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

小説敍述的是舊中國的農民王龍從一無所有而成為一個富户的故事。貧農王龍娶了一個大家庭的女傭阿蘭做妻子。阿蘭沉默寡言，吃苦耐勞，甚至在剛剛生完孩子後掙扎着爬起來和丈夫一起頂着烈日在田裏勞作。但王龍嫌她不夠美貌，對她十分冷淡。大饑荒來了，他們被迫舉家前往南方謀生。王龍在一場動亂中渾水摸魚發了財，靠着阿蘭的幫助，回到家鄉並買了許多田地，富裕起來。他愈發嫌棄髮妻平庸的外貌，另娶了一個妓女。慢慢地，他老了，褪去了年輕時的浮躁和野心，惟一的心願就是守住家業。他告誡兒子們千萬不能賣地，土地才是人類最寶貴的財富，是孕育一切生命的基礎。 ^[1] 

1840年，西方的堅船利炮毀滅了中國的“天朝上國”之夢，更將中國的傳統文化體系撕裂得七零八落。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這成為近現代中國有識之士思考的核心問題。總體來説，在近代中國，產生了以胡適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以梁啓超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派以及如魯迅這樣的中間羣體。儘管當時這些文化派別的觀點錯綜複雜，文化價值取向南轅北轍。但是，他們都是站在一元文化的角度來思考中國文化之未來。幸運的是，在20世紀初期，有這樣一位女性作家以獨特的視角為中國文化的發展開闢了新的方向，她就是賽珍珠。賽珍珠的一生貫穿着對中國文化的接受、認知和傳播這一主線。她曾説：“我不喜歡那些把中國人寫得奇異而荒誕的著作，而我最大願望就是要使這個民族在我的書中如同他們自己原來一樣真實正確地出現”。所以，她寫作中國題材作品的根本意義在於，她要把一個真實的中國介紹給西方。 ^[2] 

在賽珍珠拿起筆來寫中國農民之前，她看到的類似美國文學作品中，中國人“總是拖髮辮（不用説女的是纏小腳），掛鼻涕，佝僂其形，卑污其貌，所做之事，總離不了竊盜、強姦、暗殺、毒謀等等看了讓人毛骨悚然的舉動”。而在《大地》中，中國人這一負面形象被徹底扭轉。在這裏看不到神秘的、不可理喻的人，中國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傳統，他們長年累月，抗爭着天災人禍，雖然身上有些固有的弱點和陋習，卻更散發出人類普通成員所具有的人性光輝。 ^[3] 

王龍保守落後，依附性強，理髮師建議他剪掉城裏人早已去掉的辮子，他卻説：“沒問我爹我可不能把辮子剪掉！”他重男輕女的子嗣觀念強烈，妻子獨自接生頭胎孩子，他毫無體恤妻子之意，一個勁地追問是男是女。迷信思想不時干擾他的幸福。得了兒子，唯恐天上的精靈降災，趕忙到土地廟燒香祈求保佑。欣賞兒子的漂亮，剛有得意之意，又擔心被空中的妖魔妒忌，只好採取可笑的保護措施王龍可愛又可笑可敬又可悲的性格與心態不一而足。他雖愚昧無知，幾近初民，可性格中凝結着中國傳統文化的印跡，無原則的祖先崇拜、歧視女性的後天教養、滲入血液裏的迷信觀念與他強烈的生命衝動交織在一起，組成了這一人物性格的多元色調。 ^[4] 

《大地》這部小説塑造的阿蘭是一個典型的父權制下受壓迫的婦女形象。一方面，受西方進步女性主義思想影響，即使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中，阿蘭依然保持了頑強的生命力，在父權制的夾縫中生存和抗爭着。作品沒有把阿蘭僅僅描述成受害者和一個完全順從於父權制社會結構下的女性，而是賦予了她主體地位，主動對父權制進行了抗爭。阿蘭是一位勇敢、堅韌、頑強、勤奮、能幹並且富有主動進取精神的農村婦女。在艱難的環境裏，她比王龍更聰明、更勇敢，經驗更豐富、謀生方法更多，成了全家的精神支柱。阿蘭不僅向父權制進行了抗爭，更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女人不僅可以照顧家庭，而且還可以參與家庭以外的事情，甚至可以比男性做得更加出色，展現了女性的強大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地》中，賽珍珠雖然承認阿蘭進行了抗爭，而不是一味忍讓、任人奴役，但也應該正確認識到阿蘭的抗爭是消極的，這就是由於她深受中國傳統思想的影響，只是從某些方面想要得到自己的權益，從沒有想過從根本上徹底地去推翻社會中的男權統治地位。 ^[5] 

