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心理學史

1840年～1920年

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的歷史悠久，但在長期封建統治下，缺乏發展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條件。鴉片戰爭以後，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心理學開始傳入中國。早期傳入的西方心理學不過是西方哲學的一個分支，或稱哲學的心理學。中國第一個留美畢業的學者容閎於1847年在美國學習的心理學課目，以及國內於1889年顏永京譯出J·海文著的《心靈學》（Mental Philosophy，1857年）都還屬於哲學的心理學。隨着科學尤其是生物科學的發展，19世紀後期，西方心理學開始從哲學中獨立出來。一般認為W·馮特在萊比錫建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1879年）標誌科學心理學的正式獨立。新的科學心理學也很快傳入中國。外國教會在中國設立的一些大學在20世紀初的頭幾年就採用馮特的學生E·B·鐵欽納編的《實驗心理學》及美國W·詹姆斯的心理學著作為教材。1901年～1905年，清政府迫於形勢，廢科舉、辦學堂、推行“新政”之後，心理學的傳播更加擴泛，成為師範學堂的一門新課程。當時還編譯出版了多種教材和日籍教師的講義等。王國維從英文版重譯丹麥H·霍夫丁的《心理學概論》（1907年中文第一版），在當時有較大的影響。辛亥革命（1911年）後出版的心理學教材更多，其中陳大齊的《心理學大綱》（1918年）是中國自編的最早的大學叢書之一，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馮特時代心理學的主要成果和科學水平。

辛亥革命前後，一些革命家和進步學者對創立中國的心理學抱有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他們認為心理學是科學地闡明意識和行動的學科，是與修心養性、砥礪革命意志、移風易俗、治國救民密切相關的一門重要學問。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孫中山的《心理建設》和知行學説，就包含了重要的心理學思想。民主革命家、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蔡元培留學德國時曾親聆馮特講課，並學過心理學的實驗法（1908年～1911年）。他任北京大學校長後，陳大齊即在北京大學建立了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1917年）。蔡元培還親自選派留學生出國學習心理學。這一時期，在外留學的唐鉞、陸志韋、張耀翔等相繼回國。1920年南京東南大學設立中國第一個心理學系。所有這些，都為中國心理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時，中國心理學者也開始結合實際開展初步的研究工作,並在當時思想戰線的鬥爭中漸露鋒芒。陳大齊的《闢“靈學”》（1918年）和《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識之調查》（1919年），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

1921年～1937年

從1921年中華心理學會成立到抗日戰爭爆發，中國心理學專業人員、機構、出版物都迅速增長。蔡元培主持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一開始就設立了心理研究所（1928年）。1922年創立了中國第一本心理學刊物《心理》雜誌（張耀翔主編，1922年～1927年），後來又陸續出版了學報、季刊、半年刊等。

主要研究工作　這個時期已開始廣泛開展基礎研究（包括生理心理、心理過程、發展心理、比較心理），並取得一定成果。應用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教育心理方面的研究開展得更為廣泛，而且具有一定的中國特色；也有少量的醫學心理和工業心理的研究。

