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

《鄉土中國》一書收錄了《鄉土本色》《文字下鄉》《再論文字下鄉》《差序格局》《維繫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別》《禮治秩序》《無訟》《無為政治》《長老統治》《血緣和地緣》《名實的分離》《從慾望到需要》十四篇論文，分別從鄉村社區、文化傳遞、家族制度、道德觀念、權力結構、社會規範、社會變遷等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國鄉土社會的結構及其本色。

1，《鄉土本色》。該章大抵是全書的總論。“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這一章中，費孝通將中國社會的基層定義為鄉土性的，這“鄉土性”帶有三方面特點：其一，“鄉下人離不了泥土”。鄉下人以種地為最普通的謀生方法，因而也最明白泥土的可貴。其二，不流動性。靠農業謀生的人是“粘在土地上的”，並不是説鄉村人口是固定的，而是説在人與空間的關係上是不流動的，安土重遷，各自保持着孤立與隔膜。其三，熟人社會。鄉土社會的這種人口流動性緩慢的特點使鄉村生活很富於“地方性”特點，聚村而居，終老是鄉。所以，鄉土社會是個熟人之間的社會，這才有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這一章描述了中國社會的基礎，同時也是全書的基礎，後文差序格局，禮俗社會之根源，都在於此“鄉土性”。

2，《文字下鄉》與《再論文字下鄉》。這兩章説明了一個問題——鄉土社會不用文字絕不能説是“愚”的表現。文字是人和人傳情達意的過程中受到阻隔的產物，但在鄉土社會中，“面對面的往來是直接接觸，為什麼舍比較完善的語言而採文字呢？”其實，還有更多的不需要聲音和文字參與的“特殊語言”可用來作象徵的原料，如表情、動作等，它們比語言更有效。“所以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餘的，連説話都不是傳達情意的惟一象徵體系。”《文字下鄉》説的是傳情達意的空間之隔，《再論文字下鄉》則説的是時間之隔，包括個人的今昔之隔和社會的世代之隔。由於鄉土社會是一個很安定的社會，一個人所需的記憶範圍本來就很狹窄；而同一生活方式的反覆重演，也使得語言足夠傳遞世代間的經驗而無需文字。

3，《差序格局》。從《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別》，講的是家、國、天下三者的倫常關係在社會學上的意義。“差序格局”是費孝通提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社會學和人類學觀點，指的是由親屬關係和地緣關係所決定的有差等的次序關係。中國人獨特的“私”的個性，造就了中國獨特的“差序格局”。不同於西洋社會有如捆柴的團體格局，費孝通在書中將中國的格局比作“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繫。每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所動用的圈子不一定相同。每個網絡都是以“己”作為中心，每個網絡的中心也各不相同，這就是一個差序格局，倫的格局。

4，《家族》《男女有別》。這兩篇講的都是中國傳統感情定向的問題。在西洋，家庭是團體性的社羣，這個社羣能經營的事務也很少，主要是生兒育女。但在中國的鄉土社會中，家並沒有嚴格的團體界限，可以沿着父系這一方面擴大。當其擴大成為氏族和部落時，其功能顯然不只於生育，而賦有政治、經濟、宗教等複雜的功能。在中國的鄉土社會，家是個連綿延續的事業社羣，它的主軸是在父子之間、婆媳之間，是縱的。所以，對於兩性之間的感情，中國人就矜持和保留得多，紀律排斥了私情，這在“男女有別”中有進一步的説明。鄉土社會是一個男女有別的社會。浮士德式的戀愛精神，在鄉土社會中是不容存在的。因為鄉土社會不需要新的社會關係，更害怕舊的社會關係被破壞。鄉土社會是阿波羅式的文化觀，男女關係必須有一種安排，使他們之間不發生激動性的感情。這便是男女有別的原則，即乾脆認為男女之間不必求同，不必瞭解，在生活上加以隔離。

5，《禮治秩序》《無訟》討論鄉村社會中人們如何基於宗法制家庭的感情進行道德判斷和約束。鄉土社會治理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所謂人治和法治之別，不在於‘人’和‘法’這兩個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範的性質。”在鄉土社會中，人們的社會關係的調節不是靠法律來調節，而是靠“禮”這種社會規範來調節。維持“禮”這種規範的是傳統，它正是與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相互配合適應的，通過不斷重疊、蛛網式的社會關係網絡影響到其他人，進而在整個社會營造一種合適的統治秩序。“在鄉土社會中，維持禮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獄。”這也正是訟師在鄉土社會中沒有地位的原因。在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之下，原本不承認有可以施行於一切人的統一規則，而現行法卻是採用個體平等主義的。現行的司法制度，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並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