在原始祖先的意識中，土地是人之所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大地》緊扣“土地”這一主題寫出王龍的吃、住以及宗教信仰，無一不是來自土地。王龍的家中到處都是土地的意象，“房子是用從自家的地裏挖出來的一大塊一大塊的泥土燒成的土磚砌成的，屋頂是用地裏長出的麥稈和上地裏的泥土蓋成的，廚房是土磚砌成的。灶台也是祖父年青時用自家田裏的泥土壘成的。年復一年，一日三餐做飯，灶台都烤焦燒黑了。”水缸是土燒成的，王龍焚香頂禮膜拜的土地爺、土地婆是田裏的泥土塑成的。從王龍一出場到最後死去，與他的父親、妻子一起，埋在他一輩子辛勤耕耘的田地裏。賽珍珠清楚的意識到中國農民對土地有着宗教般的虔誠，並突出表現為對“土地神”的信仰。主人公王龍的祖先在自家的土地上修建了小小的土地廟來祈求風調雨順，他們雖然沒有錢，但還是儘自己的可能把這個廟造得精美些，“兩尊神像象是土地爺本人和土地婆。他們穿着用紅紙和金紙做的衣服，土地爺還有用真毛做的稀疏下垂的鬍鬚。每年過年時，王龍的父親都買些紅紙，細心地為這對神像剪貼新的衣服”，王龍對土地萬分崇拜，極為虔誠，當遇到結婚、生子、收穫時都要到土地廟去祭祀，在他看來土地神掌管着土地，也就掌握着他的命運。 ^[2] 

土地是王龍一生中最重要的財富，王龍知道，強盜小偷可以搶走和偷去他的銀元和其他財產，但不能把田地奪走，他一有錢就置辦土地。即使是在饑荒年代一家人瀕臨死亡，他寧願南下乞討，也決不賣田。當王龍的叔叔領着城裏的投機商來乘火打劫廉價買地時，王龍憤怒地叫道：“我決不賣地，我要把田裏的泥土，一塊一塊地挖起來給孩子們吃，等他們死了，我就把他們埋在田裏，我和老婆，甚至我的老爹，我們都要死在這塊給我們生命的田地上。”王龍明白，只要有田地在就還會有希望。離家南下逃荒，他望着田野上慢慢遠去的人影，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説道：“至少我還有田——我還有地。”在南方逃荒的日子裏，王龍一家討飯度日，受盡煎熬，王龍夢牽魂縈的還是故鄉的田地，遠離故土流浪乞討決非長久之計，只有回到故鄉自己的田地上才有希望。就在他準備忍痛賣掉小女兒籌錢回家之際，發生了貧民哄搶大户的事件，王龍意外地發了一筆財，他立即決定返回家園。回到家，看到桃樹含苞欲放，柳樹正要長出新枝，土地就要開種了，他渾身頓時充滿力量，“好長一段時間，王龍似乎不想見任何人，只想單獨和他的田地呆在一起。”王龍一踏進地裏，他那強健的軀體似乎有使不完的勁。當連續七年豐收之後，一場大水淹沒了王龍的大部分田地，他不能下地幹活，與土地的聯繫被切斷了，也就是在這時他平生第一次開始不滿髮妻阿蘭曾經幫助他發家致富的那雙大腳而迷戀上妓女的小腳，阿蘭的腳象徵着王龍與土地的臍帶，一旦割斷它，王龍便迷失了本性。洪水退去後，他欣喜若狂，大喊道：“鋤頭在哪裏？犁在哪裏？麥種在哪裏，我要到田裏去！”回到田裏，王龍又有了笑聲，“疲倦時，他躺在田地上睡大覺。大地的健康氣息滲入他的肉裏去，治癒了他的病。”賽珍珠活脱脱地表現出王龍這個中國農民與土地生死相依的土地情結。 ^[2] 

