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實求知錄

我這篇文字，其實不僅是我個人的學術反思，思想的再思考，也是對我所學到的社會人類學的反思，對社會人類學這門學科還可以説是一種文化自覺的嘗試。 ^[1] 

我覺得，人類學也好，社會學也好，從一開始，就是要認識文化，認識社會。這個認識過程的起點，是在認識自己。我這個人作為一個生物體，是在既定的文化裏邊長起來的，一切離不開自己所屬的文化。但是儘管如此，要了解自己所處的文化，這個事情並不容易。我記得一九七九年我訪問芝加哥的時候，已經提出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這件事，主張進行文化之間的交流。跨文化交流的基礎，就是得從認識自己開始。我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認識自己。搞了這麼多年，寫了不少文章，也只能説是認識自己的開始。

文化，我叫它是個人造的人文世界。這個人文世界是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自己造出來的。造得怎麼樣呢？我們自己生活在裏邊，可是並不清楚這個問題，從來也沒有人對我們講過。我老了，想要看一看，自己從小學來的這一套文化，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它的內容是什麼樣的，怎麼去分析它，怎麼去理解它，看它在我們生活上發生了些什麼作用，又怎樣發生變化，它是怎麼變動的，為什麼變動，動到哪兒去……

這些問題，我認為就是人類學者、社會學者要去觀察和研究的題目。也就是説，要用我們所掌握的認識客觀事物的科學方法，直接去看、去觀察、去分析社會生活裏的事實、秩序、格局和基本規律。這既是在認識社會、認識世界，也是在認識自己。這樣得來的認識才能運用來滿足我們生活的要求。

晚上，我得到一本北大出版社剛剛出版的我自己寫的書，書名叫《從實求知錄》，是我最近幾年發表的學術反思文章的結集。為什麼叫《從實求知錄》呢？意思是書裏邊記錄了我從實際中得到知識的經過。我這些年來所得到的知識很少，也不見得都正確，但是我確實是從實際生活當中得到的。這本書就是講我這一個人求知的經過，從中也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在六十年裏的發展脈絡和發展的過程。

從一九九五年開始，我覺得自己有點老了。以前我沒有感到自己是個老人，這是老實話，就像孔子説的，“不知老之將至”。一九九五年以後，做事情有點力不從心了，感覺到有個“老”字來了。講話的時間一長就講不動了，走路要人扶着了，一樣一樣地表現了出來。總的感覺是力不從心。心裏邊還想着做這個做那個，可是實際上做不來了。我這個生物體和在人文世界裏形成的精神要求合不到一塊了。感覺到自己老了之後，我就在考慮一個問題。我雖然老了，可還沒有死。從老到死還有一段時間，叫“老而未死”。老而未死這段時間裏邊，我應當做些什麼事情呢？中國人有個説法，叫“身後之事”，我也開始考慮身後之事了。從前寫《生育制度》的時候，我發揮過一個觀點，認為社會同人一樣，都有新陳代謝，英文裏邊叫做metabolism。我為此專門創制了一個名詞，叫“社會繼替”。社會自身的發展，要求人口不斷地再生產。新的進去，老的退出來。退出來的過程中，有一個老而未死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他會想一個問題，即個體受到生物體的限制，不能再活下去了。這是上帝決定的。中國人叫“命”。天命如此。到這個時候，人會感覺到，有個東西在自己死後還會繼續延長下去，這就是人文世界。想到這一點，會產生一種感覺，想再做點事情，留點影響給身後的世界。我在一九九五年之後，開始考慮這個身後之事。想到的具體要做的事情，是寫我的反思文章。回頭去看去想自己思想的來路和過程，看看這套想法是怎麼來的。我想自己大概還有幾年的時間，能用來回頭看看自己寫過點什麼，為什麼這麼寫，寫得對不對，自己做點反思，進行自我批判。也就是要自己看自己。後來我又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我看人看我》，意思是看看人家是怎麼看我的，看看我寫的文章起了點什麼作用。這事情很有趣味。大家到了我這個年齡，可以試一試。自己看自己，批評自己，再看別人怎麼看自己、批評自己，不僅有趣，而且可以有啓發。通過這樣的思考，可以對問題看得深一點。 ^[1] 