6，《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和《名實的分離》，講的是四種權力。關於鄉土中國的權力結構，該書在《無為政治》《長老統治》和《名實的分離》三篇中分別加以闡述。費孝通認為社會權力共有四種形式：一是在社會衝突中所發生的橫暴權力；二是在社會合作中所發生的同意權力；三是在社會繼替中所發生的長老權力；四是在社會變遷中所發生的時勢權力。 ^[4] 

從20世紀30年代末英倫歸國，到雲南的昆明、魁閣，美國芝加哥、波士頓等，再到英倫、清華，10年間，費孝通跨越中國南北、東西兩半球，歷經實地研究、國際交流、歷史研討，他活動的公共空間不斷變換，社會空間不斷擴大，形成了一個時間和空間上相互交錯的社會關係模式，《鄉土中國》就是在這樣的時空結構變換中產生的。

從具體的社區研究到對整個中國社會整體把握是費孝通在大瑤山對瑤族進行的田野調查中與王同惠女士一起確立的認識中國社會的目標。《鄉土中國》這本小冊子是費孝通從西南聯大回到清華園給研究生講授《鄉村社會學》的講稿彙集。為了講授這門課，他先是使用美國教材做參考書，後來覺得美國教材不能表達自己的意願，又嘗試着使用自己過去在瑤山、江村、雲南三村的調查材料，抗戰後期，他還一度涉獵經濟問題，在報刊發表有關經濟的時評。1947年，他決定從社會結構入手來講鄉村社會問題，他寫道，要“另起爐灶，甚至暫時撇開經濟問題，專從社會結構本身來發揮”。

在《鄉土中國》的《後記》中，他稱這是他工作的第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瑤山開始的實地研究；第二個階段始於1946年前後的生育制度寫作和研究，《生育制度》是這個階段的第一本成果，《鄉土中國》則是第二本。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初訪美國，1946年11月至1947年3月重訪英倫，都為費孝通在跨文化中認識中國社會提供了更加寬闊的視角。《鄉土中國》的產生也得利於這兩次出訪。費孝通在這期間與美國學者進行了諸多領域的交流與合作。《世紀評論》約他為長期撰稿人，《鄉土中國》應《世紀評論》之約從1947年暑期後陸續寫出發表，共14篇文章，既是基於他講課的內容，也是基於他這個時期的思考。 ^{[1]  [6]  [14]} 

在該書中，作者把鄉土中國看作是包含在具體的中國基層傳統社會的一種特具體系，支配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中國的事實來説明鄉土社會的特性。

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從基層上看是鄉土性的。以土地為本的鄉土社會人口流動率極低，從而導致村落之間的孤立和隔膜，“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於斯，死於斯的社會”。人們在熟悉的環境中長大，代代相傳的社會習俗指導着他們的行為。在這種社會里語言足夠傳遞世代的經驗，“全部文化可以在親子之間傳授無缺”。據此，費孝通指出文字下鄉的困難在於鄉土社會的人們沒有用字幫助他們社會生活的需要，提出治愚的根本在於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變化。費孝通還從羣己關係上將中西方的社會結構進行對比，認為西方社會是一種團體格局，團體界限明確，團體成員對於團體的關係是相同的；而鄉土中國社會結構則是一種差序格局，他説：“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而是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這種差序格局以“自我”為中心，富於伸縮性，羣與己，公與私的界限都變得十分模糊。在此費孝通把中國人的“私”心放在這種格局下進行討論，“中國傳統社會里一個人為了自己可以犧牲家，為了家可以犧牲黨，為了黨可以犧牲天下。”正是因為這種差序格局是一個“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絡，因而鄉土社會也就沒有超乎私人關係的團體道德觀念”，“中國的法律和道德，都因之看所施的對象和自己的關係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縮”。普遍性關係的確立，正是現代社會異於傳統社會重要標誌之一。 ^[7] 

根據以上提出的概念和簡單的結構分析，費孝通又具體分析了中國鄉土社會的基本社羣“家”。他認為作為一個事業組織的家，其大小依事業大小而定，其主軸是父子之間而非夫婦之間，在家內紀律排斥私情的寬容。鄉土社會為維持秩序而在男女之間不強調感情，而強調合作，男女有別的界限使中國傳統的感情定向偏於同性方面去發展，同性組合使家庭的團結不易鞏固，於是以同性為主、異性為輔的家族便代替了家庭而成為鄉土社會的基本社羣。費孝通認為，鄉土社會的秩序是靠“禮”來維持的，禮是經教化過程而成為主動性的服膺於傳統的習慣，只要傳統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問題，禮治社會便不需法律來維持秩序，無訟是鄉土社會的特色。費孝通特別指出，中國正處在鄉土社會的蜕變過程中，要使現代司法制度得以徹底推行，必須“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先有一番改革”。 ^[7] 