在生理心理方面，有蔡翹、盧於道等關於大腦結構與功能，蔡樂生等關於營養藥物與心理，汪敬熙等關於內分泌、皮電、腦電與行為的關係等的研究。在基本心理過程方面，研究得較多的是視知覺，其中包括沈有乾等的漢字知覺，還有圖形知覺與錯覺、陸志韋、程廼頤等的學習、記憶及思維等。在發展心理方面，有陳鶴琴等的兒童個案觀察，孫國華等對新生兒心理特點的實驗，黃翼等對兒童思維特點的研究。在心理測驗方面，結合當時實際需要還修訂了比奈－西蒙量表（陸志韋，吳天敏）、墨跋量表和畫人測驗（蕭孝嶸）。在比較心理方面,郭任遠等對雞胚胎行為發生的實驗研究,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在教育心理方面，對語文心理中漢字問題的研究具有中國特色並取得顯著成果。劉廷芳、周先庚、艾偉等分別對漢字字形結構、排列方式（豎排與橫排）、閲讀與理解、音形義的相互作用、常用字的篩選等進行過細緻的實驗與調查研究，並就漢字的簡化與改革從心理學方面提供了不少科學依據。對數學等學科的教學心理和學習心理、中小學生的個性品德等也進行了研究。智力測驗和學科測驗得到廣泛應用，全國編制各種測驗達40～50種。在醫學心理方面，初期主要是介紹西方關於變態心理、心理治療和心理衞生的資料，後期才出版了中國大學的有關用書（章頤年等），並開展了若干心理衞生門診和心理諮詢工作，在臨牀上有時也應用暗示和催眠。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在中國雖有一定影響，但當時西醫在中國並不普及，精神病院更是鳳毛麟角，中醫有自己的傳統觀念，因此這一學説在醫療上的應用不多。當時工業心理學尚處於萌芽狀態，除介紹西方一些資料、進行幾種職業測驗和技能測驗外，周先庚、陳立等還在機械業（北京南口）和紡織業（江蘇南通）進行過關於改善工作環境等方面的初步研究。

理論觀點 　20～30年代，西方相繼出現許多心理學派，各家學説競相爭鳴。因此,繼馮特的心理學之後，機能主義、行為主義、弗洛伊德學派、格式塔學派的一些主要著作也先後傳入中國。其中，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影響較大，郭任遠就是著名的行為主義者，他進行了有獨創性的實驗研究並提出了自己的理論見解，發表論著試圖以“行為學”來替代心理學，認為“行為學的使命就是把心理學機械化、具體化、實驗化、物理化和生物學化”（1931年）。這在當時雖反映了他要求擺脱唯心論哲學的羈絆，使心理學成為一門嚴格科學的思想，但由於他認為世界上存在的只有物質，只有原子和電子，完全否定精神和意識，並進一步把心理學歸結為物理的科學，致使他陷入了機械唯物論。行為學派以外的其餘學派（包括馮特派）都重自然科學而貶斥哲學，事實上他們的理論觀點歸根到底都沒有擺脱舊哲學的窠臼。20年代末，潘菽、高覺敷等開始介紹以辯證唯物論為指導思想的蘇聯心理學。30年代後期，郭一岑、阮鏡清以及曹日昌、劉澤如等也都先後提倡用辯證唯物論的觀點和方法研究和建立新的心理學。但這種努力在當時並未普及。

1937年～1949年

抗日戰爭爆發以後，中國的心理學研究和教學單位，有的遷至西南地區，有的停辦，只有極少數大學還保留心理學系、組或開設心理學課程。心理學會及原有的刊物幾乎全部停辦，開始了中國心理學發展的低落時期。

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部分心理學者仍然堅持科研並取得了一定成果，培養了一批研究生，出版了一些重要著作，還新創辦了一個刊物：《教育心理研究》（艾偉主編，1940年～1945年）。研究工作涉及教育、神經生理、測驗與統計等內容。心理學的論文主要反映中國在教育心理，尤其是學科心理（語文、數學、英語）方面的研究成果。這一時期在生理心理方面出版有研究專著（汪敬熙《行為之生理的分析》，1944年）。在心理衞生方面也進行了一些工作，並出版了專集（丁瓚《心理衞生論叢》，1945）。工業心理研究方面得到工商界人士的贊助，出版過“實業心理專號”（《新世界》，1944年12月號），撰稿人有蕭孝嶸、陳立、潘菽、高覺敷等。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些大學相繼恢復了心理學系、組。

1949年以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日益發展，為中國心理學提供了廣闊的發展前景。從此中國心理學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重要階段　這個時期可以大致分為4個階段。

