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樂光

李樂光，原名李兆瑞，曾用名李耀平、李伯餘、李白餘，李大釗族侄。1902年（亦有1903年11月1日説法 ^{[4]  [13-14]}  ）生，原籍河北省樂亭縣木瓜口村。1926年9月—1931年6月在清華大學政治系學習、畢業，其間於1928年赴日本東亞學校讀了一年書。由於國共合作，1927年在清華大學加入國民黨。國共分裂後，李樂光氣憤之下脱離了國民黨，並於1932年3月經於九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曾參加左翼文化活動，歷任華北文化總同盟主席，河北省文委書記、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等職。

1927年李大釗犧牲後，改名李白餘開始秘密整理李大釗的遺文，後交付岳母趙毓和周作人等保存出版《守常文集》《李大釗選集》，李大釗烈士紀念館內存有原遺稿。

1933年9月被國民黨逮捕獲刑十年，解往南京監獄。1937年，西安事變後在周恩來的主持下被釋放並在組織的安排下抵達延安，改名李樂光並從事革命工作。先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不久赴抗戰前線，任中共東南分局代理秘書長。

1939年調回延安，先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科長，中央情報部黨派組組長，中央組織部行政處長。

1946年起，先後任冀熱遼自衞戰爭動員委員會副主任、中共冀察熱遼中央分局城工部副部長。錦州解放後，任中共錦州市城工委副書記、市委書記。

1949年5月起，北京解放後任北京市委委員、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統戰部長兼北京市財委副主任。

1953年9月起，兼任中共北京市高等學校委員會書記，還擔任北京市委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書記、北京市政協秘書長等職。

1955年3月在北京逝世，終年53歲。 ^[1-9] 

李樂光出生在一箇中農家庭。父親李子恆，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是同鄉、同學，也是摯友。殷實的家庭生活使李樂光9歲入小學讀書，畢業後又到北京師大附中讀書。

五四運動期間，李樂光曾參加北京的學生隊伍到總統府請願。因北京時常鬧學潮，社會動盪，家裏怕李樂光出事，因此不讓他繼續上學讀書，把他叫回來在家裏種田。兩年後又安排他去哈爾濱一個錢糧店學經商。但正直誠實的李樂光討厭做買賣這一行，他實在不適應那種欺詐鑽營、討價還價的氣氛和環境，不長時間就回了家。一年後他又從家裏出來，踏上繼續求學之路。1924年至1926年，他先在上海宣化中學、吳淞中國公學、浦東中學讀書，後於浦東中學高中畢業。這期間，李樂光開始接觸和閲讀了一些馬列主義理論書籍，還看了《嚮導》、《中國青年》等報紙以及宣傳三民主義、國家主義思想的書籍，有了政治上求進步的要求。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6月1日，上海舉行了20餘萬工人大罷工、5萬餘學生罷課、大部分商人罷市的“三罷”高潮，憤怒抗議日本紗廠大班(相當於廠長)槍殺工人顧正紅、英國巡捕逮捕學生，要求釋放被捕者，懲辦兇手，賠償損失，取消領事裁判權、撤退英日駐軍……接着，從通商都市到偏僻鄉鎮，全國有1700多萬人直接參加了運動，到處響起了“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怒吼。五卅運動很快形成全國規模的反帝怒潮。高中畢業後原想上大學攻讀理工科的李樂光，由於受了五卅運動和周圍進步的環境和影響，他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決心進北京大學。因那時北大校園思想比較活躍、進步，況且李大釗又在那裏。李樂光於1926年到北平，同時考上了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政治系。因北大當年不能開學，他便進入清華大學讀書。他聰明好學，除學好本科課程外，又讀了一些課外的政治書刊，開始比較用心地研究革命理論。在這個時期，李樂光常到李大釗那裏，聽取李大釗的教導，接受他的薰陶。李大釗也視他如自己的子女，給李樂光以親切的關懷和引導，囑咐他要多讀馬列主義的書，使李樂光很受啓發和教育。

