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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

(社會學家、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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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1910年11月2日~2005年4月24日),江蘇吳江(今蘇州吳江區)人,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2] 
1928年考入東吳大學醫預科,1938年獲得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博士學位 [2]  ,1945年加入民盟,1982年被選為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院士,1988年獲聯合國大英百科全書獎 。 [2]  [8-9] 
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寫下了數百萬字的著作。費孝通在其導師馬林諾夫斯基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費孝通先後對中國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進行實地調查,提出既符合當地實際,又具有全局意義的重要發展思路與具體策略。同時,開始進行一生學術工作的總結,提出並闡述了“文化自覺”的重大命題,並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學術自述與反思》、《從實求知錄》等著作,被譽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
2005年4月24日22時38分,費孝通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4]  [14] 
中文名
費孝通
外文名
FEI XIAOTONG
國    籍
中國
民    族
漢族
出生地
蘇州市吳江區
出生日期
1910年11月2日
逝世日期
2005年4月24日 22時38分
畢業院校
燕京大學
畢業院校
清華大學
倫敦經濟政治學院 [2] 
職    業
社會學家
代表作品
《文化論》
《人文類型》
江村經濟
《鄉土中國》等
主要成就
獲赫胥黎獎,獲《大英百科全書》獎
主要職務
原人大副委員長

費孝通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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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照
生活照(13張)
1910年11月2日,費孝通誕生於蘇州府吳江縣一個重視教育的知識分子家庭。 [3]  [10]  六歲入吳江縣城的第一小學,後轉入振華女校就讀。1923年,轉入東吳大學附屬一中。1924年開始發表文章。
1928年,高中畢業,升入東吳大學,攻醫預科,想成為一名醫生,懸壺濟世,救死扶傷。後受進步思想影響,於1930年轉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習,獲學士學位。畢業後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東鄒平縣參加鄉村建設工作。
1933年,畢業後,考入清華大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系研究生,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人類學系,師從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成為中國最早在本土獲得社會人類學碩士的青年學者。 [1] 
1935年,費孝通與王同惠結為伉儷。同年,費孝通從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取得該校公費留學資格。出國前偕王同惠赴廣西實地調查,在瑤山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費孝通受傷。翌年費孝通返鄉休息,準備出國。在此期間,去吳江縣廟港鄉開弦弓村參觀訪問,在該村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調查。 [8] 
1936年秋,費孝通抵英,師從布·馬林諾夫斯基完成博士學業,根據其在吳江的調查結果寫出論文《江村經濟 [8]  。該書被譽為“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國際人類學界的經典之作。 [9] 
1938年,費孝通從英國返回中國,任教於雲南大學,成立社會研究室開展調查工作。
1939年,與孟吟女士結婚並生下一女。
1938年至1946年,任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持雲南大學燕京大學合辦的社會學研究室。其間,於1943年赴美國學習訪問。 [1] 
1945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投身於民主愛國運動。
1946年11月訪問英國。 [1] 
1947年,到清華大學任教。 [1] 
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2] 
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1955年,到貴州進行民族識別,參加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
1956年,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組織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深入民族地區進行社會歷史調查。費孝通與黃現璠都是調查組的負責人,又同是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
1957年3月24日,費孝通寫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發表在《人民日報》,被劃為“右派”。同年反右運動,費孝通被錯劃為中國著名的大右派,是人類學界、民族學界的著名五右派(吳澤霖潘光旦黃現璠吳文藻、費孝通)之一。
1958年2月1日,全國人大一屆五次會議作出了“罷免費孝通、黃現璠歐百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委員職務”的決議。費孝通曾説:“失去知識分子等於失去民心。”文革期間,吳文藻夫婦、潘光旦和費孝通在中央民族學院二號樓翻譯《世界史》和《世界史綱》,這是他們四人最後的相聚時光。
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學院,和吳文藻、謝冰心等翻譯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韋爾斯的《世界史綱》。 [1] 
1979年,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着手重建中國社會學。 [8] 
1980年,在美國丹佛獲國際應用人類學會馬林諾夫斯基名譽獎,並被列為該會會員。 [8] 
1982年,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986年2月,費孝通寫了《小商品,大市場》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國範圍內引起關注。
1994年,費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發表《家底實創新業》。
1998年,費孝通就温州三次發文《築碼頭闖天下》。三篇文章。 [11] 
1988年,費孝通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費孝通獲《大英百科全書》獎。 [12]  此後費孝通先後對中國西北地區西南地區黃河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海地區、中原經濟協作區、淮海經濟協作區、東北地區、京九鐵路沿線地區等進行實地調查,代表民盟中央就所調查的每個區域向黨中央、國務院提出既符合當地實際,又具有全局意義的重要發展思路與具體建議,為改善中國的生產力佈局、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協調發展提供智力支持。90年代中後期,在繼續進行實地調查的同時,開始進行一生學術工作的總結,並結集出版《費孝通文集》(16卷)。 [2]  [13] 
2005年4月24日22時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4]  [14] 

