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學

台灣自古就與祖國大陸有着密切關係。

17世紀以後，有大量閩粵人移居台灣，帶去了中原文化，形成台灣以漢族為主體、包含各先住民族在內的多元社會形態，使台灣的社會進程逐漸與內地同步，也使衍生於台灣的文學，奠立在中華文化傳統之上。

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台灣經歷了由移民社會向定居社會的轉型。台灣古代文學也以此為界劃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以內地來台的文人為代表。

1661年，鄭成功率軍自福建渡海，驅逐荷蘭殖民者，光復台灣，建立反清復明政權。鄭氏治台22年，仿明制設六官，倡興文教，禮遇文人，促使文學在台灣初興。對被尊為“海東文獻初祖”的沈光文，鄭氏給予尊崇禮用。沈光文與鄭氏父子以及隨同鄭氏來台的文人盧若騰、沈佺期、徐孚遠、陳永華、朱術桂等寫下了大量詩文，見證了鄭氏政權的興衰，移民拓植的艱辛，以及台灣特殊的風土人文，從無到有地為台灣文學奠基。清統一台灣後，選派內地官員赴台任職，還派內地文人赴台擔任教職、遊歷等，進一步繁榮了初興的台灣文壇。其中較著名者如高拱乾、鬱永河、孫元衡、陳夢林、藍鼎元、張湄等。他們在內地已有的文學準備和成就，使初興的台灣文學無論在精神血脈還是文體範式上，都繼承了中華文化精神與文學傳統。早期台灣文學的愛國懷鄉主題和民族抗爭意識，以及在詠贊綺麗自然風光和別樣人文韻致中，描寫海途艱險、人世多難的生命體驗和忍辱負重的拼搏性格等，成為後來台灣文學不斷髮揚光大的文學母題。隨着台灣社會的發展，移民後裔逐漸成長起來，成為台灣的本土知識分子，在經歷了與內地來台文人共生並存的階段之後，逐漸佔據了文壇的主導地位。他們以對生死於斯的本土認同，區別於內地來台文人難免的某種“過客”或“看客”心態，成為台灣古代文學後期的重要表徵。從清乾隆年間最早出現的陳輝、卓肇昌、章甫等，到稍後的黃清泰、陳思敬、曾曰唯、蔡廷蘭，以及聲名卓著的陳維英、徐宗幹、施瓊芳、鄭用錫、林占梅、施士潔等，人才輩出，使台灣文學由初興走向繁榮。清朝末年，更以丘逢甲、洪棄生、連雅堂為典範。他們生處社會急遽轉變、新舊文化交替之際，又遭逢台灣淪亡的歷史變故。他們以抗禦日寇入侵的民族大義，保存鄉土文化的民族意識和支持新學的積極態度，身體力行，建言立德，把台灣文學推向高峯。

1895年甲午戰敗，台灣被割讓，遭受了半個世紀的被殖民之苦，民族文化受到極大摧殘，這進一步激發了台灣人民的祖國意識和抗爭精神。在武裝鬥爭遭到殘酷鎮壓而被迫轉入文化抗爭中，“希延漢學於一線”、“維繫詩文於不墜”的漢學教育和漢詩寫作得到了極大普及。據載，當時台灣能詩者達1 200餘人，而稍負盛名的詩人有469人。在日本侵佔時期，台灣文學進入曲折發展期。

20世紀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祖國大陸興起，立即在台灣得到響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新文化運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契合了日本統治下台灣人民的抗爭訴求；另一方面，文言文本身的侷限和一部分舊文學在日本殖民統治者懷柔政策下產生的負面作用，束縛和阻礙了台灣民眾的思想表達和社會發展。