1927年初，由於國共兩黨合作，北伐軍取得節節勝利。在這種情況下，李樂光在清華大學參加了國民黨。清華的國民黨組織中分成擁共和反共的兩派，李樂光為前者。幾個月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叛變了革命，大肆逮捕和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羣眾，國共分裂，大革命失敗。李樂光氣憤之下，脱離了國民黨，他先是想通過李大釗到蘇聯去。但是，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於4月28日殺害了李大釗，而李大釗的長子李葆華卻去了日本。為此，李樂光也於1928年去了日本。李樂光在日本東亞學校讀了一年書，受日本左翼思想影響很大，更加堅定了他參加革命、跟着中國共產黨走的思想基礎。1929年夏，李樂光回國，又到清華大學政治系讀書。這時，北平已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所統治。他們在北平實行的法西斯統治，比原來的奉系軍閥更加殘酷嚴厲。

1931年夏，李樂光從清華大學畢業，到北大商專和民大當教員。這時，李樂光同他在燕大、法學院的同學們一起組建起一個文化團體——北平社聯並擔任執委。當時北平的文化團體很多。為實行對北平市文化系統的統一領導，並引導這些文化團體走正確方向，在中共北平市委的組織下，由社聯、左聯和清華社會科學研究會等團體籌備，成立了北平市文化總同盟，李樂光擔任組織部長。這是他正式參加革命工作的開始。他一面教書，一面在北方通訊社工作，同清華的同學張欽益、喬木等人共同辦《北方青年》，同千家駒、范文瀾等人創辦《社會批判》以及編《清華週刊》等。辦刊辦報的過程使李樂光更進一步接觸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羣眾，當他看到因帝國主義侵略和軍閥混亂而導致民不聊生，廣大窮苦百姓在戰亂和貧困的水深火熱中痛苦煎熬時，心中充滿同情和不平，更加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沉重。

1931年9月18日，日軍在瀋陽發動事變，在迅速佔領了遼寧、吉林的許多城市後，沿着北寧路向西瘋狂進犯。蔣介石下令東北軍絕對不抵抗，撤軍華北，把東北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本侵略者，同時對全國各地人民的抗日救國活動進行破壞和鎮壓，從而激起了北平和全國人民的抗日反蔣浪潮。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北平學生紛紛南下示威請願，要求國民黨政府組織抗日。李樂光懷着一顆愛國之心和激憤之情，以滿腔熱情投入到學生的請願隊伍中，積極參加南下示威活動。在當時的中共北平市委的組織領導下，清華、北大、燕大、民學院、法學院、藝術學院、輔大等學校的4000多名學生衝破了國民黨軍警的武裝圍截和阻攔，又識破和粉碎了他們改用軟化、收買和引誘手段破壞學生運動的陰謀，在鐵路工人們的支援幫助下，於12月7日乘火車從北平出發，中間又會合山東濟南、青島兩市3000多名學生，7000多人浩浩蕩蕩開往南京。12月10日，學生們到達南京後，和全國各地趕來的學生們匯合在一起，首先在外交部門前召開羣眾大會，宣傳抗日救國。隨後，於12月17日彙集到南京的各地學生3萬多人舉行聯合大示威。還到國民黨中央政府門前要求見蔣介石。當聽説已多次用答應出兵來敷衍學生的蔣介石這次從後門溜走的消息後，學生們無比憤怒，高呼着“我們要愛國、要抗日，不要賣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海潮般湧向國民黨中央黨部，隨後繼續前進，搗毀了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蔣介石惱羞成怒，急忙調動大批軍警前來進行殘酷鎮壓，開槍打死、打傷了幾百名青年學生，造成了震驚全國的南京珍珠橋慘案。

在這次鬥爭中，李樂光更加認清了指望國民黨蔣介石政府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抗日救國，那只是一種幻想，是不可能的。要抗日，只有全中國人民共同奮起，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人民抗日救國。回到北平後，李樂光積極在他們辦的刊物上撰寫文章，一方面大力宣傳抗日救國，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宣傳抗日必勝，號召工農大眾、青年學生緊急行動起來，團結抗日；另一方面，揭露國民黨蔣介石政府不抵抗、投降賣國、鎮壓學生運動、苛捐雜税、貪污勒索民財、魚肉人民的罪惡行徑。

