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

巫寧坤1986年在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時撰文《從半步橋到劍橋》時對自己苦難歷程的高度概括為“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該文後來擴展成他的回憶錄《一滴淚》(A Single Tear)，英文版於1993年在美國出版，之後也出版了中文版。 ^[7] 

巫寧坤其子巫一丁也是英語翻譯。

巫寧坤在昆明當學生的時候也曾經翻譯過一些小詩。當時羅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報》編副刊，那個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歡我的東西，她説：“寧坤來的東西，我什麼都登。”汪曾祺那時跟我上下鋪，他對於語言的敏感對我們那幫同學都有影響，當時去看沈從文我們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頭來。我們在西南聯大的教育不是課堂上的，課堂上有一半的時間都在跑警報了，主要的時間都是在自己看書。 ^[7] 

巫寧坤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就學於西南聯大，與吳宓、沈從文等名師相遇，又和汪曾祺、楊振寧等青年才俊同窗，只不過還未等畢業 ^[2]  ，為陳納德將軍率領的美國空軍“飛虎隊”作翻譯。1946年就讀於美國印第安那州曼徹斯特學院，後轉入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攻讀英美文學博士學位。在芝加哥大學期間，巫寧坤師從新批評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R·S·克萊恩（R.S. Crane），他的博士論文方向則是研究T· S·艾略特的文藝批評。 ^[7] 

1949年12月，巫寧坤與剛剛新婚的穆旦夫婦合租一套有兩間的公寓。這段同學、同吃、合住的經歷使巫寧坤與穆旦夫婦結下終身友誼，並在未來的人生道路上互相慰藉，共同度過了一段苦難慘烈的悲情歲月。 ^[3] 

1951年，芝加哥大學楊振寧、李政道、穆旦等中國留學生組織了一個“研究中國問題小組”，對新中國成立後的情況進行研究。對是否回國，楊李等人舉棋不定，巫寧坤與穆旦則傾向儘快迴歸祖國，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巫寧坤的外甥女王渝在台北剛上初中的某一天，其大舅舅氣沖沖來到他們家報告一個驚人的消息，説巫寧坤從美國回大陸去了。那時台灣的宣傳把大陸稱為“鐵幕”。回到“鐵幕”裏面，當然很驚人。大舅舅認為巫寧坤學成會來台灣，在這裏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他卻做出了這樣的選擇，難怪大舅舅氣得直罵糊塗。 ^[5-6] 

1951年，巫寧坤於博士學位尚未拿到之際接到燕京大學校長陸志韋急電邀請，請他回國任教，巫寧坤是年歸國任教於燕京大學英語系。1952年院系調整後任南開大學等校教職。1957年被錯誤的劃為右派，並被強制到大興安嶺興凱湖農場勞動改造。1961年6月29日，身患重病的巫寧坤得以“保外就醫”，後在安徽大學任教。“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被打成“牛鬼蛇神”並被髮配至農村勞動改造。1974年一月底，被調到蕪湖安徽師範大學任教。

回國之後先是在巴金和蕭珊的推薦下翻譯《白求恩傳》。翻譯完《白求恩傳》之後，又翻譯了德萊塞的短篇小説《眩》。之後又翻譯了斯坦貝克的短篇小説《珍珠》，翻譯《珍珠》是因為朱海觀，一個老翻譯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譯的。 ^[7] 

1979年5月奉命回北京，到已改稱“國際關係學院”的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1986年赴劍橋大學講學，了卻多年夙願。1991年於中國國際關係學院退休，之後定居美國弗吉尼亞州。曾任河北教育出版社“世界文學博覽”叢書主編。作為翻譯家，他曾翻譯過《了不起的蓋茨比》、《白求恩傳》等著作。

巫寧坤在美國出版英文自傳小説《一滴淚》，其中所講述的“文化大革命”受難史，轟動西方世界。

巫寧坤曾經在《英語世界》發表一些英文散文，詩歌和翻譯，包括他英譯的方勵之的《重訪卡普里》。巫寧坤中英文俱佳。黃燦然認為他翻譯為中文的有些詩歌譯文質量優於余光中的翻譯（參考黃燦然《譯詩中的現代敏感》）。著有英文回憶錄A Single Tear，後出版中文本，名《一滴淚》。

巫寧坤曾回憶道：“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學電聘。兩年來，國內親友不斷來信，對新中國的新生事物讚不絕口，令人心嚮往之。於是， 我決定丟下寫了一半的英國文學博士論文，兼程回國任教。七月中旬，在舊金山登上駛往香港的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有芝大同學伯頓夫婦和李政道博士前來話別。 照相留念之後，我愣頭愣腦地問政道：“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他笑笑説：“我不願讓人洗腦子。”我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並不覺得怎麼可怕，也就一 笑了之，乘風破浪迴歸一別八年的故土了。”

20多年後的1979年，歷經浩劫磨難的巫寧坤終於得以摘掉“右派”的帽子。當他從安徽蕪湖奉命前往北京時已改稱“國際關係學院”的原單位辦理“右派”改正手續時，於意外中從報紙上看到“愛國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博士”從美國回來講學的消息，大為激動，便跑到北京飯店國賓館看望老同學。此時已貴為國賓的李政道僅於百忙之中抽空匆匆巫寧坤説了幾句話。 ^[4] 

一個是歸國演講的貴賓，一個是剛剛勞動改造結束的教職員。巫寧坤眼見身前二人地位迥異，不禁回憶起二十多年前二人於美國分別時情景，追想當年於美國芝加哥大學求學之時與中國同窗縱論天下，懷抱一顆赤子之心毅然歸國，往事歷歷心酸皆湧上心頭。若是當年送李政道歸國任教，而自己留在美國，又是怎樣一番景象？