費孝通主要成就

編輯

費孝通成就研究

工作時的費孝通 工作時的費孝通
費孝通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他在擔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領導職務期間,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參與黨和國家大政方針的協商。他把領導工作與學術研究、社會活動密切結合起來,通過開展區域發展戰略研究,進行“國是諮詢”,將參政議政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他早年就樹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一生孜孜以求。他利用一切機會接觸社會變革的實際,深入探討中國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問題、邊區與少數民族地區發展問題、城鄉關係問題、區域發展問題等,發表了許多具有廣泛影響的論著,為推動社會變革,為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廣交海內外朋友,努力促進兩岸學界和其他人士的相互瞭解、交流,與港台知名學者共同倡導舉辦了八屆“現代化與中國文化”研討會。 [1] 
費孝通是中國社會學的總設計師。從歷史上看,費孝通對中國社會學的貢獻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以前,費孝通關於社會學的大部分經典之作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比如:《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皇權和紳權》等等,都是在這個階段發表的。第二個階段是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以前,這是費孝通經歷坎坷的一段時間,儘管身處逆境,他還是仗義執言,提出“為社會學説幾句話”、“再為社會學説幾句話”,然而,最後終於不許説話了。1957年以後費孝通主要從事翻譯和邊界問題研究。第三階段是1979年的改革開放以後,費孝通重建中國社會學的一段時間。費孝通為今日中國社會學作出了總體設計,勾畫了今日中國社會學的藍圖,確立了中國社會學的實證風格。為解決社會問題、醫治社會疾病出謀劃策。在中國的江南,星羅棋佈的小城鎮已經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模式之一,這是費孝通留給我們的一份巨大財富。 [15] 
為中國農民找一條出路,成為費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課題。費孝通三訪温州、三訪民權、四訪貴州、五上瑤山、六訪河南、七訪山東、八訪甘肅、27次回訪家鄉江村。他研究中國的窮人主要是農民,如何擺脱貧困走向富裕之路。他關心中國農村和少數民族的經濟發展,關心農產品流通和農民增收問題,為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6] 

費孝通人才培養

作品照
作品照(13張)
費孝通一直致力於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堅持深入實際從事社會調查,提出了“五臟六腑”説。費孝通認為重建一個學科,在組織結構方面,必須要有五個要件:建立學會,為專業人員和支持這門學科發展的人提供交流機會;建立研究機構;建立培養人才的社會學系;此外還有設立圖書資料中心和學科的專門刊物和出版機構,並按照這一思路逐一落實。1979年中國社會學研究會成立,費孝通任會長。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社會學研究所,費孝通任所長。同年,費孝通聯繫他在美國的同學楊慶堃教授(美國匹茲堡大學),舉辦了第一期社會學暑期講習班。1981年又舉辦了第二期。然而,五大要件中他認為至關重要和最急迫的還是培養專門人才,為此,他到不少地方演講,宣傳社會學。在高校辦社會學專業的任務未能落實的情況下,1980年他來到南開大學。在學校領導和有關同志參加的會議上,費孝通希望南開能設立社會學專業,培養社會學人才。1982年,在費孝通的關懷下,研究生班開學。同年秋經學校批准,南開大學社會學系成立。 [17] 

