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華

李星華，1911年11月21日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1920年夏，隨全家到北京定居。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釗，李星華孃兒仨一同被捕，在監獄關押二十三天。她在法庭上機智地回答了敵人的審問，使大哥李葆華躲過了敵人的搜捕。她有一個哥哥：李葆華，有兩個弟弟：李光華、李欣華；有一個妹妹：李炎華。 ^[1-2] 

李大釗就義後，京師警察廳勒令李大釗遺屬限期離京。

1927年5月10日，李星華全家被迫回大黑坨村。她從此輟學，在農村照料重病的母親。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帶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復學。

第二年，她升入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高中部。生活無法維持時，她在父親朋友的關照下，勤工儉學、給學校刻印法文講義蠟版，每月補貼一些生活費用。

1932年春天，她參加了黨所領導的反帝大同盟，同年夏天，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黨的地下革命工作。她借給學校刻印講義為掩護，為黨刻印革命傳單。掩護黨的地下工作者，參與營救被捕同志。

1932年初冬，因情況變化，她失掉了黨的關係。第二年春天，把母親接到北京，準備安葬父親。

1933年4月23日，在黨組織安排下，李星華同送葬隊伍一起把父親安葬於香山萬安公墓。安葬父親35天后，母親趙紉蘭病逝。她在親友的幫助下，將母親和父親並排葬在萬安公墓。這年暑假，李星華升入孔德學院社會科學系。

1935年12月，李星華投入“一二·九”抗日救國運動。第二年她與賈芝結婚。

1937年夏天，她由中法大學經濟系畢業。

1940年11月6日，幾經周折，到達陝北延安。到延安後，她選入延安魯藝文學系學習，之後就長期在延安中學教書。

1942年，她參加了延安整風和大生產運動。1945年重新入黨。在保衞延安的戰爭中，她跟着學校輾轉於陝北的羣山中，仍然備課教書，始終如一。

1947年9月，隨學校東渡黃河，到晉西北的臨縣等地，參加了郝家坡等村的土改調查。全國解放後，李星華從延安回到北京，分別在師大女附中和馬列主義學院第二分院任教。

1956年起，她開始從事民間文學工作。她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民間文學》編輯部和採錄編選部負責民間故事採編工作。曾整理出版《白族民間故事傳説集》，受到了國內外民間文學工作者的好評。此集還譯為日文，在日本出版。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李星華一家受到殘酷迫害。因鬱憤成疾，她雙目失明。 ^[4]  在失明的情況下，堅持整理編輯《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一書。

1979年11月27日病故於協和醫院。她去世後不久，《回憶我的父親李大釗》出版了，為讀者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從事教學和民間文學的研究工作。曾整理出版《白族民間故事傳説集》（又名《白族民間故事集》），受到了國內外民間文學工作者的好評。

1927年4月28日，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那是父親的被難日，離現在已經十六年了。

那年春天，父親每天夜裏回來得很晚。每天早晨，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又出去了。有時候他留在家裏，埋頭整理書籍和文件。我蹲在旁邊，看他把書和有字的紙片投到火爐裏去。

我奇怪地問他：“爹，為什麼要燒掉呢？怪可惜的。”

待了一會兒，父親才回答：“不要了就燒掉。你小孩子家知道什麼！”

父親是很慈祥的，從來沒罵過我們，更沒打過我們。我總愛向父親問許多幼稚可笑的問題。他不論多忙，對我的問題總是很感興趣，總是耐心地講給我聽。這一次不知道為什麼，父親竟這樣含糊地回答我。

後來聽母親説，軍閥張作霖要派人來檢查。為了避免黨組織被破壞，父親只好把一些書籍和文件燒掉。才過了兩天，果然出事了。工友閻振三一早上街買東西，直到夜裏還不見回來。第二天，父親才知道他被抓到警察廳裏去了。我們心裏都很不安，為這位工友着急。

局勢越來越嚴重，父親的工作也越來越緊張。他的朋友勸他離開北京，母親也幾次勸他。父親堅決地對母親説：“不是常對你説嗎？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你要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這裏的工作多麼重要。我哪能離開呢？”母親只好不再説什麼了。

可怕的一天果然來了。4月6日的早晨，妹妹換上了新夾衣，母親帶她到娛樂場去散步了。父親在裏間屋裏寫字，我坐在外間的長木椅上看報。短短的一段新聞還沒看完，就聽見啪，啪……幾聲尖鋭的槍聲，接着是一陣紛亂的喊叫。

