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福克納

威廉·福克納生於1897年9月25日，出身名門望族，全名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納。支配這個家族的是福克納的曾祖父威廉·克拉科·福克納，被稱為“老上校”。他既是種植園主，又是軍人、作家、政治家。他還是經營鐵路的企業家，他修的鐵路是當地唯一的鐵路。牛津小鎮留下“老上校”鮮明的痕跡。 ^[2]  曾祖父一直是兒時的福克納崇拜的對象，福克納在小的時候經常會聽説“老上校”的各種豐功偉績，這對他在後來的小説人物塑造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3]  “老上校”死後，墳頭矗立起一座8英尺高的意大利大理石雕像。講“老上校”的傳奇故事成為人人蔘與的一項儀式。州內一個鎮也是以他的名字福克納來命名。他還著有幾本小説和其他一些作品，這種文學傳統一直在家中傳承了下來。福克納作品中的“約翰·薩托里斯上校”就是在他曾祖父的基礎上創作而來的。 ^[2] 

但是威廉·福克納的父親卻被普遍認為是一個不肖子孫，他的工作換了一個又一個，卻永遠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但福克納為他的母親自豪，她意志堅定，自尊心強。 ^[2]  福克納諸多小説中的各種堅強的女性形象，例如珍妮嬸嬸、羅莎·科德菲爾德、艾米麗等人，都可以看到他母親的影子。 ^[3]  屢屢失敗的父親與堅強自尊的母親勢不兩立。在童年，母親經常強迫他在“軟弱”和“堅強”中做出選擇，讓他從小就體驗到深深的分裂和痛苦。威廉·福克納比同齡人長得矮小，整個童年都在希望自己能長得高大些。曾祖的榮耀與父親的落寞構成的巨大反差，家庭的分裂加上身體上的劣勢，促使他對想象力從喜歡發展到依賴。福克納逐漸遠離集體活動，甚至逃學。威廉·福克納把自己看作是曾祖父的孩子，從兒童時代就模仿“老上校”生活。他拒絕用父親的名字卡斯伯特，而把家族巨人的名字威廉看成是自己真正的名字。9歲的時候他就開始説，“我要像曾祖爺爺那樣當個作家”——這句話他一再重複，變成一句口頭禪。 ^[2] 

10歲的時候，福克納已經開始閲讀莎士比亞、狄更斯、巴爾扎克、康拉德等人的作品，然而，到了五年級時，他的成績開始滑坡，儘管在同學之中還算不錯。身材矮小的福克納與同學們不大合得來，六年級以後經常曠課，時不時往親戚家跑。12歲的福克納繼承了父親對馬匹的喜愛，也常參加合唱、打棒球，還學習了繪畫。1910年，小福克納穿起了背架，減少了體育活動，把時間都花在了寫作上，這時他發表了最早的詩歌、短論和短篇小説。14歲時福克納讀到了梅爾維爾的《白鯨》，對其讚賞不已，而《舊約全書》更是他經常閲讀的著作，對其以後的創作有很大影響。 ^[2] 

1916年，19歲的福克納第二次參加了十一年級的升學考試，遭到失敗。祖父為他在銀行謀得一份工作，但他並不專心，經常參與密西西比大學的社交活動。後來他打算參軍卻因身高和年齡遭到拒絕。1918年6月，他裝成英國人報名參加英國皇家空軍，以假文件證明了自己在倫敦的住址。他前往加拿大多倫多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並學習了處理無線電報等技術。後來他又進入多倫多第四軍事學校。他對人謊稱自己出身英國高教會派家庭，上過耶魯大學。然而他並沒有參加過戰鬥，第一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11月就結束了，回來以後，他故意一瘸一拐的走路，到處對人吹噓説那是自己參加空戰留下的後遺症。 ^[5] 

1919年9月，福克納接受了母親的建議，成為了密西西比大學裏的特殊學員。同年，他在《密西西比人》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説《幸運着陸》和一些模仿性的詩作。在學校裏，福克納吊兒郎當的做派引起同學們的攻擊，他們送了他一個綽號“不頂事伯爵”。1920年11月，福克納選擇離開學校。他開始酗酒，還經常出沒酒吧和妓院，他仍然靠着父母和朋友接濟過生活。1921年他在紐約一家書店得到職位，自己也利用職務之便閲讀了包括霍桑、馬克·吐温、托爾斯泰在內的大量作品。 ^[6] 

