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故事的人

2012年12月7日17：30，莫言在瑞典文學院的報告大廳舉行諾貝爾文學獎演講。文學院提前1個小時開門，已有嘉賓陸續入場。瑞典學院為嘉賓準備了包括中文、瑞典文、英文在內的7種語言的演講稿，因為莫言將用中文演講，而現場沒有翻譯。 ^[1] 

與往年不同的是，2012年演講台旁邊一張桌子上擺放的是中國作家莫言的作品——《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勞》的瑞典文譯本，右側還特意為中國駐瑞使館的工作人員預留了2排座椅。17：10左右，200名嘉賓已基本到齊，瑞典學院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主席韋斯特伯格攜夫人入場，隨後馬悦然也攜夫人陳文芬坐在了第一排的位子上。 ^[1] 

莫言夫婦在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前主席謝爾·普爾斯馬克的陪同下步入會場，嘉賓們熱情地起立鼓掌。在掌聲中，普爾斯馬克給莫言獻上一束鮮花後，率先走向講台表達對莫言的歡迎。 ^[1] 

莫言演講開始前説：“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的夫人生了一個小女孩兒，這是一個美麗故事的開端。”對新生命誕生的祝賀開啓了莫言此次文學講座的內容。 ^[1] 

在長久熱烈的掌聲中，莫言結束了與自己創作有淵源的事與人的故事。結束時，莫言再一次向鼓掌的聽眾深深鞠躬，表達謝意。演講結束後，嘉賓都被莫言的故事感動，聽眾集體起立鼓掌長達一分鐘。 ^[1] 

尊敬的瑞典學院各位院士，女士們、先生們：

通過電視或者網絡，我想在座的各位對遙遠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瞭解。你們也許看到了我的九十歲的老父親，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兒，和我的一歲零四個月的外孫女。但是有一個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親，你們永遠無法看到了。我獲獎後，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榮，但我的母親卻無法分享了。

我母親生於1922年，卒於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莊東邊的桃園裏。2011年，一條鐵路要從那兒穿過，我們不得不將她的墳墓遷移到距離村子更遠的地方。掘開墳墓後，我們看到，棺木已經腐朽，母親的骨殖，已經與泥土混為一體。我們只好象徵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裏。也就是從那一時刻開始，我感到，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説，就是對母親的訴説。

我是我母親最小的孩子

我記憶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裏的一把熱水瓶去公共食堂打開水。因為飢餓無力，失手將熱水瓶打碎，我嚇得要命，鑽進草垛，一天沒敢出來。傍晚的時候我聽到母親呼喚我的乳名，我從草垛裏鑽出來，以為會受到打罵，但母親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撫摸着我的頭，口中發出長長的嘆息。

我記憶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親去集體的地裏揀麥穗，看守麥田的人來了，揀麥穗的人紛紛逃跑，我母親是小腳，跑不快，被捉住，那個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個耳光，她搖晃着身體跌倒在地，看守人沒收了我們揀到的麥穗，吹着口哨揚長而去。我母親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臉上那種絕望的神情讓我終生難忘。多年之後，當那個看守麥田的人成為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在集市上與我相逢，我衝上去想找他報仇，母親拉住了我，平靜的對我説：“兒子，那個打我的人，與這個老人，並不是一個人。”

我記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箇中秋節的中午，我們家難得的包了一頓餃子，每人只有一碗。正當我們吃餃子時，一個乞討的老人來到了我們家門口，我端起半碗紅薯幹打發他，他卻憤憤不平地説：“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幹。你們的心是怎麼長的？”我氣急敗壞的説：“我們一年也吃不了幾次餃子，一人一小碗，連半飽都吃不了！給你紅薯幹就不錯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滾！”母親訓斥了我，然後端起她那半碗餃子，倒進了老人碗裏。

我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親去賣白菜，有意無意的多算了一位買白菜的老人一毛錢。算完錢我就去了學校。當我放學回家時，看到很少流淚的母親淚流滿面。母親並沒有罵我，只是輕輕的説：“兒子，你讓娘丟了臉。”

