怛邏斯之戰

公元6到8世紀，是西歐人眼中的“黑暗時代”。然而西歐之外的世界此時並不“黑暗”，歐亞大陸上有三個大帝國正處於興盛期。除去固守東南歐和東歐的拜占庭帝國，另外兩個便是大唐帝國和阿拉伯帝國。

751年時的中國，正是盛唐的天寶年間，處於前所未有的鼎盛時期。在李隆基統治期間，唐朝的國力達到了頂點，也進行了多次的對外用兵。儘管此時李隆基已日益沉醉於酒色之中，不再是那個勵精圖治的英明君主，繁榮的社會表面下也隱伏着嚴重的危機，但大唐至少在那時還是“大”唐，當時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強國。

漢民族先民——華夏族通過戰爭和文化融合，掌握了黃河流域（中原）和長江流域（江南）的土地。對漢民族而言，中原、江南以外的蠻荒之地是沒有什麼吸引力的——因為這些土地不能大面積種植農作物；而漢族的“擴張”多是因為不堪周邊民族為爭奪過去屬於自己的領土而進行的屠殺、劫掠和騷擾，出於穩定該國疆土、以絕後患的目的才大舉興兵。

為了保衞長安必須佔領河西，為了保衞河西必須控制青海，為了控制青海必須佔領西域來分吐蕃（今青藏高原）帝國的兵力，使其不能並兵向東擴張而已，唐代名將郭元振就這個問題和吐蕃大相論欽陵談判過，如果吐蕃國放棄青海，唐帝國就放棄西域。

高宗年間，東、西突厥汗國先後被中國所滅，伊吾（哈密）、鄯善、高昌、焉耆、龜茲、疏勒、于闐等西域小國在此後的幾十年中或被迫投降唐朝、或被武力滅國。唐朝從此建立了以安西四鎮——龜茲（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為核心的西域統治體系，安西都護府坐落在龜茲鎮。儘管一部分世界史學家認為安西都護府轄境不能算唐帝國的正式領土，只是唐帝國的外圍保護國而已，但直到開元、天寶年間，這一帶始終處於中華文化圈之內，受中國文化影響。

幾乎在同一時期，中東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崛起。自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發以來，穆斯林已經控制了亞述人、波斯人和羅馬人想都沒敢想過的遼闊版圖，從阿拉伯半島上的幾個部落經過宗教侵略戰爭擴張成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空前大帝國，向西佔領了整個北非和西班牙，向東則吞併了整個西亞和大半個中亞，控制了地中海南岸的整個地區，並潛移默化地影響被佔領地區的宗教與種族，更有甚者，使得傳統中東伊斯蘭化、阿拉伯化，如埃及的土著人科普特人現在成了埃及的少數民族。阿拉伯帝國成為中國、吐蕃之外影響西域的另一極強力量。

8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在東方的最高長官哈賈吉·本·優素福應許他的兩個大將——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誰首先踏上中國的領土，就任命誰做中國的長官。於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邊疆地區，屠殺、趕走了大量非穆斯林，後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亞地區，但誰都沒能跨過中國的國界。開元三年和五年，突騎施聯合吐蕃、大食兵向安西四鎮發動過兩次戰爭，均被擊退，開元五年戰事見於《資治通鑑》，另有新出吐魯番文書亦涉及此次戰役。

阿拉伯帝國由於地理上的巨大優勢，再加上唐軍這個時期在青海與吐蕃國大打出手，無暇顧及西域，阿拉伯的影響力慢慢的體現出來，西域諸國原本大多信奉佛教、祆教等或自己的傳統宗教，對伊斯蘭文化的東進感到不安，更畏懼彪悍的穆斯林戰士，於是不少國家向唐朝求援。 ^[1] 

唐朝主將是高仙芝，副將李嗣業，別將段秀實，兵力為安西都護府二萬漢軍，外加盟軍拔汗那以及葛邏祿部一萬人(阿拉伯史籍是十萬，杜佑的《通典》記載唐軍為七萬人，《段秀實別傳》是六萬人，《舊唐書·李嗣業傳》是二萬 ^[2]  ，《資治通鑑》是三萬 ^[3]  ，《唐歷》記載是三萬)。”，《新唐書·李嗣業傳》記載唐軍人數也是兩萬。（資治通鑑·卷216）記載“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蕃兵指的是唐朝附屬國軍隊，蕃、漢三萬意思是唐朝附屬國軍隊及唐軍自身兵力總共是三萬人。)

以史料記載高仙芝時代“凡鎮兵四十九萬，安西節度兵二萬四千”， ^[4]  即使以最高估計，安西四鎮也沒有超過三萬的兵力，而且不可能傾巢而出，不留守備。實際上杜佑《通典》中的七萬軍隊記載，並不是來自於杜環，杜環則被阿拉伯俘虜之後，杜環的經行記殘本也沒有記載此戰的唐軍人數。

杜環被阿拉伯軍隊俘虜，遊歷中東、非洲十餘年，著有《經行記》，記載自己在國外的見聞。因此很多人就説《通典》中的記載來源於《經行記》，《經行記》是參戰人員寫的第一手史料，那當然確鑿無疑了。但是，我個人還是傾向於正方二三萬人的説法。

首先，所謂《通典》中七萬人之説是引自《經行記》的説法是網絡上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的謠言，是完全錯誤的！《經行記》已經失傳，只有被其他史料引用的1500多個字保留了下來，而這1500多個字裏關於怛羅斯之戰的記載很簡單：

“杜環經行記雲：‘……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邏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通典·卷193）

