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進民退

對於“國進民退”概念的理解，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講，表現為國有經濟在某一或某些產業領域市場份額的擴大，以及民營企業在該領域市場份額的縮小，甚至於退出。廣義上講，除了上述內容外，還表現為政府對經濟干預或者説宏觀調控力度的加強。

無論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都是市場經濟的中市場主體競爭的必然結果，是市場經濟的正常現象。國進民退了應該説是與建立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制度相一致的，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只是我國個別領域和行業出現的國進民退依然沒有改變公有制為主體、其他私有制為輔體的國民經濟結構，中國是否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還是個問題。

為了能夠定量描述近年來逐漸凸顯的“國進民退”現象，《中國企業家》根據《中國統計年鑑》的數據，對2002年和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產值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佔的比重進行了計算。2002年，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為40%；2007年國有工業產值的比重為29.5%，下降了近10%，説明經濟發展總體上仍是“國退民進”的態勢。只有“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煙草製品業”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三個行業出現國有經濟比重上升的情況。

而在《中國企業家》調查中提出的“哪些行業出現了國進民退”的問題，中選率在10%以上的行業從高到低依次是石油石化、航空、鋼鐵、煤炭、金融。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博客)表示，要慎下“國進民退”的結論，是否存在傳統意義上的“國進民退”現象，要對具體的案例進行具體的研究剖析，到底這是雙方自願的市場化行為，還是由於政府的強迫。他認為，市場競爭之下，任何市場主體都有進或退的可能性；不管是“國進”還是“國退”，對於民營企業來説，尋求產品與商業模式的獨特性與創新性，是任何年代、任何形勢下不二的成功法則。

據《中國企業家》瞭解，商界與學界一些人士之所以對“國進民退”感覺強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國有經濟在重要的基礎性行業佔據主導地位，且集中度越來越高，如石油石化、鋼鐵、金融、電信、鐵路等，由於其關係國計民生，因此比較引人注目。二是這些行業大都是利潤豐厚的壟斷行業，且伴隨着這一輪經濟增長週期，利潤迅速增加，引起了社會的普遍質疑。

1998年，中國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國有企業大量出現虧損、倒閉和職工下崗的情況，由於國有經濟當時所佔比重還比較高，所以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注。隨後，中央提出了國企三年改革脱困的計劃，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就是“抓大放小”，國有經濟收縮到壟斷行業和更具優勢的競爭領域，用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師範劍平的話説，當時是“國退民進”的格局。這種在經濟佈局上順勢而為的調整構成了中國經濟走出低谷的一個重要體制基礎。

2003年國資委成立後，要求央企進入行業前三名才能避免被淘汰，這使得央企必須要不斷擴張、收購、兼併，這就表現出“國進民退”。 ^[1] 

十年之後，全球金融危機來襲，企業界感受到的卻是“國進民退”的相反格局。根據《中國企業家》的調查結果，大部分企業中高層認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和金融體制環境對國企“更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國進民退”現象的主要因素。其中選率分別為86.36%和76.19%。

十大產業振興規劃

仔細研讀“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除了可被視為普適性的貸款優惠、税收減免等產業扶植政策外，支持國企通過併購重組、做大做強的政策導向相當明顯，有些規劃裏面列出了具體的國有企業的名字，甚至政府要支持的具體併購重組計劃。例如，汽車產業振興規劃提出要重點支持的“三大三小”，均為國企；船舶工業規劃提出要重點發展“兩個龍頭企業”—— 中國船舶和中船重工；而在鋼鐵產業振興規劃裏，更是將“推進鞍本與攀鋼、東北特鋼，寶鋼與包鋼、寧波鋼鐵等跨地區的重組，推進天津鋼管與天鐵、天鋼、天津冶金公司，太鋼與省內鋼鐵企業等區域內的重組”這樣的具體操作路徑寫入其中。回顧近幾年來政府頒佈的五年規劃和諸多產業政策，這種“對號入座”地向國企傾斜的態度是極為罕見的。政府的產業政策往往是銀行貸款投向的指揮棒，如此明示的政策偏好，將使金融資源進一步向國企集中，民營企業在這些領域恐怕很難有長大的未來。

