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邦媛

1924年2月19日，齊邦媛生於遼寧鐵嶺的一個鄉村 ^[7]  ，

1938年11月底，由父親帶往重慶，就讀南開中學。

1943年，聯考入第二志願武漢大學哲學系，前往四川樂山，一年後轉入外文系，受教於朱光潛、吳宓。

1947年9月，到台灣大學任外文系助教。

1953年-1958年，台中一中任教高中英文。

1958年，至中興大學（原為省立農學院）任講師（其中1959年-1965年，兼任台北故宮博物院英文秘書）。

1967年，遷回台北。第二次考取Fulbright Exchange Fellowship赴美任教於印第安納St.Mary-of the-Woods College教授中國現代文學。同時正式註冊進Indiana University進修比較文學。

1969年，出任中興大學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

1970年開始，在台大外文系兼任教授。講授文學院高級英文課程。

1977年，台大外文系專任（講授英國文學史、高級英文、翻譯等課）。

1978年，赴瑞典參加國際筆國年會（International PEN）。

1982年，紐約St.John’s University開中國現代文學會議，首次與大陸文學界同時出席。

1985年，應聘為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客座教授，講授台灣文學（春季班）。

1988年，由台大外文系退休。次年台大頒贈名譽教授位。

1999年4月，赴北京與南開中學班友作五十年後首次重聚。

2001年，“九一八”紀念七十週年回故鄉瀋陽，向東北中山中學獻“齊世英紀念圖書館”。

2003年10月，催促設立“台灣文學館”在台南成立，經“立法院”改名為“台灣文學館”。

2005年，齊邦媛以八旬高齡開始撰寫回憶錄《巨流河》，並於2009年出版。 ^[8] 

2024年3月28日凌晨1時，齊邦媛去世，享年100歲。

齊邦媛生於遼寧省鐵嶺縣一個漢族人家庭（據其本人的書《巨流河》一書的自述）。父親，齊世英（鐵生），母親，裴毓貞（純一）。

1948年，與羅裕昌在武大校友會相遇，10月，在上海新天安堂基督教會結婚。

在台灣，齊邦媛有着“永遠的齊老師”之稱，23歲（1947年）應聘到台灣大學外文系任助教開始，她畢生從事教育，並且負責過翻譯出版、統籌中學教材編選、推廣台灣文學等工作，真正桃李滿天下。小説家白先勇這樣形容他的老師齊邦媛：“她一生只能用一個字來形容：真！”並將她稱為“台灣文學的守護天使”。

齊邦媛老師(2張)

受父親影響，齊邦媛對政治也有極深的思考，在大學外文系的教學中，她首先將《1984》《美麗新世界》等反獨裁作品引入課堂，要求學生閲讀。

齊邦媛生於遼寧鐵嶺，流經該地的遼河在清代名為巨流河，《巨流河》書名即來源於此。由於父親齊世英跟隨郭松齡兵諫張作霖失敗，被迫流亡，六歲的齊邦媛也跟着母親離開東北故鄉。此後的17年大部分是戰爭歲月，齊邦媛跟隨父母從南京、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線一路往西南，在南開中學四川分校度過少女時期，後就讀武漢大學，師從朱光潛、吳宓等名家。60多年前在武漢大學上朱光潛英詩課的手抄筆記，齊邦媛珍藏至今。1947年，齊邦媛大學畢業到台灣，直至1993年，才再度踏上大陸的土地，重返故鄉。

齊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解釋她寫此書的初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洲猶太人寫他們悲傷的故事，日本人侵略惹來兩顆原子彈也寫個不休，而中國人自20世紀開始即苦難交纏，卻漸漸被湮沒與遺忘。而在那場戰爭中長大成人的她，心靈上刻滿彈痕，“六十年來，何曾為自己生身的故鄉和為她奮鬥的人寫過一篇血淚記錄？”