1919年留學東京的台灣學生組織應聲會，後改組為啓蒙會、新民會，於1921年與島內進步士紳聯合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把新文化運動的火種引入島內，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1924年，從北京求學歸來的張我軍，連續在《台灣民報》發表一系列文章，抨擊舊文學，呼籲新文學，主張“台灣之文學乃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以賴和為代表的一批新文學作家，從1922年開始發表白話文作品。賴和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和思想影響及組織活動為新文學奠基，被尊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日本侵佔時期的台灣新文學經歷了20年代的初創，30年代進入繁盛發展期。新文學社團和刊物頻頻出現，影響較大的除原有的《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外，還有台灣藝術家協會創辦的《台灣文學》(1931)、南音社創辦的《南音》(1931)、文藝協會創辦的《先發部隊》(1933，第二期改稱《第一線》)、文藝聯盟創辦的《台灣文藝》(1934)、楊逵獨立創辦的《台灣新文學》(1935)等。一批較為成熟的作家相繼登上文壇，其中尤以楊逵為傑出代表，他曾因中篇小説《送報伕》獲日本左翼刊物《文學評論》獎。然而這個繁榮期持續時間不長，隨着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殖民當局為適應戰爭需要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廢止漢文書房，禁止漢文報刊，迫使一些文學社團解散，或變質納入“文學奉公會”旗下，致使台灣文學走入沉寂期。在血腥的殖民統治下，懷有愛國心和民族誌的台灣作家，仍未放棄手中的筆。突出代表如吳濁流，在白色恐怖最為嚴重的1943～1945年，冒着生命危險創作了長篇小説《亞細亞的孤兒》及其他中短篇作品，待到台灣光復後才正式發表，成為台灣新文學的里程碑。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台灣迴歸祖國，掀開了台灣文學的新篇章。中華文化的戰後重建，被提上日程。一批內地文化人熱情赴台，參與此項工作。其中不乏20～40年代各個時期的作家和學者，如丁西林、台靜農、許壽裳、李霽野、黎烈文、魏建功、李何林、袁珂、雷石榆、何欣、紀弦、覃子豪等，一些在日本侵佔時期旅居大陸的台籍作家如洪炎秋、張我軍、王詩琅、鍾理和、林海音等也回到台灣，他們帶來了祖國大陸的文學風氣和經驗。而在島內，當年被迫用日文寫作的作家，掀起了重新學習祖國語文的熱潮。新的文學社團和刊物也層出不窮。復出的作家如吳濁流、楊逵等發表了一批重要作品。在兩岸作家的參與下，《新生報·橋》副刊還展開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的討論，以楊逵為代表的許多理論者，提出了“台灣文學是祖國文學一環”的重要命題。兩岸文學的匯流，在光復初期的台灣，呈現出良好態勢。然而，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的腐敗統治和對二二八起義的鎮壓，極大地打擊了光復初期台灣民眾的熱情。1949年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撤遷台灣，台灣文學再次出現重大轉折。兩岸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對峙，也導致文學的分流，使台灣文學脱離祖國文學的發展軌跡，呈現獨自的進程與形態。丟失了大陸政權的國民黨政府，加劇在台灣推行其“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的文藝路線和政策，禁絕1949年以前在大陸出版的進步書籍和所謂“陷匪”作家的作品，企圖以“戰鬥文藝”把台灣文學綁上“反共”戰車，致使“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傳統在台灣出現斷層。這一切都使50年代的台灣文學處於“異態”的沉寂和曲折之中。觸及現實的作品少了，而以女作家為主，描寫“鄉愁”、“閨怨”和傳統反封建主題的作品，以及滿足市場需要的“言情”、“武俠”小説卻異軍突起。作家無法鍥入（或有意迴避）現實，便只有走向內心，這是50～60年代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思潮興起的心理基礎。現代主義思潮也是這一時期國民黨政權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全面仰賴西方在文化上的反映，是處於歷史跌宕之中充滿失落感、飄零感和荒謬感的知識分子尋求解脱的精神良方。現代主義從詩和繪畫發端，迅速延及小説、戲劇、音樂、舞蹈等文學藝術門類。以紀弦為代表的現代詩社，覃子豪、余光中為代表的藍星詩社，洛夫、瘂弦、張默為代表的創世紀詩社，以及白先勇與其同學創辦的《現代文學》等，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茬又一茬風格迥異的現代詩人和作家的湧現，將50～60年代的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推上一個又一個高峯。50年代赴美的聶華苓、於梨華等，也以在海外創作而在台灣流行的小説，匯入這一風潮。

