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南模式

1983年，費孝通教授在其《小城鎮·再探索》中首先提出了“蘇南模式”這一概念，“蘇、錫、常、通這幾個地方鄉鎮工業的來歷和發展機遇類似”。“到八十年代初江蘇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時候，蘇南的農民沒有把社隊企業分掉。在改制過程中，鄉鎮政府和村級自治組織替代先前的人民公社和生產隊管理這份集體經濟，通過工業保存下了集體經濟實體，又藉助上海經濟技術的輻射和擴散，以鄉鎮企業為名而繼續發展。蘇、錫、常、通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是大體相同的，我稱之為蘇南模式。” ^{[5]  [9]}  “蘇南模式”，即指蘇州、無錫、常州、南通等地大體相同的經濟發展背景和現實發展路子。

“蘇南模式”的含義是隨着時代變革而不斷豐富和演進的，其所涵蓋的區域已大大超出當初的命名地。 ^[3]  傳統的“蘇南”指蘇錫常三市，領21區、10縣（市）、314鎮；費孝通教授“蘇南模式”意義上的“蘇南”範圍更廣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興、湖州等地；現理論界涉及的“蘇南模式”，區域已擴展到蘇中的揚州、浙江的杭州等地。基本與中國人文概念中的“江南”接近。 ^{[1]  [3]  [5]  [10]}  費孝通教授將南通列為“蘇南模式”的重要成員 ^{[7]  [11]}  ，他曾多次到南通考察，發現其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層次都與蘇南相近，遂把南通放在“蘇南模式”中進行考量，講話和文章中常將南通與蘇州、無錫、常州並稱為“蘇錫常通”。 ^[4] 

蘇南地區位於太湖之濱、長江三角洲中部，人多地少，但農業生產條件得天獨厚。蘇南地區毗鄰上海等發達的大中工業城市和市場，水陸交通便利。蘇南地區的農民與這些大中城市的產業工人有密切的聯繫，接受經濟、技術輻射能力較強。同時，蘇南地區還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祥地。早在計劃經濟時期，蘇南地區就有搞集體經濟的傳統和基礎，為發展鄉鎮企業積累了寶貴的經濟和必要的資金。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温州模式則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兩種路徑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觀原因。

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集體制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的明確支持，促使社隊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的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大量技術工人節假日到蘇州、無錫等地，給蘇南帶來了信息、技術和管理經驗。因此，歷史上的積累和接受上海的輻射為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對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經佔到了60%。

費孝通教授對“蘇南模式”的研究，有10個字的座標，這就是：“類別，層次，興衰，佈局，發展”。1990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曾約見費孝通和錢偉長兩位先生深談長江三角洲的開發問題。費孝通適時提出“蘇南模式”，正是聯繫到了國家的發展大計。 ^[6] 

蘇南地區採取以鄉鎮政府為主組織資源方式。

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出資辦企業，並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將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閒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業，動員和組織生產活動，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優勢，因而成為首選形式。

蘇南是指江蘇南部的蘇州、無錫、常州三市所轄的地區，自然條件優越，有着悠久的開發歷史，是中國商品糧的主要基地； 人口稠密，耕地有限，農業勞動力的過剩高達一半以上，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構成蘇南農村較早興辦鄉鎮企業的內在動因；

該地區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較早的地區，農村素有家庭手工業傳統，加之受近代工業文明的影響，蘇南農村的商品經濟意識較強，這些是蘇南鄉鎮企業發展的社會基礎；

蘇南地處集鎮密集地區，受城市經濟的輻射較強，交通運輸便利，文化發達，對輻射有較強的接收能力；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城市知青、幹部的下放帶來了技術和管理知識，同時城市工業因動亂受挫，生產和生活資料供不應求，為蘇南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市場空間。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温台模式則通過發展個體私營企業，通過市場化來促進工業化。兩種路徑的形成各有其主客觀原因。

“蘇南模式”的概念1983年首次被費孝通先生提出，以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為核心，追求村民共同富裕的特徵因為非常符合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所以備受追捧。