1922年，福克納回到密西西比，成為了密西西比大學的郵政所長。他在郵政所時，經常利用上班時間閲讀書報、喝酒打牌，郵件也時常延誤，學生們投訴不斷。1924年，郵政檢查員解僱了他。離開以後他對人説：“感謝上帝，從今以後我可再也不用聽從任何一個有兩分錢買郵票的龜孫子的使喚了”。 ^[6] 

1925年7月，福克納遠赴歐洲。去了巴黎和倫敦。在巴黎期間，他遇見了詹姆斯·喬伊斯，卻沒打招呼。12月他首部長篇小説《士兵的報酬》正式出版。 ^[6] 

1927年福克納第二部長篇小説《蚊羣》出版，在國內得到不少讚譽。這期間，他依然酗酒，物質上仍然依賴着家人和朋友的資助。 ^[6] 

1928年春，他開始寫第三部關於康普生家族的小説《黃昏》，這就是後來的《喧譁與騷動》。哈考特·佈雷斯公司的編輯哈里森·史密斯同意出版《墳墓裏的旗幟》，但要求他做出刪改兩萬多字以減輕實驗色彩。他同意了，同時忙於按照自己的意願修改已經完成的《喧譁與騷動》。福克納最後搬出了沃森的公寓，在幾個朋友那裏輪流借住，給一些稿酬較高的雜誌寫稿，並等待着史密斯對《喧譁與騷動》的評價。12月初，他回到了牛津，這時鎮上落成了向“小上校”致敬的“福克納堂”，弟弟約翰還當上了檢察官。重回紐約後，他發現編輯們並不看好《喧譁與騷動》。一批小説被投稿至《斯克里布納》雜誌，遭到拒絕。 ^[2] 

威廉·福克納(14張)

1929年1月，獻給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説《沙多里斯》（刪改過的《墳墓裏的旗幟》）出版了。2月時他去信給哈考特表示感謝，並告訴他已經在着手一部新的小説《聖殿》。4月29日，埃絲特爾與富蘭克林正式離婚。5月，福克納完成了《聖殿》的打字稿，卻被出版社拒絕。儘管福克納與奧爾德姆家都不看好，福克納還是與埃絲特爾在6月20日舉辦了婚禮，之後到帕斯卡古拉的海灘度了蜜月。蜜月之中埃絲特爾曾嘗試自殺，後來靠鎮靜劑才得以控制。10月7日，《喧譁與騷動》出版，受到評論界好評。1930年1月12日，福克納打完了《我彌留之際》，之後他便籌劃投稿給一些有知名度的雜誌，這些籌劃中的小説有30篇於將來的3年中發表。這時他的短篇小説稿酬已超過過去寫四部長篇的酬勞。4月12日，福克納買下了名為“山楸橡樹別業”的別墅， ^[2]  這座房子是內戰時期的產物，6月正式入駐。這座房子在往後的歲月中成為福克納的安身立命之所。4月30日，短篇小説《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發表於《論壇》雜誌，同年發表的短篇小説還有《榮譽》《節儉》和《殉葬》。10月6日，《我彌留之際》在紐約由凱普與史密斯公司出版。12月，同一公司出版了修訂版的《聖殿》。 ^[7] 

1930年4月，福克納最著名的短篇小説《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發表在《論壇》雜誌，引起極大反響。同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辛克萊·劉易斯在其演説中提到了福克納，稱他“把南方從多愁善感的女人的眼淚中解放了出來”。 ^[5] 

