在運河交通中的樞紐作用而被稱為“南船北馬，九省通衢”。

明中葉黃河全流奪淮後，淮安以北的京杭運河不僅迂緩難行，而且危險很大，馬頭鎮（今淮陰區碼頭鎮）三閘一帶，斷纜沉舟之事經常發生。以淮安為界，大運河的南北漕運能力是非常懸殊的。清朝規定清江浦以北的運河只允許漕運船隻通過，因此大量旅客都必須在此進行“南船北馬”的交通方式的變更，故除運糧漕船、貢品船與巡河官舫外，一般旅客由南而北，均至石碼頭舍舟登陸，渡黃河至王家營換乘車馬，踏上通京大道；由北而南，則至王家營棄車馬，至清江閘下登舟揚帆。據清雍正年間的一份奏摺稱，僅在石碼頭領有營業執照、專為往來行旅服務的腳伕就有約12000人。

江南源源不斷的物資船運抵淮安後，絕大多數無法繼續北上，只有改為車馬陸運（乾隆間在淮安設馬號，北達京師，計程“一千八百六十四里，為站有十八”）；大量的北方人士乘車馬抵淮安，休整一番之後，乘船優遊南下。清江浦的石碼頭曾被稱為“九省通衢”而名揚全國。由於淮安“最是襟喉南北處”，“舟車日夜繞城行”，並且大量的人員、貨物還要經過這“一停”、“一頓”、“一週轉”。“船一靠岸，千車萬擔”（光緒丙子《清河縣誌》），因此淮安城裏貨物的豐富、倉儲的發達、各色人等的彙集、市井的繁華，是不消言説的了，真可謂南船北馬，南腔北調，眾聲喧譁。

清江浦從明初到清末，一直是國家巨型糧倉的所在地，這個糧倉在一定意義上講屬於漕運總督直管。清江浦因為其明清時期是運河漕糧重要的儲存、中轉之地，因而有“天下糧倉”之稱。

在淮安市裏運河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常盈橋”。它的名字由來便是當年清江浦的“常盈倉”。

常盈倉在玉帶河南岸（今淮安市城南體育場附近），明永樂年間由陳瑄組織建造。陳瑄封平江伯後，以總兵官的身份總督海運。山東境內的會通河開成後，朝廷罷海運，又以陳瑄督理漕運。陳瑄主持漕政時，創行了漕糧“支運”制度，即在淮安、徐州、臨清等運河沿線重鎮，分別建築中轉糧倉，各自接納指定地區的民船送來的漕糧。據《明史·食貨志》載：“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盧、安、廣德民運糧二百七十四萬石于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六、滁、和、徐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於臨清倉，令官軍接運入京、通二倉”。其中，淮安常盈倉就設在清江浦，由漕運總兵官直接負責建設，規制宏大。胡瓘《常盈倉周垣記》曰：該倉“俯臨大淮，廒凡八十有一，聯基廣凡二百七十八步有奇，周凡一千五百四十四步有奇。廒自永樂壬辰陳恭襄創建……周垣則屹如城墉，色且積鐵然，蓋水次諸倉所未有者。”但是常盈倉到嘉靖年間已經圮毀嚴重。

隆慶六年（1567~1572） 都御史王宗沐在原址重建。據談遷《北遊錄》載，重建的常盈倉，有40區倉房，皆“堅基廣厚，倍於常制”。

明代的常盈倉由户部的派出機關———户部分司監理。到了清代，由於糧倉管理制度的變化，户部分司署被改為河道總督署。如今淮安的清晏園即是户部分司署舊址的一部分。

重建的常盈倉屢經修繕，到清嘉慶年間又嚴重圮毀。道光二十三年（1843），河庫道徐澤醇又重建常盈倉，並改名豐濟倉，也就是“老豐濟倉”。咸豐十年（1860），捻軍攻下清江浦，將老豐濟倉燒燬，這也造成了後來新豐濟倉的建造。 ^[10] 