1932年3月，經於九公介紹，李樂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時的李樂光，正當青春年華，在政治上、思想上趨於成熟，好學上進，活躍而穩重，工作能幹，有一定的組織領導能力，在北平市文化界小有名氣。1933年春，中共河北省委調李樂光任省文委書記，同年6月改任省委宣傳幹事，7月，又開始擔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1933年3月，日軍佔領了熱河，進逼華北，威脅北平。這一緊張局勢，使廣大人民羣眾的抗日反蔣情緒越來越高漲。而國民黨則堅持實行其賣國內戰政策，一面與日寇勾結，出賣主權，乞求所謂的和解；一面把槍口對準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羣眾，在圍剿中國共產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同時在後方加強其反動統治、鎮壓人民的抗日愛國行動。1933年3月初，蔣介石逼迫張學良辭職而派親日分子何應欽任北平分會委員長，並派蔣孝先的憲兵團第3團到北平加強其法西斯統治力量。在這種形勢逆轉的情況下，河北省和北平市中共黨組織仍繼續領導人民堅持與敵人進行鬥爭。在河北省委的領導下，李樂光在秘密工作戰線上，不畏強暴，不怕犧牲，與敵人開展英勇頑強的殊死鬥爭。早在1931年，李樂光由於經常去清華大學蔡教授家裏討教問題，結識了蔡家的女傭人趙玉（趙毓）和其女兒趙蘭，並與趙蘭相愛，黨組織考慮到建立家庭可以更好地掩護李樂光開展革命活動，就批准他二人結婚。婚後，受李樂光影響教育，趙玉母女倆很快從同情革命到積極投入革命工作中來。為方便革命工作和照顧生活，趙玉辭去傭人工作，與李樂光、趙蘭住在一起。從此，李樂光以家庭為聯絡點開展革命活動，岳母趙玉（趙毓）、妻子趙蘭成了他的得力助手，趙玉還成了李樂光的地下交通員，3口人組成了一個超越一般家庭感情和關係的革命家庭。

李樂光時常在家裏研究工作、部署任務，當約好有人要來家裏時，趙玉就在院門口地上撒上一些花生皮子或在院牆上劃個圈作暗號，來人見到暗號就知道情況正常。當李樂光在家裏與人談話或開會時，趙玉或趙蘭就會拿點活計，坐在院門口樹下為他們放哨。李樂光還經常到北海五龍亭去與人接頭。因單身活動可能會引起敵人注意，每次都由趙玉、趙蘭母女相陪作掩護。一家人裝作散步的樣子，邊聊家常邊慢慢踱到北海公園。等接頭的人來了，李樂光就與來人一前一後到山坡上或樹叢中去談工作，趙玉母女就留在附近設卡放哨，一有可疑情況就發出預定信號。李樂光還安排趙玉為他取送文件和宣傳材料，跑地下交通。一次，天下大雨，趙玉從西直門馬相衚衕一個姓曾的同志那裏取來一大盒子文件和宣傳材料，僱了一輛洋車返回走到西四牌樓時，遇到警察把車攔住，要檢查。當警察掀起車簾時，看到趙玉態度安詳、神情自若的樣子，沒有仔細檢查就放過去了。又一次趙玉到海淀區取文件，那批文件都訂成書本大小，封面用《紅樓夢》等小説封面作為偽裝，在路上遇到警察檢查時，趙玉從容不迫地主動把“書”拿給警察，警察一看封面，擺一擺手，放趙玉通過了關卡。就這樣在李樂光的安排下，趙玉多次冒着危險完成了傳送文件、宣傳材料和各種消息的任務。經李樂光培養教育，其內弟趙錫彥也參加了革命工作。他先是被安排在北平燈市口的一家書店裏當學徒。這家書店是黨的秘密聯絡點，“老闆”是共產黨員。趙錫彥經常為地下黨取送文件，每次都圓滿地完成了任務。不久，書店暴露，被國民黨特務查抄，“老闆”被捕，趙錫彥也被懷疑。後來趙錫彥雖然經人介紹到另一家書店工作，但不幸去後3天被暗害身亡。李樂光、趙玉、趙蘭十分悲痛，可他們為了不影響革命工作，控制住個人的感情，處理了趙錫彥的喪事後，又繼續戰鬥。