早在1958年人民公社化時期，蘇南各地在集體副業基礎上辦起了一批社隊企業，主要為本地農民提供簡單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到20世紀70年代，這些小型社隊企業逐漸發展成為農機具廠，為集體制造一些農機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社隊企業發展的明確支持，促使社隊企業步入了一個大發展的階段。它們利用這一地區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特點，抓住市場空隙，迅速壯大起來。改革開放初期，歷史上的積累和接受上海的輻射為蘇南地區工業化的起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而當時的短缺經濟，以及一些偶然因素，如80年代中期的信用擴張，對工業化的發展也起了推動作用。至1989年，蘇南鄉鎮企業創造的價值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已經佔到了60%。

蘇南地區採取以鄉鎮政府為主組織資源方式。政府出面組織土地、資本和勞動力等生產資料，出資辦企業，並由政府指派所謂的能人來擔任企業負責人。這種組織方式將能人（企業家）和社會閒散資本結合起來，很快跨越和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實現了蘇南鄉鎮企業在全國的領先發展。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初期，政府直接干涉企業，動員和組織生產活動，具有速度快、成本低等優勢，因而成為首選形式。

蘇南地區通過發展鄉鎮企業，走的是一條先工業化，再市場化的發展路徑：A、與城市經濟輻射密切相關，並逐步形成城鄉經濟一體化。蘇南鄉鎮企業一開始就是立足為城市經濟配套。與城市各種形式聯合創造的產值佔蘇南鄉鎮工業總產值的1/3，與城市形成各種形式的企業羣體和企業集團，與科研機構形成科研--生產聯合體，形成依託城市，依託大企業和科研單位的互相滲透的城鄉經濟一體化。

B、蘇南模式是在傳統的社隊企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所有制形式上仍沿用公社時代社辦、隊辦兩級社隊企業。形成以鄉、村兩級集體所有制為主和户辦、聯户辦等多種層次。

C、蘇南鄉鎮企業以工業尤其是以非農副產品加工為主。這是因為蘇南農業儘管發達，但農副產品上交任務重，除口糧外，能留下自己加工的少，加上較普及的商品經濟觀念，突破了就地取材、加工、銷售的格局，走以非農副產品加工為主的產業道路。

D、蘇南鄉鎮企業立足農村，支援農業。蘇南鄉鎮企業的原始積累來自農業，其所有者和職工大多是農村村民，並且大多是兼業農民，企業也是建在農村，從而形成蘇南鄉鎮企業在農村經濟中產生，反過來又繁榮農村經濟的良性互動局面。

第一，鄉鎮企業可以從不多的社區積累中獲取原始資本，並可以依靠“政府信用”從銀行取得貸款，還可以無償或低成本佔用社區內的土地資源，廉價使用社會區內的勞動力，從而帶來創業成本的節約。

第二，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身份和信譽，為企業取得計劃外的原料，促進產品銷售和處理商務糾紛，並幫助管理人員規避來自於財產轉移和國家政策歧視方面的風險，這也是許多私營企業寧願放棄部分財產控制權和收益權，爭當集體企業的一個主要原因。

第三，政府組織資源，企業規模一般比較大，可以生產一些資本密集型的產品。

第四，在鄉鎮企業發展初期，人們的產權意識、競爭觀念比較淡薄，平均主義思想嚴重。此時興辦社區成員名義所有、地方政府實際控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社會比較容易接受。

此外，政企關係不明、社區成員共擔風險的特性，客觀上也使社區政府和企業決策者敢於大規模舉債，上一些技術含量高但風險大的項目，使蘇南地區在產業結構高級化、企業組織規模化方面領先温州地區。但這種模式帶來的長期結果是，集體資源實質上成為政府的資源，個人的財產權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民營經濟、基層企業家的力量得不到發展，市場活力長期受到壓制。

在蘇南，由鄉村集體支配資源，它們同時也是財富積累的主體。而在温州，由個人積累財富和支配資源。有人認為蘇南模式是資源共享，但如何保證在資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是因為，如果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資源，那就是少數人獨享資源。

