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慶堃

楊慶堃先生原籍廣東省南海，出生於一個魚市富商家庭。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的儒傢俬塾教育。17歲時（1928年），他不顧父親的反對，考入燕京大學攻讀社會學。

1930年，費孝通先生由東吳大學轉入燕京大學，自此開始了與楊先生的終生友誼。在此後的三年中，楊先生都與費先生同住一個宿舍。據費孝通先生回憶，他們二人志同道合，都有着一個共同的心願，即要在社會學的知識積累上為人類作出貢獻。1932年秋，燕大社會學系邀請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帕克（Robert Park）教授到燕京大學授課，開設了“集合行為”和“社會研究方法”兩門課程。其中，帕克在“社會研究方法”課程中所講授的“社區”研究方法，對於楊先生與費先生都產生了深刻影響。1932年，楊慶堃先生獲得燕京大學社會學學士學位。

自1933年開始，楊先生利用帕克所教授的“社區”研究方法，開始對梁漱溟鄉村建設運動所在地鄒平進行社會調查，重點關注當地的市集系統，並於次年寫成了碩士論文《鄒平市集之研究》。同時，他還與吳文藻、費孝通先生一同翻譯出版了《帕克社會學論文集》（燕京大學社會學會，1934年）。在翻譯的過程中，正是楊先生與費先生一同確定了“社區”這一概念的譯名。

碩士畢業後，楊先生赴美國留學，進入美國密歇根大學攻讀社會學哲學博士學位，並於1939年順利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在傑克遜貿易區內作為社區代理的市場機構》 （Marketing Institutions In Jackson Trading Area As Agencies of Community）。

博士畢業後，楊慶堃先生在紐約《Chinese Journal》雜誌社做編輯，開展對華人社區的犯罪與社會新聞的調查。1944年，他基於此前在山東鄒平所做的調查，出版了《一個華北地區的市場經濟：對鄒平縣定期市場的概要研究》（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 a Summary of a Study of Periodic Markets in Chowping Hsien, Shantung.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一書。該書雖然篇幅不長，但公認是對區域市場一個開創性的研究。 ^[3] 

1944至1948年間，楊先生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社會學系任助教。隨後於1948年回國，出任廣東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在廣東嶺南大學期間，楊先生開展了兩個方面的重要工作。一是改進嶺南大學社會學系的課程內容。他指出基於西方事實的書本知識與中國社會現實之間有着重大差距，需要對社會學課程進行改良。他所確定的新社會學系課程體系包括有：“社會學原理、中國社會史、中國社會問題、社會制度、家庭、初民社會、社會合作、都市社會學、人口問題、社會行政學、近代社會理論與立法、社會調查、社會個案工作、社會行政實習、兒童福利實習、兒童培養學、兒童行為指導”等。

另一方面，楊先生積極地發展社會實地研究和訓練，設立了鄉村實地研究中心（城市實地研究中心由於經費所缺暫緩設立）。在經過調查挑選之後，選取了嶺南大學附近的鷺江村為研究站，率領學生開展了大量的社區調查與研究，為此還特意設立了高年級的 “社區專題研究”課程。在鷺江村的調查為楊先生此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3] 

1950年，由於朝鮮戰爭爆發而帶來的中美關係緊張，楊先生舉家經香港輾轉抵達美國。抵美后，楊先生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與哈佛大學擔任研究助理，隨後於1953年轉至匹茲堡大學任社會學系助教授，並於1958年升為教授。匹茲堡大學原是工科大學，楊先生在匹茲堡大學人文學科的創立與發展過程中，有着卓越貢獻。同時他長期致力於匹茲堡大學與香港和大陸學界的交流，因此於1981年獲得匹茲堡大學“功勳教授”稱號，並於同年榮譽退休。

在楊慶堃先生於美國的教學與研究期間，出版了自己最重要的數本著作。1953年，楊先生出版了對於新中國社會的著名研究，《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共產主義革命中的中國家庭）（Cambridge, Mass.: M.I.T. Press.）。1959年，又出版了該書的姐妹篇，《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共產主義轉型初期的中國村莊）（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Technology Pre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在這兩本著名研究中，他大量基於此前在嶺南大學任教時候所進行農村社會調查，對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家庭與鄉村社會變遷進行了深入研究。同年，兩書合併為《Chinese Communist Society: The Family and the Village.》（中國的共產主義社會：家庭與村莊）（Cambridge, MA: M.I.T. Press.1959）一書出版。