在分析鄉土社會秩序何以維持的基礎上，費孝通進一步剖析了鄉土社會的權力結構。他把權力劃分為四種類型，即社會衝突中發生的橫暴權力，社會合作中發生的同意權力，社會繼替中發生的長老權力和社會急劇變遷中發生的時勢權力。在鄉土社會中，既有不民主的橫暴權力，也有民主的同意權力，但這兩者均不構成權力結構的主導方面，因為前者受到農業生產力水平的限制，而後者又受到分工體系不發達的侷限，因而鄉土社會“雖則名義上説是‘專制’的。‘獨裁’……在人民實際生活上看，是松馳和微弱的，是掛名的，是無為的”。鄉土社會中明顯地存在於一種既不同於橫暴權力又不同於同意權力的另一種權力，費孝通稱之曰“長老權力”，它是一種既非民主又異於不同主的專制。概而言之，鄉土社會是無為政治，長老統治。費孝通在分析鄉土社會的秩序的維持和結構的穩定的同時，並沒有忽視對其變遷的考察。他認為從鄉土社會向現代社會變遷過程體現在三個方面，即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名與實的分離；從慾望到需要。血緣是身份社會的基礎，地緣卻是契約社會的基礎，因此他説：“從血緣結合轉變到地緣結合是社會性質的轉變，也是社會史上的一個大轉變。”而就長老權力下的鄉土社會來説，變遷往往採用“註釋”形式，即“維持長老的權力而注入變動的內容”，這就導致了名與實之間極大的分離，並且其距離隨變遷速率而增加。鄉土社會和現代社會重要區別之一還在於前者的人們是靠慾望行事，雖然這些慾望由於文化的陶冶而恰好符合人類的生存條件，而在現代社會，人們已經不是根據經驗，而是根據他們自己的需要，運用知識去計劃社會生活。費孝通認為“從慾望到需要是社會變遷中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7] 

差序格局是《鄉土中國》中最為著名的概念。費孝通認為，中國社會關係的結構是以“己”為中心，根據親屬關係的親疏不斷推衍出去的同心圓。這種“差序”格局與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形成鮮明對比，如果説後者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那麼前者就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費孝通説：“儒家文化最考究的是人倫，倫是什麼呢？我的解釋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羣人裏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 ^[18] 

禮俗社會是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描述中國基層“鄉土本色”的概念。中國的基層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大家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被土地牢牢地聯繫在一起。在一個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隨心所欲而不逾規矩的自由。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從俗即是從心。換一句話説，社會和個人在這裏通了家。 ^[18] 

作為學術著作，《鄉土中國》是深入中國傳統社會本質的全面考察，帶有“通論”性質。作者在田野調查、個案研究之後，既結合典型現象又兼顧不同類型，進行理論深入與概括提煉，整體思維方法是綜合性的。面向社會推廣研究成果，保持理論的專業味又追求利於理解、雅俗共賞，使更多人熟知甚至參與研究。

其文字有下面三個主要特徵：

一是歐化語言的痕跡。歐式語言（英文等）有形式各樣的從句，成分複雜的長句並不鮮見，漢語的表達則以短句為主，通常情況下，修飾、限制成分沒有那麼複雜。費孝通研究人類社會學，是吳文藻、馬林諾斯基的及門弟子，更師從後者完成博士學業，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其學術（論文）寫作也就自然受歐式語言語法的影響。《鄉土中國》時見歐化語言的痕跡，那些成分複雜的長句對現在的讀者來説，理解很有難度。

二是文白交融的表述。與大多數同時代人相比，費孝通的西式教育起步早，所受的影響自然更深。同時，在家庭傳統的薰陶下，其早期教育也含有儒家文化的因子，他的父親還曾鄭重其事地讓自己的朋友教兒子傳統的作文章法。費孝通少年聰慧，寫作稟賦高，很早就開始了撰文練習，新式寫作的技藝是“早熟”的。其寫作方面的歷練可以説文、白兩端各得其法。《鄉土中國》主要以淺近的白話行文，間有典雅、精煉的文言詞句，修辭立誠而又運筆嫺熟，相宜得法。

三是南方方言的間雜。費孝通20歲之前一直生活在南方，其幼年、青少年時光在江蘇吳江度過。吳江地處蘇南，方言屬於吳語，語音、詞彙、語法等均與普通話有一定差異。《鄉土中國》偶見的特殊用詞和語法帶着吳語方言的影子，也給閲讀造成一些困難。 ^[15] 

