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李學派

顏元（公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縣北楊村（今屬河北省）人。顏元八歲發矇，從學於吳持明。吳能騎、射、劍、戟，精戰守機宜，通醫術，又長術數。故顏元自幼所受教育即與眾不同。年十九，又師從賈珍。賈主張以“實”為生活準則，提倡“講實話，行實事”，其學對顏元后來“實學”思想之形成頗有影響。同年，中秀才，但不久“遂棄舉業”。年二十，“究天象、地理及兵略”。年二十一，“閲《通鑑》，忘寢食”。年二十二，學醫。年二十三，“學兵法，究戰守機宜，嘗徹夜不寐”，且習技擊。如此廣泛之學習，是其創新思想之所發動，又為其更深刻之創新打下基礎。

顏元二十四歲，“深喜陸、王，手抄《要語》一冊”。至二十六歲，始知程朱理學之學旨。年三十四，習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之四教，以靜坐讀書、禪學俗學所浸淫之程朱陸王為非正務也”。此後，顏元力主恢復堯舜周孔之道，猛烈抨擊程朱陸王，由篤信理學變成批判理學的傑出代表，學術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顏元畢生從事教育活動，一生培養了眾多的學生，可查者百餘人。

顏元高足李塨（公元1650～1733），字剛主，號恕谷，繼承和發展了顏元的學説，形成了當時著名的“顏李學派”。 ^[1] 

顏元是顏李學派的創始人，他標誌“六藝之學”，道藝兼習，文武並重，其思想別具特色，自成一家，然而，其思想之形成是經歷了一個複雜過程的。顏元曾經深受理學影響，二十四歲時得陸王語錄，喜而篤學之。二十六歲時見周程張朱之書，又轉宗程朱，屹然以道自任。到了三十四歲，對理學產生了懷疑，思想發生轉變。顏元思想轉變後，離開程朱，不是回到陸王，而是沿着事功派的方向走向徹底反理學的道路。

顏元思想淵源之大端有四：一是胡瑗的“實學”；二是陳亮的事功學；三是荊公新學中的事功思想；四是張載的政治思想。概言之，顏元融合了胡瑗“實學”、陳亮事功學、荊公新學以及張載的政治理想，體現了理學思想，闡述了自己的理論觀點，並進而逐步形成其“實文、實行、實體、實用”的實學思想體系。

顏元是顏李學派的創始人，但他一生很少著述及外出講學，所以其學傳之不遠。不過，其弟子門人極崇顏學，致力於宣傳其學的也為數不少，李塨便是其一。李塨是顏元的大弟子，21歲起便師事顏元，承習齋之教，一生注重習行經濟，可謂是顏元學術思想的直接繼承者和傳播者，所以時稱“顏李學派”。他三十七歲以後曾幾次別師南遊，廣結海內名流，“遍質當代夙學”，如梅文鼎、萬斯同、毛奇齡、王復禮、閻若璩、胡渭、方苞、戴名世、孔尚任等皆相納交。前輩如顧炎武、黃宗羲諸大儒雖未拜識，然其著作也多曾寓目。所結交者除方苞等少數人宗信理學外，多數人是反理學學者或漢學家，因此李塨在學術思想上能夠比較廣泛地吸收當時批判宋明理學的成果，其學問之廣博在一定程度上已超過其師顏元。但是李塨“志欲行道”，所至必宣傳顏元學説，他説：“竊不自揣，志欲行道，如不能行，則繼往開來，責難謝焉……（《恕谷年譜》卷三。）”

當時一些著名學者十分推重李塨，同時他也受到朝廷公卿大臣們的重視。李塨與公卿納交，論學辯道，為的是宏揚師説，他從不慕權貴，阿附取容。他名傾朝野，顏元學説至是“發揚震動於時”。（《望溪先生文集》卷十三《刁贈君墓表》） ^[2] 

顏李學派繼承和發揚了陳亮尚“用”的思想，形成功利論的思想體系，他們以功利的觀點看待理學，由此展開了對理學的批評。顏元曾將朱熹、陸九淵、陳亮三家學説加以比較，指出：“使文達（毅）之學行，雖不免雜霸，而三代蒼生或少有幸，不幸宋、陸並行，交代興衰，遂使學術如此，世道如此。”

李塨繼承師説，也對理學的空疏無用作了揭露，他指出：“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應比，高者談性天，纂語錄，卑者疲精敝神於八股，不唯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刑名錢穀，懵然罔識，而溺管呻吟，遂曰有學。”

此學派經世思想的總綱，是天下的富、強、安。顏元提出，“如天不廢予，將以七字富天下：墾荒均田、興水利；以六字強天下：人皆兵、官皆將；以九字安天下：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李塨又進一步發展了顏元的觀點，還提出“變法”的主張，對於習行六藝，還主張“參以近日西洋諸法”。