1933年4月，經北平一些有進步思想的學者、教授們發起，中共北平市委準備組織北平各界人士和羣眾為6年前被軍閥殺害的李大釗舉行公葬。李樂光執行省委關於在舉行李大釗公葬期間黨組織不公開露面的指示，秘密投入了緊張準備工作。他和趙蘭忙了幾個月，聯繫有關事項，編寫、趕印傳單，然後找人送出、散發、張貼。4月23日公葬這一天，李樂光、趙玉、趙蘭都到了現場。停在宣武門外妙光閣中的李大釗靈柩在高昂的《國際歌》聲中被大家緩緩抬起，人們戴着黑紗、胸佩白花，抬着花圈、舉着輓聯前進，一路上撒傳單、呼口號，“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等口號此起彼伏，震撼大地，許多圍觀的羣眾也眼含熱淚自動加入到行進的隊伍中來。雖然在西四牌樓舉行公祭時遇到國民黨憲兵3團武裝暴徒的襲擊，一些人被打傷，一些人被捕，但被衝散的羣眾又集合起來，堅定地走向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中國共產黨送的、刻着鐮刀斧頭的墓碑隨同李大釗的棺木一起被埋進了地下，成功地為李大釗舉行了隆重的公葬。

國民黨憲兵3團在公開鎮壓公葬李大釗活動之後，更加緊了法西斯特務統治，在增調特務力量的基礎上，他們利用共產黨內的意志不堅定者充當特務，並派遣奸細千方百計打入革命隊伍進行破壞，佈置憲警特務盤查監視羣眾；利用他們手中的反動報刊，大造反動輿論。他們從公開逮捕殺戮、非法搜查到暗中盯梢、綁架，利用各種卑鄙的手段，妄圖摧毀共產黨的組織，恐嚇革命羣眾，撲滅熊熊燃燒的革命烈火。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中，李樂光執行省委的指示，機警靈活地開展工作，英勇果敢地同敵人作鬥爭。為了防止暴露和遭到不必要的損失，李樂光不得不經常搬家轉移。李大釗被害後，李樂光一直以其親屬、同鄉、同學的名義與李大釗的子女保持着聯繫。一天，李大釗的女兒李炎來找李樂光，被一個女特務發現，她問趙玉：“這位小姐怎麼一進門就跟你家姑爺走了，幹嘛去了?”趙玉機警地回答：“ 她媽媽和她嫂嫂打架了，找她表哥勸架去了。”當趙玉把這一情況告訴李樂光後，李樂光當即決定搬家。果然，搬家後的第二天，敵人就闖到這裏來抓人，結果撲了個空。後來，李樂光又根據情況搬家到北海後門一個衚衕的獨院裏。

李大釗被害後，李樂光在社聯和“文委”工作時，曾經與一位同志共同蒐集了李大釗的一批文稿，後交由李樂光負責保管和整理，並計劃選編出版。自從搬到北海後門處之後，李樂光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深夜，整理李大釗文稿，然後交給岳母趙玉保管。

1933年9月，河北省委秘書長朱百川被捕。朱經不起敵人的威逼利誘，供出了李樂光。農曆八月初一清晨，國民黨憲兵包圍了李樂光的住處，破門而入，抓走了李樂光和妻子趙蘭。被敵人扭送着的李樂光掙扎着頻頻回頭望着岳母趙玉。這意味深長的目光使趙玉頓時領悟到：李樂光的意思是要她把李大釗的文稿保護好，並把他被捕的消息傳給黨組織和同志們。趙玉沒有辜負李樂光的信任和希望，她勇敢機智地完成了任務，後來，趙玉又受李樂光委託，先是把李大釗的文稿轉移到安全地方保存，又千方百計地找到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的住址，把這批文稿完好無缺地交給了李星華。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批珍貴的李大釗遺稿仍然珍藏在河北省樂亭縣李大釗烈士紀念館內。