我十幾歲時，母親患了嚴重的肺病，飢餓，病痛，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以為母親隨時都會自己尋短見。每當我勞動歸來，一進大門就高喊母親，聽到她的迴應，心中才感到一塊石頭落了地。如果一時聽不到她的迴應，我就心驚膽戰，跑到廚房和磨坊裏尋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沒有見到母親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裏大哭。這時母親揹着一捆柴草從外面走進來。她對我的哭很不滿，但我又不能對她説出我的擔憂。母親看到我的心思，她説：“孩子你放心，儘管我活着沒有一點樂趣，但只要閻王爺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

我生來相貌醜陋，村子裏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裏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親對我説：“兒子，你不醜，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醜在哪裏？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醜也能變美。”後來我進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後甚至當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親的話，便心平氣和地向他們道歉。

我母親不識字，但對識字的人十分敬重。我們家生活困難，經常吃了上頓沒下頓。但只要我對她提出買書買文具的要求，她總是會滿足我。她是個勤勞的人，討厭懶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為看書耽誤了幹活，她從來沒批評過我。

有一段時間，集市上來了一個説書人。我偷偷地跑去聽書，忘記了她分配給我的活兒。為此，母親批評了我，晚上當她就着一盞小油燈為家人趕製棉衣時，我忍不住把白天從説書人聽來的故事複述給她聽，起初她有些不耐煩，因為在她心目中説書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務正業的人，從他們嘴裏冒不出好話來。但我複述的故事漸漸的吸引了她，以後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給我排活，默許我去集上聽書。為了報答母親的恩情，也為了向她炫耀我的記憶力，我會把白天聽到的故事，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很快的，我就不滿足複述説書人講的故事了，我在複述的過程中不斷的添油加醋，我會投我母親所好，編造一些情節，有時候甚至改變故事的結局。我的聽眾也不僅僅是我的母親，連我的姐姐，我的嬸嬸，我的奶奶都成為我的聽眾。我母親在聽完我的故事後，有時會憂心忡忡地，像是對我説，又像是自言自語：“兒子，你長大後會成為一個什麼人呢？難道要靠耍貧嘴吃飯嗎？”

我理解母親的擔憂，因為在村子裏，一個貧嘴的孩子，是招人厭煩的，有時候還會給自己和家庭帶來麻煩。我在小説《牛》裏所寫的那個因為話多被村子裏厭惡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時的影子。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説話，她希望我能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説話能力和極大的説話慾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但我説的故事的能力，又帶給了她愉悦，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話説“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儘管我有父母親的諄諄教導，但我並沒有改掉我喜歡説話的天性，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對自己的諷刺。

我小學未畢業即輟學，因為年幼體弱，幹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灘上去放牧牛羊。當我牽着牛羊從學校門前路過，看到昔日的同學在校園裏打打鬧鬧，我心中充滿悲涼，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哪怕是一個孩子，離開羣體後的痛苦。

到了荒灘上，我把牛羊放開，讓它們自己吃草。藍天如海，草地一望無際，周圍看不到一個人影，沒有人的聲音，只有鳥兒在天上鳴叫。我感到很孤獨，很寂寞，心裏空空蕩蕩。有時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懶洋洋地飄動着的白雲，腦海裏便浮現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們那地方流傳着許多狐狸變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個狐狸變成美女與我來作伴放牛，但她始終沒有出現。但有一次，一隻火紅色的狐狸從我面前的草叢中跳出來時，我被嚇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沒了蹤影，我還在那裏顫抖。有時候我會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藍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時候我會模仿着鳥兒的叫聲試圖與天上的鳥兒對話，有時候我會對一棵樹訴説心聲。但鳥兒不理我，樹也不理我。許多年後，當我成為一個小説家，當年的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説。很多人誇我想象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象力的秘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

就像中國的先賢老子所説的那樣：“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我童年輟學，飽受飢餓、孤獨、無書可讀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們的前輩作家沈從文那樣，及早地開始閲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聽説書人説書，僅僅是這本大書中的一頁。

輟學之後，我混跡於成人之中，開始了“用耳朵閲讀”的漫長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鄉曾出了一個講故事的偉大天才蒲松齡，我們村裏的許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傳人。我在集體勞動的田間地頭，在生產隊的牛棚馬廄，在我爺爺奶奶的熱炕頭上，甚至在搖搖晃晃地進行着的牛車上，聆聽了許許多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