費孝通論文著作

1984年發表了《小城鎮大問題》、《小城鎮再探索》、《小城鎮蘇北初探》、《小城鎮新開拓》等文章。 [2] 
著作名
出版社
出版時間
《社會變遷 重慶》
商務印書館
1935年
《Peasant Life in China》
London:Routledge出版
1939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1943年
生活書店出版
1946年
商務印書館出版
1947年
生活書店
1947年
《民主·憲法·人權——民之作》
生活書店
1946年
《工黨一年》
生活書店
1947年
生活書店
1947年
上海觀察社出版
1948年
三聯書店出版
1948年
《兄弟民族在貴州》
三聯書店
1951年
《China's Gentry(中國紳士)》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55年
《世界史》(上、中、下)
三聯書店
1975年
《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人民日報》上
1957年3月24日
《訪美掠影》
三聯書店
1980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商務印書館
1982年
《世界史綱--生物和人物的簡明史》
人民出版社
1982年
《雜寫甲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
《Chinese Village Close-up》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1983年
《從事社會學五十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
《雜寫乙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
1985年
1985年
《生育制度--中國的家庭與社會》
東京大學出版社
1948年
《雜寫丙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年
《中國農村四細密畫》
日本研文出版社
1985年
《雜寫丁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
新華出版社出版
1985年
《費孝通社會學論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
《費孝通社會學文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5年
《Small Towns in China》
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1986年
《沿海六行》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7年
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7年
羣言出版社出版
1999年
《費孝通文集》(16卷本)
羣言出版社出版
1999年至2004年
《費孝通學術精華錄》
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
1988年
《費孝通外訪雜寫》
1988年
《費孝通外訪雜寫》
1988年
《逝者如斯-費孝通雜文選集》
2005年
《費孝通選集》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
《人的研究在中國》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
《芳草天涯》
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5年
蘇州大學出版社
2005年
《學術文化隨筆》
1996年
《學術自述與反思:費孝通學術文集》
1996年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年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年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6年
《邊區開發與社會調查》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
《費孝通民族研究文集》
民族出版社
1988年
《行行重行行(鄉鎮發展論述)》
寧夏出版社
[5-6] 
1989年

費孝通個人生活

編輯
1935年12月,在廣西瑤山的調查中,費孝通誤入瑤人設下的“虎阱”,被木石壓住。妻子王同惠奮不顧身地把石塊逐一移開,但費孝通足部已受重傷,不能站立。王同惠趕緊跑出森林求援,從此一去不返。次日傍晚,才有人發現了費孝通,第七天在湍急的山澗中,發現了王同惠的遺體。此時,他們結婚才108天。 [16] 
費孝通和王同惠結婚留影(1935年) 費孝通和王同惠結婚留影(1935年)
1939年,經大哥費振東介紹,費孝通結識了孟吟,不久便在昆明結婚。此後55年,孟吟與費孝通相攜相依,載浮載沉,同甘苦,共患難,相伴終生。
此後幾十年時間裏,在孟吟相依相伴、相愛相慰之下,費孝通先後寫出無數頗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論著,併成為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毋庸置疑,在費孝通豐碩的成果裏,必然也浸透了愛妻孟吟的心血。
1994年12月1日,愛妻孟吟病逝。費孝通感慨萬千,作詩悼亡。 [18] 
費孝通和江村經濟之路
開弦弓,太湖東岸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村邊一條清河彎彎的像一張拉緊了弦的弓,村子由此得名。開弦弓村的一切從1936年改變,這一年,一個叫費孝通的年輕學生來到村子,從此,開弦弓村另一個名字———“江村”,被譽為“中國農村的首選標本”而名揚海外。 [16] 
1981年,費孝通回顧當時的情形説,進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後,對老師們課堂上講的東西,老實説很不滿意。有的老師搞了調查,但調查來的是很多枯燥的數字,並沒有説明這些數字有什麼意義。於是,“我們商議要自己深入到社會里去做調查”。
《江村經濟》問世
1938年,費孝通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英文名叫《中國農民的生活》。馬林諾夫斯基教授在序言中評價:我敢預言,費孝通博士的這本書將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發展上的一個里程碑。它讓我們注意的並不是一個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國家。
1957年5月,費孝通(右)在開弦弓村 1957年5月,費孝通(右)在開弦弓村
農副關係之辯
1957年,費孝通再次來到離別21年後的開弦弓村,目擊的事實使他不得不重申自己的觀點,這一次,他因此飽受了人間屈辱。1957年6月1日,《人民日報》正面報道了費孝通重訪江村的主要觀點:要增加農民收入,光靠農業增產是不行的。轉眼間,費孝通被指責為“惡毒攻擊政府忽視副業生產”。因為當時的政策是:“農不經商”,而且對外出打工嚴加禁止。費孝通被錯劃成右派。 [16]  這一指責使他失去了關注開弦弓的機會,直到1981年。在此期間,費孝通沒發表過任何學術作品。1981年,費孝通第三次訪問開弦弓村。他發現:30年代見到的養羊和養兔,已經成為家家户户經營的副業,家庭副業加起來佔到了個人平均總收入的一半。他經過調查又寫出了《三訪江村》。 [19] 

