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盧西恩特斯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盧西恩特斯的藝術門類主要是油畫。 ^[4] 

弗朗西斯科·何塞·德·戈雅-盧西恩特斯於1746年3月30日出生於薩拉戈薩市附近的福恩特託多司村。父親是一個貧苦的祭壇鍍金工匠，母親出生破落貴族。

1760年，戈雅隨父母遷居薩拉戈薩，並被送進修道士赫阿津的學校學習。薩拉戈薩是一個民風強悍、富有鬥爭傳統的城市。這裏的風土人情、民間習俗曾給戈雅以極大的影響，形成了他堅強不屈的氣質。

1763年，戈雅前往馬德里投靠同鄉宮廷畫師弗朗西斯哥·巴耶烏，兩次投考聖費南多皇家美術學院，都沒有被錄取。(另一説為沒有拿到獎學金而作罷)

1769年，前往意大利旅行，參加了帕爾瑪美術學院的繪畫競賽，得了二等獎。

1770年，戈雅在德里·比拉爾聖母教堂和薩拉戈薩附近的卡爾特吉教團的阿烏爾·德伊僧院畫了若干幅宗教畫。

1773年，再次回馬德里並結婚定居，妻子是好友畫家弗朗西斯科·巴依也烏的姐妹霍塞法。

1772年，描繪圓頂繪畫（la Bóveda del Coreto）

1772至1774年，創作在卡圖加德禮堂（la Cartuja de Aula Dei）的壁畫。

1776年，通過巴依也烏的介紹，戈雅從安東·拉斐爾·門斯那裏接受了為皇家聖巴巴拉織造廠繪製第一批葛布蘭花毯圖樣的任務。

1779年，受到國王查理三世的接見。

1780年，被選入聖費南多皇家美術學院。

1780至1781年，在皮拉爾聖母聖殿主教座堂（La Basilica de Nuestra Senora del Pilar）描繪教堂圓頂（la cúpula Regina Martyrum）。

1784年，由於一幅描繪聖雖爾納金·西恩斯在阿里方司·阿拉貢面前佈教的油畫，第一次博得官方好評。

1785年，戈雅在官方已經有了一定的地位，在聖費南多皇家美術學院任副院長。

1786年，任皇家織造工廠的美術領班。

1786年，獲宮廷畫家的稱號。

1792年，戈雅身染重病，喪失了聽力。

1803年，查理四世國王接受了戈雅的獻禮《狂想曲》。並給他的獨生子頒發了養老金，並使戈雅可以保護自己免受宗教裁判的迫害。

1808年，西班牙被拿破崙軍隊佔領，他創作了一批富於激情和逼真表現力的悲劇性作品。

1824年，戈雅在波爾多市西班牙自由僑民法國中心度過最後四年。

1828年4月16日，病故，享年82歲。

作品(3張)

一．宮廷畫師時期戈雅在少年時就展露出繪畫天賦，他從14歲起在當地知名畫家何塞·盧贊·馬丁內斯（José Luzány Martínez）的指導下學習，後來移居馬德里，跟隨宮廷畫家安東·拉斐爾·門斯（Anton Raphael Mengs）繼續深造。1774年，戈雅受到門斯的邀請，為馬德里皇家掛毯工廠繪製掛毯的樣稿（cartoon），並交由位於聖芭芭拉的皇家織錦廠進行編織。在表現風格和題材上，戈雅用輕巧明麗的洛可可式風格描繪出當時西班牙典型的生活場景。在這些樣稿被編織成掛毯併成為宮廷的裝飾後，戈雅的風格得到了皇室的認可和稱讚，由此得以出入宮廷。展覽展出的作品《盲人吉他手（Blind Guitarist）》是根據掛毯樣稿翻制的蝕刻版畫成為這一時期珍貴的資料，儘管該作原稿由於設計和構圖過於複雜被織工退回，但仍可以看到戈雅對人物神情和姿態的細膩描繪。而正是通過繪製樣稿的工作，戈雅的才華得以展露，也成為了他與皇室結緣的開始。