金融體制的影響

至於金融體制環境，一直以來都是優待國有企業。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這種優待更加明顯。2008年上半年，為了應對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貸款規模加以限制，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企業受到金融收縮的影響最顯著。而到了2008年下半年，政府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經濟下滑，開始實行寬鬆信貸政策，2009年一季度，貸款規模高達4萬多億，但是大部分貸款都流向了“鐵（路）、公（路）、機（場）”等大項目以及房地產開發，中小企業依然感受不到“陽光雨露”。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大，引起的關注度不可謂不高，但是似乎仍然只停留於表面文章上，真正骨子裏的改革可能還有漫漫長路要走。

再看看金融危機和4萬億投資對於“國進民退”的影響。根據《中國企業家》的調查結果，認為兩者加劇“國進民退”態勢的被訪者均未超過50%，中選率分別是39%和50%，而認為“看不清楚”的比例亦分別高達39%和31.82%。金融危機作為一種客觀的外部市場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是全局性的，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不能倖免於外。但國企由於出身優勢，可以比民營企業更便利地獲得國家資金救助。如果説民企東星航空由於經營不善不得不走上破產重整的道路是市場之選，那麼鉅虧的東方航空獲得國資委70億元的注資，背後的含義則耐人尋味。一位民企人士比喻得相當到位，“大家都在過冬，國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襖，而民企仍是薄衣單衫，這不是要了我的命麼？”

至於4萬億投資大計，雖説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和國有企業大項目，投向了基礎設施，如前面提到的“鐵公機”項目，但是這些領域本來也是民間資本少有涉足和具備競爭優勢的領域。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高路易對此有比較清晰的分析。他認為，4萬億投資計劃並沒有產生政府投資對於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也就是説造成“國進民退”的態勢。但他同時也對政府投資的勢頭強勁，而社會投資疲軟的現象表示了憂慮。“此舉（4萬億政府投資）的短期效應固然值得肯定，但是從長期角度看，中國經濟增長仍要依靠工業、依靠中小企業共同發展。”

互聯網產業中“國進民退”的有充分體現，除了幾個全國性的商業大站，其地方性的網站98%已被地方傳媒機構所壟斷，相關管理從備案審批等環節限制民營企業或者個人經營。

出乎意料，這場始自學術界的少數人的言論，竟會逐漸演變升級為事關中國是改革還是倒退的體制之爭。

“國進民退論”、“國企壟斷論”、“與民爭利論”，便頻頻出現在一些學者的公開言論中；這些極具敏感度和煽情性的概念一經亮相，就受到外界高度關注，引來很多人的附和甚至聲討……

對於“國進民退”的憂慮正在商界、學界悄然蔓延。在舉國應對經濟下滑的氛圍中，在4萬億投資大計和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光環下，這種聲音並不十分悦耳，但卻真實而耐人回味。

“國家4萬億投資，一季度銀行又放出4萬多億的貸款，看着轟轟烈烈，卻大都給了國有大項目，我們一分錢都拿不到。”（某民營企業老闆語）

“我們在某家銀行的信貸記錄上很好，是大大的良民，卻貸不到款。經濟危機來了，國有企業是穩定了，民營企業恰恰相反。”（春秋航空董事長王正華語）

“此次政府出台的4萬億元投資計劃中，佔比最大的是基礎設施建設類，其中居首位的是鐵路建設投資，這是否會強化鐵路部門國有資本一家獨大的格局？”（某專家語）

“危機來了，政府作為投資主體是可以的，但長期來看，是不能解決經濟發展的根本問題的。地方政府就是‘跑部錢進’。這讓我想起了20年前的現象，感覺好像非常不好。”（建業集團董事長胡葆森語）

“國電在做硅材料，華能和大唐也想進入風機，如果他們建立了製造能力，我們（民營企業）報價再低也不會要我的，國內能源市場的開放就永遠不可能了，那將是整個產業鏈條的壟斷。”（某光伏企業負責人語）

“在這輪危機中，‘國進民退’已經成了一種普遍現象。”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原全國政協副秘書長保育鈞説，“去民營化”現象已愈演愈烈。