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的寫作素材，我當時只是一個迷戀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聽着人們的講述。那時我是一個絕對的有神論者，我相信萬物都有靈性，我見到一棵大樹會肅然起敬。我看到一隻鳥會感到它隨時會變化成人，我遇到一個陌生人，也會懷疑他是一個動物變化而成。每當夜晚我從生產隊的記工房回家時，無邊的恐懼便包圍了我，為了壯膽，我一邊奔跑一邊大聲歌唱。那時我正處在變聲期，嗓音嘶啞，聲調難聽，我的歌唱，是對我的鄉親們的一種折磨。

我在故鄉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間離家最遠的是乘火車去了一次青島，還差點迷失在木材廠的巨大木材之間，以至於我母親問我去青島看到了什麼風景時，我沮喪地告訴她：什麼都沒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頭。但也就是這次青島之行，使我產生了想離開故鄉到外邊去看世界的強烈願望。

1976 年2 月，我應徵入伍，揹着我母親賣掉結婚時的首飾幫我購買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走出了高密東北鄉這個既讓我愛又讓我恨的地方，開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時期。我必須承認，如果沒有30 多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與進步，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我這樣一個作家。

在軍營的枯燥生活中，我迎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學熱潮，我從一個用耳朵聆聽故事，用嘴巴講述故事的孩子，開始嘗試用筆來講述故事。起初的道路並不平坦，我那時並沒有意識到我二十多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是文學的富礦，那時我以為文學就是寫好人好事，就是寫英雄模範，所以，儘管也發表了幾篇作品，但文學價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在我的恩師著名作家徐懷中的啓發指導下，我寫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紅蘿蔔》、《紅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説。在《秋水》這篇小説裏，第一次出現了“高密東北鄉”這個字眼，從此，就如同一個四處遊蕩的農民有了一片土地，我這樣一個文學的流浪漢，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安身立命的場所。我必須承認，在創建我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的過程中，美國的威廉·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給了我重要啓發。我對他們的閲讀並不認真，但他們開天闢地的豪邁精神激勵了我，使我明白了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我追隨在這兩位大師身後兩年，即意識到，必須儘快地逃離他們，我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如果離他們太近，會被他們蒸發掉。根據我的體會，一個作家之所以會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響，其根本是因為影響者和被影響者靈魂深處的相似之處。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所以，儘管我沒有很好地去讀他們的書，但只讀過幾頁，我就明白了他們幹了什麼，也明白了他們是怎樣乾的，隨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該幹什麼和我該怎樣幹。

我該乾的事情其實很簡單，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講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説書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爺爺奶奶、村裏的老人們講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説，講述的時候，我沒有想到誰會是我的聽眾，也許我的聽眾就是那些如我母親一樣的人，也許我的聽眾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那個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蔔》中那個自始至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的確曾因為幹過一件錯事而受到過父親的痛打，我也的確曾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當然，個人的經歷無論多麼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寫進小説，小説必須虛構，必須想象。很多朋友説《透明的紅蘿蔔》是我最好的小説，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蔔》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徵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説的靈魂，儘管在後來的小説裏，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或者可以説，一個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總有一個領頭的，這個沉默的孩子就是一個領頭的，他一言不發，但卻有力地領導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台上，盡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總是有限的，講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須講他人的故事。於是，我的親人們的故事，我的村人們的故事，以及我從老人們口中聽到過的祖先們的故事，就像聽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樣，從我的記憶深處湧出來。他們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寫他們。我的爺爺、奶奶、父親、母親、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兒，都在我的作品裏出現過，還有很多的我們高密東北鄉的鄉親，也都在我的小説裏露過面。當然，我對他們，都進行了文學化的處理，使他們超越了他們自身，成為文學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説《蛙》中，就出現了我姑姑的形象。因為我獲得諾貝爾獎，許多記者到她家採訪，起初她還很耐心地回答提問，但很快便不勝其煩，跑到縣城裏她兒子家躲起來了。姑姑確實是我寫《蛙》時的模特，但小説中的姑姑，與現實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別。小説中的姑姑專橫跋扈，有時簡直像個女匪，現實中的姑姑和善開朗，是一個標準的賢妻良母。現實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滿，小説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卻因為心靈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個幽靈一樣在暗夜中游蕩。我感謝姑姑的寬容，她沒有因為我在小説中把她寫成那樣而生氣；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確地理解了小説中人物與現實中人物的複雜關係。

