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清使

如清使（越南語：như Thanh sứ），是越南對出使中國清朝的使臣的稱呼。“如清”即前往清朝之意，類似於朝鮮的“燕行”。“如清”一詞自17世紀後期的後黎朝就已經使用，至19世紀初阮朝統一越南以後成為定製。

越南阮朝自嘉隆帝阮福映（世祖）統一建國以後就向中國清朝稱臣，延續中越宗藩關係。但是，阮朝時期的越南也像過去的越南封建王朝一樣，名義上是中國的屬國，接受中國皇帝冊封，內部則自稱皇帝，將中原王朝視為對等的國家（即外王內帝）。因此在阮朝內部，對清關係極少稱為“事大”或“朝貢”，而是稱之為“邦交”，其派往中國的使臣包含歲貢使、謝恩使、進香使、請封使、慶賀使等各種名目，但在阮朝內部一律稱為“如清使部”，簡稱“如清使”。所以“如清使”表面上是藩屬國派往宗主國的貢使，在阮朝看來則是兩個平等國家相互交往（即“邦交”）的使節。對此《邦交錄》（記錄從南越國到阮朝初期中越交往歷史的書）作者黎統分析道：

“我越從古區宇自別……其國王之封，惟自李始。而往來貢聘之儀，莫備於後黎。從此辭令之莊雅，禮文之妥善，事體之周詳，迄今昭然可考。某方（指越南）知文獻得稱於中國也，信矣。而又知南國山河南帝居之。讖雲：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書。其不廢事大之禮者，智也。” ^[1] 

阮世祖阮福映建國的當年（1802年）五月，就派遣户部尚書鄭懷德為阮朝第一任如清使，“齎遞國書品物，並將西山冊印及械送齊桅匪夥偽東海王莫觀扶、統兵梁文庚、樊文才等由廣東省投遞”。 ^[2]  七月，鄭懷德一行抵達廣州，這是阮朝與清朝最早的官方接觸。其後阮朝又派遣兵部尚書黎光定為如清正使，前往清朝請封，鄭懷德與之同行，在1803年（嘉隆二年）八月抵達承德避暑山莊，朝拜清朝嘉慶皇帝。嘉慶帝決定下賜“越南”國號，並派廣西按察使齊布森偕黎光定、鄭懷德兩位如清使前往越南，冊封阮福映為越南國王，正式確立了清朝與阮朝的宗藩關係，按阮朝的説法是“邦交禮成”。 ^[3] 

此後按照兩國宗藩關係規定，越南須“二年一貢，四年一遣使，兩貢並進” ^[4]  ，同時還有各種臨時派遣的使節，如謝恩、進香、告哀、請封、朝賀、奏聞等。從1802年到1885年間，越南一共派遣了23次如清使。其中1851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由於道路不通，阮朝在十多年間都沒有派遣如清使，只有一些非正式的使節去廣東打探消息（陳如山、鄧輝著）。到1868年越南重新派遣如清使，1883年則派遣了最後一次如清使範慎遹、阮述，前往中國天津。 ^[5]  這次如清使並非傳統的宗藩朝貢使團，而是作為越南欽差大臣來參與中法談判。當時越南已經不斷遭到法國侵略蠶食，越南如清使在天津期間一再請求李鴻章等清朝主政者援助越南，但李鴻章態度消極，法國也在越南如清使在天津期間進攻阮朝首都順化，於1883年8月25日迫使阮朝簽訂第一次《順化條約》（癸未和約），規定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範慎遹、阮述聽説這一消息後即回國，阮述在其日記中譴責清朝説：“我國與法之事，原由中朝來文願為調停，又召餘等至津詢問，乃講説既不能成，又畏縮趑趄，不肯以兵船相援，以致法人乘我有事，迫我以和。我國當此變故交集，其勢不得不從，而中朝不能保護藩封，不知何辭以自解於天下也？世局至此，尚何言哉！” ^[6]  當時越南阮翼宗嗣德帝已在1883年7月死去，阮朝宗室中發生皇位之爭，新即位的文郎郡王協和帝曾企圖由海路派如清使前往清朝請封，但因為很快被權臣尊室説和阮文祥殺死而未能實現。其後即位的阮簡宗建福帝也想派如清使請封，但在法國的阻撓下沒有成行。 ^[7]  其後法國強迫越南於1884年6月6日簽訂第二次《順化條約》（甲申和約），銷燬了清朝頒賜的滿漢文“越南國王之印”，使越南無法與清朝取得官方聯絡。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朝也放棄了對越南的宗主權。至此中越宗藩關係宣告終結，如清使亦成為歷史（咸宜帝所派密使例外）。