弗朗西斯科·戈雅，《盲人吉他手》，蝕刻版畫，1778

宮廷中的工作和學習經歷促成了戈雅個人風格的形成，在此過程中，門斯為戈雅提供了許多幫助，在他的建議下，進入宮廷的戈雅開始研究皇室收藏的委拉斯貴支畫作，並將他的油畫作品翻製成蝕刻版畫。此時的他已經開始在委拉斯貴支數量眾多、題材豐富的作品中關注到那些古怪的、令人困惑的題材，如委拉斯貴支所畫的一系列侏儒肖像。在描繪菲利普四世國王的弄臣埃爾·普里莫（El Primo）時，戈雅繼承了委拉斯貴支原畫對人性的觀察和同情心，其現實主義風格對戈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迭戈·委拉斯貴支，《酒神巴庫斯的勝利》，布面油畫，現藏於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1628

戈雅也翻制了委拉斯貴支的神話題材作品。從戈雅的蝕刻版畫《假酒神加冕醉漢（A False Bacchus Crowning Drunkards）》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學習和借鑑前代大師的作品並發展出了自己的風格。委拉斯貴支創作於1628年的油畫作品《酒神巴庫斯的勝利（The Triumph of Bacchus）》，描繪了身型豐滿，但神情遊移不定的酒神巴庫斯被一羣醉漢包圍着的場景，他正在給跪在他面前的年輕人加冕。戈雅並不試圖完全模仿或者轉譯前作，而是以自己的方式詮釋。兩者對比，可以看出戈雅將巴庫斯的形象描繪得更加成熟精明，他用自己的理解和新的媒介表達方式讓畫作更具世俗性，褪去了酒神理想形象的光環，戈雅的作品顯然更加貼近真實的人民生活。

1789年，戈雅因其精湛的肖像畫技藝被西班牙波旁皇室正式任命為宮廷畫師，此後其一生都與皇室有着密切的聯繫，他先後經歷了四任君主的執政時期，為皇室工作了四十年之久。擔任宮廷畫師期間，除了為皇室繪製肖像畫之外，戈雅繪製了不同系列的畫冊集（albums）。和接受宮廷委託所做的訂件不同，這些圖像並非為公眾的觀看而作，戈雅無意於將它們公開展示，他通過這些私人創作表達了自己對政治局勢的看法以及對藝術的熱情和執着。18世紀70年代初，戈雅因為一場疾病聽力嚴重受損，但他也因此更多的關注自己的內心世界。這時，他開始創作第一本畫冊集——A系列（Album A）。這一系列僅有18幅素描，表現了女性打掃衞生、睡覺的活動場景。到了90年代中期的B系列（Album B）所涉及的題材開始宏大，該系列已知的作品共有98幅，戈雅通過描繪縱情酒色的墮落場面來揭示出當時的社會關係。在該系列的每一件作品下方均留有短語或短句作為主題的揭示，顯露着戈雅的創作意圖。在這一系列作品中，戈雅將尖刻的諷刺隱藏在對人們行為方式的描繪中，在更廣泛的維度上探討了當時西班牙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關係。

B系列畫冊集的許多場景和主題構成了其於1799年出版的著名版畫系列作品《加普里喬斯（Caprichos）》的靈感來源。西班牙語單詞“caprichos”，中譯為幻想的題材，戈雅將其作為作品標題，強調了藝術的想象力。該系列版畫共80幅，其中第一部分關注社會風俗，描繪荒唐和虛榮的故事。而第二部分則轉變為更黑暗迷信的題材——怪物、巫術和諷刺愚昧無知的故事。戈雅在這一系列的創作中嘗試了當時十分流行的飛塵腐蝕製版技術（aquatint），讓技術更好地表達畫作的主題，使觀眾可以從畫面細膩的色調變化來感受人物的情緒狀況和當時黑暗壓抑的社會氛圍。