為了幫助理解，作者在寫作過程中通過精心設計，凸顯了文章結構，使文章的寫作思路和框架結構變得異常清楚。在閲讀中，為了更好地理解內容，可以採用繪製思維導圖的方式來探究文章的結構，理清其中表達的內容和主旨，形成深刻認識。例如在探究“鄉土本色”時，本部分一共有17段，第一段總説了鄉土本色，之後2—10段分説了中國社會的土氣和聚居特點。其中2到6段説明了中國社會土氣的特點，而7到10段，表達了中國社會聚居的風格。這些特點都是中國人所熟悉的。之後11到13段探究了人與人，14與1段5探究了人與法，16段闡述了人與物。通過從三方面來表達中國社會的鄉土本色，最後總結出一個特點“土氣”。為了使作者的闡述更加清楚明瞭，思想更加細緻透徹，每一段的表達都有一箇中心，圍繞着這個話題作者展開了論述，用生動的語言表達了清楚的觀點，方便在閲讀中提煉出要點。在表達“土氣”時，作者用5段進行了陳述，每一段都有明確的話題，分別從種地謀生、文化風俗、取資於土地、定居是常態以及人口非絕對固定等方面進行了陳述。每段的主旨明確，重點突出，方便在閲讀中形成深刻理解和客觀認識。通過對書籍的每一個章節進行梳理和探究，會整理出清晰的思維導圖，能夠感受到作者寫作的清晰思路。 ^[16] 

《鄉土中國》中的人物都是典型的具有中國特色的人物。他們都是普通人，在農村艱難地生活着，對於法律都不瞭解，熟悉的只是他們生活的環境以及日常知識。在表達人物形象時，作者通過農村中典型的事件來刻畫人物，使人物形象慢慢清晰，能夠在閲讀中刻畫出一個形象而真實的人物。例如《無訟》中有個典型的案子，某甲有抽大煙的不良習慣，長子為了全家的經濟而努力，想要干涉父親抽大煙卻又無法開口。小兒子不務正業，自己抽大煙的同時慫恿父親也抽。當一家大鬧起來後，鄉紳評理，認為小兒子是敗類；父親不知道管教兒子還抽大煙應受到教訓；大兒子對父親不知道孝敬，需要好好管教。故事中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經常會看到的人物，也是中國社會中典型的人物。 ^[16] 

1．社會學、人類學的本土化。作為一門產生於西方社會的社會學、人類學，對於東方社會學、人類學者而言，如何才能把西方社會學、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本土化？這一問題直到今天仍在困擾着東亞眾多的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而費孝通的研究和實踐已經證明，他非常出色地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論特色。他對於本土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一直成為非西方學者研究本土社會的典範。“差序格局”概念的提出，正是人類學、社會學中國化的一項偉大嘗試。費孝通在社會學造詣上的本土化特色，不僅僅體現在其學術思想之上，而且體現於其畢生所堅持的中國實地調查研究之上。

2．社區分析的研究方法。費孝通採用了社區分析的研究方法，通過研究人們生活的時空坐落，來研究各種社會制度以及社會結構。將抽象的東西具象化，通過研究它的活動載體來間接研究它本身。他的小城鎮研究向學界展示了社會學的魅力所在，即它不僅能夠研究社會一般事實的發展後果，而且能夠成為預測社會變遷與制定社會政策的科學依據。

3．文化傳統和社會結合。費孝通對於文化傳統和社會結合的研究，是其社會人類學研究的中心環節，它強調一種時空的結構。而對於社會人類學而言，在研究一個社區文化結構時，一直強調高層文化的規範性向基層區域文化的多樣性的結構轉化歷程及具體的表現方式。 ^[17] 

2019年8月，國家教育部將社會學家費孝通的《鄉土中國》編入高中統編三科教材《高中語文（必修上）》第五單元。 ^[14] 

前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鄉土中國》是講述中國鄉土社會傳統文化和社會治理結構的代表作，為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基本特性提供了重要參考。” ^[8] 

費孝通（1910—2005），江蘇吳江人，社會學家。1920年進入蘇州振華女校讀書。1928年就讀於東吳大學醫學預科。1930年考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1933年成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及人類學系研究生。1936年獲公費留學資格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人類學。1938年獲哲學博士（社會人類學）學位。

回國後，先後在雲南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1942年加入民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政協常務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民族學院教授、副院長，國務院專家局副局長，第六屆政協副主席，第七、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學會會長，國家民委顧問等。 ^[10]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發展中心 中小學生閲讀指導目錄（2020年版）》。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