《巨流河》繁體版的腰封上有一句煽情的話：讀了這本書，你終於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知識分子。與許多同類型的書不同，儘管經歷過戰爭時代的顛沛流離，建設台灣時的艱苦，描寫的是家族從東北到台灣的變遷，反映的是兩代中國人的苦難，《巨流河》的字裏行間卻散發出沁人的温暖和樂觀，讓人可以通過文字輕易觸摸到齊邦媛內心的火熱。

這種温暖正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為時代週報推薦書目時所説的：同樣頗具史詩風格，但味道卻截然相反的，是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它卑之無甚高論，只是一箇中國女孩子在抗戰、內戰、輾轉流亡台灣的艱苦歲月中，奮鬥、成長、追求幸福與理想的故事。然而它是如此平實、充沛，如此充滿温暖、希望，讀後我們禁不住要相信，中國人對人性，對未來的不可救藥的樂觀雖然好像很膚淺、幼稚，其實還是有道理的。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為《巨流河》撰寫的文章形容它“如此悲傷，如此愉悦，如此獨特”——“那英挺有大志的父親，牧草中哭泣的母親，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東北流亡子弟，初識文學滋味的南開少女，含淚朗誦雪萊和濟慈的朱光潛；那盛開鐵石芍藥的故鄉，那波濤滾滾的巨流河，那深邃無盡的啞口海，那暮色山風裏、隘口邊回頭探望的少年張大飛……”

時隔一年又三個月，《巨流河》出版簡體中文版，首印一萬兩千冊。繁體版全書的25萬字略有縮減，刪減部分主要是國共時期的歷史觀點，封面從日軍戰機轟炸下血光沖天的重慶，變成了東北家鄉深藍色蜿蜒的巨流河。儘管此前四年的寫作已消耗了大量的心血，加上身體欠佳，但齊邦媛仍極為重視《巨流河》簡體版的出版。齊邦媛親自執筆重寫了第十章《台灣、文學、我們》，對新的封面顏色、文字顏色、署名，以及書中圖片選用都一一給予意見。

齊邦媛的認真也反映在採訪之中，在收到時代週報記者的採訪函後，她花了三週時間，親筆手寫了整整五頁紙作為回覆。對於她來説，《巨流河》可以接觸到中國大陸的讀者，是代替年邁的她真正“還鄉”了。

讀過《巨流河》的人都會記得貫穿全書始終的滿族人“張大飛”，這個東北少年的父親原是瀋陽縣警察局局長，被日本人在廣場上澆油漆燒死，一家八口因此逃亡離散。張大飛放棄學業報考空軍，成為一名飛虎隊員，“生命中，從此沒有眼淚，只有戰鬥，只有保衞國家”。在整整七年的時間裏，張大飛都與少女齊邦媛保持通信，直到26歲戰死，還託人將一包齊邦媛寫的信交回。2000年，齊邦媛再訪南京，到了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在石碑羣中找到了刻有張大飛名字和生卒日期的紀念碑。

張大飛的照片如今可以在網絡上找到，這段亦兄妹亦戀人的朦朧感情在書中蕩氣迴腸，令許多讀者動容，以至於不少記者都追問齊邦媛：“這是你的初戀嗎？”就連正在籌拍電影《飛虎隊》的導演吳宇森也被這段故事打動，曾公開表示“看了非常感動，但我沒有取得版權，不能納入片中”。但齊邦媛説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不要看到“這部電影”的誕生，因為很怕電影的刻板處理會讓純文學中人物的“純真”簡單化，是一種褻瀆。

齊邦媛説張大飛的生與死對這本書有很強烈的象徵意義，她想通過一個這樣的人來描寫那個年代一批人的心路歷程。“張大飛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曇花，在最黑暗的夜裏綻放，迅速闔上，落地。那般燦爛潔淨，那般無以言説的高貴。” ^[1] 

2011年3月，齊邦媛獲得華語文學獎2010年度最高獎“傑出作家”提名。 ^[2] 

2011年5月7日，第九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在廣州頒獎，榮獲2010年度散文家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