《加普里喬斯》系列中的第43號版畫《理性的沉睡產生怪物（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是這個系列中最著名的一幅作品，表現了一個沉睡中的男子，似乎已經筋疲力盡，失去了知覺。幻象在他的噩夢中爆發：他被黑貓、猞猁、貓頭鷹和蝙蝠圍繞着。書桌上寫着一句啓蒙時期口號：“理性一去不復返，迷信大行其道（When reason goes, superstition thrives）。”其時正值啓蒙思想在歐洲廣泛傳播，這組作品在當時的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被認為是對18世紀的西班牙社會乃至當時整個人類社會的揭露和批判。

此外，展覽還展出了戈雅為《理性的沉睡產生怪物》繪製的草圖，我們能從中發現更為隱秘的信息：在沉睡的男子上方有一張藝術家的自畫像，顯示出他原本希望將自己的視角插入畫面中，但在最終的呈現的作品中，他放棄了自我形象的描繪。捨棄自我形象的原因也許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處理方式使得作品走向了對自我和外部世界更普遍，更具一般性的觀察之中，也可想見戈雅正面對的恐懼和痛苦。

二、半島戰爭時期

1808年，拿破崙的軍隊進入西班牙，引發了長達6年的半島戰爭，受害者眾多，西班牙社會一時之間四分五裂。展覽的第二部分在戰爭的陰霾中展開，展廳中央陳列着此次展覽中最為引入注目的作品——《坐着的巨人（Seated Giant）》。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所藏的這幅版畫被認為與戈雅另一幅藏於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館（Museo del Prado）的著名油畫作品《巨人（The Colossus）》有着密切的關係。該油畫的創作靈感來自西班牙詩人胡安·包蒂斯塔·阿里亞薩（Juan Bautista Arriaza）於同年寫的愛國詩作《比利牛斯山的寓言（Prophecy of the Pyrenees）》，詩作描繪了一位代表西班牙精神或守護着的“巨人”，挺身而出對抗拿破崙和入侵的法國軍隊。在油畫中，巨人英勇龐大的身軀和下方加入反抗的羣眾構成了一種視覺上的衝擊，表露出藝術家與祖國感同身受的情感。

另一組《風景（Landscape）》系列版畫創作於1807年至1810年之間，通過簡單的圖像傳達出神秘又令人不安的氛圍。畫面的構圖隱隱地傳達出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前景中的人物與雄偉的自然景觀呈現出強烈的反差；中景中的巨石被兩棵枯樹一分為二；左手邊，兩團巨大的雲霧迎面而來，似乎正在撲向前景中毫無防備的兩個人物。

1814年，半島戰爭結束後，流亡的西班牙國王費爾南多七世（Ferinand Ⅶ）重返馬德里，當疲憊不堪的人民以為戰爭終於結束了的時候，迎來的卻是一位殘暴而專制的君主。在殘酷的政治局勢的背景下，戈雅的健康狀況也日益惡化，走向了人生的最後階段，其作品主題也變得更加的黑暗和晦澀難懂。戈雅在這一時期創作的蝕刻版畫《異類（Disparates）》[7]比此前《加普里喬斯》和《戰爭的災難》系列更加混亂和陰鬱，令人毛骨悚然。整個系列似乎都在描繪一些奇怪而緊張的場景，蝕刻的技法給人以一種“暮光感”——它既不是黑夜也不是白天，既不是黃昏也不是黎明。這一系列大約是從1815年開始製作的，直到1819年左右完成。戈雅似乎從一個更非敍事的角度來暗示痛苦仍將繼續，也預示了他越來越差的精神狀態。

1824年，西班牙政治的動亂仍然在延續，78歲的戈雅已經全聾，由於擔心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會受到迫害，流亡到了法國。這次離開故鄉給他帶來了極大的焦慮。在這裏，他創作了四幅尺幅巨大的石版畫《波爾多的公牛（Bulls of Bordeaux）》，描繪了記憶中鬥牛活動的兇殘。傳記作家洛朗·馬瑟頓（Laurent Matheron）在1858年出版的法文傳記中講述了戈雅當時創作的大致情形——由於視力的衰退，他需要使用放大鏡來完成這些版畫。這也使得版畫呈現出複雜的視覺質感。戈雅把石版畫放在畫架上，先用均勻的灰色調覆蓋整個表面，然後再颳去高光部分。這一系列也是戈雅在人生的最後階段創作的最後一組大型作品，當他意識到死亡的臨近時，對鬥牛題材仍然抱有強烈的情緒，這一主題也象徵着他一生與祖國西班牙緊密相連的命運。

