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馥

李文馥是越南“明鄉人”後裔 ^[1]  ，生於後黎朝晚期的東京（即河內）永順，先祖原籍中國福建漳州龍溪縣，在明代任官，明清鼎革時遷至越南。傳至李文馥的祖父李克敦（生卒：1720年─1789年），於1747年（後黎朝景興八年）考中鄉薦，任官至謹事郎太常寺寺丞。父為李致位（生卒：1765年─1824年），以行醫、教學為業。 ^[2] 

李文馥本人以科舉入仕。1819年（嘉隆十八年）在鄉試考取鄉廌。明命（1820年─1840年）初年，任翰林編修、充史館，後歷任禮部僉事、協理廣義兼管六堅奇、直隸廣南營參協。李文馥擔任這些官職期間，辦事甚有表現，獲明命帝賞識，升至户部右侍郎、署右參知之職。 ^[3] 

1829年（明命十年），李文馥因受賄罪被一度撤職。事緣在該年農曆二月，有奸商廖寧泰、杜輝松等謀領北城（河內）關税，以百餘兩銀賄賂李文馥，文馥則從中協助。不久，事件揭發，十月，李文馥罪成撤職，原要收押候絞，但因獲特赦被釋，其後更得阮朝繼續起用。 ^[4] 

李文馥在受賄案被赦後，多次奉命出使國外。據中國台灣學者陳益源的研究及統計，李文馥是從1830年（明命十一年）到1847年（紹治七年）的十七年裏，不是奉派出國，便是在管理水師事務，其出使次數最少有十一趟，行程包括小西洋（印度半島沿海）、新加坡、呂宋、廣東、福建、澳門、燕京等地。 ^[5] 

據文獻所載的李文馥十一次出使及升遷情況如下 ^{[6]  [7]}  ：

李文馥於1847年（紹治七年），因“辦事不善”再遭貶官。該年農曆二月，有法國戰船駛至沱㶞，展示十字架標幟，阮朝官員認為他們“來意倨傲”。阮朝派李文馥與法國人交涉，但李文馥處理手段軟弱，阻擋不住法國人帶槍劍闖入公館挑釁，遂被朝廷指為“案擬發兵”、“有虧國體”，將之免職收押。 ^[9-10]  李文馥遂再一次失勢。

1848年（嗣德元年），朝廷再次起用李文馥，任郎中，辦理禮部事務。1849年（嗣德二年），升任為光祿寺。其後，據《大南實錄》記載他在此不久後去世，朝廷追授他為“禮部右侍郎” ^{[6]  [11]}  ，後世一般按照史文，以1849年為其卒年。中國學者陳慶浩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李文馥在其著作《掇拾雜記》中所寫的序，是在1850年（嗣德三年），因此應該卒於該年之後。 ^[12] 

李文馥以中華文化自詡，認為當時的越南阮朝是華非夷，並曾為此與中國官員爭辯。李文馥在1831年（明命十二年）擔任如清使出使中國福建以護送海難眷屬時，因見對方官員把他帶進位於福州的住所題寫“粵南夷使公館”六字，心感不滿，因而“誚讓館伴官，聲色俱厲，不入館，令行人裂碎‘夷’字”，中國官員便把館名改為“粵南使官公館”。隨後，李文馥“恐其未盡曉然”，撰寫《夷辨》（後世又稱《辨夷論》）張貼在公館，進一步申明論點，指出越南仍流傳着中國的制度文化、學術思想，社會習俗，所以是若將越南“謂之夷，則吾不知何如為華也” ^[13]  ；而對綱常道義上“一棄而不顧”的外國民眾，才是他心目中的“夷” ^[14]  ；李文馥在文中又強調當日的越南阮朝已發展至崛起成為“天地間一大國矣”，就國力而論，更不應稱夷。 ^[15-16]  《夷辨》的論調在當時便得中國人士認同，對它有“議論正大”、“持論高明”等稱譽。 ^[17]  這個故事後來經越南文人潘叔直的潤色，其地點由福州變為京師會同館，時間從1831年（明命十二年）變成1841年（紹治元年），《夷辨》被改成《辨夷論》，“粵南夷使公館”被改成“越夷會館”，李文馥的行為和文章也更為激進。 ^[18] 

李文馥經過多年的周遊列國，對西方列強治下的殖民地亦有所涉足，而他對西方人的觀感則傾向負面，認為他們唯利是圖，“大抵西夷之人，純以商賣為事，持籌握算，殆無虛劇。其謀人之利也，必窮其心慮；其取人之財也，必盡其錙銖”，西方文明是“吾人之所不屑”。 ^[19]  李文馥對西方存有排斥心理的成因，學者陳益源分析認為“可能是出自他反殖民態度的一種自然反射，更可能是本源於中國與越南傳統儒家華夷觀念的牢不可破。” ^[20] 

李文馥在阮朝，便在文壇上佔一席位。阮朝官修史籍《大南實錄》稱：“文馥有文名，為官屢躓復起，前後閲三十年，多在洋程效勞，風濤驚恐，雲煙變幻，所歷非一，輒見於詩云。” ^[6]  在現代，中國學者陳慶浩稱他是“阮朝重要的漢喃文作家和出色的外交家”。 ^[2] 

李文馥善於寫作，留下多部獨力撰寫及參予編寫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