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科學

軟科學是一門立足實踐，面向決策的新興學科，是為決策提供支撐依據的系統學科。

針對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複雜的決策問題，對軟科學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如“世界新技術革命和我國對策研究”“三峽工程論證”“載人航天戰略研究”等，取得了重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軟科學的突出特點，第一，它服務的對象是關係國家經濟，社會問題的重大決策；第二，它是集成科學家和社會的意見，為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和支撐；第三，它是一門跨學科，跨領域的決策科學。

具體指對科技、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宏觀控制進行研究 ，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的綜合性科學。又稱科學指揮學、戰略科學、政策科學等。軟科學一詞是借用電子計算機軟件的名稱而來的。它綜合運用系統理論、系統方法、決策科學與計算機技術等現代科學技術的知識和手段，對各種複雜社會問題和自然現象，從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教育等各個社會環節之間的內在聯繫中，研究它們的客觀規律，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和方案，為有關發展戰略、目標規劃、政策制定及組織管理等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對軟科學的定義、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圍尚有不同看法。20世紀70年代初在日本舉辦的軟科學討論會上提出的定義是：“軟科學是一門新的綜合性科學技術，它以闡明現代社會複雜的政策課題為目的，應用信息科學、行為科學、系統工程、社會工程、經營工程等正在急速發展與決策科學化有關的各個領域的理論或方法 ，依靠自然科學方法對包括人和社會政策在內的廣泛範圍的對象進行的跨學科的研究工作。”

在人類社會實踐的各個領域中，人們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從來就存在着“硬”與“軟”兩個部分，它們分擔着不同的功能，並統一發揮作用。但是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中，人們總是首先看到硬因素、“實在的 ”東西的作用，而對軟的方面、軟的因素，因其表現不明顯 ，則往往被忽略。隨着事物的不斷髮展，軟的因素的作用越來越突出，人們對它的認識也隨之深入。軟部分的功能表現得最為突出的，是電子計算機。電子計算機是由“硬件”與“軟件”兩部分組成的一個整體系統，硬件是具有實體形態的輸入、存儲、運算、控制、輸出等結構裝置；把科學作為一個大系統與計算機系統相類比，可以認為有些科學主要起“硬件” 作用 ，而有些科學則主要起“軟件”作用。

2007年是我國軟科學事業發展20週年。20年前，人們對這個舶來的概念還很陌生，而今，軟科學已和科學技術一樣，在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發揮着非凡的影響，“只生一個好”的提出，“五天工作制”的實行，三峽工程的上馬等等，均為“軟科學”支撐的經典案例。充滿希望的2007年正向我們走來，辭舊迎新之際，本報特奉獻一組軟科學發展20週年紀實報道，以期廣大讀者更加了解軟科學，運用軟科學，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新貢獻。

1986年8月。

一份幾經斟酌的講話稿，送到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案頭。

小平同志看完後，未改一字便提筆批示：“很好，全文發表！”

與此同時，陳雲同志也批閲了這份講話稿：“這個講話，解決了我們黨多少年以來沒有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1986年7月3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萬里，在首屆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上述講話。講話的主題非常鮮明———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

至此，“軟科學”就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軟科學”研究在全中國落地、生根……

舶來的概念，“軟科學”應運而生

新中國初期到1978年，我國軟科學事業開始起步，並緩慢發展着。

20世紀50年代初期，我國首先提出並發展了技術經濟學，另外，運籌學和系統科學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和普及應用，併成立了眾多研究機構院所，培養了一大批軟科學研究人才。這期間實施的《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是我國早期最成功的軟科學研究案例之一。

追溯“軟科學”一詞的由來，有業內權威曾專門進行了考證。 “軟科學”的涵義最早源於英國出版的《科學的科學》一書。日本是最早使用“軟科學”具體名稱的國家。1970年5月，日本科學技術廳舉辦了“軟科學討論會”。1971年日本出版的《科學技術白皮書》正式使用了“軟科學”的這個概念。1977年，在日本科學技術會議第6號報告中，給出了軟科學的定義。

與此同時，我國學者將正在實踐中的軟科學研究與此聯繫起來，考慮到要給我國的這個新興的、具有巨大潛力的學科命名。

時任原國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局長的張登義回憶，“科學學”、“政策科學”、“決策科學”、“戰略科學”等，都曾作為參考方案進行廣泛的探討。但是，這些名稱都難以準確概括和描述這一學科的特點。最後，中國借鑑了日本學術界的提法，將之命名為“軟科學”。