在戈雅離世之後，他對人性黑暗面的描繪受到了許多評論家和學者的關注。他的畫作中藴含的非理性的、情緒化的因素啓發了許多後來的現代主義藝術家。他被稱為“封建時代的最後一位大師”，同時也是第一個以深刻的同情心和令人震驚的現實主義手法來描繪普通人的生活的藝術家。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一直以來對那些具有普遍性的主題和題材保持着興趣：藝術如何理解人性的本質？我們將如何面對持續的衝突、暴力、迷信和恐懼？展覽通過對戈雅的素描和版畫作品的重新梳理，希望能得到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回答。 ^[2] 

畫作中的西班牙

46歲，戈雅成了聾子。不是貝多芬那樣的嚴重耳鳴，也不是英國畫家雷納爾多的半聾，而是死一般寂靜的全聾。喧鬧的馬德里，在他眼前是無聲流淌、躍動的人羣。貴族婦女舉辦的聚會上，閃爍的衣飾，晃動的人影，張合吞吐的嘴唇，吞嚥美酒，咬嚼佳餚，撇嘴的譏諷，露出牙齒的大笑，臉部的神情，酒後跳起的放肆、充滿情慾的舞蹈。他再也不能靠聽來的言語理解這世界——他只有深深地注視着這些浮動跳躍的影像，用他天賦的鋭利目光。

戈雅聾了以後，在西班牙貴族婦女中依然很受歡迎。他是宮廷畫師，貴族們找他畫像幾乎讓他應接不暇。女人們尤其喜歡他。在她們眼中，戈雅是畫家，更是男人—這種任性的風氣一半是西班牙固有，一半因為皇后瑪麗·路易薩半公開地有許多寵臣，皇帝查爾斯四世並不介意。貴族婚姻是權力聯盟的產物，在此之側，強烈的感情公然存在。有兩位殿下的榜樣，上流社會的交往中則不免產生許多風流韻事。

戈雅的地位，也是婚姻帶給他的——他的大舅子佛蘭西斯科·拜埃是科學院院士，也是國王的首席畫師。20歲的戈雅沒有考取馬德里的皇家藝術學院，便去意大利學畫。在帕爾馬拿了一個繪畫競賽的獎，又回到西班牙向拜埃學畫。29歲，戈雅和約瑟芬·拜埃結婚。佛蘭西斯科·拜埃信仰古典主義，熟讀温德曼的藝術史。他賞識戈雅的才能，因此經常批評戈雅似乎缺少控制的畫法。不過，他把戈雅帶到首都馬德里，幫他拿下了為皇家壁毯做設計的合同。拜埃去世那年，戈雅為他畫了像。畫像裏沒有反映多少尊貴和成就，而是一個眉宇不展，憂心忡忡的平凡人。

戈雅為宮裏所做的壁畫系列，雖然模仿洛可可風格——這也許是皇后的要求，來自意大利的瑪麗·路易薩瞧不起法國人，但每年往巴黎大量訂購衣服、油膏、裝飾品。畫中的人物模特是貴族男女穿了平民女子(瑪哈)和平民男子(瑪約)的衣服，歌舞遊戲，雖然一切都少不了裝模作樣，戈雅自身的風格也按捺不住地露出頭角。肯尼克拉克指出，人物強做歡笑的表情和木偶般僵硬的動作，純粹西班牙式的陰鬱風景，都是日後狂想畫的先聲。