50～60年代，是台灣文壇問題和爭論最多，也是最生機勃勃、最富開創性的時期，湧現出大量的作家和作品。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尤其是詩）的怪異與晦澀，從它出現之日起就不斷招來“背棄傳統”和“脱離現實”的批評。對現代主義文學幾近“圍剿”式的批評，一方面導致了它自身的省思和調整，以尋求現代主義的“中國方式”與對現實的“精神投射”，為它在中國的生存重新塑形；另一方面也刺激了關注現實的鄉土文學的重新崛起，展開了一場影響深廣的鄉土文學大爭論。從50年代開始，遊離於主流文壇之外的台灣省籍作家，始終默默耕耘，在60年代中期聚集在笠詩社和《台灣文學》雜誌周圍，日益成熟壯大，出現瞭如鍾理和、鍾肇政、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一批重要作家，成為潛隱於台灣文壇的另一股重要力量。1972年，由關傑明批評台灣現代詩的3篇文章為發端，引發了一場廣泛的鄉土文學論戰。在持續5年的爭論中，幾乎台灣所有重要刊物和作家都捲入其中。隨着論題的不斷深化，爭論也從對主流文壇和現存藝術規範從理論上發起挑戰，逐漸走向針對政治現實的以弘揚民族精神和本土意識為內涵的更為廣泛的文化運動，1979年《美麗島》事件後，才告結束。

進入80年代，台灣文學進一步呈現出多元發展的態勢。首先，現代主義文學並沒有因為70年代的尖鋭批評而銷聲匿跡，而是在反思中吸收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再創，為中國現代詩重新定位。洛夫以傳統的詩禪溝通西方超現實主義，余光中以新古典主義實現現代詩的中國化，是50～60年代詩人迴歸傳統的代表。而年輕一代詩人則在前輩創造基礎上，張揚後現代主義，拓展了新的藝術空間。其次，在台灣政治急劇轉變的情勢下，鄉土文學作家在論爭中潛在的分歧進一步表面化，導致本土作家的分化。以陳映真為代表的作家堅持台灣文學是“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的理念，進一步發揚文學關懷現實、參與政治的傳統，以《人間》雜誌和人間出版社為陣地，為兩岸統一和文學的重新整合秉筆直書、奔走呼籲。而以葉石濤為代表的另一部分台灣省籍作家，在對“鄉土”即“本土”的釋義中進一步宣揚與“中國意識”相對立的“台灣意識”和自外於中國文學的台灣文學的“自主性”和“獨立性”，實際上成為“台獨”思潮在文學上的代表。第三，長久以來一直潛隱的台灣先住民族的文化和文學，在這一時期有了突出的表現。一批原住民作家的湧現，在描繪台灣少數民族文化危機和生存困境、表現他們的抗爭精神和改變現狀的熱切追求中，為台灣文學原來比較單一的漢族文化增添了新的基因。第四，自50年代以來就擁有旺盛生命力的通俗小説，無論是古龍的武俠、瓊瑤的言情，還是高陽的歷史小説，都持續暢銷到90年代。在市場效應的推動下，不斷有新人投入其中，即使如三毛這樣的作家，也以其域外風情和異國婚姻的遊記散文，長居文學消費的排行榜中。台灣文學的多元化傾向，是台灣在解禁和國民黨一黨統治的威權喪失以後，台灣社會政治、經濟多元化和民眾文化選擇多元化的一種體現。

80年代以來兩岸緊張對峙和緩，與開放探親以後實現兩岸直接交流，為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環境和新契機。以往隔岸相望的鄉愁文學，發展為回鄉探親、旅遊親歷目睹的記實；“五四”以來的文學作品以及當代大陸作家在台灣的直接現身，為台灣一度斷層的新文學傳統的重新接續提供了機緣。這一切都為分流的兩岸文學在中華文化的發展邏輯基礎上實現新的整合，展示了可以預期的未來。

劉登翰.台灣文學史.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1993.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