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忠

擅畫人物、仕女，兼工肖像，多取材於佛畫及傳説故事。畫法高古，得自唐宋，是一位相對獨立的畫家，而沒有具體的師承。筆墨、設色頗具古意，構圖、造型追求奇趣，超凡絕俗，風格獨具，與同時代的晚明變形主義大師陳洪綬齊名，有“南陳北崔”之稱。 ^[1] 

畫史上都説崔子忠“善畫人物，規模顧、陸、閻、吳名跡，唐以下不復措手。白描設色能自出新意，與陳洪綬齊名，號南陳北崔”。這種評論是近乎實際的，他繪的《桐蔭論道説法圖》（亦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一看題記，有可能誤認為是陳洪綬畫的。其好友梁清標在其死後為其輯刻的《息影軒畫譜》，其人物造型、表現方法與陳洪綬的《水滸葉子》亦很相近。故有“南陳北崔”之説。他們兩人在畫風上相似，卻不能相互代替，他們都以人物畫為主要特長，社會聲望也不分軒輊，但卻各有特色。陳洪綬的作品才氣橫溢，寓美於形色，而崔子忠的作品卻樸實無華，寓意於內藴。按梁清標的説法，崔子忠晚年“息影深山，杜門卻掃”瀏覽史籍，每遇有忠考奇節人物，義使巾幗英雄，繪圖像，立傳贊，雖稱自娛，也可以起“頑廉懦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像，合稱為四不朽之作。正因其作畫極為注重立意，因此為當時的文人和畫家們所推崇。崔子忠善於表達歷史題材，尤其喜歡畫文人們的風流韻事，他的《雲中玉女圖》、《蘇軾留帶圖》、《桐蔭博古圖》、《臨池圖》以及羅漢道釋等圖，都是人物畫，也都具有來歷，題材不見得新鮮，但由於他構思畫法有新意，或多或少加進自己的東西而成為新作，也是耐看的。 ^[3] 

崔子忠，先世山東萊陽人，寄籍順天府（今北京）。崇禎年間為順天府學諸生，精通五經，能詩，並以文學知名於世，文翰之暇留心丹青。由於數次科舉未中，逐漸疏離政治，甘於作一名畫家。他言辭簡質，矜持自重，其書畫只詒知己，凡以金帛重禮求畫者，雖窮餓掉頭弗顧。畫作從不輕易示人，其作品也流傳不多。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亡，崔子忠貧憤交集，一説走入土室困餓而死。 ^[1] 

崔子忠的作品有《藏雲圖》《問道圖扇頁》等。 ^[1] 

周亮工記他“年五十病，幾廢之。後遭寇亂，潛避窮巷，無以給朝夕。有憐之而不以禮者，去而不就，遂夫婦先後死”，當生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前後，根據《書畫記》和《神州國光集》等史料著錄，崔子忠的繪畫作品涉及面很廣，在人物、山水、花鳥方面都有涉及，但以人物的特長，與陳洪綬並稱為“南陳北崔”。他作畫用紙或絹素，沒有定數，或為卷軸，為中幅冊頁，為扇面，似乎很隨便。他的同代人孔尚任在《享金簿》中稱：“萊陽崔子忠，號青蚓，人物稱絕技。人慾得其畫者，強之不肯。山齋佛壁則往往有焉。後竟以餓死。予得十八尊者一卷，筆意超邁，神氣如生，每一尊者俱有自制小贊，字與畫皆儒筆墨。”（見《美術叢書》第一集第七輯）。周亮工《書影擇錄》稱：“畫家工佛像者，近當以丁南羽、吳文中為第一，兩君像一觸目便覺悲憫之意，欲來接人，折算，衣紋、停分、形貌猶其次也。陳章侯、崔青蚓不是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遠追道子，近逾丁吳，若鄭千里輩，一落筆便有匠氣，不足重也。”（見《美術叢書》初集第四輯二三七頁）崔子忠的書畫，孔尚任推為“儒者筆墨”，而亮工以貶低丁南羽、吳文中、鄭千里等人物畫家，來提高陳、崔兩家的繪畫地位，雖有可值得商榷之處，但在明清以來以仿古為能畫，筆筆講出處，處處要師承，非某宗某派則為野狐禪，畫壇了無生氣，特別是山水畫。自明董其昌畫分南北宗，提倡文人畫，至清代的四王、吳惲等，把山水畫拔高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相形之下，人物畫是不被重視的。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看重陳老蓮、崔子忠，並把他倆並稱為“南陳北崔”，是有其特殊意義的。

