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甲法

熙寧三年頒行。保甲法規定：

各地農村住户，不論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後改為五家）組成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為保丁。農閒時集合保丁，進行軍訓；夜間輪差巡查，維持治安。

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壯丁接受軍訓，與正規軍相參為用，以節省國家的大量軍費，又可以建立嚴密的治安網，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編制起來，以便穩定封建秩序。

王安石變法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從新法實施，到守舊派廢罷新法，前後將近15年時間。

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併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税負擔，封建國家也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

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給百姓的生活造成了負面影響，最終被罷廢。

王安石實行保甲法的目的：

第一是“除盜”

第二是“與募兵相參”，部分恢復徵兵制

第三是“省養兵財費”（《長編》卷221熙寧四年三月丁未）。

自熙寧三年（1070）頒佈保甲法後，又陸續作了一些補充和修改的規定，將五户為一保，二十五户為一大保，二百五十户為一都保的編制推行於各路鄉村。

據《宋會要》兵2之5—7，《長編》卷24s熙寧六年十一月戊午載，保甲法開始時十户為一保，五十户為一大保，五百户為一都保，後分別減為五户，二十五户和二百五十户。保甲是鄉兵，宋廷為了實行“以丁聯兵”（宋會要各兵2之23），“與募兵相參”，主要採取“上番”和“教閲”兩項措施。

上番是全國性的。

熙寧五年（1072），宋廷先後發佈兩道命令，規定主户保丁輪流在各地巡檢司上番，“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二，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長編》卷235熙寧五年七月壬午）。

保丁上番，“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鹽菜錢一十文”（《長編》卷343元豐七年二月辛未），而都、副保正可另外得錢七千文，大保長三千文。

在上番期間，“保正、長、保丁毆罵所轄巡檢，依本屬刺史、縣令法。保丁毆罵保長、保正，加凡鬥二等”，以建立嚴格的封建等級隸屬關係。

上番帶有很大的強制性，保丁“私逃亡，杖六十，計逃日補填。酉點不到，不赴教閲，許小杖科決，不得過七十”。

保甲上番的任務，是在巡檢管轄下，“教習武藝”，“出入巡警”（《長編》卷237熙寧五年八月壬辰）。

在保甲上番後，巡檢司下原有的軍士大部裁撤，只留下少量軍士供役使。

接着，宋廷又命令“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宋史》卷192《兵志》），縣尉司下的弓手自然也作同樣處置。

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各地上番的時間並不統一，如陝西是所謂“旬上”，即十天為一期（《長編》卷343元豐七年二月辛未），而“河北、河東等路義勇保甲令於巡檢、縣尉下上番”，“其上番人並半月一易”（《長編》卷274熙寧九年四月庚戌）。

此外，北宋還對保甲上番頒發了一項重要的修訂，即“諸路五畝以下保甲更不輪差赴縣尉、巡檢司，仍免教閲”（《長編》卷281熙寧十年四月丁未）。

保甲在各地巡檢司和縣尉司上番，還限於維持地方上的封建治安，並非作正規軍使用，由於上番時限的短暫，加之各地保甲上番的數量和規模不等，實施狀況不一，事實上也不可能進行多少軍事操練。

因此，宋廷更加重視的，還是對保甲的教閲。

最早在熙寧四年（1071），開封府已規定“農隙”之時，“保丁肆習武事”，經過校試以後，武藝高強者可以升官或免除部分税役(《宋史》卷192《兵志》)。熙寧八年（1075），又令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實行農閒操練，每年十月至來年正月，義勇保甲分批往州縣參加教閲，每期“教閲一月”（《宋會要》兵2之10）。後又將河北與河東的冬教時間，改為每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長編》卷269熙寧八年十月癸丑）。

上番推行於全國，而教閲僅限於開封府界和北方的河北、河東和陝西，在這些禁兵的主要集結地推行保甲教閲，其用意當然是非常清楚的。

元豐時，宋廷又將陝西、河東和河北“五路義勇並排為保甲”（《宋會要》兵2之19—20），並實施“團教”和“集教”。

集教是將大保長集中教閲，開封府界設置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

大保長學成武藝，轉充教頭，又對保丁實行團教，“凡一都保相近者分為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之”（《宋史》卷192《兵志》）。

據元豐四年（1081）統計，開封與五路參加教閲的保丁、大、小保長和都、副保正達六十九萬多人。開封與陝西，河東、河北參加教閲的保甲數據《宋史》卷192《兵志》，又《長編》卷337元豐六年七月庚申，還分別記載開封等地的詳細數字。

宋廷還專設提舉保甲司，負責保甲的教閲事宜。

上番，特別是教閲，給保丁們帶來非常深重的苦難，不僅嚴重影響家庭的農業生產，還受盡保正、保長、巡檢、巡檢部屬的指使和提舉保甲司的指使、勾當公事的欺凌和勒索。有些保丁自毀肢體，以求免於教閲，逃亡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銜怨，人人所同”，遂起而反抗，“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勾〕當官”（《長編》卷361元豐八年十一月丙午）。

到宋神宗末年，“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為之，本欲禦寇，乃自為寇”（《要錄》卷96紹興五年十二月丙午）。