馬德里的瑪約(majo)、瑪哈(maja)類似北京的頑主。他們以講純正、華麗的卡斯蒂爾語為榮，以穿着講究、標緻為榮，以身為古老西班牙的一分子為榮。他們的西班牙，堅忍剛強，嗜血而驕傲。人們喜歡狂暴的娛樂，不但男子必須勇武，女人也很有男子氣。戈雅年輕時在馬德里，有四年都做瑪約打扮。短褲、寬腰帶、斗篷，幾乎能蓋住臉的寬沿帽子，襪子上彆着短刀。他在骨子裏是個瑪約。他的畫裏，這些扮成平民的貴族們，形貌、動作、情緒反應，無一不假。

在一幅畫中，貴婦們扮成平民少女拋稻草人，稻草人柔軟的肢體，“女孩們”心不在焉的神情。表演的快樂之下，沒有真實的東西。戈雅對虛假和空虛的驚人把握，幾乎是無意識地滲透到畫布上。虛偽，是超出他能力之外的東西，然而婦女們優美的姿態，紅潤的面龐，輕盈的運動，亦能取悦觀眾。

西班牙有12位第一級的大貴族，阿爾巴女公爵是其中一位。她是戰功顯赫的阿爾巴家族的繼承人。在西班牙低級貴族可以取6個名字，大貴族可以有12個名字。第一級的大貴族就沒有限制了。阿爾巴女公爵有31個名字。但用的最多是卡塔耶娜。里昂付希特萬格的小説《戈雅》裏面講，在女公爵在安達盧西亞的別墅裏，戈雅讓她一個一個地説名字，每説一個，他就為這名字畫一張像。每一個像代表女公爵的面貌之一，性格一種。在戈雅這方面，兩人的關係再親密，他也無法真正瞭解阿爾巴的真正面目。

阿爾巴女公爵大概也是西班牙最任性的女人。她公然和戈雅去平民區的酒館，看戲劇，吃飯，她也去戈雅的工作室和他幽會。她丈夫是佛羅里達布蘭卡侯爵，結婚後用妻子的頭銜成為阿爾巴公爵。公爵性格柔弱，身體更弱，但是他的忽然去世還是激起了馬德里的紛紛議論。流言説是女公爵的情人之一，一位醫學博士下的手。

戈雅給阿爾巴正式的畫像，總顯得隔膜。儘管色調整齊又輝煌流動，人的性格卻不顯露。一幅畫中女人的手清晰地指着地面上戈雅的簽名—這似乎印證兩人之間的聯繫。即使戈雅擁有高超的作畫技巧，卻無法抓住阿爾巴女公爵的靈魂。

戈雅和女公爵的衝突，按照小説家言，是女公爵對戈雅的召喚，往往是戈雅在國王、王后有差使的時候——並沒有和皇后對着幹的意思，只是戈雅情慾難捺，女公爵把他的魂都招去了。他不惜編造小女兒生病的藉口，不去想自己作為宮廷畫師的前途，託辭溜走，去赴約會。後來戈雅小女兒果然生病死了，戈雅陷入痛苦，認為是對自己的懲罰。而女公爵對他忽冷忽熱，身邊又有其他年輕才俊，更使戈雅情緒如過山車，不能自已。女公爵的臉，是戈雅所看到的真正面目：“是她那漂亮、高傲、十分虛偽、十分天真而又十分淫蕩的面孔的本來面目，是享樂、誘惑和虛偽的化身。”

戈雅自認影響他的有倫勃朗、委拉斯貴支和自然。倫勃朗創造了銅版畫的幾乎所有技巧，倫勃朗的銅版畫在於精細，戈雅是充分利用了單一色調所能營造出的運動、情緒與氛圍。

盛行於中世紀的瘋子和愚人畫，也是戈雅繪畫的另一主題。顯然，這是神權之外的“轄地”，也是相對較自由的藝術表現領域。異端法庭規定不可以畫裸體，也不可以畫出聖母的腳。而表現瘋人院之癲狂的幌子下，儘可以鋪陳赤身露體。博西、布魯蓋爾筆下的愚人面目扭曲醜惡，也通過畫面上展現他們行徑的前因後果，突出愚人在智力上的缺失，而戈雅筆下的瘋人體格有如古典石雕般健壯，又被生命的汁液撐得飽滿，他們或歌或嘯，瘋狂更像是外界強加於他們的處境，一種只能如此的宿命。