李樂光被捕後，先是被關押在北平錢糧衚衕國民黨的憲兵3團。敵人對他施以種種酷刑，皮鞭子抽、灌辣椒水、烙鐵燙、竹籤子釘手指尖、吊大掛等。這些暴行，只能摧殘李樂光的軀體，但卻動搖不了李樂光的鋼鐵意志。他威武不屈，怒斥敵人濫施刑罰，卻隻字不露黨的秘密。兩個月後，敵人放出趙蘭，把李樂光押往南京，判了8年徒刑 。在南京獄中，李樂光和其他政治犯一樣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粗米飯裏摻沙子，爛菜幫子上還帶有糞便和蛆蟲。雖然這樣，李樂光仍然和戰友們互相鼓勵、互相幫助，堅強地與敵人進行戰鬥。一年後，趙玉母女也來到南京，投奔到早已遷來南京的蔡教授家，仍做傭人。趙玉用自己當傭人所掙的微薄收入盡心地照顧着李樂光，給他在獄中的難友們送些營養品、用品等，而她自己卻捨不得吃一頓好飯菜或添一件新衣。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和領導下，全國人民掀起了新的抗日高潮。中共中央為促進實現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派周恩來、秦邦憲、林伯渠上廬山同國民黨進行談判。9月22日，國民黨通過中央通訊社終於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也發表了實際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李樂光和獄中的戰友們一起，因勢利導，堅持絕食鬥爭了3天，表示寧死不當亡國奴。在這期間進行的國共談判中，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國民黨中央政府提出了釋放被關押的政治犯的要求，並責成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具體出面交涉。在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合作”、“抗日”的姿態，下令釋放政治犯。同年8月28日，李樂光和獄中的許多戰友一起被釋放出獄，結束了4年之久的鐵窗生活。

李樂光出獄後，10月初，黨組織安排他帶領全家輾轉來到延安，並被中央組織部安排到中央黨校學習。從敵人牢房裏重新回到黨組織的懷抱，如離娘已久的孩子回到母親身邊，李樂光心裏感到格外温暖。由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李樂光，以取快樂、光明之意。在中央黨校學習不到兩個月，李樂光便被派到南昌，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代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半年後，他於1938年7月被調到武漢中共長江局，由長江局派他到湖北樊城國民黨第5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任軍民文化部副部長及戰區政治部設計委員會委員。正當李樂光努力工作、準備為抗戰貢獻力量的時候，中共鄂北地委將他履歷遺失，使他的政治面貌完全暴露，他無法再在這裏繼續工作下去。1939年5月，組織上把他又調回延安，先後任中央統戰部第一科科長、中央情報部黨派組組長、中央來延幹部處理委員會秘書長，中央組織部幹事、行政處長、幹部處秘書等職。這期間的工作實踐，使李樂興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政策水平、文化素質。他在中央來延幹部處委會工作時，機關黨支部給的鑑定中寫到：“李樂光有高度為黨負責精神，能堅決地站在黨的立場上看問題與處理問題(表現在機關秘書長工作上)；他身體很弱，仍能積極關心與照顧本機關的全部工作；他工作作風細緻周密、徹底，表現在組織性與計劃性很強，並能吸收與採納大家的意見”。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進行了8年的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取得了最後勝利。為爭取和平，毛澤東冒着危險親自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代表又正式簽訂了停戰協定，並在北平設立了由國民黨政府、共產黨和美國政府各一名代表所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不久，組織上派李樂光到軍事調處執行部工作。但蔣介石與美帝國主義所唱的“和平歌”只是幌子，是為他們加緊進行內戰準備、奪取抗戰勝利果實並進一步消滅共產黨而爭取時間。

果然，1946年6月下旬，蔣介石悍然發動了全面圍攻中原解放區，相繼向華東、華北、東北各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新的全國內戰爆發。7月，李樂光即被調到赤峯，先後在新組建的中共熱遼區黨委任宣傳部長、冀熱遼自衞戰爭動員委員會任副主任，在中共冀熱遼中央分局熱中工作團任副團長，直到1947年初。這期間，在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下，已被解放軍佔領的承德、赤峯等城市相繼失守，冀熱遼中央分局和熱河省黨政機關先後轉移到林西和興隆的山區，繼續領導熱河人民開展武裝鬥爭、土地改革和建設根據地的各項鬥爭。在熱中工作團，李樂光按照黨的安排，和同志們一道，在熱河地區人民解放鬥爭最困難時期，克服了國民黨軍隊不斷圍剿，地主、土匪反攻倒算和破壞等困難，領導廣大農民羣眾開展土地改革鬥爭，發動和領導農民打土豪、挖浮財、分田地，教育和組織農民團結起來，組建農民協會，建立農村基層政權，動員廣大翻身的青年農民積極參加自衞戰爭等工作。