也就是説《經行記》的殘留文字中根本就沒有這場戰役唐軍兵力的記載。而且，杜佑在《通典》中引用他書文字時都會明示的，而“高仙芝伐石國，於怛邏斯川七萬眾盡沒。”這句話並沒有註明是取自他書，尤其是《經行記》；也沒有説明他是聽誰説的，有可能是杜環也有可能不是啊。總之，這句話的消息來源不明。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將《通典》中的這個記載説成是出自《經行記》，並奉為確鑿無疑的“第一手資料”是完全錯誤的！

有人要質疑了，既然《經行記》失傳了，那麼《通典》中的記載也不能説肯定就不是出自《經行記》，就算不是也有很大可能是聽杜環説的啊。他家親戚是參戰者，他寫這次戰役的時候能不去問一下嗎？況且杜佑是德宗、憲宗時期的朝廷宰相，寫《通典》的時候距離怛羅斯之戰才幾十年，差不多算是高仙芝的同齡人了，幾乎可以算是歷史親歷者，新舊《唐書》《資治通鑑》這些正史的作者都是幾百年以後的了，我們憑啥不信杜佑？這種質疑很有道理，但我要説：

第一，杜環的生卒年不詳，有可能杜佑寫《通典》的時候他已經死了，杜佑沒法向他諮詢。

第二，不論《通典》中的記載是杜佑看的《經行記》，還是杜環直接告訴他的，總之我們假設七萬人的説法確實出自杜環。問題是杜環説唐軍七萬，難道就真的很可信嗎？杜環雖然參戰，但也不過就是一普通士兵或者一低級軍官。這麼一個低級別人物，怎麼可能知道全軍兵力這種高度機密？對越反擊戰時我軍一個連長會知道我軍投入的全部兵力嗎？顯然這是不可能的。

如果杜環真的知道全軍兵力，那也很可能是被俘後聽阿拉伯人説的，要麼就是高仙芝虛張聲勢。古代這種事很平常麼，五萬對外宣稱十五萬，嚇唬嚇唬敵人而已。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杜環説的七萬還不如《段秀實別傳》裏説的六萬更可信，段秀實是高仙芝的副手，級別比他高得多。況且七萬人還未必就是杜環説的呢，這只是我們的一個假設。

第三，《通典》中關於怛羅斯之戰的文字並不是單獨出現，完整的內容是：“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天寶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島，置二萬人戍之。旋為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沒。安祿山討奚、契丹於天門嶺，十萬眾盡沒。高仙芝伐石國，於怛邏斯川七萬眾盡沒。楊國忠討蠻合羅鳳，十餘萬眾全沒。”

這段文字中的加粗部分説了四個人打的四次敗仗，這四次敗仗的人數記載全部都與正史不符，相去甚遠，這該作何解釋？如果其他三次敗仗《通典》記載的人數不可信，那憑啥高仙芝七萬人的説法就可信呢？如果《通典》説的全都可信，那為啥正史都不採用呢？難道歐陽修、宋祁、司馬光等等史家全部都造假？《通鑑考異》中提《段秀實別傳》都沒有提《通典》，就足以説明了史家的態度。

第四，正史的編纂者雖然比杜佑晚了幾百年，但他們編書時依據的資料可不是幾百年後的，《舊唐書》的大量內容就是照搬唐朝國史啊，豈能以作者所處年代來作為可信不可信的標準？《通鑑考異》中明言：“馬宇段秀實別傳雲：‘蕃、漢六萬眾’，今從《唐歷》”，司馬光為啥不信《段秀實別傳》要信《唐歷》呢？原因就在於兩個資料的作者。《段秀實別傳》很明顯是私人所著的野史，儘管肯定也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但比起《唐歷》那還是差遠了。

《唐歷》作者是柳芳，柳芳是什麼人？他可是開元天寶時期朝廷的史官，負責國史的編纂，著有記載從武德到乾元150年的國史130卷。後來被貶出了朝廷，正好和高力士順路，高力士告訴他了很多外人無從得知的朝廷秘聞，講的還很詳細。可是那個時候他編纂的國史已經送交檔案館保存了，沒法要回來更改了，所以他就另著《唐歷》四十篇。後來唐朝另一個史官崔龜從還寫了《續唐歷》三十卷獻給了朝廷。

《唐歷》的時間可比《通典》和《段秀實別傳》更早，還是高仙芝同時期的朝廷史官寫的，可信度自然更高吧？你要説杜佑的七萬人是杜環告訴他的，那我還説柳芳記載的三萬是聽高仙芝説的呢。別忘了高仙芝戰敗後就被調回朝廷當右羽林大將軍了，柳芳和高仙芝喝個酒吃個飯完全正常。所以説，就中國史料而言，正史記載的“二三萬”人的説法，可信性是遠遠大於《通典》和《段秀實別傳》記載的“六七萬”之説的。

怛羅斯之戰居然出動安西都護府八成以上的兵馬，説明這次高仙芝對即將和阿拉伯的大戰確有準備。唐軍雖是馬步混合部隊，但是步兵均有馬匹，平時以馬代步，作戰的時候才下馬作戰，行軍速度較快。

唐代時，中國軍隊無論裝備、素質、士氣還是將帥能力都達到了冷兵器時代的一個高峯。當時唐軍野戰常用的陣形之一是“鋒矢陣”，衝在最前面的是手執陌刀（一種雙刃的長柄大刀）、勇猛無畏的輕裝步兵，接着是步、騎兵突擊，後列則有弓弩手仰射，直到完全擊潰對方。陌刀的攻擊力極為可怕，列陣時“如牆而進”，肉搏時威力不減，李嗣業便是一員善使陌刀的猛將。騎兵方面則是輕重騎兵結合，一般使用馬槊和橫刀。唐代改進了冶煉技術，灌鋼法取代了百鍊法，使鐵製戰刀更加鋒鋭。