現存有關崔子忠的資料，成書最早內容最多的是清初順治年間周亮工的《因樹屋書影》。周氏自稱材料引自“王敬哉曰”和“錢虞山曰”。按：王崇簡（敬哉），宛平（北京）人，和崔子忠同是順天府學生員。據《書影》所記“王敬哉曰”，崔子忠，“其先山東平度州人”，佔籍順天（北京）。年青時考中秀才，因“為文崛奧”，不合科舉八股的要求，參加了幾次鄉試都未考中,便“棄舉子業”。

崔子忠中年時即蜚聲畫壇，住在北京南郊偏僻處一所簡陋的小院裏, “蓽門土壁，灑掃潔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蒔花養魚，不知貧賤之可戚”。“妻布衣疏裳,黽勉操作”,兩個女兒“亦解誦讀”。每當興至，則欣然展紙揮毫，妻女“皆能點染設色”，一家四人“相與摩挲指示，共相娛悦”。有時也把得意之作贈給少數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窮餓，掉頭弗顧也”。（“錢虞山曰”也有相同內容）。崔子忠為人孤高,自甘清貧，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塵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當時貴人多折官位與之交，崔皆逃避不顧”。

錢謙益文所記崔子忠軼事很生動：崔子忠少年時代的同窗好友宋應亨和宋玫都在崇禎年間考中進士。宋應亨任職吏部文選司時，曾授意一個“應選者”送給崔子忠一千兩銀子。崔子忠拒絕接受，並對宋應亨説：“你知道我窮，卻不拿自己的錢財贈送我，而要我接受‘應選者’的銀子。難道你不瞭解老同學的脾氣嗎？”宋玫任諫官，屢次向崔子忠求畫崔都不給。一天，宋玫把崔子忠請到府中，關上大門，對他説：“今天別怪老同學無理，如果不給我作畫，我就不放你回家，不出十天半月，你家裏養的魚、栽的花, 就都渴死和枯死了！”崔子忠無奈，只得畫了一幅。“畫成,別去，坐鄰家，使童往取其畫，曰‘有樹石略簡，須增潤數筆’”。宋玫把畫交給來人帶回，崔子忠當即撕碎，揚長而去。弄得宋玫哭笑不得，卻又奈何不了這位孤傲名高的昔日學友。

又，明末清初著名學者孫奇逢的《畿輔人物考》和孫承澤的《畿輔人物誌》，都有《崔文學子忠》傳，除了略述《書影》文中所記，還都記了“史可法贈馬”事。史可法和王崇簡、崔子忠都是左光斗任提學御史時拔識的順天生員。到崇禎後期，史可法已負天下重望。“一日過其舍，見蕭然閉户，晨炊不繼，乃留所乘馬贈之，徒步歸”。史可法是非常瞭解並敬重這位老同學的。崔子忠則把馬賣了四十兩銀子，“呼朋舊痛飲，一日而盡”。説“這酒是史道鄰所贈，清清白白，不是來自‘盜泉的’”。其人其事之豪爽狂放，大都類此。

由明入清的高承埏（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崇禎十三年進士，十五年曾任寶坻知縣）著《崇禎忠節錄》，《順天府學廩生崔子忠》條，稱“先世山東平度州人，其祖來講師，後人因家焉”。“通五經，督學御史左忠毅公光鬥拔食餼。尚氣節，有文名，兼能詩，而畫奇絕。與諸暨陳洪綬章侯齊名，有‘南陳北崔’之稱”。