事勢的發展，恰好走向了統治者意願的反面。

保甲的上番和教閲，既然是以尖鋭的階級矛盾為基礎，並使這種矛盾更加激化，這就決定了保甲不可能具備堅強的戰鬥能力。後來宋哲宗親政時，章惇曾吹噓熙寧時，保甲“教藝既成，更勝正兵”(《宋史》卷192《兵志》)。曾布也説，“是的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乘〕皆良馬，鞍轡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永樂大典》卷19735《曾公遺錄》)。他們所説的即使是事實，也不過是反映某些官户和富家子弟，希望通過皇帝閲試武技，而得到入仕或升官的機會，並不能反映廣大貧苦保丁的訓練水平。

事實上，儘管保甲教閲多年，宋廷卻從未將保甲當作正規軍使用。元豐四年(1081)，為進攻西夏，宋廷除大量調遣禁兵外，還令開封府和陝西“共選募義勇保甲萬人”(《長編》卷313六月壬午)。但是，宦官王中正顯然對選募保甲參戰沒有信心，“乞更不選揀義勇保甲一萬人”(《長編》卷314七月壬子)，很快得到批准。在戰爭過程中，義勇保甲無非是擔任“守城”，“慊役”，“輜重”，“饋運”等輔助性差使(《宋會要》兵2之22，《長編》卷315元豐四年八月丁巳，卷326元豐五年五月丙申)。總而言之，宋神宗君臣雖然對教閲保甲費盡心血，結果卻並未對增強軍力起多少作用，無異於畫餅充飢。馬端臨説，“保甲之事”“徒足以困百姓，而實無益於軍實”(《文獻通考》卷153)，這是實事求是的評論。

年幼的宋哲宗剛即位時，反變法派上台，廢罷團教，雖規定仍然實行“冬教”，實際上也處於“弛廢”狀態(《宋史》卷192《兵志》)，而廣大鄉村的保甲編制依舊保留。此外，還在保丁起義最盛的河北，“寄招保甲，填在京禁軍闕額”，“雖短小一指”，身長不合格，“並許招刺”，還另外“增錢一千”(《長編》卷373元祐元年三月乙酉，卷377元祐元年五月戊午)。這是趙宋統治者傳統的募兵弭盜政策。

待到宋哲宗親政，重新起用變法派後，安惇上奏，建議恢復保甲教閲，而曾布卻説：“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致驚擾。”(《永樂大典》卷19735《曾公遺錄》)他提出種種理由，主張緩行，實際上是害怕“驚擾”鄉村，再次出現起義。後來保甲教閲畢竟恢復了。宋徽宗時，雖大事推崇其父“神考，，的“良法美意”，由於保甲教閲造成的騷擾，崇寧年間，“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閲，又二百三十餘牒遮樞密張康國馬首訴焉，，(《宋史》卷192《兵志》)，故最終仍然無法將教閲制度維持下去。李綱後來説：“十餘年來，降指揮以免教閲，其法遂廢，而保甲不知兵，徒有其名而已。”(《梁溪全集》卷63《乞籍陝西保甲京東弓箭社免支移折變團結教閲札子》)。

關於北宋後期保甲軍訓的盛衰，正如馬端臨所説：“自元豐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廩給，以為民兵教閲之費。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寧，大觀以來，蔡京用事，兵弊日滋。”(《文獻通考》卷153)自唐朝廢除徵兵制，推行募兵制後，北宋後期實行保甲軍訓，實為部分恢復徵兵制之舉。然而史實證明，恢復徵兵制的企圖是不成功的。[保甲法涉及的方面較廣，還包括宋朝鄉村政治制度，役法改革等方面，本書僅從保甲軍訓的方面予以評述。]

保甲法始終遭到士大夫的激烈反對.因為保甲法具備了一定的軍國主義傾向,有向軍功爵位制遞進的可能.這將徹底摧毀士大夫階層,對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傳統將造成極大的破壞性影響.

保馬制是讓百姓幾家合力為國家養馬作軍事用途，因為北宋缺乏牧區。保馬法，王安石變法之一。神宗時，宋朝戰馬只有十五萬餘匹，政府鼓勵西北邊疆人民代養官馬。凡是願意養馬的，由政府供給馬匹，或政府出錢讓人民購買，每户一匹，富户兩匹。馬有生病死亡的，就得負責賠償，但遭遇到瘟疫流行，死了不少馬匹，徒增民擾。不久廢止，改行民牧制度。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人。仁宗慶曆進士。嘉佑三年(1058)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要求改變“積貧 積弱”的局面，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併，強化統治力量，以防止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神宗熙寧二年(1069)任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實行變法。並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對西夏作戰的形勢。因保守派反對，新法遭到阻礙。熙寧七年辭退。次年再相；九年再辭，還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封舒國公，　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諡文。

他強調“權時之變”，反對因循保守，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他主張“絕求正所以經世務”，設置專局，使子與門人纂修各經新義，以為誦習的定本。《詩》、《書》、《周官》三經新義最為重要，《周官新義》尤能闡發新政理論。他的詩文頗有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之作，體現了他的政治主張和抱負。散文雄健峭拔，舊時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詞雖不多而風格高峻，《桂枝畫·金陵懷古》頗有名。所著《字説》、《鐘山目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三經新義》中的《周官新義》殘卷、《老子注》若干條。

桂枝香(登臨送目)

浣溪沙(百畝中庭半是苔)

南鄉子(自古帝王州)

漁家傲(平岸小橋千嶂抱)

菩薩蠻(數家茅屋閒臨水)

千秋歲引(別館寒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