1998年，隨着中國進入買方市場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經濟空隙的數量、形式和分佈發生了本質變化，使在同一個空隙中生存的企業遇到前所未有的競爭，蘇南鄉鎮企業經歷了第一次改制。當時的做法大多是把鄉鎮企業改成集體控股的企業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但這次股份合作制化以後，鄉鎮村的地方產權制度問題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弊端仍然沒有根本的改觀。由於設置“不可分配給個人的集體股”以及地方政府通過集體股掌握決策權等做法，地方產權制度以另外一種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了。

依靠農民，自力更生髮展商品經濟。具體表現在其發展過程中的“六自”即：資金自籌、勞力自招、原料自找、產品自銷、決策自主、風險自擔；

面向市場，參與競爭。注意從市場需要出發，優化鄉鎮企業的產品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在企業組織結構上，一方面通過 小而專 拾遺補缺，另一方面又通過上規模上水平取得規模經濟的優勢；

發揮地理優勢，依託城市，充分接收城市經濟的輻射，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

協調農村發展中的工業與農業關係，使鄉鎮企業的發展與農業的發展相互促進。

“蘇南模式”的特點是通過大力發展鄉村集體企業而使縣域經濟社會全面進步，是一種重點探索農村工業化道路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蘇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經濟為主體，以規模經濟和外向型經濟為支撐，以鮮明特色和優勢產業為主要特徵的發展模式。 ^[10] 

A、黨政企合一現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B、市場發育不夠完善，流通環節薄弱，外貿出口渠道亟待拓展；

C、鄉鎮企業負擔重，其自我積累能力有弱化趨勢；

D、如何上技術、上質量、上管理、提高經濟效益，仍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重要任務。

在蘇南，由鄉村集體支配資源，它們同時也是財富積累的主體。而在温州，由個人積累財富和支配資源。有人認為蘇南模式是資源共享，但如何保證在資源分享前提下的共享，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是因為，如果不能保證絕大多數人都能分享到資源，那就是少數人獨享資源。

蘇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義模式”、“能人經濟模式”和“政績經濟模式”，本質上是“政府超強干預模式”。有學者把蘇南村鄉鎮政權對鄉鎮企業的實際干預和控制看作是一種鄉鎮的“地方產權制度”、事實上存在着政企不分的問題，同時產生低激勵和負激勵效應。但改革初期大量經濟空隙的存在為包括蘇南地區在內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歷史機遇，致使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蘇南地區政府超強幹預模式取得了輝煌的成果。那段時間，企業的部分利潤被用來建學校、建鄉村養老院，農地也被集中到種田大户。政府幹預的結果，使鄉鎮企業承擔了大量社會政府職能和“公共企業家”職能。儘管這種結果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是積極的，但政企不分的集體產權制度安排的隱患最終由於外部宏觀環境和競爭環境(如買方市場的出現)的變化而使得蘇南經濟滑坡，人們對蘇南模式開始提出了疑問。

企業制度創新的動力一般有兩種：一是“利益導向”，二是“危機導向”。蘇南模式的制度創新基本是出於危機導向，是迫於經濟形勢的要求。但由於政府利益的存在和採取的自上而下的方式。改制遠不是一帆風順。

蘇南模式也有不足之處，搞的是來料加工，產業鏈短，對外資依賴程度大，各地政府為吸引外資相互內鬥，大部分利潤都被外資轉移，老百姓並不十分富裕，蘇州的外商在國際產業分工中處於加工製造的配角地位，而蘇州為之配套的民營企業又淪為配角的配角。