1947年4月，冀熱遼分局改稱為冀察熱遼分局，李樂光被任命為分局城市工作部副部長，楊清(歐陽欽)任分局秘書長兼城工部長。他在分局的領導下，配合部長歐陽欽，對冀察熱遼地區國民黨統治的城市，特別是對北平、天津、張家口、錦州等重點城市，積極開展了組建城市工委機構及選配幹部，派出黨的地下工作人員，建立地下黨支部、發展地下黨員和地下關係，建立地下交通網、點、線，溝通解放區與敵佔區之間聯繫，組織蒐集、傳送敵人各方面情報等工作。

當解放戰爭進行到奪取最後勝利的階段時，為迎接東北全境解放，加強東北國統區的城市工作，做好城市接收準備，中共中央東北局於1948年1月13日至2月2日在哈爾濱召開了城市工作會議。冀察熱遼分局由城工部副部長李樂光帶隊，率熱東地委城工部長林肖硤和錦州市工委書記舒銘(茹古香)等人蔘加了會議。會議期間，李樂光與林肖商議確定，由錦州市工委書記舒銘在會上發言，彙報錦州市工委成立5個月來的工作開展情況和以後的打算。舒銘的發言引起了與會人員的高度注意，也得到了主持會議的東北局城工部長李立三的讚許。這次會議意義重大，是解放戰爭時期東北城市工作的轉折點。它對當時的東北解放戰爭形勢作了正確的分析，對黨下一步城市工作的任務、方針、政策和鬥爭策略都作了具體研究和規定。會後，李樂光返回分局向領導彙報了會議精神，並提出了貫徹實施意見。1948年3月7日，分局在朝陽的羊山召開會議，李樂光在會上傳達了東北局城工會議精神並講了話。分局秘書長兼城工部長楊清作了會議總結報告，他對冀察熱遼地區前一段的城市工作作出了切合實際的估計，明確部署了本地區下一步城市工作任務。在羊山會議上，決定擴大和加強中共錦州市工委機構，由林肖硤任工委書記、魏奇任副書記。會後，分局又於6月4日向全地區各地委、城市工委發出了《關於城市工作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信。信中對下一步城市工作的範圍和重點、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的宣傳工作、訓練幹部等工作提出了意見。

1948年10月上旬，正當遼瀋戰役已經打響，錦州即將解放之時，中共冀察熱遼分局黨委副書記兼社會部長鬍錫奎與李樂光來到錦州市工委，傳達了中共中央東北局及冀察熱遼分局關於成立中共錦州市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並將原中共錦州市工委併入城工委的決定。同時集合工委的大部分幹部，組織他們到後方學習城市工作政策，準備進城。10月13日，中共錦州市城市工作委員會在錦縣(今凌海市)班吉塔宋家溝正式成立，胡錫奎為書記、李樂光為副書記。

10月15日，在遼瀋戰役攻打錦州的戰鬥還沒有完全結束的戰火硝煙中，胡錫奎與李樂光指揮城工委機關全體人員，分南北兩路隨部隊進入錦州，開始執行接收錦州城市的任務，入城後，根據戰時需要，立即成立了以胡錫奎為主任、李樂光為副主任的錦州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統一指導錦州的接收和管理工作。在接收工作中，李樂光從副書記的角度，積極協助和配合城工委主要領導，迅速展開了打掃戰場、遣送傷俘、組織收繳和搶運國民黨軍隊留下的各種物資、肅清殘敵、加強城市治安保衞、安定民心、恢復和建立城市正常秩序等工作。