唐軍的鎧甲拋棄了魏晉的具裝鎧，演變為以明光鎧為代表的唐十三鎧，重量更輕，但防禦力卻有所提升。另外不得不提的就是唐軍的拋射兵器——弩，中國的弩早在秦漢時期便已獨步天下，到了唐朝更加成熟完善，其射程與威力遠非尋常弓箭可比。為了彌補弩射速低的缺點，秦漢以來的軍陣中一直是弓弩兼有。唐軍一般使用四種弩，伏遠弩射程三百步（450米），擘張弩射程二百三十步（345米），角弓弩射程二百步（300米），單弓弩射程百六十步（240米）在不同範圍均可以形成威脅。阿拉伯軍隊在這方面顯然遜色不少。由於高仙芝在與阿拉伯大軍對戰之前曾經圍攻怛邏斯城，所以高仙芝應當還使用了車弩，也就是後世所稱的牀弩。史載車弩“十二石”強弩，以軸轉車（即絞車）張弦開弓，弩臂上有七條矢道，居中的矢道擱一枝巨箭，“長三尺五寸”，“粗五寸”，以鐵葉為翎，左右各放三枝略小的箭矢，諸箭一發齊起，“所中城壘無不摧毀，樓櫓亦顛墜”。

從《太白陰經》所得到的資料，唐軍的編成裝備是這樣的：

唐軍的主力部隊多是步騎混成的，其一個標準的軍團應該包括步兵12500人，騎兵5000—6000，輜重兵1000—2000，一支這樣的部隊合計約兩萬人馬。其中，12500名步兵中，甲兵7500名，主要使用明光甲。在7500甲兵中有2500名陌刀兵，這些陌刀兵每人在兩腰分別掛有弓一把、箭30，背後交叉插有長柄陌刀一柄，長槍一條。此外5000甲兵也同有弓一把、箭30，槍一條，短柄重刀一把。

唐軍弓弩配備率達到120%，每名士兵都配有三件以上的武器。這與秦漢軍隊相比，火力強出了3—5倍，衝擊力也大有提高。

而更有意思的是，為了配合騎兵完成對運動速度快，而路途又遠的遊牧軍隊，唐軍藩鎮軍和中央軍主力的步兵部隊都是坐車馬機動的，而不是徒步。在得到戰場時才下車列陣作戰。

唐軍騎兵與此前南北朝時有所區別。南北朝時，成熟的馬蹬的大量使用使騎兵由秦漢時的輕騎向重甲騎兵發展，也就是人馬皆以重甲防護，在戰場上發起衝擊作戰。但唐軍當時的主要對手是遊牧輕騎兵，且是長途出擊為主，所以唐軍雖然也有重騎兵的存在，但更多的還是輕騎兵。

唐軍的騎兵一反此前南北朝時的重裝化，其士兵的保護很好，但戰馬卻甲片很少，只是護住前胸和臉部。唐騎兵人是有完善的戰甲保護的，其戰甲與步兵甲型制類似。早期的玄甲也被逐漸淘汰，代之明光甲。但騎兵甲的裙甲，膀甲明顯比步兵的短，這是為了方便在馬上的運動。為了彌補，唐騎兵使用皮帶在腿和手膀上固定上甲片。唐騎兵每人身背長槍一條，配圓盾一面，弓一把、箭30，長短唐樣刀（橫刀）各一把。戰備相當完善。

唐軍遠程作戰的戰術運用也有了很大突破：實戰中，唐軍騎兵與坐車的步兵共同達到戰場！如果敵軍首先發動進攻，唐軍擁有與宋軍同樣高的弓弩配備量，先以箭鏃攻擊對手，隨後刀陣迎擊，當兩軍混戰在一起的時刻，騎兵迅速從側翼擾到敵軍後方，兩線夾擊對手！如果我軍主動進攻，騎兵主要擔負從側後擾到敵軍後方，遷制對手主力，同時步兵開始以刀陣推進，最終實現圍殲。史書上有“如牆而進”，“當嗣業者，人馬俱碎”來描述唐刀陣推進時的強大威力！

唐軍的戰術有些類似亞力山大大帝的矛陣加重騎兵的戰術。

可見唐軍步騎的配合與後來的“兩翼鐵騎”是完全不同的！唐軍騎兵雖與步兵合為一體，但在戰鬥中其使用是完全獨立於步兵的！可以説是由唐軍創造了步騎合戰的最優秀典範！唐軍的戰術極富力圖全殲、所向披靡的霸氣。這與其他軍隊在騎兵面前將步兵作為列陣死守的工具的作風完全不同。這充分説明了唐軍擁有極高的主動進攻精神。

可見，唐軍的基本戰術是“側翼迂迴，前後夾擊”。唐軍將步兵列陣的威力和騎兵強大的機動性能通過“蓄力化運載步兵”這一創新完美的結合到了一起，發揮了強大的戰鬥威力。

5000輕步兵中，2500人配弓一把、箭30，短柄重刀一把，長槍一條，方型牛皮盾一面。另外2500輕兵配弓一把、箭30。背後揹着一個更大的箭婁，裝箭100，配弩一把，長槍一條。

但是，唐軍號稱勞師以襲遠，從安西深入七百餘里，攻打曾經是安西四鎮之一的碎葉城附近.