在對待經典的態度上，該派反對於經典中求道，更反對把經典當做道，而是主張從實際事物中求道。顏元曾以學琴為例來説明：“譬之學琴然，讀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此即琴也。……譜果琴也？故曰：以書為道，相隔萬里也。”

該派推崇王安石的學行，繼承了王安石重視《周禮》“鄉三物”的思想，而於“六德”、“六行”、“六藝”這“三物”中，尤重“六藝”，認為“德”、“行”要通過“藝”來體現，“藝精則行實，行實則德成”。為了匡時救弊，顏元在受聘主持潭南書院時，曾釐定規制，設有文事、武備、經史、藝能諸科。

對於傳統的儒學命題，該派皆從“見之事”、“徵諸物”的功利論的原則立場出發提出自己的見解。

對於理事範疇，他提出“理即在事中”，批評理學“理在事上”的觀點；對於體用範疇，他們提出“體用一致”，以為“致用”才是學問的根本，批評理學“既為無用之體，則理亦虛理”；對於動靜範疇，該派提出“以動造成世道的主張，勸導世人循“動”的法則，去強身、強家、強國、強天下；對於知行範疇，認為“行不及，知亦不及”，主張“由行得知”，反對程朱理學“知先行後”的觀點；對於形性範疇，認為“性即氣質之性”、“舍形則無性”，提出“踐形儘性”的主張，批評理學竟視“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為“累礙贅餘”；對於性習範疇，強調“習與性成”，説明人性本善，惡由習染，，人習“性所本有之善”則為善，習“性所本無惡”則染惡；對於道藝範疇，崇尚藝能，治學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要，旁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天文地理之類；對於義利範疇，提出要“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3] 

顏李學派的主要思想特徵大致有這幾個方面:

一、批評宋明理學的空疏，崇尚實學。顏元提出，程朱是與孔孟對立的，所以“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他認為儒學的真諦在於“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在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解者”（《存學編》卷一）。所謂“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六德”，即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即孝、友、時、姻、會、恤；“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李塨繼承了顏元的這一思想，批評宋明儒者專為“無用”之學，認為學術研究的目的是有益於世道，倡導親身習行踐履。他與顏元一樣，強調學者要能幹濟實事，有用於世，致力於“禮樂兵農之學，水火工虞之業”。

二、反對宋明理學家所説的“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盛讚孟子的“性善論”。顏元認為，天下沒有“無理之氣”，也沒有“無氣之理”。他認為只有氣質之性，才是人性，他贊同孟子確定人性本善是有功於萬世，強調理、氣、性、形不二，指出人的惡行是由後天的“引蔽習染”而導致的結果，並提出性、情、才三者相統一的人性論。李塨認為“氣外無理”，主張理氣不可分，提出“理在事中”，還進一步發揚顏元注重實際知識的思想，認為“紙上之閲歷多，則世事之閲歷少”。（《恕谷先生年譜》卷二）。

三、效法三代，力主復古。顏元主張恢復井田、封建、學校的“王道”政治，又提出以“墾荒、均田、興水利”七字富天下，以“人皆兵、官皆將”六字強天下，以“舉人材、正大經、興禮樂”九字安天下。李塨強調要“考古證今”，在是否應回到“封建”制問題上，李塨認為“惟封建以為不必復古。因封建之舊而封建，無變亂；今因郡縣之舊而封建，啓紛擾”（《存治編·書後》），這就是説，當時改郡縣為封建是一種“復古”，它將給社會帶來不安定的因素。 ^[4] 

顏李學派主要代表著作有顏元《四存編》、《朱子語類評》、《四書正誤》、《習齋記餘》，鍾錂所輯《顏習齋先生言行錄》，李塨《恕谷文集》，王源《居業堂文集》等。 ^[3] 

顏李學派思想特徵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有着深刻的經濟、社會、文化歷史背景。

首先，顏李學派思想特徵是明清之際及清初社會經濟變化、發展孕育而成。它與十七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商品經濟的並不一定具有必然聯繫。顏李生活的時代，雖有資本主義因素在我國封建社會孕育滋生、破土露芽的時期。新興的工商業市民階層在這個時期也初步形成並有所擴大。顏李身居河北，處於東西南北相互交融的中間地帶，並未受所謂資本主義因素的輻射。他們的致“實”、致“動”、致“習行”、致“功利”的思想特色，是在華夏道統失落後，尤其是滿清野蠻之屠殺，造成中原地帶民不聊生，屍橫遍野。痛定思變，是顏李學派思想特徵得以形成的一個主要背景。