我怎麼去進行反思的呢？一個辦法，是在我的老師身上做文章。思想有它的來源的。我學的這套東西哪兒來的呢？我的思想哪兒來的呢？應該説是從我的老師那兒來的。我的幾個老師當中，第一個影響我的是吳文藻先生，第二個是潘光旦先生，然後是三個外國人，一是Park，二是Shirokogorov，三是Malinowski。作為學生，我從這些老師身上得到些什麼呢？關於吳文藻先生，我寫了一篇文章，叫《開風氣，育人才》。他在中國提出來了兩個重要思想，一個是社會學中國化，一個是把人類學和社會學結合起來，運用人類學的方法發展中國的社會學，從實際調查中出思想，出理論。潘先生對我影響比較重要的思想是“兩個世界”，一是人同物的關係的世界，一是人同人的關係的世界。我在潘先生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人文世界”這個概念。我這個概念是從潘先生的思想裏邊來的。

對人文世界怎麼理解呢？這個話要説得遠了，意思也深了。太史公司馬遷寫《史記》，是承父命。他的父親要他做的事情，總起來講是兩句話：一是究天人之際，二是通古今之變。“天人之際”是什麼意思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天是指自然世界，人是從自然界裏邊發展出來的，天人之際就是人在這個自然世界裏邊處的地位。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不是天外來客。人逃不出這個客觀的自然世界，但是人有能力可以利用這個自然世界來創造一個人文世界，用人文世界來利用自然以取得人的生存和發展。這使人既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又是自然世界的對立面。Malinowski的一個關鍵思想是，文化是人造的東西，是為了人的需要而造的。在自然界裏邊，從沒有生命的狀態裏出現了生命，又從生命裏邊出現了文化。這個過程到如今還沒有完，還在進化，還在發展。連起來看，就是歷史。要弄清楚這一套，就需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也可以説是中國人歷來做學問的基本內容。人的知識，大概就是從這一“究”一“通”當中來的。根據我的理解，人類學、社會學的目標，也可以表述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個話，古人早就説清楚了，但是我們還不大明白。 ^[1] 

我確實感到時間不多了，力不從心了。Raushenbush寫的Park傳的最後一章題目是“So Little Time”。時間之少，生命之短，到老才體會得真切。我真是覺得整天想問題都來不及，更不用説把問題想明白再寫出來。

我在反思的時候，先回到自己老師那裏。這一來，我發現自己對幾個老師的東西都沒有吃透。要真正理解上一輩人並不容易。我在看什麼書呢？講講也許很有意思。我在看幾本傳記。陳寅恪、顧頡剛、傅斯年，還有錢穆，這些人的傳記很吸引我。他們是我的上一輩人。我想看看他們一生關切的是什麼問題，他們這代人是怎麼過來的，這裏邊很有意思。顧頡剛是我的同鄉，儘管相差一代，他所處的文化背景，和我的還有很大相同之處，所以他講的話我很熟悉。從傳記裏邊看到他的很多苦衷，我很能體會其中的原因。我看這些人的傳記，是想爭取多懂得他們一點，也是想多懂得自己一點。

在我的老師裏邊，中國的老師，只是差了一代，理解他們就不大容易了。外國老師理解起來就更不容易。Shirokogorov寫了很多東西，我也看過不少，可是我還不能説自己懂得這位老師。我跟他學體質人類學，他對我影響很大。這種影響從當時一直持續。我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覺得是自己的發明，還很神氣。如今一看，Shirokogorov早就講了。今天我把這個話説明，這是Shirokogorov影響我的學術思想的一個例證。

我從暑假開始，看Malinowski的一本書，The Dynamics of CultureChange。我好好讀了一遍。我應當説明，這是My teacher in my eyes，只是我眼中的老師和他的想法，是我的理解。這本書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從這本書裏邊看到了Malinowski學術思想的具體變化和發展。他最早成名的著作和他早年的文化理論，是從他參與Trobriand土人的實際生活裏邊出來的。Trobriand那個地方，有點像中國的陶淵明在《桃花源記》中描寫的那個樣子，是個孤立的、封閉的、靜態的文化。Malinowski確實是很深入地理解了Trobriand島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從中看出來了文化表格，即文化的結構，寫出了《文化論》。後來他到了倫敦，做了教授，就不同了，他不再到Trobriand去了。他要考慮下一步怎麼辦，人類學往哪兒去。他後來接觸到了非洲殖民地上土人的情況，看到當地的原有文化快要被西方殖民主義破壞盡了，他心裏不舒服，對殖民主義這一套很反感。他希望還能保留住原來的本土文化。Malinowski當時的心情，可能跟我在一九五七年時候的想法有點類似，想憑藉自己的知識去改造天下，像唐吉訶德。他熱心於應用社會學，想改造殖民主義，為殖民地的人民做點好事。這與總的形勢是衝突的，成了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靠書生去改變它也是勞而無功的。但是在這一段經歷當中，Malinowski卻看到了一個正在發生文化鉅變的社會，看到了文化變遷的現實，這使他後來寫出了《文化動態論》。這是人類學歷史上的一個很大的轉折，從靜態的分析轉向了動態的研究。他把這個轉折作為一個人類學的大題目，認為新的人類學必須以對變動中的文化的研究作為自己的主題。他明確地提出了這個主題。可是人生有限，他沒有機會由自己來完成這麼一個主題的轉折了。 ^[1] 