一、學習改造階段（1949年～1956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心理學的教學和研究機構，以及從事心理學工作的人員迅速增加。中國科學院1951年底曾成立心理所，1953年初改為心理研究室。1956年又擴建為心理研究所。在全國大專院校的院系調整中，合併了部分心理系、組，北京大學哲學系設置了心理專業（1952年），保留了南京大學心理學系（1956年後併入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在全國各師範院校及部分醫學院、體育學院設立了心理學教研室或教研組，開設必修或選修的心理學課程。在全國學科規劃中，心理學作為基礎學科之一制訂了12年發展的遠景規劃（1956年），明確了學科發展的新前景。

在這個階段裏，心理學界在全國範圍內有過兩個學習熱潮。先是系統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熱潮。通過學習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哲學筆記》和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等著作，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逐步樹立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並把它作為研究心理學的指導思想。隨後是學習蘇聯心理學（包括巴甫洛夫學説）的熱潮。邀請蘇聯心理學家來中國講學（1952年～1956年），在中國建立動物條件反射實驗室和人類條件反射實驗室，驗證巴甫洛夫若干重要的實驗並開展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評論和初步試探性的研究。

二、研究階段（1957年～1966年） 　在這個階段開始時，心理學界討論了心理學研究與實際結合的問題，明確了科學必須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個方向。為此相應地加強了研究工作的規劃和幹部的培養，又在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學院中設置了心理學專業（北京大學在院系調整時就有了心理學專業）。在心理學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在此期間，一度批判心理學中的“生物學化”和“抽象化”傾向，嚴重地混淆了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曾挫傷一些心理學者。後來按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排除上述干擾，開展了關於心理學對象、方法、任務與學科性質等基本問題的學術討論（1959年），並對這一討論進行了總結（1960年），促進了心理學的初步繁榮。

三、停滯階段（1966年～1976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心理學被誣衊為資產階級偽科學，遭到了嚴重的挫折和損失。心理學的發展處於停滯狀態。但仍有部分心理學者在困難的條件下，獨自堅持心理學的研究、編譯和著述工作。潘菽的《心理學簡札》（1984年）就是在這特殊時期內寫成的。

四、繁榮階段（1977年以後）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心理科學逐漸恢復和發展。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及全國各院校心理學教研室、組陸續恢復活動。先後在北京大學、杭州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和華南師範大學設立了5個心理學系。重新組織修訂了全國心理學科規劃。召開了各種專業會議和學術年會。

專業學術會議所確定的研究課題，不少是由全國許多單位協作進行的，如評論馮特的研究課題（1977年～1980年）有21個單位參加。在教育心理、發展心理、心理學史等方面也廣泛開展協作研究。為適應研究工作迅速發展的需要，中國心理學會設立了各種專業委員會。兩個曾經中斷了的刊物《心理學報》和《心理科學通訊》也先後復刊。重新修訂和新出版了多種教材、專著、論文集或叢書。

主要研究工作　發展時期的研究工作在許多方面取得進展。

一、基本理論研究 　中國的心理學者努力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研究心理學的基本理論。他們研究巴甫洛夫學説，進一步探討心理活動與高級神經活動的關係。有人認為心理活動是具有新質的高級神經活動；有人認為高級神經活動是心理活動的物質基礎，但對高級神經活動的研究不能取代對心理活動的研究，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具有辯證統一的關係。在心理學學科性質、對象和方法的論爭中，多數人反對片面誇大人的階級性或自然性，認為心理學的本質特點就在於人的心理既有自然性，又有社會性，心理學就是要研究它們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這既需要用自然科學的方法，也需要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依具體的課題而有所不同。基於這種認識，古典實驗法、條件反射法、測驗法以及電子計算技術和數學模擬方法等逐漸在中國心理學的研究中都得到應用。對於心理發展的動力或主要矛盾問題、實踐與心理的關係問題、意識問題、心身關係問題等，都進行了探討。在積極評述國外心理學思想和派別的基礎上，更加註意它們的新進展和對它們進行更系統的總結。例如潘菽主持的評論馮特的工作，就是這種總結的一個嘗試和開端。高覺敷主持的對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以及現代心理學史的研究也逐步展開。