觀察地圖以及結合史書我們可以看出。高仙芝翻越葱嶺（帕米爾高原），“深入七百餘裏” ^[3]  ，其實已經在阿拉伯的地盤上作戰，阿拉伯在補給，情報等方面佔了絕對的優勢。

阿拉伯史籍關於怛羅斯戰役的僅有兩部，有關阿拉伯動員兵力的人數，中、阿典籍中並無記載，有關唐朝兵力在阿拉伯方面的史料方面如下。

As-Saffah（阿布·阿拔斯）掌權3年後（751年），布哈拉爆發起義，為首的是Sharikh ibn Shaikh（舒萊克）。他率三萬名阿拉伯人和其他人對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展開報復行動，反抗他的血腥手段和濫殺無辜的行為。Abu Muslim前去鎮壓，派Ziyad ibn Salih（齊亞德·伊本·薩里）和阿布·達烏德·哈立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為先鋒。雙方交鋒，Sharikh ibn Shaikh被殺。他再次征服布哈拉和粟特，並下令構築撒馬爾罕牆，以期在敵人進攻時成為一道防禦。

他派遣Ziyad ibn Salih繼續挺進，後者征服了河外地區的城鎮鄉村，一直抵達怛邏斯和伊特萊赫。於是中國人出動了，發兵十萬餘人。塞義德·本·侯梅德在怛邏斯城加強城防，Abu Muslim則在撒馬爾罕的軍營中鎮守，大批將領和招募來的兵士聚集在塞義德那裏。他們分幾次將他們（中國人）各個擊敗，共殺死四萬五千人，俘獲二萬五千人，其餘紛紛敗逃。

穆斯林們佔領了他們的軍事要地，進軍布哈拉，降服河外地區的國王和首領們，將他們斬首，並虜走他們的子孫，搶去他們的全部財產。他們不止一次將俘虜（當地土著）五萬人五萬人地渡過河去。Abu Muslim決意進攻中國，併為此做好了準備。但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使他改變了這一計劃，Ziyad ibn Salih向他展示了一封無法證實其真實性的、來自As-Saffah的信，信上説委任他為Khorasan（呼羅珊）的總督，Abu Muslim開始施展計謀，最終將Ziyad ibn Salih殺死，並派人把他的首級送到As-Saffah那裏。 —穆塔海爾·麥格迪西 Al-Mutahhar ibn Tahir al-Maqdisi（卒於966年）或巴勒希 Abu Zayd al-Balkhi（卒於934年），《肇始與歷史》

這一年，拔汗那（費爾干納）的Shishpir（伊赫希德）與Chach國（即石國）王反目為仇。Shishpir向中國國王求救。中國皇帝派出10萬大軍馳援，將Chach國王包圍。Chach國王歸順中國皇帝，他和手下沒有受到他（中國國王）的迫害。消息傳到Abu Muslim（阿布·穆斯林）那裏，他派Ziyad ibn Salih（齊亞德·伊本·薩里）前去交戰。兩軍大戰於但邏斯河。穆斯林們最終戰勝了他們，消滅近五萬人，俘獲約二萬人，殘部逃回中國。此役發生在133年（751年）12月。 —伊本·艾西爾 Ali ibn al-Athir（卒於1233年），《歷史大全》

關於阿拉伯駐兵人數，由於史料的欠缺，史學家只能從阿拉伯典籍的零散史料中估算。在700年，倭馬亞王朝的軍隊是25至30萬，阿拉伯人在Khorasan（呼羅珊）總督區的人數是11.5萬至20萬，到了715年，其兵力為4.7萬，一些史學家相信倭馬亞在Khorasan的駐軍數量一致維持在四至五萬直到末期。阿拔斯王朝在怛羅斯戰役前的兵力無從考證，不過史學家根據在762年哈里發al-Mansur（曼蘇爾，754—775年在位）面對什葉派al-Nafs al-Zakiyya和其兄弟Ibrahim發動的起義時透露的數據分析；在庫費哈里發僅有一千兵卒在身邊，其餘的阿拔斯軍隊分散；其中三萬駐守萊伊（今伊朗德黑蘭省），由他兒子al-Mahdi（邁赫迪）統領；四萬駐守伊弗裏基（今北非西部），由al-Ashath al-Khuzai統領；4000人由Isa b. Musa指揮在麥地那與起義軍首領al-Nafs al-Zakiyya作戰，哈里發一共提及了7.5萬駐軍人數情況。此外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有大量呼羅珊軍，呼羅珊軍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重要主力。 ^[5] 

不過Kennedy指出阿拔斯王朝絕不止這些兵力，其餘沒被透露的包括駐守在摩蘇爾的2000防守哈瓦利吉派的軍隊，另外可能大約有2.5萬駐守在拜佔廷邊境。據此Kennedy推測，阿拔斯王朝的軍隊在al-Mansur時期為10萬。但Kennedy指出這10萬人都是全職職業軍人，與之前的倭馬亞王朝軍隊中的民兵不同，因此實際上阿拔斯王朝很可能把軍隊保持在大約25至30萬之間，與前朝不分上下。值得注意的是，這裏説的僅僅是駐軍，不包括戰時臨時徵行的麥瓦利（志願者），如718年倭馬亞與拜佔廷作戰時的20萬隊伍、1.2萬工匠、駱騾各6千；781年阿拔斯與拜佔廷作戰時的9.5793萬人；806年的13.5萬人，因此2.5萬駐守在拜佔廷邊境的僅僅是正規軍，並非阿拔斯可動員的兵力及藩國參加後的數目。2003年Bai Shouyi.在A History of Chinese Muslim (Vol.2).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中提出了有20萬，遠遠高於所有文獻上記載的阿拉伯軍動員的人數最高值10萬，2010年代ABC-CLIO出版的《在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和佔領》 (Conflict and Conquest in the Islamic World: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開始引用這個數字。中國方面對此戰唐軍動員的人數，大致有兩個不同的記載；一為6至7萬，一為2至3萬。