1961年，楊慶堃先生出版了他最為重要的一部研究著作《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中文版由範麗珠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該書之中，他針對韋伯對於中國宗教的研究，指出由於韋伯是以一種西方式組織化的宗教觀（例如教會組織）來看待中國宗教，所以無法探查到中國宗教的真正特徵。他指出在中國社會中，宗教是作為“分散性”宗教的一種形式被整合到世俗社會制度裏。分散性宗教雖然不是獨立性宗教，卻也有結構性基礎，其功能的實現是依託於諸如帝王體制和親屬系統這樣的社會政治機構。中國正式組織性宗教不夠強大，並不意味着在中國文化中宗教功能價值或宗教結構體系的缺乏。楊先生的這一研究已經被公認為是對於中國宗教進行理論研究的奠基性著作。

1964年，他還為再版的馬克思·韋伯《The Religion of China : Confucianism and Taoism》《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ans H. Gerth，New York: Macmillan.1964）一書寫了一篇長篇導論（中文版見韋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的附錄，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成為理解韋伯中國研究的必讀文獻。

在離開中國前往美國後，楊慶堃先生便一直致力於美國社會學與中國及其東亞地區社會學的交流。60年代之後，他利用教學的休假時間，對香港和等地區進行了大量的學術訪問，以推進東亞社會學的建設與發展。他特別是重視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之間的交流，不僅接受和幫助多名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學研究生到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還親自到香港中文大學講學與主持科研，組織匹茲堡社會學教師到香港講學，並於1968-1970年間出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3] 

1979年，中國社會學終於迎來了重建的機遇。當年，費孝通先生到美國領獎，終於見到了久違的楊先生，便談起了重建中國社會學的工作。楊先生為費先生出主意，做了一個計劃。第一步要培養一批能教社會學的人，將社會學重新辦起來。而培養人的最方便的辦法就是藉助楊先生在香港和美國打下的基礎，一個是匹茲堡大學，一個是香港中文大學。楊先生要用他在社會學方面的力量幫助中國的社會學繼續下去，把社會學在中國的生命繼續下去。

費先生回國之後，便開始籌辦1980年和1981年的第一、第二期社會學講習班。在這一過程中，楊慶堃先生藉助他在美國嶺南大學基金董事會中的影響力（他是董事之一），獲得了基金會的資助，順利地邀請美國匹茲堡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學教師來北京授課，其中匹茲堡大學有楊慶堃先生自己和Hlozner教授，而香港中文大學則有李沛良和劉創楚兩位教授。費孝通先生高度評價到，正是楊慶堃先生在美國和香港所打下的基礎，成為促成在中國重建社會學的重要力量。

在推動中國社會學科的重建之外，楊慶堃先生還積極地參與了中山大學（原嶺南大學併入其中）重建社會學系的工作。1982年，在楊先生的支持之下，中山大學也辦了培養社會學師資的講習班。並且在嶺南基金的資助下，派送社會學系的畢業生與教師出國留學與交流。此後，楊先生作為客座教授，一直堅持對於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的指導。

1993年，楊慶堃先生與夫人帶領全家人，遊歷了北京、廣州等地，表達了他對父母之邦的無限眷戀。此行也成為了他對中國的最後告別。1999年1月，楊先生因病逝世，去世的時候要求親屬不要發佈告，也不要搶救。費孝通先生對這位老友的想法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文章中説到：“我明白他的想法，是社會學家深刻的對人生的一個看法。學社會學的人一定很明白，我們的生命同我們社會的生命是有一個區別的。我們一個人，人生在世最多活一百多年吧。在這一百多年裏邊所做的事情，它留在社會里邊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傳遞下去，而且發揚光大。他叫我們注意，不要看他生物人的存在，不要看他生命的長短，我們要看他在這一生裏邊起的甚麼作用，對社會作的甚麼貢獻。中國有一句老話講立言、立功、立德，而他的一生對社會學的事業確是這樣做了。” ^[3] 

楊慶堃在社會學研究中，側重於芝加哥學派的人文區位學研究，重視時空壓縮理論，致力於社區調查，晚年尤其關注中國社會學的重建工作。1979年，楊慶堃多方籌集資金，邀請中美學者在北京先後舉辦了兩期社會學暑期短訓班。1980年，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恢復以後，楊慶堃動員了大批中外社會學教授到該系任教，並籌集資金，資助青年學者出國深造，為中國社會學的重建作出了重要貢獻。1985年中山大學授予他社會學名譽教授稱號。1987年他在匹茲堡大學退休。 ^[1] 

《革命中的中國農村家庭》（A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1959）

《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村落》（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1959）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1961）

《過渡期中的中國農村》（1961）

《19世紀中國羣眾行動某些統計模式》（1976）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