清同治九年（1870），新豐濟倉始建。其小部分遺蹟一直保留。

新豐濟倉沒有在老豐濟倉原址重建，因為清江浦原先無城，老豐濟倉被捻軍焚燬之後，到同治四年，清江浦才七拼八湊築了個小城，包括老豐濟倉在內的很多重要地點都被圈在城外。而糧食作為戰略物資，放在城外不安全，故在城內重建。

作出易地重建豐濟倉決定的是漕運總督張之萬。當時，南河總督被裁撤，漕運總督兼攝河務，並由淮城（今淮安市淮安區）移駐清江浦。他委派在漕督署任事的候補知縣許佐廷具體負責此倉的修建事宜。許佐廷因廉潔幹練受到張之萬的欣賞，後來又擔任新倉的倉儲管理工作。豐濟倉先後建成瓦房106間，草房27間，另外還有散處於鎮署街、倉東街市、河下竹巷街的草瓦房88間，合計有房220餘間。豐濟倉還有不少田產，據有關史料記載，清代該倉在清河縣大興莊和洪澤湖灘、山陽縣、安東縣、桃源縣、寶應縣等地，合共有旱谷田65頃，稻田23頃9畝，灘田20頃，柴田26頃14畝，每年可收稻穀兩千餘石，收谷款三千多銀元。

許佐廷之後，繼任者貪污腐敗，地方官也勒借銀錢，奸宄叢生。到了民國年間，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初，成立豐濟倉管理委員會嚴格管理，挪借之事一度被杜絕。然而，因為淮陰縣舊處黃、淮之要衝，受災患的危害最深，災荒頻繁，所以，該倉對於全面備荒來説仍然所補甚微。當時因倉儲不滿，倉房被機關單位租用者不少。

抗日戰爭開始後，這裏儲糧告罄。1939年至1945年日寇佔據淮陰城期間，豐濟倉成為侵略者的軍營；蘇皖邊區政府在淮陰期間，這裏為華中建設大學的宿舍等；大軍北撤後，這裏又成為國民黨軍隊的軍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這裏是軍營，後來成為清江市委機關幹部宿舍區，部分被實驗小學佔用。實行土地改革以後，豐濟倉的田產則都被就近分給農户。

近幾十年間，老房子多被陸續拆除，建成鋼筋混凝土建築。剩下的幾棟老房子，還是經有關人士呼籲刻意保存的。由淮安市清浦區西大街草市口巷內向北行到其盡頭，是一個三岔路口，三岔路口北側，有一棟帶過道的大門樓，即為豐濟倉的部分遺蹟。由過道進入，院內有幾棟舊式的磚瓦結構的大房子，夾雜在混凝土和新式磚瓦建成的住宅中間。如今淮安市實驗小學的地皮也大多是原豐濟倉的。豐濟倉門前的三岔路口，其中往西的一條斷頭路，舊時一直通到北門橋南，這就是有名的古道署街；往東的一條被實驗小學圍牆隔斷的斷頭路，舊時一直通到趙家樓，是當年運糧回空車道，草市口巷則是運糧重載車道。如今豐濟倉前還能見到當年運糧車留下的深深的車轍。

2006年5月25日，豐濟倉遺址被確立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位列中國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揚菜，是淮安、揚州、鎮江三地風味菜的總稱。淮安與揚州是淮揚菜的兩大發源地。清江浦，作為淮安市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為淮揚菜的起源與發展做出了貢獻。

清末民初的美食家楊度在其所著的《都門飲食瑣記》一文中説：“淮揚菜種類甚多，因所代表之地域亦廣，北自清江浦，南至揚鎮，而淮揚因河工鹽務關係，飲食豐盛，餚饌清潔，京中此類極多。”清江浦，清代作為重要的運河交通樞紐，高官進駐，商賈雲集，一時成為江淮一帶的政治中心。各大官署的駐節，自然帶來了大量的社會消費需求，尤其是“河工”。清朝由於黃河奪淮，黃淮運三河相互糾結，清一朝治河形勢異常複雜，因此河工經費之巨也是歷史罕見的，河道總督每年從國庫裏領取六百萬到一千萬兩不等的白銀用於河務，實則治理河道、貪污行賄、吃喝招待，各佔約三分之一。從乾隆中期一直到道光末年，一百年中就挪佔了治河的專項經費三億兩用於大吃大喝。於是，同府而治的漕運總督也不甘落後，與河道總督你邀我請，你來我往，爭奇鬥法，“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淮安各大官署衙門的廚師們也求新求異，博採兼容，糅合南北滿漢風味於一爐，共同創造出了具有淮菜特點的河漕總督官署菜。