阿拉伯方面的兩種記載，對唐軍動員的人數為10萬，外國史學界學者方面多支持唐朝2至3萬説法，對唐軍10萬人數並沒有達成共識，此説包括著名東方學家Waley、漢學家Graff、Powell及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出版的《中亞文明史》（此本鉅作由多位著名中亞研究學者編輯而成，包括著名的L. Bazin、M. S. Asimov和伊斯蘭學者Clifford E. Bosworth），其中美國藏學家白桂思、俄國伊斯蘭學家巴托爾德和穆罕默德·阿薩德（Muhammad Asad）也指出阿拉伯史籍的言詞和唐軍人數方面都過於誇大，把此戰唐軍的兵力調整到2至3萬。不過作為參戰人員之一的杜環，並沒有透露唐軍在這場戰役的兵力，其著作《經行記》原本已失傳，殘文被杜佑收入在《通典》。但《經行記》的殘文並沒有關於唐軍在這場戰役的兵力的記載，因此杜佑得七萬之説應是他自己猜測，而不是某些人云亦云的網民所説的得自杜環。

關於阿拉伯人在呼羅珊以東附屬國地區到底可以調動多少附庸軍人及當地藩國可參戰的兵力，我們在《冊府元龜》一份718年的吐火羅諸國表可以看見，若從642年阿拉伯人佔據赫拉特，至667年越過阿姆河入侵河中地區算起，吐火羅及其旁的12個諸國（今阿富汗北部，河中以南地區，不包括昭武九姓地區）到了718年已成為阿拉伯人的實際管轄地，這在中國史籍上《冊府元龜》和《全唐文》中開元年間安、康、俱密（719年）、吐火羅（727年）和石（741年）王所撰的《請討大食表》文中描述倭馬亞王朝對各諸國所實行的異教重税得到見證，對這樣兵多將廣的藩國，Abu Muslim在怛羅斯戰役中，徵它幾萬兵，應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有種説法認為河中九國當時經歷了反阿拉伯起義後損失慘重，無法為阿拉伯提供過多的兵力。但請持這種觀點的搞清地理概念，吐火羅諸國指的是現阿富汗地區，而河中九國指的是現中亞地區，兩者完全就不是同一個地區。吐火羅諸國是在701年被阿拉伯佔領，而河中九國則是在718年左右被阿拉伯實際控制。到了恆羅斯之戰時被阿拉伯實際佔領的吐火羅諸國是何態度自不用説，而被阿拉伯實際控制的河中九國的態度則在很多史料中都有記載。

就在此戰前夕的750年，河中布哈拉王（即安國）還主動向阿拉伯人伸出援手協助平定阿拉伯人Sharikh ibn Shaikh的起義，沒有當地人的協助，Ziyad ibn Salih根本不可能轉敗為勝，所以阿拉伯人在此戰對這些藩國的徵調並非難事，藩國也可以多多地參加。另外根據史料記載恆羅斯之戰時呼羅珊以東諸國是支持並聯合阿拉伯對抗唐軍的，（資治通鑑·卷216）記載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慾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深入七百餘里，至恆羅斯城，與大食遇。

天寶初年，吐蕃以武力迫使小勃律（今克什米爾的吉爾吉特）與之聯姻。由於小勃律國地處吐蕃通往安西四鎮的要道，於是西北二十餘國皆臣服於吐蕃，中斷了對唐朝的朝貢。在當時的四鎮節度使田仁琬曾3次討伐均未成功的情況下，高仙芝（高句麗國遺民）於公元747年（天寶六年）被玄宗任命為行營招討使，率步騎一萬進行長途遠征。高仙芝從安西出發，僅用百餘日便到達連雲堡（小勃律西北部今阿富汗東北的薩爾哈德）。

連雲堡地勢險要，且有萬人吐蕃兵防守，但高仙芝指揮下的唐軍作戰神勇，半天時間便攻佔了該城。此後高仙芝率兵繼續深入，越過險峻的坦駒嶺，進入阿弩越城，平定了小勃律國，活捉小勃律國王及吐蕃公主。此役之後，唐軍在西域威名更盛，高仙芝也被提拔為安西四鎮節度使。天寶九年（750）高仙芝再度奉命出軍，擊破親附吐蕃的車師國，俘虜其國王勃特沒。

這兩次艱難的遠征使得高仙芝在西域獲得了極大的聲譽，也標誌着唐朝在中亞的擴張達到了頂點。此時，中國已經成為塔里木地區、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區的佔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他控制了帕米爾山谷地區，成了吐火羅地區，喀布爾和克什米爾的保護者，高仙芝儼然是大唐在中亞的總督。幾乎同一時期，阿拉伯國內發生革命，750年阿拔斯王朝（旗幟尚黑，中國史稱黑衣大食）取代了倭馬亞王朝（旗幟尚白，中國史稱白衣大食）。在初步解決了吐蕃方面的問題之後，高仙芝打算利用這一大食易代、河中叛亂的千載難逢良機，剪除大食羽翼，逐步恢復唐朝在嶺外地區的主權。於是一個名為石國的西域小國成了犧牲品。

公元750年，唐朝統治者以西域藩國石國“無番臣禮”為由，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領兵征討，石國請求投降，高仙芝允諾和好。不久高仙芝違背承諾，攻佔並血洗石國城池，捋走男丁，格殺老人、婦女和兒童，搜取財物，俘虜石國國王，751年正月，高仙芝入朝，將被俘的幾位國王獻於玄宗面前，並因赫赫戰功被授予右羽林大將軍，並將石國國王斬首。此時高仙芝達到了征戰生涯的最高峯。僥倖逃脱的石國王子遂向大食（阿拉伯帝國）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求救。大食援軍計劃襲擊唐朝西域四鎮，高仙芝先發制人，主動進攻大食。高仙芝率領大唐聯軍長途奔襲，深入七百餘里，最後在怛羅斯與大食軍隊遭遇。唐朝要在中亞樹立霸權就必須擊敗阿拉伯，而阿拉伯要完全控制中亞則必須擊敗唐朝的挑戰。