保育鈞認為，改革30年的發展歷程表明，民營經濟的崛起是導致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經濟危機之中，本應利用此次機會深化體制性改革，加快調整產業結構，帶動更多的社會投資，但如今的做法卻正好相反，如何帶動社會投資，看不到辦法。中國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過程，就是政府動員向市場投放資源的過程。最大的受益者還是國有企業，土地、資本等資源都在流向國有經濟。“現在是打着提高集中度、維護經濟安全的名義，排斥民間資本。”他憂慮的是，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經濟，在經濟危機中屍橫遍野。

2007年下半年，中央推進新一輪的收縮型宏觀調控，資金鍊已開始吃緊的民營企業在2008年又遭到金融危機的影響，至此宏觀調控之手開始大包大攬，繼而上演的這些“國進民退”現象，在保育鈞看來，是一種“體制復歸”，而每一次的宏觀調控，受衝擊最大的都是民營企業。

自1981年改革開放之後的首輪宏觀調控(當時叫治理整頓)以來，將近30年的時間裏，幾乎每次宏觀調控和經濟低迷，都伴隨有“國長民消”現象的發生。

如1981年整頓投機倒把中“温州八大王”被通緝，造成私營企業主人心惶惶；1996年的宏觀調控中類似巨人、三株、秦池、南德、亞細亞等不規範民企紛紛倒掉；2004年的銀行惜貸、監管加強，也讓許多民企紛紛坍塌，江蘇鐵本被當作盲目投資的典型，德隆系、鴻儀系、湧金系、明天系、格林科爾系、青鳥系、斯威特系、順馳、託普都爆出資金鍊斷裂消息。其中，鐵本的戴國芳、德隆系唐萬新、鴻儀系鄢彩宏、格林科爾系顧雛軍都身陷囹圄。

在“民消”的這一歷程中，既有民營企業因先天性不足而存在的諸多缺陷，也摻合着複雜的體制因素，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種種利益博弈。

國有經濟“是進是退”，必須有一個標杆來衡量，用不同的標杆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不同的結論會做出不同決策，其影響甚大。有兩個標杆，一個是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標杆，一個是十五屆四中全會的控制標杆。

2010年8月2日《深圳特區報》在A8版，登截新華社8月1日發佈、以大標題：《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稱：統計數據不支持‘國進民退’觀點”》。國家統計局就近年來我國非國有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明顯快於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得出從“總體上看，統計數據並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説法。”

從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來看，的確得不出“國進民退”的結論。如果以黨中央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為標杆，就會得出“國進民退”的結論，二者大相徑庭。《決定》指出：“國有經濟需要控制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這是黨中央對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方針，將國有經濟控制的範圍縮小到“三個行業和兩類重要骨幹企業”之內，騰出空間發展民營經濟，這就是“國退民進”。全會對國有經濟這一定位回答了要國有經濟幹什麼，其職能是為社會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社會服務，不是為了獲得盈利，一般民營經濟不進入，因無利可圖，只能有國有經濟來承擔。

最近國發[2010]13號文件，即“新36條”，又明確指出：“政府投資主要用於關係國家安全、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經濟和社會領域”，即投入三個行業兩類骨幹企業，這是國有經濟“有進”的方向，除此之外國有經濟應當“有退”，中央的這一“有進有退”的精神是非常堅定和明確的。以此為標杆，來分析我國近期國民經濟發展走勢，會得出另一結論：“國進民退”，不支持國家統計局的“國退民進”。

第一，國資委將中央決定控制的“自然壟斷的行業”，改為“重大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產資源”，大大擴大了國有經濟控制的領域，使一些地方在強行收回小煤礦和小油田有了政策依據。一個政府部門修改中央全會的《決定》，這是少見的。這是公開的“國進民退”。

第二，根據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將國有經濟鎖定在“三個行業和兩類重要骨幹企業”，其以外的國有經濟應退出，而實際上有許多國有企業固守陣地，但效益低下，並沒有退出，這是隱形的“國進民退”。