明末清初大史學家談遷的《北遊錄》，記文壇泰斗吳梅村入清以後得到了一幅崔子忠畫的《洗象圖》，面對這幅表現宮廷裏春日洗浴大象盛況的長卷，吳氏深為所畫場面的恢宏和人物的傳神而驚歎不已,便在畫卷上題了一首長詩。“崔生布衣懷紙筆，仰見天街馴象來”，崔子忠是在冒着充犯“金吾卒”之險，親自觀看了“赤腳烏蠻縛雙帶，六街仕女車填咽”的實況，“歸來沉吟思十日”，苦心揣摩構思之後，才創作出這幅“生平得意《洗象圖》”的。當時，“圖成懸在長安市，道旁觀者呼奇絕”。可惜崔生為人孤潔，吳梅村無限惋惜地説：“嗟嗟崔生餓死長安陌，亂離荒草埋殘骨。一生心力付兵火，此卷猶存堪愛惜。” ^[4] 

崔子忠不遺餘力地頌揚歷史上的隱逸君子，是其人生觀的曲折表現，同時亦是明末文人們走投無路，徘徊苦悶的心理狀態的真實反映。其本人雖居於京師，身居鬧市卻過着清苦無為的生活，很有隱者之風，由於他缺乏陶淵明的生活條件，又不肯寄人籬下，侍奉新主，所以只有餓死。不合時宜，懷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生不逢時，亦死得冤枉。“孤傲絕俗”的評價，確實當之無愧。 ^[3]  但以生命的結束為代價，其犧牲不可謂不大矣。歷史上有伯夷、叔齊因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而崔子忠則因懷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寧肯餓死，也不願把畫賣給不識貨的庸人，寧肯病死在牀榻上，也不願意接受無禮者的援助，最終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李唐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幅《采薇圖》。

明末文壇領袖書畫大師董其昌評崔子忠：“其人、文、畫，皆非近世所見”。錢謙益則稱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 ^[4]  錢評崔子忠的畫是：“慕顧、陸、閻、吳遺蹟，關、範以下不復措手”。説他所追求和師法的是晉代顧愷之、陸探微、唐代閻立本、吳道子、五代關仝、北宋范寬這些前代的超級大師，而絕不與流俗之輩看齊。周亮工在《書影》另一則文字裏稱：“崔青蚓不專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遠追(吳)道子，近逾丁、吳。”

此圖取材於唐代大詩人李白的故事。相傳李白居地肺山時，曾以瓶瓿貯存山中的濃雲帶回居所，散之卧內，得以“日飲清泉卧白雲”。圖中李白端坐四輪車上，初入深山，仰望山間蓊蓊鬱鬱的濃雲似行似駐，變幻無端，面帶訝異又若有所思。二童子分立左右，一人搭繩牽車，一人荷杖引導。山石樹木皆用暗色，藉以反襯畫面中部大面積的白雲。同時，又巧妙地借用水紋的畫法以細線勾出波紋，或疏或密，表現出雲霧強烈的流動性，以及“晴則如絮，幻則如人，行出足下，坐生袖中，旅行者不見前後”的種種變化。山石層疊而上，似方似圓，造型怪異；遠山屈曲，如筍向天；老樹虯勁盤旋，迥異凡塵，給人以靜寂神秘之感。人物雖極小，卻置於畫幅最為顯著的視點，並施以純淨鮮明的藍、白、黑亮色，與背景的濃雲暗樹對比強烈，醒目而突出，體現出作者的匠心。崔子忠的繪畫，熱衷神仙、道釋題材，此幅描繪被人們稱為“詩仙”的李白，且使其置身於雲出霧沒、超然出塵的神山仙境之中，在尊頌先賢的同時，也寄託了畫家自己對現實世界的不滿和對隱逸出世的嚮往和追求。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