費孝通社會任職

編輯
1940年~1945年,費孝通任雲南大學社會學教授。
1945年起歷任西南聯大教授,清華大學教授、副教務長。
1945年~1952年任清華大學副教務長、社會學教授。
1952年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
1978年後,主持重建社會學工作,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社會學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多項職務。 [2] 
1978年~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長。
1979年,任中國社會學學會會長。
1979年,當選為社會學研究會會長。
1980年~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1982年,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982年~198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名譽所長。
1983年6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1985年3月,他發起成立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並任所長。 [8] 
1986年,任民盟第五屆中央委員會常務副主席。 [2] 
1987年1月,在民盟五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民盟第五屆中央委員會主席。歷任民盟第五、六、七屆中央委員會主席。 [2] 
1988年,費孝通當選為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1996年11月26日,民盟七屆五中全會接受費孝通辭去主席職務。後任民盟第七、八、九屆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 [2] 
1998年,《中國非國有經濟年鑑》創刊,費孝通任名譽主編。 [13] 
1999年11月,擔任上海大學上海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費孝通是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2] 
費孝通曆任民盟第二屆中央委員會常委、第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第四、五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2] 
費孝通還歷任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顧問、中國社會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費孝通獲獎記錄

編輯
所獲獎項
  • 1998    獲“霍英東傑出獎”[2]     (獲獎)    
  • 1994    獲該年度拉蒙.麥格賽賽“社會領袖獎”[2]     (獲獎)    
  • 1993    獲日本亞洲文化大獎[2]     (獲獎)    
  • 1988    獲“大英百科全書獎”[2]     (獲獎)    
  • 1981    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的赫胥黎紀念獎章[2]     (獲獎)    
  • 1980    獲國際應用人類學會馬林諾斯基名譽獎,並被列為該會會員    (獲獎)    
榮譽稱號
  • 1982    被選為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榮譽院士    (獲獎)    

費孝通人物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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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誠坦蕩的大家風範:費孝通熱愛祖國、追求光明的赤子情懷,矗立起一座高山仰止的豐碑。1938年,他帶着強國富民的願望從英國學成歸來,便積極投入到抗日救亡運動中。1945年11月25日晚上,費孝通在西南聯大演講,面對着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斷電、甚至開槍,他站在會場的最高處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們呼籲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籲和平”。1946年1月,他與其他教育工作者聯名致函正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呼籲停止內戰,成立聯合政府,保障民主權利。(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尤蘭田) [20] 
志在富民的崇高境界:我們要學習費孝通志在富民、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崇高思想境界。20多年間,費孝通七下甘肅定西、30餘次到江蘇吳江調查,足跡遍及祖國。費孝通一生著作等身,如今他的這些文字已成為我們寶貴的思想財富。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生動演繹了中國知識分子“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崇高理想追求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民盟中央常務副主席張寶文) [20] 
法制建設的推動者:費孝通同志是新時期憲法修改工作的重要參加者。費孝通同志曾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他堅決擁護和貫徹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1982年憲法修改過程中,組織民盟成員對憲法草案進行認真討論,就知識分子地位和作用、統一戰線等問題向有關方面提出建議。在1988年和1993年兩次修改憲法過程中,他衷心擁護中共中央關於修改憲法的建議,積極推動憲法與時俱進。(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王萬賓) [20] 
“天下大同”的家國情懷:費孝通的一生,經歷了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遷,在他的身上,飽含着愛國主義的情懷。他的《鄉土中國》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特殊的社會結構;他的《江村經濟》讓世界從不同角度定義中國的生產方式。他“行行重行行”,懷着一顆“志在富民”的仁心,總結出了包括“蘇南模式”、“温州模式”在內的多個區域經濟發展模式,推動了包括浦東、黃河上游、南方絲綢之路在內的多個區域經濟的佈局和發展。他提出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已經成為政府和學術界定義中國民族關係史的核心理論框架。他提出的“文化自覺”理念、他對全球化時代中國國際地位的戰略思考、他的“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和諧世界設想,都將指引着我們堅實地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 [20] 
費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中,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富民強國。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會活動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殫精竭慮,不懈奮鬥,直至生命的最後階段。他高尚的品格、無私奉獻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和懷念(搜狐網評 [1] 
費孝通至少有兩件事會被歷史記住。第一件事發生於1945年11月25日晚,面對着專制者的殘暴,費孝通沒有退縮,而是發出了比槍聲更為響亮的呼聲;第二件事是在1946年7月,李(公僕)聞(一多)被暗殺後,他在《這是什麼世界》一文中寫到:“一個國家怎能使人人都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被殺!人類全部歷史裏從來就沒有過這種事。我們如今活在什麼樣的世界裏!”這兩段敍述讓世人感覺到了費孝通作為民主鬥士堅定激進的一面,翻看同一時期費孝通的文章,會發現與其説費孝通是一個民主鬥士,倒不如説他是一個温和的自由主義者。(陳遠 [7]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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