母親去世後，我悲痛萬分，決定寫一部書獻給她。這就是那本《豐乳肥臀》。因為胸有成竹，因為情感充盈，僅用了83 天，我便寫出了這部長達50 萬字的小説的初稿。

在《豐乳肥臀》這本書裏，我肆無忌憚地使用了與我母親的親身經歷有關的素材，但書中的母親情感方面的經歷，則是虛構或取材於高密東北鄉諸多母親的經歷。在這本書的卷前語上，我寫下了“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話，但這本書，實際上是獻給天下母親的，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乃至世界的縮影一樣。

作家的創作過程各有特色，我每本書的構思與靈感觸發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小説起源於夢境，譬如《透明的紅蘿蔔》，有的小説則發端於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無論是起源於夢境還是發端於現實，最後都必須和個人的經驗相結合，才有可能變成一部具有鮮明個性的，用無數生動細節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語言豐富多彩、結構匠心獨運的文學作品。有必要特別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讓一個真正的説書人登場，並在書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這個説書人真實姓名，當然，他在書中的所有行為都是虛構。在我的寫作中，出現過多次這樣的現象，寫作之初，我使用他們的真實姓名，希望能借此獲得一種親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後，我想為他們改換姓名時卻感到已經不可能了，因此也發生過與我小説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親發泄不滿的事情，我父親替我向他們道歉，但同時又開導他們不要當真。我父親説：“他在《紅高粱》中，第一句就説我父親這個土匪種，我都不在意你們還在意什麼？”

我在寫作《天堂蒜薹之歌》這類逼近社會現實的小説時，面對着的最大問題，其實不是我敢不敢對社會上的黑暗現象進行批評，而是這燃燒的激情和憤怒會讓政治壓倒文學，使這部小説變成一個社會事件的紀實報告。小説家是社會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場和觀點，但小説家在寫作時，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可能是因為我經歷過長期的艱難生活，使我對人性有較為深刻的瞭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麼，也明白真正的悲憫是什麼。我知道，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片難用是非善惡準確定性的朦朧地帶，而這片地帶，正是文學家施展才華的廣闊天地。只要是準確地、生動地描寫了這個充滿矛盾的朦朧地帶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並具備了優秀文學的品質。

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厭煩的，但我的人生是與我的作品緊密相連的，不講作品，我感到無從下嘴，所以還得請各位原諒。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為一個現代的説書人，是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但從《檀香刑》這部小説開始，我終於從後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説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語，目無讀者，從這本書開始，我感覺到自己是站在一個廣場上，面對着許多聽眾，繪聲繪色地講述。這是世界小説的傳統，更是中國小説的傳統。我也曾積極地向西方的現代派小説學習，也曾經玩弄過形形色色的敍事花樣，但我最終迴歸了傳統。當然，這種迴歸，不是一成不變的迴歸，《檀香刑》和之後的小説，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説傳統又借鑑了西方小説技術的混合文本。小説領域的所謂創新，基本上都是這種混合的產物。不僅僅是本國文學傳統與外國小説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説與其他的藝術門類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與民間戲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説從美術、音樂、甚至雜技中汲取了營養一樣。

最後，請允許我再講一下我的《生死疲勞》。這個書名來自佛教經典，據我所知，為翻譯這個書名，各國的翻譯家都很頭痛。我對佛教經典並沒有深入研究，對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膚淺，之所以以此為題，是因為我覺得佛教的許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識，人世中許多紛爭，在佛家的眼裏，是毫無意義的。這樣一種至高眼界下的人世，顯得十分可悲。當然，我沒有把這本書寫成佈道詞，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與人的情感，人的侷限與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與犧牲。小説中那位以一己之身與時代潮流對抗的藍臉，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這個人物的原型，是我們鄰村的一位農民，我童年時，經常看到他推着一輛吱吱作響的木輪車，從我家門前的道路上通過。給他拉車的，是一頭瘸腿的毛驢，為他牽驢的，是他小腳的妻子。這個奇怪的勞動組合，在當時的集體化社會里，顯得那麼古怪和不合時宜，在我們這些孩子的眼裏，也把他們看成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小丑，以至於當他們從街上經過時，我們會充滿義憤地朝他們投擲石塊。事過多年，當我拿起筆來寫作時，這個人物，這個畫面，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我總有一天會為他寫一本書，我遲早要把他的故事講給天下人聽，但一直到了2005年，當我在一座廟宇裏看到“六道輪迴”的壁畫時，才明白了講述這個故事的正確方法。