1932年，福克納與好萊塢著名電影公司米高梅簽約，開始撰寫電影劇本。 ^[6]  1933年1月，他拒絕了貝內特·塞夫要他為《喧譁與騷動》特別版寫序言的要求，即使有更多報酬。2月，他參加了飛行培訓，之後又在好萊塢買下一架飛機。5月根據《聖殿》改編的電影《譚波爾·屈萊克》的故事與觀眾見面。6月，女兒吉爾誕生，她得到了福克納百般的寵愛。福克納忙着創作，然而有些力不從心，好不容易在《星期六晚郵報》上發表了短篇《獵熊》，該報的編輯欣賞作者的才華，開始向他要求更多稿件。8月時將用彩色標示印刷的《喧譁與騷動》寄給了塞夫，可是書稿丟失，未能出版。10月時他寫信告訴史密斯自己已有了《修女安魂曲》的構思，併為女兒做了洗禮。迷戀飛行和房屋的裝修很快又使他的經濟狀況陷入窘境。次年春季和秋季，他去新奧爾良觀看了多次飛行表演，甚至自己參與，結識了不少飛行藝人，這些都成為後來的長篇《標塔》（1935）的素材。8月回到牛津後，他迅速寫完了《埋伏》《撤退》《奇襲》《庭院裏的騾子》等一系列短篇。6月霍克斯將他召回好萊塢，派給他《薩特的黃金》劇本改編的任務。8月回家後他完成了這個劇本，還創作了《沒有被征服的》《買主》等短篇，並開始創作《押沙龍，押沙龍！》。約克納帕塔法系列漸漸有了雛形。

1935年3月末，福克納發現《押沙龍，押沙龍！》寫成的那些片段無法連接在一起，便開始重寫這部小説。他把對飛行的狂熱傳給了弟弟迪安，兄弟二人常常一起表演。福克納還與幾個編輯商談連載《押沙龍，押沙龍！》的事情，沒有結果。10月，他從紐約回到家鄉繼續寫作《押沙龍，押沙龍！》，期間菲爾·斯通與一位比他小16歲的女子艾米麗·懷特赫斯特成婚。懷特赫斯特於1930年來到牛津，教了5年書，很喜歡福克納作品。11月10日傳來了噩耗——迪安死在了福克納為他買的飛機裏，他是在龐託托克進行表演時出的事。 ^[5]  福克納認為弟弟的死是他這做哥哥的一手造成的，因為正是他鼓勵迪安學飛行並且以自己的飛行愛好為弟弟樹立了榜樣。 ^[8]  福克納又一次陷入悲痛，並以經常寫作到深夜來逃避。12月去好萊塢，完成了一個劇本，並寫完了《押沙龍，押沙龍！》。1936年初，他從病中痊癒，2月基本完成了《押沙龍，押沙龍！》的修訂和打字。霍克斯的秘書梅塔·多爾蒂·卡彭特與福克納於上一年年末相識，這時已陷入熱戀。梅塔比福克納小10歲，他常為她朗誦濟慈、A·E·豪斯曼和阿爾傑農·查爾斯·斯温伯恩的詩歌，也為她作過一些色情意味的詩和畫。福克納的婚姻陷入了危機，為了賺錢，他為雷電華電影公司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但沒有做出多大貢獻。6月回家後，發現了不少埃絲特爾賒的賬，結果寫了一份不為夫人欠款負責的聲明，為此與岳父起了一場衝突。7月中旬，福克納與妻子共赴好萊塢。8月，福克納到20世紀福克斯公司報道，不久夫婦倆在聖塔莫尼卡北面找了一套房子。衝突仍時不時爆發，有時到了動武的地步，福克納常常向梅塔訴苦。他在牛津時梅塔與鋼琴家沃爾夫岡·雷布納發生戀情，回來時梅塔討論讓福克納離婚的事宜，然而福克納知道這行不通。他們仍常常幽會，終於被埃絲特爾覺察。12月，梅塔接受了雷布納的求婚，福克納想挽留她，最終作罷。儘管經歷了這些起伏，福克納在電影劇本的寫作上還是很努力，寫了《奴隸船》《巨手一揮》《分裂艦隊》《舞廳》《摩和克沿岸的鼓聲》等劇本，然而他對這一行並不勝任。9月他恢復了飛行。梅塔去歐洲度了蜜月，福克納則在《押沙龍，押沙龍！》限量版的第一本上題詞“贈給梅塔·卡彭特”。梅塔的事使他情緒常常失控，借酒消愁。 ^[5] 

1939年1月福克納登上《時代週刊》封面，在好萊塢的日子，他一共賺了21000美元。1938年2月，他買下了320英畝的“綠野農場”。同年他在《哈潑斯》月刊上發表了短篇小説《燒馬棚》，並獲歐·亨利獎。這是他第一次獲得文學獎項。1939年1月，他成為全國文學藝術研究院院士，還登上了《時代週刊》封面。 ^[5] 