“什麼？爹！”我瞪着眼睛問父親。

“沒有什麼，不要怕。星兒，跟我到外面看看去。”

父親不慌不忙地從抽屜裏取出一支閃亮的小手槍，就向外走。我緊跟在他身後，走出院子，暫時躲在一間僻靜的小屋裏。

一會兒，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皮鞋聲。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親。

“不要放走一個！”窗外一聲粗暴的吼聲。穿灰制服和長筒皮靴的憲兵，穿便衣的偵探，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擁而入，擠滿了這間小屋子。他們像一羣魔鬼似的，把我們包圍起來。他們每人拿着一支手槍，槍口對着父親和我。在軍警中間，我發現了前幾天被捕的工友閻振三。他的胳膊上拴着繩子，被一個肥胖的便衣偵探拉着。

那個滿臉橫肉的便衣偵探指着父親問閻振三：“你認識他嗎？”

閻振三搖了搖頭。他那披散的長頭髮中間露出一張蒼白的臉，顯然是受過苦刑了。

“哼！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偵探冷笑着，又吩咐他手下的那一夥，“看好，別讓他自殺，先把手槍奪過來！”

他們奪下了父親的手槍，把父親全身搜了一遍。父親保持着他那慣有的嚴峻態度，沒有向他們講任何道理。因為他明白，對他們是沒有道理可講的。 殘暴的匪徒把父親綁起來，拖走了。我也被他們帶走了。在高高的磚牆圍起來的警察廳的院子裏，我看見母親和妹妹也都被帶來了。我們被關在女拘留所裏。

十幾天過去了，我們始終沒看見父親。有一天，我們正在吃中飯，手裏的窩窩頭還沒啃完，聽見警察喊我們母女的名字，説是提審。

在法庭上，我們跟父親見了面。父親仍舊穿着他那件灰布舊棉袍，可是沒戴眼鏡。我看到了他那亂蓬蓬的長頭髮下面的平靜而慈祥的臉。

“爹！”我忍不住喊出聲來。母親哭了，妹妹也跟着哭起來了。

“不許亂喊！”法官拿起驚堂木重重地在桌子上拍了一下。

父親瞅了瞅我們，沒對我們説一句話。他臉上的表情非常安定，非常沉着。他的心被一種偉大的力量佔據着。這個力量就是他平日對我們講的——他對於革命事業的信心。

“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母親説。接着他又指了一下我和妹妹，“這是我的兩個女孩子。”

“她是你最大的孩子嗎？”法官指着我問父親。

“是的，我是最大的。”我怕父親説出哥哥來，就這樣搶着説了，我不知道當時哪裏來的機智和勇敢。

“不要多嘴！”法官怒氣衝衝的，又拿起他面前那塊木板狠狠地拍了幾下。

父親立刻就會意了，接着説∶“她是我最大的孩子。我的妻子是個鄉下人。我的孩子年紀都還小，她們什麼也不懂。一切都跟她們沒有關係。”父親説完了這段話，又望了望我們。

法官命令把我們押下去。我們就這樣跟父親見了一面，匆匆分別了。想不到這竟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

28日黃昏，警察叫我們收拾行李出拘留所。

我們回到家裏，天已經全黑了。第二天，舅姥爺到街上去買報。他是從街上哭着回來的，手裏無力地握着一份報。我看到報上用頭號字登着“李大釗等昨已執行絞刑”，立刻感到眼前蒙了一團雲霧，昏倒在牀上了。母親傷心過度，昏過去三次，每次都是剛剛叫醒又昏過去了。

過了好半天，母親醒過來了，她低聲問我：“昨天是幾號？記住，昨天是你爹被害的日子。”

我又哭了，從地上撿起那張報紙，咬緊牙，又勉強看了一遍。我低聲對母親説：“媽，昨天是4月28日。”母親微微點了一下頭。

本文是李星華1943年在延安寫的一篇回憶錄，當時正值其父李大釗同志遇難十六週年，故文題為“十六年前的回憶”。 ^[3] 

《十六年前的回憶》被選為人教版義務教育教科書《語文·六年級·下冊》第10課的課文 ^[5]  ；後被選為部編版義務教育教科書《語文·六年級·下冊》第11課課文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