二、基礎研究 　在生理心理方面，早期探討了兒童兩種信號系統相互傳遞、動力定型順序反應等。中期則以腦電為指標分析不同年齡（嬰兒至110歲老人）的腦電特點及其與某些智能活動的關係。研究表明，在5～14歲間腦電節律呈現兩次“飛躍”狀態。正採用電生理、微電極及生物化學等方法研究有關痛覺、學習、記憶、情緒、注意及應激狀態等的生理機制，以及不同生活環境下動物的生理心理特點、中草藥對動物某些心理活動的影響等問題。在知覺過程方面，關於視覺的研究已從早期的運動視知覺逐漸擴大到空間知覺、方位知覺、圖形知覺、深度知覺，以及顏色知覺（膚色、色盲）等，有的學者試圖提出有關知覺恆常性方面的初步理論。聽覺的研究也從早期的純音閾限的測定擴大到關於語音和噪音的調查，有的學者還提出了語言知覺反映論的新觀點。在發展心理方面，研究了幼兒的數、類和方法概念、色形抽象及因果思維等。研究了兒童對整體和部分認知的發展、數字運算能力和類比推理能力的發展、道德認知的發展等，還探索了初生至學前期兒童言語的發展，超常兒童和智力落後兒童的心理發展、評級和測量等。在比較心理方面，用條件反射法研究了動物的分析綜合能力，如文昌魚和金絲猴的學習特點，比較了猿猴與嬰兒的學習能力等。

三、應用方面的研究 　在教育心理方面，結合記憶、思維能力的發展，或者從文字改革方面研究了漢字心理學問題，還從漢字筆畫結構的信息分析及自動檢索的角度進行了心理學探索。在機器理解漢語，問題解決的認知研究方面，取得了進展。對於小學語文的集中識字和分散識字也有較多的實驗研究。在數學教學心理方面，有小學四則應用題，中學有理數和平面幾何等的實驗。60年代中國學科心理的研究一度引進了程序教學的實驗。關於現代小學數學教學實驗及初中數學自學輔導教學的實驗研究，對促進中小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提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小學生個性品德的心理學研究，早期主要是結合對學生的心理鑑定，後來是結合生產勞動、學習動機等進行的。關於工讀學校過失青少年的教育心理研究，也取得良好效果。犯罪心理方面也受到重視。在醫學心理方面，50年代末心理學者與醫學界協作進行神經衰弱等慢性病的綜合快速治療，貫徹積極心理治療原則，調動患者克服疾病的自覺能動性，取得了良好效果；結合治療還進行了病因調查和有關的病理心理實驗。60年代曾對克汀病人進行了心理調查，並提出了評定智力障礙等級的初步方案。對心理因素在針刺鎮痛中的作用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中國心理學家還研究了智力測驗和人格測驗的修訂和應用問題。強迫性神經官能症的心理診斷、利手與單側腦的神經生理學問題等也受到心理學家的注意。在工業心理方面，從50年代協同生產部門舉辦操作合理化研究班開始，先後在機械製造、鍊鋼、紡織等工業部門開展了改進操作方法、培訓技工、促進發明創造、防止事故等有關的研究。60年代根據國家建設的需要,又開展了鐵路交通信號、水電站中央控制枱信號顯示、建築工程中關於教室和工業廠房的照明標準，以及儀表工業中關於錶盤刻度設計等有關的工程心理研究。在此期間，航空心理方面也進行了有關飛行員選拔、訓練、飛行錯覺、航空照明、儀表顯示和航空噪聲等問題的研究。70年代後期在繼續開展有關工程心理研究的同時，還開展了與心理學有關的工效學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研究。運動心理是新發展起來的重要方面，已先後對球類、體操、田徑、射箭、射擊等競技項目中有關運動員的情緒、技能、性格類型等生理心理特點和心理訓練方法開展了研究，並獲得了初步效果。