進入近代，清江浦逐漸走向衰落，並因此淡出了今人的視野。

1949 年解放時，清江浦的人口僅剩3.6萬人。

其次，近代清江浦的衰落還表現在城市經濟的蕭條和貿易的萎縮。近代以前的清江浦“舟車鱗集，冠蓋喧闐，兩河市肆，櫛比數十里不絕”，到清末民初，“逮海道大通，津浦築路，舟車輻輳，竟赴捷足，昔之都會遂成下邑”。《民國續纂清河縣誌》對比清江浦的前後狀況，曾發出“俯仰數十年間，有風景不殊之感焉”這樣的感慨。進入民國以後，清江浦僅是蘇北一個區域性的商品集散地。

最後，近代清江浦的政治地位也在下降，主要表現在駐浦機構的裁撤和級別的降低，清末停廢的駐浦所局有20 多個，到1904年漕運總督也最終裁撤。

近代以前，中國的交通運輸主要靠運河，清江浦也正是因此繁盛一時。而到了近代，隨着鐵路的引進，運河運輸被取代，運河沿線城市的地位也一落千丈。

清朝後期，黃河再次改道，運河的泥沙淤塞日益嚴重，清政府忙於戰事，無暇顧及河道疏通。1853年太平天國軍隊佔領南京，運河漕運就此斷絕。19世紀70年代，輪船招商局承包所有江南漕糧運輸，全部經由海運，清江浦漕運中轉站地位失去，客流量大大減少，商業活動日漸衰微。清政府大量裁撤駐紮在這裏的官僚機構，原本賴以存在的許多消費性行業走向了萎縮。隨着漕運的衰廢，政府對這裏的重視程度也大為降低，原本漕運、河工、鹽務帶來的大量的工作機會也因而喪失了。

1874年年底，日本侵佔台灣。李鴻章奉召進京見恭親王奕時，力陳中國修建鐵路的重要，並請先造清江浦到北京的鐵路，以便南北交通。奕向來支持洋務運動，當然同意李鴻章的觀點，但他深知修鐵路將會遇到頑固派的強烈反對，恐難實行，所以對李鴻章説此事“無人敢主持”。李鴻章仍不甘心，希望他有機會勸説慈禧、慈安，但奕回答説“兩宮亦不能定此大計”，由此可見修鐵路的阻力之大。後來薛福成、馬建忠、劉銘傳、張謇等多位清朝官員提議修建至清江浦的鐵路，均無果而終。

1912 年11 月，津浦鐵路（天津至南京浦口）全線通車，繞過了清江浦，給清江浦賴以仰仗的運河運輸以致命的一擊，作為漕運樞紐的清江浦的交通區位優勢至此幾乎完全喪失。1919年，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規劃兩條鐵路線經過清江浦，卻一直束之高閣。

清江浦及其周邊地區，明清以來一直是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帶，洪災、旱災均時有發生。淮河在1921年和1931年先後兩次發生全流域型的特大水災，人口死傷無數。黃河也先後於1935 年和1938 年兩次決口,其中後一次是國民黨政府為阻滯日軍進攻而故意炸燬花園口大壩，人為地製造了一場災難，使黃河氾濫長達9年。

近代每一次自然災害對清江浦及其城市腹地的破壞都是巨大的、災難性的。以1906年夏秋的洪災為例，是年淮河流域出現特大洪水，端午之後，大雨連下10天，其後斷斷續續一直下到了中秋，清江浦一帶幾成澤國，米價飆升。加上受海水漫灘的影響，蘇北濱海地區的農民紛紛逃難至此，至8月底，難民已有60萬人。後在華洋義賑會的幫助下，地方政府才勉強平息了難民潮，但仍造成了三萬災民的死亡。