1941年，福克納發表著名短篇小説《熊》，這篇小説對美國文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被譽為“解讀福克納全部小説乃至美國南方文學的鑰匙”。1942年，福克納重返好萊塢，創作了大量的戰爭劇本，例如《解放者的故事》《擲彈手的生與死》《交戰吶喊》等。1945年，由於合同糾紛，福克納決定離開好萊塢。1947年他應邀到密西西比大學英語系授課。1949年，福克納在與加繆、帕斯捷爾納克、約翰·斯坦貝克、海明威角逐中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5]  獲獎原因為“因為他對當代美國小説做出了強有力的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 ^[9]  。他一開始在電話中聲稱不去參加典禮，並拒絕了採訪。不過，從狩獵營歸來時他還是被説服。他沒有按預定計劃那樣禁酒，而是面帶病容出現在頒獎禮上，以濃重的南方口音快速讀完了預先寫好的演講詞。這是諾貝爾文學獎歷史上最著名的演説之一，福克納預言，人類在重重磨難之中“不僅僅將延續，還將會獲勝”。他反擊了評論界視他的作品為色情、怪異的指責，其聲望隨之達到了頂峯。隨後他去了巴黎，與薩特和加繆會面。 ^[5] 

他用自己的諾貝爾獎獎金中的一部分設立了“福克納小説獎”，用以鼓勵和支持年輕的小説家；另一部分獎金則捐給密西西比的牛津銀行，設立一個獎學金，用以幫助當地的非洲裔美國老師。1951年，他的短篇小説集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同年又獲頒發法國榮譽團勳章。1954年，他的著名小説《寓言》出版，獲得普利策小説獎，並第二次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1955年，福克納到訪日本東京，日本各大媒體進行了廣泛報道。 ^[5] 

1954年，他訪問了英國、巴黎和聖保羅等地，4月發表了非虛構文章《密西西比》，介紹家鄉歷史和作者的童年及作品，另外為《寓言》寫了封面推薦，聲稱“和平主義沒有用，對付不了製造戰爭的那些力量”，但康明斯決定不採用這段話。8月正式出版了《寓言》。10月他讀到庫格蘭寫的《福克納的隱秘世界》，撰文反擊。1955年，他應美國國務院的請求，到7個國家進行了訪問。3月他寫了一封公開信，認為在學校進行強制了種族融合對改善教學狀況並無意義，4月又做了報告，題為《美國式的自由》。6月黑白合校的爭執已然白熱化，福克納因為自己的立場承受了很大壓力，甚至有極端主義者給他打恐嚇電話。8月先後訪問了東京、馬尼拉和意大利。 ^[5]  在日本的訪問前，各大媒體進行了廣泛報道，知識界也進行了造勢。在機場的時候，記者們的提問他大多拒絕，只提起對日本文化的興趣，以及如何避免戰爭。第二天的午宴他沒有出席，下午的招待會上更一言不發。接下來幾天採訪中，他談到對土地的責任、以及日本人的禮貌和節制。日本人發現這位作家頗為保守，與當時流行的風格大相徑庭。在羅馬的時候，他於9月6日發表了關於埃米特·蒂爾案件的聲明。這個黑人青年向路途中遇到的一個白種女人吹口哨並做了粗魯的手勢，結果被兩個白人男子殺害，地方法院判這兩名白人無罪。福克納對此表示了譴責：“如果我們這些美國人已經可以在令人絕望的文化中殺死一個孩子——不管出於何種理由，不管他是什麼膚色——那我們就不配活着，而也許也不會再活着。” ^[6] 

1956年，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風起雲湧。2月，《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聲稱福克納會“為反對美國，為密西西比州而戰，即使這意味着他將走上街頭向黑人開火”，福克納後來否認他發表了上述言論。4月中旬黑人領袖W·E·B·杜波依斯要求同他辯論，但被他拒絕。實際上，他支持的是漸進、耐心的達到種族平等的目的，而不贊成激進的革命。這種態度使他同時遭到了黑人、自由主義者和南方極端種族主義者的反對。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温就撰文説，“在經歷了二百多年的奴隸制和九十多年的準自由之後，人們很難對威廉·福克納的‘慢慢來’的建議有很高評價”。愛麗絲·沃克也認為“福克納不準備用鬥爭來改變他所生於其中的那個社會的結構。” ^[5] 