越南阮朝內部雖然視宗主國清朝為與自己對等的國家，但是十分重視如清使的派遣。阮朝如清使由三人組成，分別為如清正使和如清甲、乙副使。如清正使一般是尚書或侍郎級別的高官，並且越南對於如清使的選拔非常嚴格，如清使必須精通文學，熟悉禮儀，因為他們不僅要與清朝官員吟詩作對，還要與朝鮮、琉球等國使臣交流切磋，代表着越南在儒家文化圈中的形象，因此如清使一般是越南文人學士中的佼佼者。阮朝第二代皇帝明命帝阮福晈説：“如清使部須有文學言語者，方可充選。若其人貪鄙，還為他國所輕，如西山使部私買食物，今成笑柄，此可為鑑也。” ^[8]  其次，他們必須善於辭令，辦事幹練，能夠勝任專對之任，一方面能執行對清朝的“事大之禮”，另一方面要維護越南的形象，避免被清朝輕視。阮世祖嘉隆帝阮福映對如清使要求道：“爾等將命出使，當慎乃辭令，以重國體。” ^[9]  簡言之，如清使的人選既要重視其文化修養，又要顧及其外交手腕。

如清使的一般行程是從阮朝首都順化出發，由鎮南關（今友誼關）進入中國，途經太平府、南寧、昭平、桂林、全州、永州、長沙、嶽州、武昌、信陽、鄭州、湯陰、磁州、趙州、保定、良鄉，最後抵達京師（北京），有時還需越過萬里長城，經古北口去承德。如清使橫跨南北大半個中國，往返需要一年多，在回國後除了被阮朝皇帝召見時的口頭報告以外，還必須寫《使程日記》提交給皇帝閲覽，如清使有時也會留下私人的行程日記。

如清使的任務第一是要行使宗藩禮儀，向清朝禮部進呈諮文和貢品，並接受清朝皇帝的下賜物品；第二是蒐集清朝各方面情報；第三是採購書籍和其他清朝特產。第一項是如清使的本分，而第二、三項更多是為了滿足阮朝皇帝的要求。阮朝歷代皇帝都對清朝的情報非常重視，一般在如清使回國後就仔細詢問清朝國情，並披閲使臣寫的《使程日記》。阮聖祖明命帝曾在1833年指責如清使黃文亶等的《使程日記》“率皆草略，無一可堪入覽，已屬不職”，並要求道：“使程日記惟地名裏數，而民情國事不曾敍及。敕禮部嗣屆使期，宜傳旨使臣詢問民情利病、國內災祥，明白登記。至於地名裏數，已有典故可考，不必贅敍”。 ^[10]  阮朝皇帝對如清使蒐集的清朝情報的關注程度由此可見一斑。而採購書籍和其他清朝特產也是如清使的一項重要任務，阮聖祖明命帝曾對如清使指示道：“朕最好古詩、古畫及古人奇書，而未能多得，爾等宜加心購買以進。且朕聞燕京仕宦之家，多撰私書實錄，但以事涉清朝，故猶私藏，未敢付梓。爾等如見有此等書籍，雖草本亦不吝厚價購之。” ^[11]  此外，如清使還從清朝採購人蔘、玉器、古玩、瓷器、茶葉、紙張等，這些物品更多是為了滿足阮朝皇室的需求。如果如清使不能按照要求採購這些物品，將會受到懲罰，例如1830年如清使阮仲瑀、阮廷賓、鄧文啓因未能採購人蔘以及誤把玻璃製品當做玉器來購買，結果被阮聖祖明命帝革職。 ^[12] 