天寶十年四月（751）高仙芝率軍從安西出發，在翻過葱嶺、越過沙漠、經過了三個月的長途跋涉之後，高仙芝在七月份到達了中亞名城怛羅斯城下，城中已經有阿拉伯軍數千人搶先駐守，唐軍只好開始圍攻怛羅斯城（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附近）。據阿拉伯史書《創世與歷史》記載，阿拉伯人在接到高仙芝進攻的消息之後，駐巴士拉的東方總督艾布·穆斯林立即下達命令，部將塞義德·本·侯梅德帶部下數千人的部隊搶先駐守怛邏斯城中，加強防守，為大軍集結贏得時間。艾布·穆斯林帶着自己的1萬人趕往撒馬爾罕構築工事準備大戰，齊雅德和另一將領艾布達·烏德·哈里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召集河中的駐屯軍1萬人迅速趕往怛羅斯城，（可能還包含艾布·穆斯林的一部分部隊），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軍趕到，從背後襲擊唐軍（段秀實傳圍城五日不克），在外圍警戒的葛邏祿部僱傭兵見事不妙突然逃跑，導致唐軍陣腳頓時大亂。葛邏祿的行為在唐軍看來是徹底的背叛，阿拉伯聯軍趁機出動重騎兵突擊唐軍陣營的中心，連日征戰的唐軍在內外夾擊下再也支撐不住，終於潰敗，高仙芝在夜色掩護下單騎逃脱。李嗣業、段秀實收攏散兵遊勇向安西逃遁，途中恰逢中方聯軍中的拔汗那兵也潰逃至此，造成兵馬車輛擁擠堵塞道路。李嗣業恐阿拉伯追兵將及，不惜對盟軍大打出手，揮舞大棒斃殺百餘名同屬大唐聯軍的拔汗那軍士，才殺開一條血路，殘餘唐軍得以通過。此前李嗣業還曾勸高仙芝棄兵逃跑，被段秀實斥責為“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眾，非仁也”。在收攏殘兵之後，高仙芝並不甘心，依然想進行一次反擊，在李嗣業等的勸説之下終於放棄。最後高仙芝只得引殘兵逃至安西。

此役的具體唐軍損失數字不明，《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二中全部過程僅記載為：高仙芝之虜石國王也，石國王子逃詣諸胡，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諸胡皆怒，潛引大食慾共攻四鎮。仙芝聞之，將蕃、漢三萬眾擊大食，深入七百餘裏，至恆羅斯城，與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羅祿部眾叛，與大食夾攻唐軍，仙芝大敗，士卒死亡略盡，所餘才數千人。 ^[6] 

唐軍面對阿拉伯聯軍二十萬，沉着應戰，令阿拉伯聯軍損失慘重，兩萬人的安西精鋭部隊中，大約損失一萬餘人，其中陣亡和被俘各自近半，但仍有有數千餘得以身還（從高仙芝還想與大食一決高下，就可以看出，唐軍仍還有不少人）。阿拉伯忙於平亂，對保住中亞心滿意足，也未能進一步擴張。

怛羅斯之戰後，安西都護府的精鋭兵力損失殆盡，但盛唐時期的恢復能力是驚人的。僅僅過了兩年，升任安西節度使的封常清於天寶十二年（753年）進攻受吐蕃控制的大勃律（今克什米爾西北的巴勒提斯坦），“大破之，受降而還。”説明安西都護府的實力已經大體恢復。如若不是安史之亂，安西都護府也許有能力再次和阿拉伯人一較長短。

高仙芝敗退後，仍被玄宗委以重用。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祿山叛反於范陽，天下大亂。高仙芝奉命征討叛軍，在防務空虛、兵不習戰的情況下扼守潼關，這位高句麗族名將顯示出自己卓越的軍事才能，一度保衞了長安的門户。當時玄宗已經賞罰無章，就如李泌所説：“假如當初封賞給安祿山的不是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之官，而是給他百里之國，也就不會謀反了。 ^[7]  ”遺憾的是，不久玄宗聽信讒言，錯斬了高仙芝。此後唐朝逐步陷入藩鎮割據狀態，再未重現昔日輝煌，在西域的霸權也隨着盛唐的崩潰而隨風消逝。

怛羅斯之役後不久阿布·穆斯林因功高震主而被謀殺，手下大將齊雅德·伊本·薩里也被處死，由此引來大規模叛變，阿拉伯忙於平亂，並沒有乘勝追擊，只是鞏固了他們在中亞取代唐朝建立的霸權。而中國方面由於幾年後爆發安史之亂，之後還有朱泚之亂、藩鎮之禍、牛李黨爭、甘露之變，唐朝不斷內鬥，國力嚴重消耗，也只能放棄在中亞與阿拉伯的爭奪。

西方學者勒內·格魯塞認為：如果不是唐帝國內部的那場內亂，也許，不過幾年，他們就會從阿拉伯人手中奪回他們的霸權，但是，隨後爆發的安史之亂卻使唐軍永遠的失去了這個機會，也正是這場來自帝國內部的持續八年的內戰，幾乎耗盡了這個強盛帝國的所有財富，衰落從那個時候才驟然開始。從廢墟中重建的那個帝國已不再是曾經的天可汗帝國。（參見[ 法] 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

吐蕃與阿拉伯三次大戰、17萬精鋭損失殆盡等等都是謠言，沒有史料依據，當時阿拉伯在東部倒是與古斯（Ghuzz）、突厥有過沖突，阿拉伯史料記載阿拉伯人造惹瑟知之門等防禦突厥人的侵襲，在拉什特、布哈拉附近與赭時修築了城牆以防備突厥人，沒有記載吐蕃與阿拉伯大規模交戰、17萬精鋭損失殆盡。支持拉斐厄叛亂的戰士來自10多個勢力（亞爾庫比，Historiae，2，頁528。），其中突厥人起重要作用，拉斐厄見棄於突厥人之後，很快就投降於阿拉伯馬蒙（塔巴里書，3，頁775）；法德勒東征打了多個勢力，俘獲吐蕃軍官，但是對此記載很簡略，還比不上對怛羅斯之戰的記載，很難説是大戰，而且法德勒東征也沒有要打唐朝的意思。