10月下旬，中共錦州市委成立，李樂光任書記，林肖硤任副書記。市委成立後，面臨的一個緊迫任務是穩定物價、救濟災民。10月28日，市委發出了《關於金融物價及停止亂搞物資的通知》，嚴禁機關部隊亂搞物資和擅自動員民力，並堅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東北局提出的關於國民黨金元券兑換長城銀行本票的方針，及時作出了有針對性的嚴格規定，既使羣眾少受損失，又使長城銀行本票佔領了錦州市場，有效地控制了金融。市委、市政府又採取了首先組織購糧、擴大糧源、穩定糧價的有力措施，降低了由於糧食缺乏造成的糧價過高，由此穩定了物價。在此基礎上，市委、市政府又採取調糧、調鹽、調煤救濟災民，恢復水電、保證市民基本需求等措施，安定了人心，初步穩定了錦州的社會秩序。人民生活稍轉安定，市委就把恢復發展工商業作為接管城市後的主要工作。11月11日，李樂光主持市委擴大會議，會議在回顧進城半個多月來的工作後，研究確定了今後的工作要逐步轉向以生產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國民黨的3年統治給錦州造成了經濟蕭條、工人失業、工廠停產，尤其是戰前國民黨軍隊對錦州工廠的進一步破壞，使錦州的經濟恢復和發展面臨着缺動力、缺資金、缺原材料、缺設備、缺技術人員等突出困難。針對這種情況，市委、市政府積極努力，一方面向上級彙報，爭取電力、資金、幹部技術人員等方面的支持；另一方面着眼於依靠廣大工人羣眾，提高廣大工人羣眾的覺悟，籌建工會組織，為工人謀福利，調動工人的勞動積極性。他們發動工人羣眾挖出並修復被埋在地下或被損壞的機器設備，有償收回失散在社會上的工具、零件、原材料等等。在向企業派出得力幹部和管理人員的同時採取辦短期培訓班等辦法，對現有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進行培訓和提高。市委在恢復工業生產的同時，還着力恢復和發展商業貿易。在接管官僚資本之後，迅速建立起國營商業經營機構，並向全市人民公佈和宣傳共產黨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宣佈免徵1948年的營業税，深入貫徹黨的“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方針。通過組織錦州各界代表到老解放區哈爾濱參觀考察，使他們親身感受到共產黨保護民族工商業政策的感召力。他們還組織恢復了舊商會，建立了市工商聯，又成立了市工商管理局，開始了商業企業註冊登記管理工作。通過努力，到1948年末，錦州市絕大部分商店都已恢復營業，錦州商業開始恢復和活躍起來。

為了更好地完成經濟恢復工作，李樂光還帶領市委在錦州進行了培養幹部和建黨建政等工作：開展辦訓練班培養黨的幹部李樂光親自到訓練班講課；建立區街政權，到1948年11月，市委在全市建立了8個區委、任命了區委書記和區委委員；於12月組織選舉了新城市街閭長，徹底廢除了舊的保甲制度，建立了新的基層民主政權；恢復和發展文教事業、支援東北人民解放軍進關作戰等工作。在支援人民解放軍進關作戰的支前會上，李樂光親自向各區委書記強調：“發展生產是為了支援全國解放戰爭，錦州目前戰勤任務仍很重，我們應用一切力量完成此項任務，哪個區完成得不好，將來要問罪，因為這是一項神聖任務。”會後，市委決定由市長史立德親自抓支前工作。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錦州市很好地完成了支援全國解放戰爭的任務。

李樂光在錦州工作只有七八個月的時間。在他就任錦州市委書記時，由於遭受國民黨的嚴重破壞和戰爭創傷，錦州城市滿目瘡痍，人民生活困苦。面對這樣的現實，李樂光與市委的同志們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夜以繼日，紮紮實實地工作，領導翻身當家作主人的錦州人民艱苦奮鬥，勵精圖治，使錦州的面貌開始改觀，社會秩序得以穩定，人民生活得以初步安定。尤其是李樂光和同志們勤奮工作、廉潔自律、密切聯繫羣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良好的風範，給錦州人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遼瀋戰役勝利後，1948年11月下旬，遵照中央軍委的命令，東北人民解放軍主力開始從錦州等出發入關作戰。與此同時，53萬名東北黨、政幹部和10多萬支前民工也隨軍入關，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和新區建設工作。在勝利完成組織支前的任務後，1949年5月，李樂光奉調離開錦州，任北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兼市委高等學校委員會書記；當時，北平剛剛解放不久，黨中央也剛剛進入北京，北平市委面臨着十分繁重的任務。李樂光身兼數職，肩負重任，工作繁忙緊張。他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盡職盡責，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解放初，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目前中心工作的決定》和《關於普遍開展學習運動的決定》，指出：要從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建設人民民主的新北京，把北京變為生產與消費合理的城市，恢復與發展生產、改造與發展生產，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