清江浦發展的主要因素也不是靠腹地的支撐，而是依賴於地緣優勢和政府的優惠政策。作為清江浦城市腹地的農村地區，晚清民國時期仍然是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因南宋以來兩淮地區自然災害頻發，農業自然環境惡劣，這裏的農業經濟過早地衰落了。手工業方面，紡織業也過早衰落了，民間手工業尚可稱道的只有釀酒業和榨油業，但大多規模較小，帶有很大的區域性。城市腹地環境的惡化，農村經濟的過早凋敝，使得清江浦發展缺乏相應的腹地支撐。

清江浦在明清時期主要是依靠漕運和河工發展起來的，近代以前的清江浦，由於其交通位置的重要，政府在這裏有大量的投資，高官進駐，商賈雲集，清江浦因此發展起各類以這些人為對象的服務業，成為典型的消費型城市。但城市生產部門卻極其微弱，其官營手工業———因漕運而興起的造船業，卻早在清乾隆年間已隨着漕船廠的裁撤而沒落了。清江浦缺乏自身的城市產業基礎,生產部門不發達，這種缺少自身產業基礎的繁榮難以抵擋突如其來的變故。在運河淤塞、漕運衰廢，交通路線和方式發生變化之後，城市單一的經濟結構在社會轉型時期又缺乏應變的能力，其走上衰落自然不可避免。

戰亂波及

1853年太平天國軍隊佔領南京，導致了漕運的沒落。而之後的捻軍焚城，更是給了清江浦致命的一擊。

清咸豐年間，災荒不斷，農民起義。受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北方興起了捻軍。1860年2月初，捻軍李大喜部自宿遷、桃源東下，清江浦失守，大小官員逃走，捻軍在城內進行了屠殺和焚燒，清江浦二十里長的繁華街市被徹底焚燬,大火三日不絕，城內財物被洗劫一空。1861年和1862年，捻軍劉天福部、李成部又相繼來清江浦威脅，豪門為之戰慄，“人民驚走，閭里為墟”。

辛亥革命中，駐紮清江浦的清軍十三協士兵發生譁變，地痞流氓乘機搶劫，並打開監獄釋放囚徒，一時間地方上陷入混亂，地痞、囚徒、潰兵在城裏到處搶劫。據事後統計，僅提署庫存現銀即有二十六萬兩被洗劫一空。大批潰兵在搶足了財物之後紛紛離去，而一些地方惡棍又乘機劫奪落單潰兵的不義之財。

近代以來，蘇北地區許多百姓因為災荒落草為寇，所以清末民國以來蘇北地區一直是土匪活動猖獗之地，而民國時期清江浦附近的匪禍就很猖獗。民國初年，軍閥割據，地方軍閥對地方的敲詐和掠奪也給清江浦帶來了災難。從1916年秋開始，直係軍閥馬玉仁部前後駐浦九年，馬部駐浦期間正逢這一地區匪患猖獗之時，馬玉仁的軍隊雖系正規部隊，卻經常被土匪打敗。馬部剿匪無方，卻常常以剿匪為名向百姓勒索錢財，弄得清江浦一帶民不聊生。軍閥混戰也經常使城市的發展籠罩在戰爭的威脅之下。

中國大運河沿線8省35城市聯合將京杭大運河沿線遺產點申報世界文化遺產。2012年9月26日，35個城市的代表在揚州簽署《大運河遺產聯合保護協定》。

清江浦，作為京杭運河造就的輝煌一時的城鎮，也留存有眾多的遺產點。清江閘、清口樞紐、吳公祠、清晏園、豐濟倉遺址、清江浦樓這六處位於清江浦的遺址均被納入大運河申遺首批提交的65處遺產點中。