唐主要對付自己的內鬥內戰，以及突厥、鐵勒、高句麗、吐蕃、契丹、南詔等等。而阿拉伯主要對付叛亂、內訌，以及與拜占庭的衝突。

阿拉伯史料裏，根據塔巴里、亞爾庫比、加爾迪齊等人的記載，在網上流傳的阿拉伯與吐蕃大戰的那個時間段，波斯人的暴曱動、什葉派運動不斷。阿拔斯大食委派的歷任呼羅珊省總督不得不應付波斯人乃至阿拉伯人本身發動的一系列叛亂。謝里克事件平息後，布哈拉什葉派阿拉伯人仍不斷背叛。哈里吉派優素福·貝爾木之亂、曼蘇爾·本·阿卜杜拉之亂、塞吉斯坦與巴德吉斯屢次動曱亂、阿什納斯之亂等等。

大食的馬蒙在對哈利發阿敏（811年）展開鬥爭以前，曾向其韋齊爾法茲勒·本·薩赫勒訴説：（葛邏祿）葉護、“吐蕃主可汗”不臣服；喀布爾王正要奪取呼羅珊與喀布爾毗連的地區；訛答剌君主不肯繼續入貢。馬蒙聽從法茲勒的建議，和平解決了這些問題。（塔巴里書，3，頁815-6。）並沒有大戰，之後也沒有大食與吐蕃大規模交戰的記載，而是大食對付突厥、古斯（Ghuzz）以及反叛的大食人、波斯人。大食集中力量解決反叛、內訌以及與拜占庭的衝突，而在大食的東部，大食與古斯（Ghuzz）、突厥有衝突，大食在拉什特、布哈拉附近與赭時修築了城牆以防備突厥人。

實際上怛羅斯之戰後不久，唐軍就連續派兵在西域活動，西域各國也多向唐朝朝貢，雖然有些小國投靠阿拉伯，但亦有背叛阿拉伯，重新倒向唐朝的。怛羅斯之戰的爆發本與石國有關，但是戰後不久，石國仍然倒向唐朝。從新近出土資料中也有很多怛羅斯之戰後唐朝中央與中亞地區軍事據點的文書往來。縱觀唐朝的擴張史，偶遭挫折甚至慘敗並不少見，而敗後捲土重來也是唐朝慣用的戰略。我們可以説，假如安史之亂不爆發，大唐仍維持表面上的繁榮，那麼若干年後唐軍再次出擊中亞，與阿拉伯軍隊再次相遇，幾乎是必然的。當然這僅僅是假設。安史之亂的爆發，引爆了唐朝社會的幾乎所有矛盾，即使怛羅斯之戰取勝，按照正常的歷史進程，唐朝勢力仍會撤出中亞。法國學者張日銘在著作中認為，在安祿山叛亂前，唐從未自西域撤退。所以我們應該説，正好在唐朝由盛轉衰的當口，爆發了怛羅斯之戰，而不是怛羅斯之戰，促使唐朝由盛轉衰。

造紙術被誤傳為經過怛羅斯之戰西傳。實際根據杜佑《經行記》的記載，被俘的工匠裏沒有造紙工匠。近幾年有烏茲別克斯坦學者在研究中指出，怛羅斯之戰之前造紙術就以和平的方式通過拔漢那首府浩罕傳往撒馬爾罕。 ^[8] 

怛羅斯戰役之後，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導致唐朝無力染指中亞，並自此退出對中亞霸權的爭奪。原本臣服於唐朝的中亞諸國轉而臣服於阿拔斯王朝。儘管阿]拔斯王朝取得了怛羅斯戰役的勝利，阿拔斯王朝也未有東進擴展領土的打算，阿拔斯王朝默許了葛羅祿在阿姆河與錫爾河流域附近的擴張。他們自立了一國家，並一直維持至九世紀末被後來建立黑汗王朝的入侵者消滅。 ^[9] 

長遠來説，部分因為怛羅斯戰役的影響，伊斯蘭文化比中國文化對中亞的影響更為深遠。唐軍戰俘中的工匠被帶到阿拔斯王朝。杜環是唐軍俘虜中的一員，他是作為隨軍書記官參與怛羅斯戰役的。杜環在中亞、西亞乃至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內遊歷、居住有十多年之久，並將其遊歷見聞著作成書，名為《經行記》，為中、外文化交往流下了寶貴的記錄。 ^[10] 

儘管怛羅斯戰役戰敗，唐王朝的整體實力，以及在西域的影響力並未受到動搖；戰後，唐王朝仍在中亞繼續擴張；753年，封常清攻佔大勃律菩薩勞城，而於755年達到了西域經略的鼎盛；從長安安遠門西行至唐境西陲是1.2萬里，隴右作為東西交流的咽喉要地，成為唐朝最為富庶的地方。 ^[11]  756年，參與怛羅斯戰役的拔汗那與阿拔斯王朝仍派兵助唐鎮壓安史之亂。 ^[12]  拔汗那位於葱嶺以西最靠東邊的七河地區小國，是唐朝在中亞“事唐最謹”的藩屬。 ^[13]  雷納·格魯塞指出如果在天寶後期沒有發生內亂和革命的話，唐朝在此戰所遭受到的災難是有可能會得到恢復的。然而隨後爆發的內戰卻使唐朝永遠的失去了這個機會。