1957年2月，福克納成為了弗吉尼亞大學的駐校作家。3月他請假去了希臘，參觀了邁錫尼和一些小島，接受了雅典科學院銀質獎章。5月出版了新的長篇《小鎮》，12月以電報向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繆表示了祝賀。1958年2月，福克納在弗吉尼亞大學做了題為《向弗吉尼亞人進一言》的演説，他認為，當一個國家有十分之一人口“武斷遊離”時便不能存活，這種觀點使他受到了聽眾們的嚴厲批評。 ^[5]  接下來的一些演説裏他談到了對寫作的觀點，他相信寫作是感情的自然流露，無需反覆修改權衡。5月，美國政府邀他加入赴蘇聯的作家代表團，他拒絕了。6月他失去了多年的好友薩克斯·康明斯。在下半年裏他潛心寫作，並在12月添了一個外孫：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納·薩默斯。

1959年1月，他完成了《大宅》，《修女安魂曲》在紐約約翰·戈爾登劇院演出，這是該劇在美國首演。這半年裏他反覆修改《大宅》，福克納不慎從馬上摔傷過一次，時不時忍受病痛折磨，還曾因酒精中毒被送進醫院。1961年年初，64歲的福克納立好遺囑，將一切手稿捐給威廉·福克納俱樂部，並將女兒吉爾立為董事會主席。同年，他完成最後一部小説《掠奪者》。 ^[5] 

1962年2月，福克納收到白宮的邀請，要他連同其他5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出席約翰·肯尼迪總統主持的晚宴，福克納答覆説：“在我這樣的年紀已經太老，不宜走這麼遠的路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飯了”。5月赴紐約接受了美國藝術文學學院小説金質獎章，頒獎者是尤多拉·韋爾蒂。6月回到了山楸橡樹，過上了騎馬、散步、會友的生活。他的健康持續惡化，7月5日住進了拜黑利亞的賴特療養院，次日凌晨1時30分因心臟病突發逝世。福克納去世後，遺體被運回了家鄉牛津，包括羅伯特·弗羅斯特、多斯·帕索斯在內的許多作家發來弔唁，親友和鎮民們參加了他的葬禮。他被葬在家族墓地，緊靠着夭折女兒亞拉巴馬的墓。 ^[6]  1963年，福克納最後一部小説《掠奪者》獲得普利策獎，這是普利策獎第二次頒給不在世的作家。 ^[5] 

1955年福克納訪問日本時曾説：“從《沙多里斯》開始，我發現我那郵票般大小的故土很值得寫，而且不論我多長壽也不可能把它寫完……我喜歡把我創造的世界看作是宇宙的某種基石，儘管它很小，但如果它被抽去，宇宙本身就會坍塌。”他一生共寫了19部長篇小説與120多篇短篇小説，其中15部長篇與絕大多數短篇的故事都發生在這個虛構的約克納帕塔法縣，稱為“約克納帕塔法世系”。其主要脈絡是這個縣傑弗生鎮及其郊區的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若干個家族的幾代人的故事，時間從1800年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系中共600多個有名有姓的人物在各個長篇、短篇小説中穿插交替出現。約克納帕塔法是福克納作品的標誌，是文學史上有名的虛構地點之一。

在“約克納帕塔法世系”中，福克納經過主觀的折射，透視出面臨工業文明侵入的南方社會現實。南北戰爭以南方的失敗而告終，戰爭後南方的傳統價值觀崩潰，而統以它的慣性在南方社會還繼續產生影響。福克納受到南方傳統的薰陶，在關於祖先的勇敢、榮譽、憐憫、驕傲、正義、自由的種種傳説中長大，對家族的自豪和故土的熱愛從小就在他心靈深處播下種子。然而南方的迅速崩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擊和戰後美國社會“迷惘”思潮的蔓延，促使他對傳統作出反思，面對現實作出新的思考，揭去南方精神遺產的美麗外衣，看到了南方奴隸制的罪惡，種植園主的腐敗、殘酷和非人性的一面。這種認識對於深深眷戀着家園的福克納來説，無疑是非常痛苦的。他沒有迴避這種痛苦，而是以藝術家的敏鋭眼光看清了事實，甘願成為精神上的流浪漢。而且他又無法在由北方帶來的工業文明中找到寄託。他所看到的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南方人民的痛苦。在新南方，淳樸的人際關係為金錢所取代，平靜和睦的生活為混亂喧鬧的都市生活所破壞。人人喪失了個性，成為被人操縱或操縱別人的機器。因而又不由自主地轉而求助舊的生活方式，但馬上又記起歷史的負罪感而備覺惶恐。福克納就是懷着這樣一種複雜的感受來描繪南方社會，構思自己的藝術世界。 ^[10] 