其實，我國“軟科學”的實質內容與西方傳統的“軟科學”範疇是相通的。如果追溯西方文獻，早在1914年的一次講座上，英國學者羅素創造性地將人類對外部世界的一切知識系統分為“軟”知識和“硬”知識兩大類。

學者研究認為，西方“軟科學”概念從其本身在精確性、具體性和可檢驗性方面的程度來理解。而中國“軟科學”概念更側重於從決策宗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進行研究。

原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在1993年為中國科學技術藍皮書第8號《中國軟科學》所寫的前言中説，支撐民主和科學決策的整個科學知識體系，在國內外簡稱“軟科學”。中國軟科學研究會理事長成思危認為，軟科學是社會、經濟等開放的複雜巨系統中的系統工程、宏觀層次的管理科學以及政治、經濟等領域內的決策科學。

就中國軟科學的內涵和實質，學術界已有廣泛的共識。

成思危概括軟科學研究的三個主要特點：一是其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等包含人為事物的、開放的複雜巨系統；二是其研究方法的綜合性，是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綜合集成方法；三是其研究成果是為了支持各級各類的決策。

在中國軟科學名稱確立的過程中，學術界始終強調的一點是，“軟科學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時代的選擇，“軟科學”呼之即出

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6年7月首屆全國軟科學工作座談會召開，是我國軟科學事業從多角度、多層次發展壯大階段。

“這次座談會是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里程碑事件。”張登義這樣描述，軟科學界也這樣評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和國家撥亂反正、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經驗教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確立以及改革開放事業的成功啓動，樹立了富有新意的“科學”和“民主”在中國的地位。

1978年，第一次全國科學大會迎來了科學的春天。鄧小平同志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是四個現代化的關鍵”等著名論斷，極大地鼓舞了科技工作者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熱情。

與此同時，黨和國家正在醖釀科技、教育、經濟、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

政治體制改革從哪裏入手？改革的方向是什麼？這是當時中央領導集體亟須思考和給出答案的問題。

伴隨改革開放等各項政策的深入貫徹實施，人們在各類發展與建設的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決策的問題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複雜，很多問題僅憑個別領導人或領導班子的意志已經難以進行正確決策。人們開始探索能夠為領導決策提供幫助的科學依據和方法。

從1978年以後，很多科學家和領導同志都大力提倡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相結合，增強對研究和解決綜合複雜問題的能力。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和呼聲，為中國軟科學的興起提供了絕佳的歷史機遇。

張登義回憶，在首屆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籌備過程中，時任原國家科委司長的鄧楠請示萬里，敬請他出席並作重要講話。

那段時間，中央核心領導層正在探尋政治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問題。原國家科委副主任吳明瑜等從“科學為決策提供技術支撐”的角度向萬里彙報，引起了萬里同志的高度關注。

萬里同志的講話引起會議內外熱烈和強烈的反應，一致要求全文公開發表。萬里同志非常慎重，把講話稿送呈鄧小平和陳雲同志審閲，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的一幕。

萬里同志在題為《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的重要講話中，提出要大力推行科學民主決策。他指出，“軟科學研究的根本目的，是為各級各類決策提供科學依據，是為領導決策服務的。從這個意義上説，軟科學研究就是決策研究，就是在把科學引入決策的過程中，利用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採用民主和科學的方法，把決策變成集思廣益的、有科學依據的、有制度保證的過程，從而實現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國的現代化建設。”

新華社在對外發的通稿中，主題也是“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課題”，副題是“必須有計劃有步驟地採取各種手段和方法，提高各級領導幹部的科學文化素質和宏觀決策的本領”。

歷史的必然，開啓勃興的閥門

20年前的那次座談會，開啓了軟科學勃興的動力閥門。從此，中國軟科學名正言順地積極參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大潮。

張登義等學者認為，有四類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

參與政治體制改革的決策者，他們手中握緊一柄由科學和民主澆灌而成的寶劍，在軟科學的支撐下，披荊斬棘闊步前行；長期以來在政府各部門從事調研的秘書班子，其工作內容成了科學研究的一部分，他們也積極地為決策者提供智力支持；一直以來從事軟科學研究的科技人員，其工作性質明確以後，軟科學成果倍出；還有從事科技管理工作的龐大隊伍，成為軟科學興起的最直接受益者。