怛羅斯戰役後，中亞大部分地區並沒迅速地轉化為伊斯蘭教區，雖然阿拉伯人在河中地區（Transoxiana）的建制很早，但阿拉伯人對當地人仍非常不信任，主要是他們並非伊斯蘭教徒。初期的時候為了增加税收，沒有要求人們該信伊斯蘭教，到了Qutayba（屈底波，卒於715年）時期，開始約許免税引誘和強迫人們改教。 ^[14]  不過一直到了850年的薩曼王朝時期，伊斯蘭教才逐漸成為河中地區主要信奉的宗教。 ^[15]  而在中國新疆地區，即唐安西四鎮所在，即使在安史之亂後，唐朝退出西域舞台，當地也沒有因此轉化為伊斯蘭區，回鶻及後起的幾個突厥政權一直扮演了漢傳佛教的守護者，一度代表了漢傳佛教勢力抵抗伊斯蘭教。到了950年前後，喀喇汗國統治者薩圖克改信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才在新疆得到了發展，在新疆東部地區的高昌回鶻仍信奉佛教； ^[16]  新疆境內一直到15世紀末明代中葉才完成全盤伊斯蘭化。此時距怛羅斯戰役已有700年，而唐朝也於907年滅亡。 ^[17] 

在怛羅斯戰役後，唐朝與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之間通常關係，並未見受到此戰的顯著影響，阿拔斯在對華關係方面上與前朝沒有什麼改變。

《新唐書》《舊唐書》認為大食攻仙芝於怛羅斯城，《資治通鑑》認為是仙芝在該城與大食遇。這樣，我們就有必要知道在大戰前，究竟是誰佔領着這座城，史書記載，怛城是石國的第二大據點，《新唐書·石國傳》“怛羅斯城，石國常分兵以鎮之。”這也是高仙芝與大食在此相遇的重要原因。由此我們可以推想，大食很可能只是答應石國王子派兵駐守怛羅斯城，而且需要説明的是，在怛城不遠的撒馬爾罕，早已是大食兵聚集的據點。

一直覬覦東進的阿拉伯人只是一直礙於唐對此的管轄而遲遲未動手，而此時唐與石國發生衝突，進駐怛城便成了難得的機會。但高仙芝並不知大食的意圖，而且我們知道唐在葱嶺以西的屬國分散部署，一時很難集結，所以一旦大食來攻四鎮，很可能會像此前的突騎施一樣攻陷安西，為了阻止大食的東進，以攻為守，遠征大食對於深諳兵法的高仙芝來説似乎成為最佳手段，剛剛平定布哈拉和粟特的叛亂的穆斯林大軍匆匆南下，恰好與高仙芝大軍相遇在怛羅斯河，兩軍激戰五日，由於怛羅斯城守兵與南下穆斯林大軍合擊唐軍，在那裏徹底的打敗了中國人。關於阿軍為何沒有乘勝東進，大多數學者的觀點，認為怛戰阿軍勝的過於艱難，懾於唐軍強大的印象，不願東進挑起更大的戰爭。筆者認為上述原因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是新興的阿巴斯王朝希望有效的梳理並不穩定的內政而奉行的暫時和平外交政策。實際上，此後，突厥人成為阿拉伯人的僱傭兵，並且逐漸滅亡阿拉伯帝國，形成波斯人執政，突厥人掌軍，阿拉伯人唸經的局面。

高仙芝是一位優秀的將領，他驍勇善戰，屢出奇兵，為唐朝立下了卓越戰功。雖然這位高句麗人學會了中國的兵法，也受到中國的霸道政策的影響，對石國這樣的小國背信棄義，大肆殺戮百姓、掠奪財物，為阿拉伯大舉進攻提供了口實。怛羅斯城就在安西四鎮之疏勒（喀什）和安西四鎮之碎葉（今吉爾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馬克（Tokmok），詩仙李白就出生於此）之間，是大唐之領土。但是自從開元年間唐朝主動放棄碎葉城後，唐朝就失去了對這一地區的實際控制。到了718年這一地區已成為阿拉伯人的實際管轄地，這在中國史籍上《冊府元龜》和《全唐文》中開元年間安、康、俱密（719年）、吐火羅（727年）和石（741年）王所撰的《請討大食表》文中描述阿拉伯人對各諸國所實行的重税得到見證。因此當時河中地區實際上已經被大食控制，而不是某些網民所説的河中地區對於大食來説也是異土。此時唐朝對河中地區（石國、怛羅斯以西地區）進行的僅僅只是虛無的冊封。

但是對怛羅斯之敗，高仙芝並不負全部責任：高仙芝屠戮石國的行為並沒有受到唐廷的指責，可見其行為符合唐廷對西域國家的態度；高仙芝的軍隊翻越帕米爾高原，勞師襲遠，再加上在不熟悉的敵國土地與敵國精鋭部隊作戰，在種種不利的情況下受內外夾擊而潰敗，顯示出這位高句麗族將領的軍事才能。

唐朝並未因怛羅斯之戰而丟失西域（安西、北庭），約公元790年以後，唐朝才失去西域（安西、北庭）。

怛羅斯之戰後，唐朝在西域的影響力並未受到動搖，西域唐軍迅速恢復，封常清率領唐軍繼續擴張，直到安史之亂才停止。

754年唐朝在西域的勢力到了極盛。 ^[18] 

近些年，有學者已經考證，怛羅斯戰前，造紙術已從唐屬國拔汗那的首府浩罕和平傳入中亞撒馬爾罕。 ^[19] 

唐朝最後退出中亞爭奪的根本原因，並不是怛羅斯之敗，而是安史之亂。由於安史之亂爆發，即使是怛羅斯之戰獲勝，唐朝依然會退出中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