針對北京市人民對中國共產黨還不很瞭解、亟須知道共產黨的政策主張的情況，李樂光圍繞市委的中心工作，積極組織市委宣傳部和全市各級宣傳部門的同志們以及各進步社會團體，向全市人民廣泛地進行了黨的宣傳工作。宣傳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宣傳中國共產黨成立28年來的奮鬥歷程，宣傳黨領導下的各個解放區、根據地的人民生活和社會情況，宣傳黨的城市工作政策特別是保護工商業和知識分子的政策，宣傳發展經濟、發展文化教育、造福人民、建設新北京的目標。從而使中國共產黨的光輝形象進一步深入人心，使廣大人民羣眾心中充滿對光明未來的希望，願意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堅守崗位、積極工作、努力生產。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李樂光和全國人民一樣，感到歡欣鼓舞，20多年的流血犧牲、英勇奮鬥，終於換來了人民自己當家做主。此後，北京市作為首都，在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陸續開展了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運動，通過這些運動，進一步摧毀了暗藏的反革命勢力及其破壞活動，打擊了不法資本家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的違法活動，發展與鞏固了國(公)營經濟的領導和主導地位，教育了廣大幹部和人民羣眾，進一步鞏固了人民政權。這期間，李樂光一方面積極參加運動，接受教育，提高自己的思想覺悟和水平；一方面組織領導各級宣傳部門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向全市人民大張旗鼓地開展鎮壓反革命、保衞人民、保衞首都安全的宣傳；深入講解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和反對行賄、反對偷税漏税、反對盜竊國家資財、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的偉大意義；反覆進行抗美援朝、保家衞國的教育。對運動的深入健康發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1951年4月8日下午2時，九三學社北京市分社正式成立。時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李樂光出席並致辭：“九三學社北京市分社的成立，標誌着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牢固與發展。” ^[10] 

1953年6月，黨中央確定並公佈了黨在過渡時期要“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線，北京市委認真貫徹執行這條總路線，在北京地區開展實現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運動。李樂光積極組織全市各級宣傳部門和市直各單位，熱情地宣傳總路線，廣泛深入地宣傳“一化三改”，使之深入人心，還根據市委的決定組織全機關的黨員、幹部開展政治學習，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共產黨黨史》和其他基本革命理論常識，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機關同志們的頭腦，為開展好黨的總路線的宣傳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

1953年9月，李樂光任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兼北京市政府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書記。北京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北京的民主黨派多，人民團體多，社會名流、民主人士也多。李樂光深知，做好首都的統一戰線工作，不僅任務繁重，而且難度也大、影響面大，關係到人民的團結、政權的鞏固、事業發展和社會的穩定。為此，他按黨中央和北京市委關於加強北京統戰工作的指示，極力抓了人民政協、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組織建設。經多方協商，為他們配備好領導幹部，健全其領導機構。同時通過人民代表會議、座談會、調查走訪等形式，與北京市的各黨派、團體和各階層人士處理好關係，商談北京市的政權建設、市政建設、經濟發展、文化教育、科學藝術等方面的事宜，聽取意見和批評建議，充分發揮其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作用，認真貫徹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統一戰線方針。正當李樂光躊躇滿志、信心十足地準備為黨的統戰工作充分發揮才智、努力奮鬥的時候，萬惡的病魔侵入了他的肌體，使他於1955年3月不幸去世，終年53歲。 ^[2] 

1.《李樂光檔案》，中央檔案館存。

2.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2卷，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頁。

3.北京市婦聯編：《錚錚傲霜骨，拳拳慈母心》(內部資料)。

4.熱河革命史編委會編：《熱河革命史大事紀》，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172頁。

5.中共錦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共錦州市工委史編研組編：《中共錦州市工委史》，1991年內部版第12、18、95頁。

6.中共錦州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錦州地方史》(1923—1949)，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230、234頁。

《他們保存了李大釗的書稿》劉曉豔。

《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5—4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