福克納筆下的劇情浸染着人物的複雜心理變化，細膩的感情描寫穿插其中。他的作品最大的外在特點是綿延婉轉及結構極為繁複的長句子和反覆斟酌推敲後選取的精巧詞彙。他和風格簡潔明瞭、乾脆利落的海明威更是兩個極端。與歐洲文學試驗者喬伊斯、伍爾芙、普魯斯特等人遙相呼應，大量運用意識流、多角度敍述和陳述中時間推移等富有創新性的文學手法。他的小説具有明顯的空間形式小説的特徵，他對意識流技巧和時間錯置的創造性使用豐富了小説這一傳統文學體裁時間和空間上的表現形式，無疑對傳統的敍事結構構成變革性的挑戰，給讀者的傳統文學審美價值體系帶來了全新的衝擊，對讀者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是個極大的考驗。讓-保羅·薩特曾評價《喧譁與騷動》：“福克納的哲學是時間的哲學。” ^[11] 

意識流是福克納作品的重要表現手法。比如《喧譁與騷動》中，昆丁的思緒在手錶齒輪的聲音、耶穌在海上行走、華盛頓的誠實、小物件上的紅跡、自己手指的血之間自由跳躍，卻顯得十分自然。自由聯想往往是不受時間限制的，比如《我彌留之際》中艾迪的意識，由過去與父親的對話，聯想到現在教授學生的煩惱，再到將來的安眠，過去、現在和未來就通過意識流串了起來。除了意識的自然跳躍，潛意識的沉澱、積累、擴展也是福克納藝術手法的表現內容，比如昆丁自殺前一天，他對過去的記憶、對周圍環境的感知，全部彙集成關於凱蒂貞操的潛意識。福克納利用讀者的視覺感知過程，在描寫景物時常常不將焦點聚集在一個事物上，比如左方這段達爾的內心獨白，就傳達出他內心中的憂懼。這些景象在福克納筆下經過了過濾，更加清晰的表達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又如《喧譁與騷動》中只有三歲智力的班吉，福克納通過他視覺感知的混亂模糊、雜亂無章，體現其特有的秩序和邏輯。另外，福克納的作品還借鑑了電影中蒙太奇的手法。比如《押沙龍，押沙龍！》中昆丁與父親對話發生在1909年，之後突然切換到“呼吸着一八三三年那個星期天早上教堂編鐘在其中嗚響的同樣的空氣”，景象的劇烈變換反映出人物激烈的心理活動。 ^[12] 

多角度敍事是福克納創作中的重要手法。《喧譁與騷動》是其採用此一手法的第一部長篇小説，前三部分是班吉、昆丁和傑生以第一人稱敍述的，他們的敍述分別截止於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涵蓋了康普生家族生活的不同側面和不同時間段。這樣的第一人稱敍事繼承了傳統第一人稱寫法的主觀性和真實感，又克服了單一第一人稱敍事視域限制而體現出全景式的特點。在之後的創作中福克納發揚了這種寫法，在《我彌留之際》中敍事者達到了13人。《小鎮》迴歸了《喧譁與騷動》中三個敍事者的模式，然而與後者不同，這部小説不是採用內心獨白，而是讓三個敍事者進行對談來評説弗萊姆·斯諾普斯，他們的觀點相互矛盾又相互補充。在第三人稱限制敍事上福克納也運用了這種手法，《押沙龍，押沙龍！》就是一個例子，作者從羅沙、康普生先生和昆丁的角度講述了薩德本家族的歷史。昆丁是前二人的聽眾，又是講述者，三個講述者都只提供一些片段，拼湊起來才成為整個故事。 ^[13] 