1977年，巫寧坤的外甥女王渝去蕪湖的安徽師範大學看望舅舅，走進巫寧坤的住處，王渝倒是很感意外，住處雖然不大，卻傢俱齊全，清爽宜人，餐桌上擺滿了菜餚。這時，巫寧坤直話直説：“幾小時前才把我們搬進來的。”我們原來和十幾家人混住在教堂裏面。接到王渝的電報後學校方面便忙着給我們搬家，送傢俱。巫寧坤指着電風扇説：“這個也是他們借來的，拍熱壞了外賓。”王渝聽得停了筷子，巫寧坤説：“放心吃。這一桌菜是我表侄李偉燒的，不是別人給的。我堅持自己招待外甥女，不用外人代勞。讓他們準備，絕對豐富許多，卻是為了要給外賓我們生活富足舒適的印象。” ^[5-6] 

巫寧坤去了美國之後，一個美國的明星看《一滴淚》給他寫信，説他認識很多作家，但是從來不給作者寫信，這是他破天荒頭一遭，為什麼呢？因為巫寧坤在《一滴淚》中提到了《了不起的蓋茨比》。那個明星在給巫寧坤的信中講了一段他跟菲茨傑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萊塢吃早餐，邊吃邊看一本小説，忽然一個人走過來説：“你在看什麼，這麼全神貫注？”明星把書遞過去，那個人一看説：“哦，這是波蘭的，在波蘭相當於《亂世佳人》。你怎麼看這個？誰推薦你看的？”明星問他：“那我該看什麼？”那個人説：“你應該看菲茨傑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後來那個明星才知道，那個推薦他看菲茨傑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傑拉德自己。 ^[7] 

巫寧坤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經常在星期天到華盛頓郊區的一個教堂去做彌撒。她去做彌撒的時候，巫寧坤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個人從一個墓碑背後鑽出來，嚇了我一跳，他指着一個墓碑，跟我説：“最優秀的美國作家。”我跑過去一個看，正是菲茨傑拉德的墓，地上有個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最後一句話。看來，菲茨傑拉德是顯靈了。 ^[7] 

巫寧坤也見過奧登。1945年也見過坐了一個長途汽車旅遊，途中在一個雜誌上看到奧登在一個大學講授英文的消息。就給他發了一個電報，表達了巫寧坤想和他見面的願望。他很快給巫寧坤回了電報，問什麼時候到，他到火車站接巫寧坤。奧登沒有什麼架子，不像媒體上説的那樣，他到了哪裏都是大事情。 ^[7] 

説到翻譯，巫寧坤説自己實在不成氣候，千萬不要用翻譯家來形容他，他“家”不起來。看到有的文章把巫寧坤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筆比較，説巫寧坤的文筆不如他們。巫寧坤一看就説，天啊，這怎麼好比啊，我跟他們不是一個檔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我對於自己一生的評價就是“一事無成兩鬢霜”，我已經八十五歲了，真的是老了。不過最近還是要翻譯一部作品，是給譯林出版社翻譯的，沒有稿費，稿費作為給慈善機構的捐款，這是在美國待了這麼多年受到的影響。這大概是我最後的一部翻譯作品了。 ^[7] 

北京時間2019年8月10日下午15:20，著名翻譯家、英美文學研究專家巫寧坤在美國逝世，享年99歲。 ^[1] 

（英）薩爾曼·拉什迪《火鳥巢》，收入《愛的講述》（譯林出版社2005年12月初版）一書。

（英）克里斯托弗·衣修午德《薩莉·鮑爾斯》，原載於《世界文學》1980年第2期。

（美）斯坦貝克《珍珠》，原載於《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初版）一書，中國和平出版社2005年重版。

（美）亨利·詹姆斯《真東西》、《學生》、《地毯上的圖案》、《小説的藝術》，均收錄於《黛西·密勒》（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一書。

《德萊塞短篇小説選》（平明出版社1955年9月初版），2004年安徽文藝出版社以《婚後》（名家推介外國中短篇小説系列）為名重版。

（加拿大）泰德·阿蘭//塞德奈·戈登《手術刀就是武器——白求恩傳》，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美）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F.S.）《了不起的蓋茨比》，2006年08月，上海譯文出版社。

英文詩文小集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孤琴》。

《評卞譯<哈姆雷特>》，原載於《西方語文》1957年第1卷第1期（該刊1959年改名為《外語教學與研究》）。

《狄倫·托馬斯詩文一瞥》，原載於《外國文學》1985年第1期

《劍橋的靈性》，原載於《外國文學》1989年第3期

《重讀<智慧之歌>——遙寄穆旦》（詩），收錄於《豐富和豐富的痛苦：穆旦逝世20週年紀念文集》（杜運燮、周與良、李方、張同道、餘世存等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知足常樂”話吾師——寫在巫寧坤教授米壽之際》，載於《悦讀MOOK》（第十卷），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晚年的巫寧坤曾用九個字總結自己的人生：“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 ^[7] 

對苦難的經歷，巫寧坤在回憶錄中這樣反思：“持久的苦難決不僅是消極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饋贈。受難像一根綿延不斷的線索，貫串着生活和歷史的戲劇。或許恰恰因為受難，在一個人的生命中佔有一個無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個丹麥王子的悲劇，或是杜甫蕩氣迴腸的詩篇，才以人生悲劇的壯麗使我們的靈魂昇華。”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