然而《大地》並不是單一地描寫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熱愛，《大地》中提出了一個許多中國現代同類文學作品中所忽視的問題：一個極端貧困的農民有朝一日成為富甲一方的地主會怎樣？在她的筆下，王龍這樣的農民對土地的神秘信仰使他們形成了“靠天吃飯”的信賴性，七年的好收成，使他成為了富有的地主，然後洪水割斷了他與土地的聯繫，無所事事的他也不能避免“温飽思淫慾”的魔圈，為了討得愛妾荷花的歡心，他開始講究穿戴打扮，頭塗髮蠟，為了去掉荷花討厭的大葱味，他開始刷牙，甚至剪掉辮子，把與他甘苦與共，為他生男育女的髮妻冷落在一邊，開始揮霍享樂。這時的王龍儼然拋棄了農民的身份，過上了黃家地主那樣淫逸放浪的生活，但是這樣的生活背後留給他的是無盡的空虛。王龍和兩個兒子在田裏散步時，突然聽到兩個兒子商量着要把田賣，王龍喊道：“啊，遊手好閒的孽子——賣田！”他禁不住聲音嘶啞、破碎，憤怒得一口氣上不來，就要栽倒，兩個兒子趕忙扶住他。“開始賣田地一家子就完了，”“我們來自大地，我們也必須迴歸大地——如果你們守住田地，你們就能活下去——沒有人能搶走你們的地”，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國人追求的是現世的幸福，他們努力勞作是為了在現世過上好的生活，這與西方重視救贖重視來世的文化價值觀是不同的，所以賽珍珠十分理解王龍這樣的中國農民，在書中不止一次地為王龍辯護“地主也不好當啊”。然而當時許多評論者過分注重賽珍珠對王龍地主生活的描寫，認為賽珍珠是在醜化中國人的臉譜，是在滿足西方人的獵奇心理。仔細閲讀《大地》文本，賽珍珠並沒有刻意醜化中國農民，無論是寫王龍的傳統美德也好，傳統痼疾也罷，她都是在力求表現當時中國農村的真實狀況以及中國農民的真實心態。 ^[2] 

《大地》真實地去描寫了中國農民的狀態，將真實的中國傳播給世界的理想。由於當時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被認為是落後的腐朽的，甚至有人希望它從此消失在世界文化之林，從小受到中國文化薰陶的賽珍珠卻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閃光點，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西方文化是強勢文化，它拒絕與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交流，為了打破這種文化壁壘就必須找到二者之間的共性。土地是人類文化的典型代表和重要載體，它承載了人類熱愛生命、尊崇道德、的集體無意識，沉澱於人類精神文明發展的長河之中。對土地的探究，是洞悉人類文學、文化內在精神的一個極佳切入點，土地積澱着人類文化的倫理感情，土地是人的“根”，人的歸宿，人的價值之本，人的善的本源。中國以農業為立國之本，土地成為安身立命之基，農民與土地有着最直接聯繫，他們才是中國社會的普遍成員，他們將濃濃的土地情結內化對自然的依戀、對故園的眷顧之情等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並塑造了中國文化內在的精神氣質和特有的情感表達方式。因而《大地》中緊緊地抓住了“戀土”這一人類共通的情感，塑造了王龍這樣一個與土地有着生死關係的農民形象，從王龍身上我們可以找到古希臘神話中阿爾庫俄紐斯的影子，他們都離不開土地，阿爾庫俄紐斯從土地母親那兒獲得永不枯竭的力量，王龍則能過在土地上勞動表達對大地的敬重。離開土地，王龍也如同阿爾庫俄紐斯那樣失去了生命的色彩。法國的狄德羅曾説：“人離開了土地就一文不值”，而重新尋找到道德信念的出路便在於迴歸土地，並由此獲得精神上的依託與歸宿，斷裂和破碎的心靈世界才能復歸完美與和諧，所以“我們來自大地，我們也必須迴歸大地——如果你們守住田地，你們就能活下去。” ^[2] 