座談會的成功舉行，引起全社會對“軟科學”的濃厚興趣。軟科學事業蒸蒸日上。

1987年，國家科技進步獎“科技管理”獎項被“軟科學”獎項替換，一系列重大軟科學成果獲得獎勵。“若干重要領域技術政策”、“中國人口控制”等課題研究影響深遠，成為軟科學歷史中的經典。

1988年，國家軟科學指導委員會成立，為全國軟科學研究的路徑做了正確指導，也為現代化建設進行論證、規劃和管理培養輸送了大批人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思危就是其中之一。

1994年，中國軟科學研究會成立，還設有“地方網”、“部門網”，成為從事軟科學研究或管理工作的機構、團體、企事業單位和專家學者，為實現其宗旨自願聯合起來的全國性學術團體。全國軟科學工作者進行了眾多重大決策研究，為國家重大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科教興國”被確立為重大國策，“技術創新”思想的廣泛傳播等，軟科學工作者功不可沒。

20年來，軟科學的蓬勃發展，是與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和正確領導絕對分不開的。

1990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2年、2004年……中央在黨的重要會議上，不斷闡述和強調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從制度建設到機制建設，從程序建設到機構建設，軟科學研究範疇得到不斷補充和完善。

歷史跨入了新世紀新時期，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更加強調，我們黨要實行民主執政、科學執政。

所有這些，無疑為軟科學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所有這些，都體現了時代對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迫切要求。

人們不會忘記，20年來軟科學與中國發展的休慼與共、命脈相關。

人們不會忘記，20年前那個“具有標誌性意義的里程碑事件”。

對於科研課題來説，技術的攻關、最後的成果是最引人關注的，但執行之前的方案制定階段往往被忽視。為什麼要設置這個項目？可行性如何？經濟社會效益如何？如何對類似的技術方案進行篩選，集中利用有限的資源？……這些都是軟科學需要解決和回答的問題。

所謂軟科學，是一門立足實踐、面向決策的新興學科，是為決策提供支撐依據的系統科學。”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軟科學組織處處長趙剛説，“軟科學的突出特點，一是軟科學服務的對象是關係國家經濟、社會問題的重大決策。二是它集成科學家和社會的意見，為決策提供科學的依據和支撐。第三，它是一門跨學科、跨領域的決策科學。”

1986年7月，原國家科委召開全國軟科學研究工作座談會，軟科學研究被提到了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服務的高度。1988年和1990年，黨中央和國務院提出了“大力發展軟科學”、“加強軟科學研究”的號召和要求。這些重要決策奠定了軟科學在我國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我國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軟科學研究工作體系。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軟科學研究機構近2000家，研究人員近4萬人，每年開展軟科學研究項目1萬多項。我國軟科學工作者開展了許多重大決策問題研究和重大工程項目論證，取得了重大效益，為國家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相對工程建設而言，軟科學研究投入少，作用和效益顯著，被錢學森譽為“一本萬利的大事”。

軟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實踐系統，即由各種相關部分綜合而成的社會活動系統，而且必然是一種“人─事─物”的綜合系統運動規律以及對系統整體進行優化領導和管理的理論、原理、原則與方法的綜合科學。

軟科學包括一系列學科，但以研究系統的性質、結構和運動規律為目的的系統科學是其一大類主學科。所謂系統科學是一個類概念，它包括系統論、信息科學、運籌學和系統工程等一組學科。軟科學既然是為系統領導、整體管理、戰略決策服務，因此，領導學、管理學、決策學是軟科學的又一大類學科。這三個學科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因為領導的實質就是戰略性管理，而決策又是領導與管理的首要職責。現代系統領導、整體管理、戰略決策都涉及科學技術、經濟、社會多方面的內容，都要處理好幾個方面的關係。因此，以研究科學技術的規律為中心，同時研究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關係及其相互影響的科學學，就是軟科學又一大類主學科。人類行為科學化，首先是決策的科學，其次是行為程序科學化。因此，關於人類創造思維的學問，行為心理活動規律與預測未來發展等也是軟科學的一大類主學科。綜上所述，系統科學類、領導與管理學類、科學學類以及關於人才、創造思維、心理和行為科學類，就構成了軟科學體系中的四大主體學科。