2014年6月22日，中國大運河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11]  其中清江浦地區正式列入到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遺產點有兩處：清江大閘和清口樞紐；列入名錄的河道有一段：淮揚運河淮安段。 ^[12] 

公元1805年，邱心如出生在清江浦石碼頭街。邱心如從小深受家庭文化的薰陶，其祖父、父親都是當地很有文學造詣的文化人。她7歲時，隨父讀私塾，自幼聰明伶俐，智慧過人；20歲時，長得眉清目秀，楚楚動人，嫁到清江浦花街的一個大户人家。花街是清江浦最繁華、熱鬧的地方，茶食店、雜貨店、車行、布店、中藥店等一應俱全，特別是幾大花店更是引人注目，街內不光花多，還有花船、花籃、花燈、花扇、花傘……邱心如常在花街的茶樓彈唱她自己創作的《筆生花》，抒發她對女性悲劇命運的哀嘆。 ^[13] 

她開始創作彈詞作品時，剛年滿18歲。婚後她日夜操勞，寫作彈詞鉅著《筆生花》。不久丈夫死了，愛子又夭，接着公婆又相繼離世。邱心如貧困無依，不得不重回孃家，在飽嘗了人世辛酸的艱苦歲月中，她前後用了約30年的時間，以汗珠和淚水凝結成《筆生花》這部近120萬字的宏篇鉅製。《筆生花》是繼《天雨花》和《再生緣》之後又一部出自女作家之手的長篇彈詞。全書結構宏偉，情節曲折，有説有唱，詩文並茂，是我國文學史上罕見的曲藝鉅著。

著名歷史學家鄭振鐸在評論邱心如的《筆生花》和陳端生的《再生緣》時認為，《筆生花》在寫作技巧、人物刻畫與情節安排上，都比《再生緣》細微、巧妙、生動活潑，無異於是一個重大的文學發現，是當時一部難得的好作品，從而奠定了《筆生花》在中國文學史上無可爭議的獨特地位。 ^[13] 

賽珍珠（Pearl S. Buck或Pearl Buck）（1892－1973），美國作家。1932年借其小説《大地》獲得普利策小説獎；193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她是同時獲得普利策獎和諾貝爾獎的女作家，也是作品流傳語種最多的美國作家。

賽珍珠出生於美國弗吉尼亞州西部，4個月大時隨傳教士父母賽兆祥和卡洛琳來到中國。先後在清江浦、鎮江、蘇州、南京、廬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清江浦是賽珍珠在中國的第一站。她在一本回憶錄裏説，在清江浦小時候和中國其他小孩一樣，“聽周遊四方的説書人講故事，他們在鄉村道上邊走邊敲小鑼，到了晚上，就在鄉村中打穀場説書。一些江湖戲班也常到村裏來，在大廟前找個地方唱戲。這些藝人的演出，使我很早就熟悉了中國歷史以及歷史上的英雄豪傑。”這對她日後繼承中國説書人的傳統來創作中國題材的小説大有裨益。正如她自己所説“由於兒童讀物的匱乏，小小年紀的我只好讀成年人的書，結果是，我還遠遠不到十歲就已決定當一名小説家了。”

賽珍珠在1933年寫的《自傳隨筆》裏，記述着一件事情：“我決不會忘記在我童年時代的另一個重要人物，那就是我的中國老保姆。”她的保姆孫媽媽就是清江浦人，與她在動盪的歲月裏結下了深厚情誼。

賽珍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大地》裏也有清江浦的影子。書中描寫的阿龍從飄着牛羊肉香味的老街上娶了大户人家的女傭阿蘭，這就是當時發生在賽珍珠身邊的故事，而“飄着牛羊肉香味的老街”描寫的就是清江浦牛行街。 ^[14] 