《大地》以王龍一家人的生活為主線，以女主人公阿蘭為主體，塑造了全新的、有血有肉的中國農民形象。賽珍珠運用中國人的視角，以文化為切入點，描寫中國農村和城鎮生活，向西方闡釋中國；以土地為紐帶，體現了中西文化的衝突和融合，架起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為傳播中國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站在兩種文化的交叉面上，既看到了兩種文化的矛盾和對立，又看到了兩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5] 

《大地》站在了人類共性的高度，承認文化是多元的，不應該存在哪種文化強勢就要獨霸天下，哪種文化處於弱勢就該全盤否定。人類社會發展的方向是承認文化的多元性並站在文化平等的基石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交流與對話中求同存異，共生共融。 ^[2] 

總的看來，賽珍珠的文化思想同泰戈爾、羅素等人有一脈相承的地方——都是在中國落後捱打的現實面前，依舊鼓吹中國傳統文化，這就必然與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構成尖鋭的矛盾併產生激烈的思想交鋒。但是，對於一些中國本土作家而言，漸漸地察覺到賽珍珠盲目固守土地思想的種種弊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現實中，廣大中國農民依靠在土地上的艱辛勞動，不但不能改變貧窮捱餓的悲慘命運，反而會摧毀農民的精神狀態，使他們變得越來越愚昧和麻木。因此，他們支持和鼓勵農民起來通過武裝暴動來推翻中國農村幾千年的剝削制度，實現農民的解放，而這在賽珍珠那裏是絕對不允許的，甚至是嚴厲批判的。賽珍珠寫作的目的是想真實地再現中國當時的客觀現實，是想向西方如實地介紹中國。她説：“我不喜歡那些把中國人寫得奇異而荒誕的著作，而我的最大願望就是要使這個民族在我的書中如同他們自己原來一樣真實地出現。”她要藉助筆墨文字把中國普通百姓的勤勞善良、喜怒哀樂真實地呈現在西方讀者面前，從而更好地實現中西方文化的交流。 ^[5] 

《大地》文本中散於各處的時間節點：開篇便是“這天是王龍結婚的日子”，直奔人物一生中關鍵的一天，“小説一開始就像是給我們描繪了一幅迷人的風俗畫，主人公窮困潦倒，但閲讀時我們並沒有為之心酸，而是覺得生活充滿了希望”。也有專家認為此處“頗有些《三國演義》開篇‘話説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意味’”；烘托喜慶氣氛的一句“春天來了⋯⋯；“孩子生下的第二天，阿蘭就起牀了，照常給他們做飯⋯⋯”，這看似輕描淡寫的一句卻映照了阿蘭辛苦艱難的一生；“當冬天凜冽刺骨的寒風從東北方的荒漠地帶吹來時，他們安坐在家裏，周圍是一片富裕的景象”。冬天裏王龍家的興旺情景象徵着娶了阿蘭之後日子的改善，是這户農家上升階段的標誌。而這種上升的另一個標誌便是王龍買了地主家的地，去看地的日子是“在新年二月裏的一個陰天”，這樣的時間概念頗值得品味，新年二月，是新的開始，好的兆頭，偏又是個陰天，這裏已經為王龍家族的興衰埋下了一個小小的伏筆。 ^[6] 

女性特有的細膩筆觸在賽珍珠這裏得到了充分發揮，王龍一家的日常瑣碎，被這些極富口語色彩的時間節點巧妙地連接到了一起，零碎卻不散亂，事多卻很有序，看似無心寫就，實則有意為之，首部曲中主要表現了王龍的生活場景，而作為一個農民的王龍，作為一個視土地為命的王龍，他的生活就是零零碎碎，日復一日，碎散的時間節點拼湊了王龍的一生，也拼就了首部曲的脈絡。 ^[6] 