其次，十七世紀在中國思想文化領域中興起的批判腐朽理學，倡導“經世致用”的思潮，是顏李學派思想特徵形成的又一歷史背景。明清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個特殊時期。社會震盪，思潮迭起，是這個時代的重要歷史特點。一方面，農民起義的烈火焚燒了明王朝，清軍入關用刀劍和野蠻屠殺建造了清王朝。明亡清起，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出現了“天崩地解”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領域，作為維繫封建專制統治的意識形態的程朱理學，隨着封建社會的衰落而日顯腐朽，失去了它的權威性、經典性，因此，地主階級中的一些進步思想家發出了改革腐敗政治，批判腐朽理學的呼聲。突破程朱，倡導“實”學，成為當時思想文化界的新潮流。代表明清之際思想領域中新潮流的一批進步思想家，東有黃宗羲、顧炎武、方以智，南有王夫之，北有傅山等等。他們對程朱陸王唯心主義學説的鋭利批判，為“經世致用”新思潮在華夏的興起，作出了他們應有的貢獻。興實學，破程朱，在本質上是對封建意識形態的衝擊和突破，因此，新思潮受到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窒壓。隨着政局的穩定，清王朝仍將理性化、神秘化的儒學正宗即程朱唯心主義理學作為他們鞏固統治的思想工具。但是，新思潮畢竟反映了時代發展的需求，，為進步思想家所接受和發展。顏元以“雖百千年同速之局，我輩亦當以先覺覺後覺”的歷史責任感，繼承了新思潮的“經世致用”的特點，以最鮮明和最激烈的言辭尖鋭抨擊了程朱理學，並形成了超過前人的有自己特色的思想體系。可以説，顏李學派既是十七世紀興起的“經世致用”的“實學”新思潮的產物，又是這股新思潮的繼承者和推動者。 ^[5] 

大約康熙末、雍正初的一二十年間，顏李學説在社會上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當時清初諸大儒如孫奇逢、陸世儀、陳確、顧炎武、傅山、王夫之、黃宗羲、費密已相繼謝世，顏元此時也已作古，而李已成為學術界所矚目的人物。萬斯同説：“李先生續周孔正學，非我所及。”

清朝同治年間，曾國藩幕府中的戴望廣求顏李遺著，於1869年撰成《顏氏學記》十卷。此後三十年中間，一些改良派思想家痛感國家政治腐敗，受制於外夷。主張變法自強，他們需要一種溝通中西學術的理論，顏李之學正好適應其選。正如劉師培所説：“近世以來，中土士庶惕於強權，並震於泰西科學，以為顏氏施教，旁及水火工虞，略近西洋之致用，而貴兵之論，又足矯法弱之風，乃尊崇其術，以為可見施行。”（《非六子論》引自《中國哲學》第1輯第448頁）

推崇顏李學説的改良派思想家有陳虯、宋恕、梁啓超等人。梁啓超主講湖南時務學堂時，對顏李學派甚為崇拜。他流亡日本期間，將顏李之學傳進了日本。爾後，他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對顏李學派給予極為熱情的頌揚：“有清一代學術，……其間有人焉，舉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對於二千年來思想界為極猛烈極誠摯的大革命運動，其所樹旗幟曰’復古’，而其精神純為現代的。其人為誰?曰顏習齋及其門人李恕谷。”並且還專門寫《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一文，詳加介紹評點。改良派推崇顏李學派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有相通之處，即都主張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進行社會改革，使社會朝着徵實致用的方向發展，由於梁啓超等人不遺餘力地表彰弘揚，顏李之學在當時社會上產生了極大的反響。

20世紀初，徐世昌以大總統的身份提倡顏李之學，倡組四存學會，成立四存中學校，編輯《四存月刊》，徵求顏李遺著，並將顏李從祀孔廟，一時間顏李之學風靡海內。徐世昌尊顏李學際上是尊孔孟的變相形式，這是因為，在四存學會成立的前一年，1919年，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使舊的封建文化思想和倫理道德受到極大衝擊。這時要直接提出尊孔孟以號召天下就不那麼靈了。尤其是孔孟崇道賤藝的思想更不合乎當時的國情。這樣徐世昌便利用顏李學派在當時的影響來維繫“世道人心”，企圖以此阻遏新思想的發展。

“五四”運動前後，顏李之學對於社會的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其重“致用”的精神，二是其尊孔孟的思想。徐世昌內心裏強調的是尊孔孟的思想，而當時一些愛國知識分子則強調顏李重“致用”的思想，試圖以顏李之學轉變社會惰弱習氣，振興中華，抵禦列強。青年毛澤東曾經受到顏李之學的影響，他在公元1917年著《體育之研究》，對於顏李的“文而兼武”深表敬佩，文中提倡“習動”，極斥理學習靜功夫，其説與顏李相通。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