第三，中央決定國有經濟應當在“三個行業兩類重要骨幹企業”以外的行業和領域“有退”。但在“做大做強”、“保值值增”方針指導下，迫使國企去追逐利潤最大化，不僅不“有退”，反而大大“有進”，央企進入房地產業就是一例。高達70%的央企——127家中94家經營房地產，佔到該行業的60%，60%以上“地王”出自央企之手。國資委為了應付兩會代表和委員的質問，宣佈78家央企退出房地產。從數字上看，可謂退出力度之大，約82%的央企退出房地產。這是虛晃一槍，掩人耳目，剩下的16户，擁有央企投入房地的資產總額的85%，銷售收入的86%，利潤的94%，實際上並沒有退出。 ^[2]  這是“明退實進”。

第四，據有關方調研，目前全社會80個行業中，允許外資進入的有62個，佔77.5%，允許民間資本進入的只有41個，佔51.25%。民間投資在傳統壟斷行業所佔比例非常低。據統計，民間投資在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中佔13.8%，在教育中佔12.3%，在衞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中佔11.8%，在金融業中佔9.6%，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中佔7.5%，在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中佔6.6%，在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中佔5.9%。 ^[3]  這樣的壟斷是“國不讓民進”。

很顯然兩個標杆得出兩個不同結論，“統計數據不支持‘國進民退’觀點”，同樣統計數字也不支持“國退民進”觀點，因為國企並沒有按中央決定退出一些行業和領域，為民營經濟發展開拓空間，反而在“做大做強”思想指導下，以“保值增值”驅使國企擴大佔有行業和領域。其經濟數字增長慢，不是“國退民進”，而是發展乏力。一些國企雖然享受優勢資源壟斷特權，政府大量投資特權，銀行鉅額貸款特權，股票上市圈錢的優先特權，還戴着一頂“紅帽子”，擁有“四特一紅”，可謂得天獨厚，但由於國企的痼疾和腐敗，使其經濟增長緩慢，不如民營經濟増長快。 　2009年國企利潤中80%是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聯通、中移動、中電信等不到10家壟斷企業提供的，其餘絕大多數國企要麼產能過剩、要麼虧損。國企佔有60%以上的社會資源，對GDP增長貢獻不足3%，就業貢獻不足20%。全國政協首場新聞發佈會披露，“2009年私營企業工業同比增長18.7%，國有企業同比增長6.9%；私營企業從業人數同比增長5.3%，國有企業同比增長0.8%；私營企業主業收入同比增長18.7%，國有企業同比降低0.2%；從最重要的利潤指標來説，私營企業的總利潤同比增加17.4%，而國有企業同比降低4.5%。”貨幣供應量每增加1%，國有工業實際增加值平均為0.83%，民營工業則為2.87%，是國企的3倍多。 ^[4] 

國有經濟發展慢是壟斷造成的腐敗。國家電力總公司總經理高X攜鉅款和情婦外逃，中石化老總陳XX一次批給情婦加油站轉手就得到1億多，她利用中石化在青島建1000萬噸煉油廠之際，低買高賣地皮就賺得2億，這位陳總因受賄9億多，鋃鐺入獄。 ^[5]  國有經濟發展慢、許多高管落馬，這都是國有經濟壟斷造成的。正如列寧所講：壟斷會產生寄生和腐朽，這才是國有經濟增長慢的原因。所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既不支持“國進民退”，也不支持“國退民進”，只是證明“國腐民興”，所以國有經濟發展沒有民營經濟增長快。

可見以數字為標杆：一是不符合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確立的國有經濟戰略調整的精神；一是掩蓋“國進民退”，會誤導社會輿論，為繼續“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提供理論依據。其實在這兩種標杆之後，有兩種觀念和兩種理論。以數字作標杆，表明沒有“國進民退”，國有企業可以擴大壟斷，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以便堅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這是舊觀念在作怪。以控制行業和領域為標杆，就是確定國有經濟定位，發揮國有經濟職能，擴大民營經濟發展空間，是我國經濟改革的取向。可見標杆之爭不是一個技術問題，而是觀念之爭。為了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在標杆問題上應取得共識，統一到中央確定的國有經濟戰略調整上來，避免出現徘徊和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