無錫市副市長麻建國坦承，曾開創“蘇南模式”的無錫，其未來五年規劃，都建立在對過去發展所導致的嚴重污染的“痛定思痛”的基礎上。麻建國表示，他們將拒絕在未來的城市化進程中，再度扮演殺雞取卵角色。麻建國稱，經過20年來，無錫開創了“蘇南模式”但“去過無錫的人也許會發現，無錫太湖水已污染得不成樣。自然環境的惡化是發展導致的後遺症”。麻建國表示，無錫在國土面積只有4700平方公里並且還有1700平方公里是水域的情況下，450萬户籍人口和淨增一倍的流動人口，導致城市化的壓力非常大。“無錫不放棄二產，將把老的、對環境有極大影響的產業淘汰，同時發展高新技術，發展具有發展前景的優勢產業”，麻建國表示，不管引進外資，還是鼓勵國有企業進行新品開發，技術升級，無錫都鼓勵發展高新技術。這樣可以給環境、人口帶來一些好的、緩和的引導的作用。“很多東西並不是有多高的眼光，只是出於對過去工作的思路的反思，從這點制定下一步發展的戰略，讓的工作能夠避免過去的錯誤。”麻建國説。

10多年來，蘇州工業園區堅持以高新技術為先導、現代工業為主體、第三產業和社會公益事業相配套，成為中國引進外資的高地，它以不到蘇州3%的土地、3.5%的人口和5%的工業用電量，創造了全市14%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6%的工業總產值、17%的固定資產投資、20%的實際利用外資、31%的外貿總額。同時，每萬元GDP耗水5.9噸、耗能0.22噸標準煤，每千瓦時電產生GDP相當於24.3元、工業產值78元，達到20世紀90年代世界先進水平，初步開闢了一條高產出、低能耗的新型工業化發展之路，成為國內開發速度較快、協調發展較好、競爭力較強的開發區之一。

公開資料顯示，2004年蘇州GDP達到3450億元，悄然超過深圳；引資額高居各大中城市之首；工業總產值9560億元，佔江蘇省工業總量的30%，短短几年時間，蘇州經濟增長之快令人咂舌。

外“長”內“短”是蘇州經濟的特點，強大的外向型經濟一方面客觀需要大量的配套企業，另一方面為民企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同時搭建起一個國際化運作平台和競爭環境。有了這樣的土壤，民企就有了發展和壯大的空間。

蘇南模式是典型的引進發展型，通過建立工業園區，以強勢政府和有效政府為基礎，以招商引資為手段，以土地換資金，以空間求發展。

以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新區、崑山經濟開發區、吳江開發區為代表的園區經濟，構成了蘇州經濟的新亮點。蘇州擁有的4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和9個省級開發區，基本上是在90年代初開始建設的，在基礎設施上投入了巨大的資金。

如今，蘇州工業園區幾乎與蘇州園林一樣有名。這個中新兩國政府的重要合作項目，經過10多年開發，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基本達到蘇州市1993年水平，相當於再造了一個新蘇州。

蘇州的另外一個地方崑山則成為台商在大陸投資的大本營。改革開放之後，作為一個傳統的農業縣，崑山工業基礎薄弱，綜合經濟實力在蘇州地區8個縣中長期排在第六名上下。在舊蘇南模式中，崑山似乎是一個落伍者，但崑山在新一輪經濟增長中，積極推行外商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

迄今為止，崑山共有台資企業4234家，其中有50多家是台灣的上市公司，總投資額521.2億美元，常住崑山台胞超過10萬人，呈現兩岸共生共榮的良好局面。

崑山利用台資的總量，至少佔中國的九分之一，遠遠超過了上海地區的總和，上海市政府幾年來源源不斷地派人到崑山學習招商經驗，並把崑山當成了自己的競爭對手。多年以來，崑山全市財政收入的50%以上、兩税的60%以上、工業銷售的70%以上、工業投資的80%以上、出口總額的90%以上均來自台資以及日本等外企。

政府在這種外生式區域經濟的發展模式形成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以經營城市的理念進行類公司化的運作，這個公司以土地、税收優惠、城市品牌為資源，以外資為客户，以增加投資為拉動增長的主要手段，以GDP為自己的營業額，以地方財政收入為利潤。 ^[12] 