四、研究方向 　總的來看，儘管開展了上述一些工作，但遠遠滿足不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需要。為了發展中國的心理學，今後要從4個方面入手：①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心理學工作的指導思想。這就是要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為指導，擺脱束縛心理學發展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②貫徹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把心理學研究工作與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緊密結合起來；③積極地通過批判分析，學習和吸收國外心理學的有價值的東西，貫徹“洋為中用”的原則；④進一步發掘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寶藏，鑑別提煉，以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為心理學提供了廣闊的發展前景，中國心理學者正加速建立具有中國特色、能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更好服務的中國心理學，為國際科學心理學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中國台灣地區心理學的發展概況大體上可劃分為4個階段：

第1階段為1945年～1960年　這個時期是初創期，其主要工作是在台灣大學心理學系進行的。1945年蘇薌雨着手籌建該系，1949年正式組成。在開展科研方面，陳大齊對理則學、印度因明、孔孟學説尤其是荀子的心理學思想深有研究。也有學者以格式塔心理學和場論為基礎，探討知覺方面的一些基本問題。

第2階段為1961年～1970年　在這一時期裏，台灣大學首批畢業生留學返台加強了工作。1961年台灣大學設立了心理學研究所。1963年師範大學正式成立教育心理學系。主要科研項目有以新行為主義為基礎,對學習與記憶問題的研究。此時期心理學的翻譯和著作日益增多。在教學方面，除台灣大學、師範大學及政治大學外，其他一些大專院校也開設了心理學課程。還有班達－格式塔測驗和柯氏性格量表的研究，學校心理衞生及心理疾病的流行病學調查研究。楊國樞等致力於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工作，曾開展“中國人的性格”專題研究，提出了一套有關的理論模式。通過系統實驗，曾提出一種新見解:工具性學習中也含有經典條件化歷程的成分,經典條件化歷程可視為類化作用的一個特例。

第3階段為1971年～1980年　這一時期是成長階段。在教學方面，1971年台灣大學心理所成立博士班；政治大學設置心理學系。1972年輔仁大學設立教育心理學系，1978年改名為應用心理學系。出版方面，不但系列性的著述增多，且出現不少心理學的專業出版社和圖書公司。科研方面，研究較多且具特色的有劉英茂等關於漢字、語文心理學問題的研究。在編制或修訂各種心理測驗方面，至此期已達130種以上。對兒童行為發展問題的研究較為廣泛。醫學心理方面，以不同方法在不同地區繼續開展早期進行的台灣社區精神病罹患率調查，並更深入地回顧其流行病學及臨牀的研究。對某些特殊的異常行為（如縮陽焦慮、腎虧神經症候羣）及特殊兒童（如弱智、殘障兒童）均曾開展研究。還研究了台灣民間心理醫療及團體治療的效果等。

第4階段（1981年以後）　這時期高尚仁等繼續深入研究語文、漢字心理，並擴展至對書法和國畫的心理實驗研究。也有人探討中國人的社會心理及中國式管理問題，研究台灣青少年的道德發展，以及有關心理衞生、心理治療技術等問題。

台灣心理學界越來越重視科研成果的理論和實用方面的質量審核。不少學者曾批判了以往追隨西方心理學思潮的傾向，提出了心理學研究中國化的層次與方向問題。他們認為早期台灣心理學研究大多屬於實用型和移植型。即前者僅注重解決現實問題而不重視理論與文獻回顧；後者熟悉西方心理學理論和文獻，卻很少考慮本地特有社會文化歷史因素，僅停留在驗證或重複西方做過的研究。已開展對本土社會中有重大意義的一類問題的研究；也有人試圖對以往大量的研究成果進行回顧總結，鑑往知來，以期在理論建構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