賽珍珠為王龍的庸碌一生感到倦怠，特意為他補充了阿蘭這樣一個人物，寡言少語，辛苦一生的阿蘭並未佔去多少筆墨，正如她在王龍家的地位一樣，做着辛苦的活，享着最少的福。乍看之下，阿蘭的人生在《大地》中並非濃墨重彩，但字裏行間，特別是賽珍珠有意無意地牽來往日的時間之維，將讀者的視線立體化，將阿蘭的悲苦一生作曇花一現，最典型的一處便是當阿蘭領着孩子們在街頭行乞時，王龍和孩子們對阿蘭自然而然、無師自通的乞討聲感到驚訝，阿蘭卻平靜地説到“我小時候這樣討過，而且討得到。那年也是這樣的荒年，我被賣去做了丫頭”。王龍和孩子們的驚訝與阿蘭的平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這對比之中，在阿蘭“小時候”的一言帶過中，讀者彷彿看見了時間的閃回，剎那之間，便看盡阿蘭從前的種種辛酸。這樣的時間閃回並非無足輕重，因為正是這樣的閃回，拓展了文本的厚度與深度，使得無限深意藴於文字之外。“正是由於賽珍珠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婦女的瞭解，以及她嫺熟的運用小説創作的藝術手法，才使得阿蘭成為《大地》中的經典人物，也使得《大地》這部作品更為厚重。”在以王龍的人生為主維的《大地》首部曲中，阿蘭的人生與王龍的人生自結婚之日起出現交集，並相互糅合在一起，使得王龍粗放庸碌的生命之中，呈現出一絲細膩與温情。 ^[6] 

一幅上佳的繡品，除了要有好的輪廓，還須有精密的針腳，寫作亦是如此，宏大主線框架之內，還得有豐富的內容來使之豐滿。沒有明確的紀年的《大地》，時間之維的蹤影散見於文本各處，看似不經意間，歲月的痕跡已躍然紙上⋯⋯如此敍事效果得益於賽珍珠敍事中口語化的時間節點的大量靈活應用，增強了故事的可讀性。 ^[6] 

賽珍珠別具匠心地將源置於時間之維的交集漩渦之中，通過源的眼睛，將匆匆前行的時間的痕跡深深刻下，將往日鄉村曾經有過的片刻寧靜再現，又用風起雲湧的革命號角吹破這交錯混亂的時空；通過源的思考，將幾代人的夢想與困惑一一展現。 ^[6] 

《大地》（The Good Earth）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美國作家賽珍珠的諾貝爾獎獲獎著作。

在小説出版的20世紀上半葉，作品跨越了東西文化間當時存在的巨大鴻溝，有力地改變了不少西方讀者眼中中國那種“歷史悠久而又軟弱落後的神秘國度”印象，客觀地促進了東西文化的溝通。

小説1931年一問世，就在處於大蕭條時期的美國人內心產生了強烈的共鳴，讓他們看到中國農民兄弟身上所表現出的頑強的生存意志力。可以説，《大地》通過對中國形象更加實際的塑造，以及對中國人自身新的、更親切、更有感染力的描寫，取代了大多數美國人自己想象出來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 ^[3] 

在美國文學評論界受到冷遇的著作《大地》，卻被大眾英語讀者奉為“經典”，且形成了較為穩定的作品推薦體系和傳播途徑。 ^[9] 

《星期六文學評論》稱《大地》是“一部非常優美、非常優美的小説。我們終於從一部小説的字裏行間讀到真實的中國人民，我們在書中看到的不是人們經常描述的荒誕無稽的中國，我們看到的是誠實的農民、忠誠的妻子，富饒的大地、農民的泥土房，布克夫人的小説是如此感人，如此真實”。 ^[2] 

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賽珍珠女士，你通過那些具有高超藝術品質的文學著作，使西方世界對於人類偉大而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人民有了更多的理解和認同。……你賦予了我們西方人某種中國精神，使我們認識和感受到那些彌足珍貴的思想和情感，而正是這樣的思想情感，才把我們大家作為人類在這地球上連接在一起。” ^[3] 

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美國女作家。本名珀爾·賽登斯特里克·布克。賽珍珠是她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出生於美國弗吉尼亞州，3個月時即被身為傳教士的雙親帶到中國。在雙語環境中長大，是以中文為母語之一的著名美國作家。曾回美四年接受高等教育。自1919年至1935年，她與丈夫卜凱 （J. L. Buck）長期居住在所執教的金陵大學分配給他們的兩層樓房裏。在這裏她寫出了於1938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長篇小説《大地》三部曲等小説，並最早將《水滸傳》翻譯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一生著譯作品80餘部。她病逝後，按其遺願，墓碑上只鐫刻“賽珍珠”三個漢字。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