軟科學表達和傳遞的乃是對日益複雜、深化和一體化的科技、社會、經濟現實的關注，它樹立了人文和科學的融合。科學知識諸領域的溝通和合作，試圖在複雜和開放的條件下，有機地解決人類認識上的困境，整體地給出科技、社會、經濟發展中一系列實踐性問題的答案。中國軟科學以科學民主決策為中心的鮮明宗旨，是支撐民主和科學決策的整個科學知識體系。軟科學在中國成為廣泛接受的綜合性學科、系統性視野和整體性方法的化身和符號。在20多年的發展中，軟科學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時也存在着一些問題，這些成就和問題是中國軟科學持續發展的新的生長點。

2010年年初，國務院發佈《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這部4萬多字的綱領性文件，對我國未來15年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作出了全面規劃和部署。 但也許還有人不知道，在這部文件背後，是2000多名來自科技、經濟、管理、企業等方面的專家，是20個專題、為期一年多的艱苦論證。

“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戰略研究，是新世紀我國規模最大的一次軟科學研究，也是最為成功的軟科學研究之一。”科技部部長徐冠華這樣評價。

三峽工程的綜合評估、京九鐵路沿線開發論證、南水北調的論證、青藏鐵路的上馬……軟科學研究在我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中發揮了戰略性、前瞻性的關鍵作用。

決策的失誤是最大的失誤，過去，由‘拍腦袋’產生的決策曾使我們付出了龐大的社會代價。”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説，“如果要對某個領域技術發展進行論證，往往需要調動上千名專家，為決策提供科學支撐。”

關於三峽工程的論證可以説是軟科學研究的一個經典例證。“三峽工程決策的論證過程，是一個將軟科學研究與硬技術研究很好地結合的範例，是組織多方面專家，多學科、跨部門、跨領域、大兵團作戰的範例，在這個決策論證的過程中，先後有1000多人蔘與。”曾經直接參與過三峽工程論證的國務院參事、科技部原秘書長石定環説。

“三峽工程從建國初期就考慮要上，文革期間受到影響，到1982年左右，又有不少人提出要上。”石定環回憶説，“當時，國家計委在京豐賓館召開了第一次關於三峽工程論證的會議。我記得當時提的是一個壩高150米的低壩方案，似乎就差不多了，但仍有不少專家提出不同意見，爭論非常激烈。”

“後來，國家科委和計委兩家聯合組成的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對三峽工程面臨的問題和將來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了充分論證，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三峽工程已沒有太大的問題，應該趕快上；而另一種意見認為，三峽工程仍然面臨着泥沙、地質、移民、生態、綜合效益評價等問題。在後一種意見中，關於移民問題能不能解決，怎麼解決，生態環境問題能不能解決，怎麼解決，還有關於文物保護等問題，爭論也是相當激烈。”

“最後，三峽工程的論證工作移交水利部進行論證，後來的事實證明，三峽工程的前期論證還是比較充分的，為後期工程設計和建設奠定了基礎。當然，在工程建設的過程中，還會逐漸暴露出問題，需要繼續研究。”石定環説。

科技界重“硬”輕“軟”的現象依然存在，“人們往往重視高技術這樣的硬成果，卻掂量不出‘高技術發展戰略’這樣軟成果的含金量。”一些軟科學研究人員如是説。

儘管軟科學的發展逐步得到重視，但對軟科學研究的投入仍有待加強。據介紹，在發達國家，軟科學的投入比例通常佔其研究及開發經費的5%－10%，而我國這一比例還不足1%。對此，石定環建議，政府各部門應採取多種形式，增加對軟科學研究的投入，讓軟科學為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為增強執政能力建設發揮更大作用。

軟科學研究成果來之不易，但不可忽視的是，不少軟科學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閣。

有一些軟科學研究喜歡走形式，走過場，最後提出無關痛癢的建議或結論。”石定環毫不客氣，直指當前軟科學研究中的弊病，“軟科學研究應該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討論，甚至是激烈的爭論。要全面提高軟科學研究的效率，加強評估，真正使軟科學研究成果在決策中發揮作用。”

“還有一點很重要，那就是要造就一支高水平的軟科學研究隊伍。”對此，王一鳴也表示贊同。“軟科學研究所需要的人才不只是專才，而且要具有宏觀視野和全球視野，具備豐富的知識結構和實踐經驗，此外，還要充分了解國情，瞭解決策過程，對外國的經驗和做法也要有一定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