Malinowski的學術思想，始終沒有離開他所接觸到的實際。實際是靜態的，他的思想也是靜態的。實際發生變化，他的思想也發生變化，他的理論也發生變化。我們看書不能不看人，要看是誰寫的，什麼時候寫的，為什麼這麼寫的，為什麼有這套思想。弄清楚這些，才能理解作者，懂得作者。Malinowski在人類學上的貢獻，就是實現了從書本到實地調查，從靜態研究到動態研究，並倡導從對野蠻人的研究轉向對文明世界的研究。

今天的人類學、社會學的主題又是什麼呢？這是我們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我想，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看清楚我們處在一個什麼樣的大環境裏邊，看清楚全人類的文化是在怎麼變化，這樣才能看到我們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説，先要定好位，才好往前走。這裏邊的意思，還是我反覆強調的一條，不能脱離實際，要堅持從實求知。當前最大的實際，就是人類社會從二十世紀向二十一世紀過渡時期的文化變遷。

一九八九年，我參加過一個國際兒童教育方面的學術會議。我在會上説，在兒童教育方面，當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為他們準備一個能適應二十一世紀人類生活的腦筋。二十一世紀會是個什麼局面呢？這個話要從二十世紀説起。我曾經用過一個比喻性的説法，説二十世紀是一個世界性的戰國世紀。意思是這樣一個格局中有一個前景，就是一個個分裂的文化集團會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一個多元一體的國際社會。我覺得人類的文化正處在世界文化統一體形成的前夕。要形成一個統一體，而又尚未形成。要成而未成的這樣一個時期，就表現出了“戰國”的特點。這個特點裏邊有一個方向，就是多元一體的世界文化的出現。我們要看清楚這個方向，向這個方向努力，為它準備條件。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老在那兒打來打去，不知道什麼時候什麼人發了昏，扔個原子彈，毀滅整個人類社會，即使人類沒有全部毀滅，文化也得重新再從頭創造一遍。我們要避免人類歷史的重新來一遍，大家得想辦法先能共同生存下去，和平共處。再進一步，能相互合作，促進一個和平的共同文化的出現。這個文化既有多元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 ^[1]  　我雖然是看不到這一天了，但是可以想像天下大同的景象，而且還想通過做的事情來影響這個鼓舞人心的前景。所以，我還在想身後之事。不能説我快死了，看不到那一天了，就跟我沒什麼關係了。中國人不這麼想問題的。我雖然快死了，文化還存在，人類還存在，地球上的人還得活下去。活下去就會碰到這個問題，就得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有責任為後來的人們想想問題，做點準備。怎麼準備呢？要形成一個世界文化統一體，首先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個文化集團，每個文化集團是什麼樣子，和平共處的關鍵在什麼地方。思考這些問題時，可以回到Malinowski那裏去。他在《文化動態論》中得出一個值得我們發揮的結論：人類必須有一個共同的一致的利益，文化才能從交流而融合。這個結論很重要，是他從非洲殖民地上看出來的。換句話説，殖民主義不可能解決文化共存的問題。我們中國人講，以力服人為之霸，以理服人為之王。霸道統一了天下，也不能持久，王道才能使天下歸心，進入大同。維持霸道的局面，可能最後會導致原子戰爭，大家同歸於盡。我希望避免同歸於盡，實現天下大同。所以我在七十歲生日那天提出這樣的四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北京大學 費孝通

費孝通(1910—2005)中國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被譽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奠基人之一。江蘇吳江人。曾任雲南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大學等校教授,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1980年獲國際應用人類學會馬林諾斯基榮譽獎。1981年獲英國皇家人類學會赫胥黎獎章。代表作有《鄉土中國》《江村經濟》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