【北宋】李廌

玉闌干外清江浦，渺渺天涯雨。好風如扇雨如簾，時見岸花汀草、漲痕添。

青林枕上關山路，卧想乘鸞處。碧蕪千里思悠悠，惟有霎時涼夢、到南州。

【元末明初】袁華

八里莊頭淮水長，清江浦邊楊柳黃。

楚女窄鞾小錦袖，醉歌竹枝行玉觴。

【明】方尚祖

高台縱目思悠悠，排泣當年勝蹟留。

樹繞淮陰堤外路，風連清口驛前舟。

晴煙暖簇人家集，每挽均輸上國籌。

最是襟喉南北處，關梁日夜駛洪流。

【清】愛新覺羅·玄燁

淮水籠煙夜色橫，棲鴉不定樹頭鳴。

紅燈十里帆檣滿，風送前舟奏樂聲。

荀德麟/作

吳邗溝入淮處曰末口⑴，淮、泗水交匯處曰清口⑵，皆大運河穿淮涉黃⑶之噤喉也。連接末口與清口之淮河山陽灣之險⑷，向為往來舟楫之畏途。宋雍熙中，淮南轉運使喬維嶽闢沙河運河，創二斗門船閘⑸，免風濤沉溺之患。然歷久而河淤閘廢，船載復由末口盤壩以履險⑹，公私憂惙。

明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陳瑄循沙河故道，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引水至清口對岸入淮，命名清江浦。上置四閘，清江閘即其一也⑺。復於清江閘南堍建常盈倉，中轉漕糧，皇倉鉅製，堅基廣厚，凡七百間，以户部分司監之⑻；設清江督造船廠，修造八十衞所漕運舟船，廠域二十餘里，年產五百餘艘，以工部分司理之⑼。昔日瀕淮曠土，轉瞬為漕運中樞。是以清江浦兩岸，五方輻輳，百貨山列，酒肆旆聯，街市櫛比，販夫走卒蟻聚，豪門巨室鱗次。清江浦，亦由運渠之名而為通埠之稱矣。

明中葉以降，黃、淮、運頻繁糾葛於清口上下，動關宸慮。河漕重臣，鹹躬行而圖治。既而河督建閫⑽，屬官列署，牙節相招，儼如省會。當其盛時，夾河二十里，居民十萬户，肩摩轂擊，袂帷汗雨，南船北馬，九省通衢，雖漢口、金陵不能過也。其間國帑揮灑如土，脂膏流於街衢，尤為清江浦之繁華，塗抹奢靡之色彩⑾。

清咸豐五年黃河北徙，漕運易途⑿，旋遭捻軍一炬，華屋盡為焦土⒀。然百足之蟲，氣息如縷，百年彈指，欣欣復甦，今更呈空前之盛況也。因為之銘曰：

尋蹤顧影兮，比勘輿圖。勝蹟凋零兮，珍惜殘餘。

發幽闡微兮，彰我運都。撫銘温史兮，當驚世殊。

* 注：⑴吳邗溝：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挖邗溝，自揚州茱萸灣至淮安末口（今淮安河下古鎮北側）入淮。這是京杭運河有史記載最早開鑿的河段。

⑵淮水、泗水交匯於清口（也稱泗口、淮泗口）。大清口位於楊莊附近，小清口位於碼頭鎮西北。泗水為淮水最大支流，也是重要的溝通南北的自然航道，後來成為京杭運河的組成部分。泗水源於山東泗水縣，蜿蜒經徐州向東南歷睢寧、古邳、宿遷、泗陽，至淮陰北入淮。

⑶黃河奪泗奪淮後，泗水在徐州以下的河牀為黃河奪佔。故在中運河開鑿前，徐淮間運河實乃行於黃河中，而清口為其噤喉。

⑷淮泗水交匯處清口與邗溝入淮處末口間的淮河航道為一巨大彎道，史稱山陽灣。這段航道地形複雜，水流湍急，向多舟船沉溺之患。

⑸公元984—987年，淮南轉運使喬維嶽為避開山陽灣之險，在山陽灣南側開沙河運河，由末口至大清口對岸磨盤口入淮，並在磨盤口附近創建世界上最早的二斗門箱式船閘，免風濤百年之患。