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引發了一些爭議。起初，我還以為大家爭議的對象是我，漸漸的，我感到這個被爭議的對象，是一個與我毫不相關的人。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着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乾淨身上的髒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着眾人説：

對一個作家來説，最好的説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説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裏。用嘴説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我希望你們能耐心地讀一下我的書，當然，我沒有資格強迫你們讀我的書。即便你們讀了我的書，我也不期望你們能改變對我的看法，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作家，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在當今這樣的時代裏，更是如此。

儘管我什麼都不想説，但在這樣的場合我必須説話，那我就簡單地再説幾句。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還是要給你們講故事。

上世紀六十年代，我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學校裏組織我們去參觀一個苦難展覽，我們在老師的放聲大哭。為了能讓老師看到我的表現，我捨不得擦去臉上的淚水。我看到有幾位同學悄悄地將唾沫抹到臉上冒充淚水。我還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學之間，有一位同學，臉上沒有一滴淚，嘴巴里沒有一點聲音，也沒有用手掩面。他睜着大眼看着我們，眼睛裏流露出驚訝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後，我向老師報告了這位同學的行為。為此，學校給了這位同學一個警告處分。

多年之後，當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師懺悔時，老師説，那天來找他説這件事的，有十幾個同學。這位同學十幾年前就已去世，每當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這件事讓我悟到一個道理，那就是：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我再講一個故事：三十多年前，我還在部隊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辦公室看書，有一位老長官推門進來，看了一眼我對面的位置，自言自語道：“噢，沒有人？”我隨即站起來，高聲説：“難道我不是人嗎？”那位老長官被我頂得面紅耳赤，尷尬而退。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許久，以為自己是個英勇的鬥士，但事過多年後，我卻為此深感內疚。

請允許我講最後一個故事，這是許多年前我爺爺講給我聽過的：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有一個人説：“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幹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幹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願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説明誰幹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

於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捲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願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我估計大家都猜到了，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塌。

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

因為講故事我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我獲獎後發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這些故事，讓我堅信真理和正義是存在的。

今後的歲月裏，我將繼續講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

哥倫比亞新聞網站的記者評價説：“一個個不同的故事，都彰顯着獲獎者的性情與傲骨。莫言則用了一種最為平實的方式，敍述了自己成為‘講故事的人’的歷程，簡簡單單，卻透徹心扉。”在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故鄉——哥倫比亞，人們對莫言這位東方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家”不吝讚美之詞：“文筆上如此濃墨重彩的莫言，卻用質樸得有些讓人意外的故事去講述自己。藴含他對這些年跌宕生活的感悟。” ^[1] 

莫言(18張)

●麥家（作家，茅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演講的題目是《講故事的人》，他表示自己作為小説家，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光是聽到這個議題，我就非常非常喜歡。莫言的演講能以‘講故事’為題，強調小説家講好故事的重要性，實在是非常有見地！在各種娛樂形式百花齊放的當下，小説如果光靠語言魅力‘打天下’，其狀況將是岌岌可危。” ^[1] 

●劉慈欣（作家，“華語科幻第一人”）：“我對莫言演講中提到的《透明的紅蘿蔔》小説的喜歡，已經不是簡單的‘喜歡’一詞可以形容到位的。小説中的主人公小男孩在貧乏、封閉的環境中無處發泄，從而迸發出一種超常的想象力，這種深刻的人生體驗，我本人也曾經有過。” ^[1] 

●蔡駿（2012第七屆中國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最強烈的感受是：真實。他講述的每一個細節都顯得誠懇動人，而不是以高高在上的態度發表一些空話、大話。而莫言在文中對自己的母親對自己人生意義的講述，尤為讓我感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