福柯在《瘋癲與文明》中説，18世紀瘋人們的處境變得很糟糕。早幾百年，歐洲的瘋人們有時竟被當作神秘的預言者，某種黑暗智慧的喉舌。瘋人們和麻風病人被趕進醫院，戴上鎖鏈，穿上緊身衣，放血，服藥，以使他們恢復正常。雖然戈雅被何種情緒推動着作畫已不可考，但是壓制、枷鎖、高牆、堅壁與瘋子的自得與自足，處境的悲慘，以及神秘不可知的氣氛又是那樣緊緻地結合在畫面上，給觀眾一種高度濃縮、強烈衝突的複雜衝擊。

1814年，拿破崙戰敗，西班牙回到了費迪南七世手中。新國王沒有找戈雅的麻煩，但是希望戈雅畫一幅表現1808年波拿巴王朝鎮壓西班牙人反抗的畫。戈雅先後畫了兩幅。第一幅構圖有魯本斯的痕跡：畫面上的屠殺者——深色皮膚的埃及馬木留客奴隸僱傭兵正對着觀眾，癱倒的屍體是他在版畫中常用的雙手上攤姿勢，也有西班牙青年把騎兵從馬上拽下來的英武。然而這幅畫戈雅並不滿意，遂又畫了第二幅，就是《5月3日》。

繪畫史上再沒有哪一張畫，能這樣清晰、直接地表現強權對平民的鎮壓，不繞一點圈子，不講一個故事，不擺一點姿勢。也許正是這張畫，讓許多人開始喜歡戈雅。

對比《5月3日》與《5月2日》，能看到戈雅在後一張畫裏拋棄了講故事，作歷史畫的企圖。人物的服飾，種族特徵都簡化掉了，根據構圖的需求來安排。黑暗也隱去了時代背景和語境，所有精神要素都整合起來，分成為兩個對峙的陣營。

軍隊和士兵，形成嚴整的一方。軍帽、軍服、揹包、軍靴、刺刀、槍，統一在抽象、堅定、有秩序的形裏。光從地上的燈籠裏直射在被害者的白襯衫上，形成畫面最強烈的視線中心。死者和將死的人們形成另一方，或委頓在地，如沒有形狀和生命的肉塊；或掩面不能面對這最後的恐懼，或只有張臂這最後的生理反應。把有力者的嚴整與弱者的不規整形相對比，通過視覺圖式來增強兩方強弱的反差，在埃及和巴比倫的古代浮雕中也有類似的例子。然而，《5月3日》的主角是被奪去生命的人們。他們的苦難形成了一個不可撤銷的控訴。既是瞬間的，又是永恆的。此畫不可超越的藝術效果，使當代宣傳畫常不免徵用它來做設計的素材。

也許因為耳聾，戈雅對嘴特別敏感。他畫里人物的嘴絕不相似。一幅畫作中的嘴如神秘的無聲洞穴，微抿，譏諷，呻吟，質問，嚎叫，內容不可知，反而呈現出人物表情的新解讀版本。戈雅把自己的房子稱為“聾人屋”，逐漸深居簡出，他在牆上畫了20多幅壁畫，被稱為“黑色畫”。

1824年，戈雅到法國波爾多定居，4年後逝世。

妻子：霍塞法。

老師：何塞·盧贊。 ^[4] 

“無論從任何一段時期來看，戈雅都是歐洲當之無愧的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不知疲倦地觀察和觸摸人性，這一點在其紙本作品上清晰可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長Max Hollein説道。“繪畫和版畫是戈雅豐富想象力的兩個重要出口，他終其一生都在這兩條路徑上實踐自己的藝術想法。作為社會大動盪的見證者，戈雅的藝術迅速敏鋭到了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對於身處其中的普通人究竟意味着什麼。面對現今複雜多變的世界，我們尤其能從戈雅的作品中體會出一種強烈的共鳴。” ^[3] 