江陰的明智在於，當不少人宣佈了“蘇南模式”死刑時，它沒有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而是着力於在原有基礎上做大做強。舊蘇南模式時代的江陰，已有中國最著名的行政村——華西村，已形成了中國最大的精毛紡企業——陽光集團和三毛集團，毛紡織工業總量佔中國的四分之一，另外還有中國最大的軟塑包裝基地申達集團，中國最大的磷化工生產企業澄星集團，中國最大的模具塑料生產企業江陰模塑集團，中國最大的金屬製品企業法爾勝集團。這些企業在中國同行業中都居龍頭老大地位，業績可圈可點。

在舊“蘇南模式”時期，鄉鎮企業進行資本運營是不可想象的，而這恰恰是“江陰模式”最典型之處。鄉鎮企業+傳統產業，似乎是註定走向衰敗的公式，然而江陰做出了新的求解。隨着發展條件的變化，江陰鄉鎮企業在深化產權制度和經營機制變革的“二次創業”基礎上，先知先覺地搞起了資本經營工程。

在國內證券市場上，“江陰板塊”是股市中的一個新亮點。作為一個縣級市，自1997年第一隻“興澄股票”成功上市後一發不可收拾，先後有35家上市公司，36只股票順利上市，共募資金294億元。“江陰模式”這種內生式的經濟增長模式爆發出極大的潛力。

有人把“科技創新+資本經營+上市公司”的發展方式稱為“江陰模式”。“江陰模式”的成功之處在於以資本為紐帶，實現了資源要素的最佳組合：資本經營作保證，科技創新為先導，提升了產業層次，為企業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帶動了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

其實江陰的礦產資源非常貧乏，按照多年一貫的因地制宜思路，江陰並不具備“村村點火，家家冒煙”的條件，並沒有將鄉鎮企業做大的物質基礎。江陰沒有任何鐵礦，卻生產出了優質鋼材；江陰也沒有石油資源，但照樣培育出高新化工產業。當地人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物質資源的依賴，而能夠充分積聚和培育其它資源優勢，比如社會資本。

蘇南地區鄉鎮企業經過改制，逾越了過去那種產權不清、政企不分的“社區集體所有制”階段，只是多數地方沒有像江陰那樣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和各種形式培育上市公司，再利用資本市場和資本經營推動微觀層面上的企業改制改組、中觀層面上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宏觀層面上的對內對外開放。

新中國成立以來，江陰模式蓬勃發展，江陰在約佔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上，以千分之一的人口，創造了超過二百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一的上市公司和五十分之一的中國500強企業。

蘇南新舊模式的變遷離不開吳文化這一背景。吳文化傳統深厚，精巧纖細，温柔敦厚，重格物致志，強調均衡、集體、等級。在吳文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一代蘇商善於學習、模仿，但缺乏創新和領跑意識。做事穩健、規範，但冒險精神不足；坐地為商，缺少闖勁；為人精細但缺乏開闊的視野；個體意識強而團隊精神弱；有濃厚的官本位意識。

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東南部的温州地區以家庭工業和專業化市場的方式發展非農產業，從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場的發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產規模、技術含量和運輸成本都較低的商品。大市場是指温州人在全國建立的市場網絡。其基本特徵：經濟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經營方式專業化，有家庭生產過程的工藝分工、產品的門類分工和區域分工；專業生產系列化；生產要素市場化，按市場的供需要求組織生產與流通，資金、技術、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均可自由流動；服務環節社會化。

珠江模式是人們對廣東省珠江流域中以廣州、深圳等為中心的14個市縣，自改革開放以來，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的概括和總結。改革開放後，珠江三角洲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利用國家賦予的優惠政策，以其獨特的地理區位、土地和勞動力等優勢，與外來資源相結合，創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導的外向型快速工業化經濟發展模式，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沿海地區新工業化發展道路。

耿車模式是江蘇省宿遷縣耿車鄉在中國不發達農業地區發展鄉鎮企業的一種模式。80年代，“耿車模式”響徹大江南北，與“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蘇南模式”並稱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樣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