⑹因為運河水位高、淮河水位低，所以末口向有堰壩，史稱北辰堰。往來舟船至末口，必須將空船拖挽過壩，然後再上貨上人，費時歷險。

⑺明永樂十三年（1415），漕運總兵陳瑄開清江浦河，於河上建移風、清江、福興、新莊四道節制閘。今清江閘就是其中之一。

⑻常盈倉在清江閘以南，其中心位置大致在今淮安市城南體育場一帶，可容納漕糧150萬石，設户部分司監理，户部分司位於今淮安市清晏園。

⑼清江督造船廠分佈於清江浦河南岸，東起版閘，西至韓城，延綿二十餘里，以工部分司管理，分司署在清江閘南側，舊有工部街。

⑽閫：高級軍職辦公場所的門檻，此借指河道總督府。因為河道總督領有軍隊，故亦稱河帥。

⑾黃鈞宰《金壺七墨·河工》：駐節清江浦的河道總督衙門奢靡無度，肆意揮霍國庫銀兩、人民血汗，“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異域。”

⑿《清史稿·河渠志·運河》：清咸豐五年（1855）黃河北徙，運河十餘年梗塞不通，漕運轉海運。

⒀咸豐十年（1860），捻軍攻克清江浦，燒燬所有衙門和豪門大宅，清江浦從此元氣大傷，幾乎一蹶不振。

1415年，明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疏浚沙河故道，導水入淮，始稱清江浦。

1522年，明嘉靖元年，江淮暴溢，大災大疫，人相食，饑民造反。

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河道總督由山東濟寧移駐清江浦。

1684年，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南巡，閲高家堰堤工。

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河道總督還駐濟寧。

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河道總督並駐清江浦。

1729年，清雍正七年，改總河為江南河道總督，駐節清江浦，管轄淮揚、淮海、淮徐三道並24廳。 ^[15] 

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乾隆第一次南巡，閲天妃壩、高家堰。

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乾隆帝南巡，閲高家堰。至此，乾隆六次南巡皆巡視清江浦。

1847年，清道光二十六年，清廷撥軍款十三萬兩白銀，修六塘河堤防，以保漕運重鎮清江浦。

1851年，清咸豐元年，黃淮並漲，洪澤湖最高水位達16.91米，清江浦受災。

1860年，清咸豐十年，捻軍攻佔清江浦，燒殺屠城。清軍收復後設淮揚鎮總兵，歸於漕督節制，駐清江浦。

1865年，清同治四年，漕督吳棠修築清河縣新城，即新清江浦城。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江南漕糧經海運北上，河運一落千丈，運河沿線城市開始衰落。

1880年，清光緒六年，基督教傳入清江浦。

1881年，清光緒七年，清江浦成立電報局，為中國最早七個電報局之一。

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清江浦開通一條18華里小鐵路，名清揚鐵路。

1911年，清宣統三年，蘇北革命軍推翻江北都督，光復清江浦。

1914年，清河縣改名淮陰縣。

1923年，福運輪船局開通揚清線（揚州至清江浦）、鎮清線（鎮江至清江浦）。

1924年，惲代英在淮陰縣西壩鹽場宣傳革命。 ^[16] 

1927年，中共淮陰特別支部在清江浦建立。

1937年，日軍佔領上海、南京，國民江蘇省政府由鎮江遷至清江浦。

1939年，日軍佔領清江浦。

1945年，新四軍三師攻克清江浦，日軍投降，淮陰第一次解放，為蘇皖邊區政府首府。

1946年，新四軍北撤，國民黨佔領淮陰。

1948年，淮海戰役，淮陰二次解放。設兩淮市，市政府駐清江浦。

1951年，設置清江市，為淮陰地區公署所在地。

1954年，清江市由地轄市上升為省轄市。

1958年，縣市合併，清江市改稱淮陰市。

1964年，縣市分開，淮陰市複稱清江市。

1983年，淮陰地區行署改為淮陰市。原清江市分為清河、清浦兩區，為淮陰市主城區。

2001年，淮陰市更名為淮安市。

2016年，淮安市清河區、清浦區合併，成立清江浦區。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