19世紀以降，受戈雅影響的畫家很多，如杜米埃、馬奈、畢加索。戈雅一生創作有大約900幅素描和300幅版畫。他在平面空間上的驚人想象力一直令人稱道。戈雅的偉大之處不僅在於他完美繼承並發展了西班牙繪畫的最佳傳統，還憑藉自己特殊的觀察世界的方式和角度，逐漸擺脱了西班牙皇室宮廷肖像畫程式的約束，開闢了屬於自己的獨特的繪畫表達風格。他總能敏鋭地捕捉到形形色色的社會現實和人間的百態羣像，並以幽默詼諧和犀利諷刺的筆調，將其不遺餘力地展露於畫布之上。 ^[3] 

戈雅藝術博物館（el Museo Goya- Colección Ibercaja）展示從十五世紀以來到近代的作品。它於1979年建立，前身是傑羅姆（Jerónimo Cósida）的故居，一座文藝復興時期美麗的民間建築 。在一樓展出了十五到十八世紀的各種繪畫和雕塑。二樓是專門展出阿拉貢畫家的作品, 例如戈雅, 和一些同時期重要的畫家，也完整收藏了戈雅從1778年至1825年的雕刻畫藝術，三樓展示戈雅的遺產，他的作品對在十九，二十世紀的西班牙與阿拉貢藝術家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戈雅博物館原本屬於傑羅姆（Jerónimo Cósida），於1535年至1536年建造，由胡安（Juan de Lanuza）設計。方型的庭院，環狀柱子，石膏裝飾和護欄，具有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時期的特色。

戈雅在1814年創作了《1808年5月2日》這幅油畫作品，揭露了侵略軍與僱傭兵對西班牙國土和人民的蹂躪，真實記錄下西班牙人民可歌可泣的鬥爭場面。畫家以自己的畫筆作為武器，以繽紛的顏料作為彈藥，使這次反抗侵略的英勇起義得以永垂不朽。

雖然原作現收藏於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但在薩拉戈薩的這個展廳裏，人們可以看到《1808年5月2日》珍貴的創作草圖。在畫面中，馬德里市民們毫無懼色地面對着持槍的法國侵略軍，用盡全力跳起將入侵者拉下馬，與他們展開殊死搏鬥。戈雅不顧危險，在戰爭期間留在馬德里，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畫下了這些情景，用手中的畫筆熱情歌頌了西班牙人民不畏強暴、英勇反抗外敵入侵的愛國主義精神。畫作中豐富的想象、狂野而富有表現力的筆觸和大膽的用色，形象而生動地反映了戰爭的激烈與緊張。這幅作品也是戈雅一生中最扣人心絃、最引人注目的傑作之一。

在《狂想曲》《夢囈》《戰爭的災難》《鬥牛》等系列版畫作品中，戈雅更是以熾熱的情感深刻地表現了對於人性、對於戰爭的思考。這些充滿奇思妙想的作品，包含着對祖國深沉的愛，對入侵者暴行的控訴，對權貴們昏庸的憤怒，也體現出對生命的理解。1808年法軍入侵西班牙後，戈雅懷着滿腔愛國熱情創作了歌頌西班牙人民英勇抗敵的《戰爭的災難》銅版組畫。在温暖燈光的照射下，靜靜陳列於展櫃之中的這組作品，向人們無聲地訴説着戰爭的苦難和人民的無畏英勇。動人的故事情節、張力十足的線條牢牢吸引着每一位觀看者的目光。

現代歐洲繪畫始於戈雅。他掙脱傳統繪畫的種種束縛，採用隱喻、反諷的手法自由而率真地表現對生活的所思所想，反映當代社會生活。與此同時，戈雅也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的畫作服務於人民，服務於生活。他非常善於以小見大，抓取生活的某個細節或以各種小人物作為創作的對象。戈雅更加註重羣眾的力量，將原本平凡的人或物賦予史詩般的歌頌與讚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