越南阮朝君臣對如清使出使清朝時的待遇非常重視。他們對自己在清朝藩屬國中所處的地位非常敏感，尤其忌諱“夷”、“蠻”等文字。1840年，阮朝禮部嚮明命帝稟報上年如清使在清朝的班次被排在朝鮮、南掌、暹羅、琉球後面，並詢問如何應對。明命帝説：“班次一事，是年前清國禮部失於排列耳，初豈有我使班在高麗、南掌、暹羅、琉球之次之例乎？且高麗文獻之邦，固無足論，若南掌，則受貢於我，暹羅、琉球並是夷狄之國，我使班在其次，尚成何國體哉！倘復如此排列，寧出班受其責罰，不寧立在諸國之下。這事最為要者，此外則隨事應答，不必印定。” ^[13]  可見明命帝對如清使的朝貢班次表現出強硬態度。如清使本身也非常注意維護越南的形象，1831年，阮朝派李文馥以護送海難眷屬前往中國福建。因發現清政府為他在福州安排的住所題寫“粵南夷使公館”六字，非常生氣，拒絕入住。清朝官員得知後改為“粵南使官公館”，李文馥“恐其未盡曉然”，所以寫了篇《夷辨》張貼在公館：“自古有中華，有夷狄，乃天地自然之限也，而華自為華，夷自為夷，亦聖賢辨別之嚴也。…… （我越）以言乎治法，則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統，則本之六經四子。家孔孟而户朱程，其學也；源左國而溯班馬，其文也。詩賦則昭明文選，而以李杜為歸依；字畫則周禮六書，而以鐘王為楷式。賓賢取士，漢唐之科目也；博帶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舉之，其大也如是，而謂之夷，則正不知其何如為華也！” ^[14]  這個故事經越南文人潘叔直的潤色演繹，其地點由福州變為京師會同館，時間從1831年變成1841年，《夷辨》被改成《辨夷論》，李文馥的行為和文章也更為激進。 ^[15]  由此可知，這個如清使維護國格的事例非常具有典型性，在越南士大夫中影響很深。另一方面，如清使如果受到優待，越南也會引以為榮，如1846年張好合、範芝香、王有光出使清朝，“清帝三次宣召，親御賜酒，人皆榮之”。 ^[16]  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越南阮朝君臣一方面表現出強烈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則顯示出他們對以清朝為中心的宗藩體系的認同。

越南尤其是阮朝時期如清使的派遣，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先在政治方面，歷任如清使都出色地完成了“邦交”任務，鞏固了中越宗藩關係，確保了中越邊疆的和平，成為清朝和越南之間聯繫的重要紐帶。越南阮朝歷代帝王都非常重視清朝的冊封，通過派遣如清使來鞏固自身地位，比如在嗣德帝去世後阮朝的宮廷內亂中，協和帝、建福帝不顧與法國簽訂的條約，急欲派遣如清使請封，雖然都未獲得成功，但可以看出如清使對越南國內政治的意義。此外，如清使還從清朝引入了大量制度，比如軍機處制度、監察制度、科舉制度、曆法制度、《康熙字典》、《大清律》等，對越南阮朝有很大影響，被阮朝奉為圭臬。比如1809年（嘉隆八年）如清使阮有慎等回國後，“以大清曆象考成書進，言：’我國萬全歷與大清辰（時，避嗣德帝諱）憲書從前皆用明大統歷法，三百餘年未有改正，愈久愈差。清康熙間始參西洋曆法匯成是編其書，步測精詳，比之大統愈密，而三線八角之法又極其妙，請付欽天監令天文生考求其法，則天度責而節候正矣。’帝稱善”。 ^[17]  於是在1812年，越南參酌清朝曆法編制了新曆《協紀曆》。而同行的如清使武楨在清朝期間留心律法，歸來後嘉隆帝阮福映命武楨參與制定越南新律，嘉隆帝説：“北朝漢、唐、宋、明之興，律令之書代有修改，而備於大清”，並稱新律（《嘉隆法典》）是參酌後黎朝《洪德律例》和《大清律》製成。 ^[18]  但事實上除了一小部分以外，《嘉隆法典》絕大部分地方與《大清律》如出一轍。此外在如清使的推動下，阮朝陸續在嘉隆、明命年間效仿清朝軍機處設立機密院、設立由都察院、六科構成的監察體系、採用清式的科舉制度，並要求科舉考試以《康熙字典》為標準。這些事實都可以顯示出如清使在政治制度的引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在文化方面，如清使扮演着清代中越文化交流的主要角色，溝通清朝和越南文化上的聯繫。正如前文所述，購買書籍是如清使的重要任務，這主要是為了滿足阮朝皇帝的需要。而如清使本身也廣泛接觸清朝文化，與清朝文人學士唱和，將清朝時期的中國文化引入越南。比如越南歷史上的大文豪阮攸在1813年作為如清使出使中國期間，以中國明朝小説《金雲翹傳》為藍本，用字喃改編成越南版的長篇敍事詩《金雲翹傳》，成為越南文學歷史上最負盛名的作品，反映出如清使在中越文化交流及中國文化引進上的作用。

如清使不僅完成了外交任務，還蒐集清朝情報，用各種形式記錄了他們在清朝的見聞，包括所到地區政治、經濟、山川地理、風土人情等進行詳細地考察，並寫成書籍文獻，這不僅加深了越南對中國的瞭解和認識，也是反映清代中國社會的一面鏡子，成為後世一筆寶貴的文獻史料。

中國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漢喃研究院合作，歷時三年編纂，於2010年完成《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越南漢文燕行文獻集成》包括了從陳朝到阮朝期間越南使臣出使中國的79種記錄，其中該書從第8冊到第25冊是阮朝如清使的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