另外，福克納還常常一些特殊的身份視角，如兒童和痴傻人的視角。短篇小説《夕陽》中，黑人廚師南茜與白人有染並懷孕，害怕回家被丈夫發覺，就待在康普生先生家裏。她的恐懼通過九歲的昆丁、七歲的凱蒂和五歲的傑生的眼睛傳遞給讀者，雖然這些孩子並不理解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的反應也反襯了成年白人對黑人的冷漠。相對於兒童，痴傻人的理解力更低，因而更能燭照出人類的可憐和病態。《喧譁與騷動》中的班吉即是一個例子，他的敍述完全來自直覺，沒有經過解釋、判斷的扭曲，凱蒂、傑生和康普生夫人的形象就通過他精確的表達出來。 ^[13] 

福克納使用的句法往往是奇特而扭曲的，這些句子看起來過於繁複，一個接一個的出現，同位關係很模糊，甚至沒有。插句裏面常常套着插句，使人困惑，這些曲折流動的句子使得讀者沉浸於他所創造的世界之中。大量抽象的詞彙在其作品中往往反覆出現。這些詞彙的堆砌使他寫出的句子常常被批評為累贅，然而沃倫·貝克認為他的用詞往往很是精確，累贅的傾向在《喧譁與騷動》之後的作品中也有所抑制。表示特徵或抽象定義式的語言往往發展成比喻，比如在“天剛亮，白晝來臨，在那陰鬱寂寞的間歇裏充滿了鳥兒們寧靜而暫時的活躍”之後緊接上一個比喻：“吸入的空氣，有如清泉”。 ^[14]  在貝克眼中，福克納是“最具主觀性的作家之一”，“貫串於長段文字中表現主題的抒情成分和色彩”是其獨特風格。他的長句是為了表達奇特的思想，這些思想在其作品中隨處可見。 ^[14]  在諾貝爾獎授獎辭中，古斯塔夫·哈爾斯特隆説：“從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語言精神，一直到雖然拮据但卻充滿了表達力的美國南方黑人的語言，福克納莫不熟悉而善於駕馭……英美文學中，幾乎沒有一個能像福克納一樣，把句子寫得像大西洋的巨浪那樣無垠無涯”。 ^[3]  李文俊説，福克納寫作的特點，是他會一句話寫到一半，當中插入大段東西，過了幾十頁之後，又重新出現後面那半句話。 ^[15] 

福克納的小説大量使用象徵，比如《喧譁與騷動》中的金銀花出場30多次，象徵性、凱蒂失貞、昆丁的軟弱和痛苦、對童年的追念、家族榮譽的淪喪等等。作者還以手錶、鐘聲、太陽和影子來象徵時間。《我彌留之際》中火災、洪水、棺材、朱厄爾的馬，《去吧，摩西》中的莽原、公鹿、蛇、大熊，均有其象徵含義。 ^[3]  《紅葉》、《野棕櫚》、《八月之光》、《沒有被征服的》中也常常能見到獵取、逃亡、追捕的意象，這些意象的運用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和主題的深化。 ^[13] 

神話模式則是指作家在寫作時有意的使故事的情節、結構、人物和一個傳統宗教故事或神話相對應。《喧譁與騷動》中四個部分皆以日期為標題，這四個日期都與耶穌受難有關。每一章內容也與《新約》中耶穌遭遇有類似之處。在這些莊嚴的日子中，康普生家族的成員卻走向墮落與毀滅，不僅具有諷刺性，更使得整部小説成為關於人類的寓言。 ^[12]  《我彌留之際》中敍述的歷險，與《奧德賽》和《出埃及記》就有着內在的聯繫。安斯的妻子與人通姦，與阿伽門農類似；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也曾經歷長途跋涉。只不過，在《我彌留之際》中，已沒有了那種英雄氣概。 ^[17]  而《押沙龍，押沙龍！》和《去吧，摩西》的名字也來自《舊約》。 ^[3] 

福克納使用神話原型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詮釋傳統。《沒有被征服的》、《押沙龍，押沙龍！》塑造了傳統時代末期悲劇性人物，通過他們的抗爭重温了傳統時代人的精神輝煌。另外，神話精神還是福克納用以映照現實的價值尺度，比如《三角洲之秋》中，荒原之秋、艾薩克的老去皆具有神話的隱喻性和預言性，荒原的沉默反照出現代文明的空洞無力。福克納對於神話的利用並不是嚴格對應的，而是採用置換變形的手法，比如《押沙龍，押沙龍！》借用押沙龍害兄反夫的故事，但本來由逆子承擔的罪責被轉嫁到了作為父親的薩德本身上。 ^[18] 

在現代文學史中，被公認的意識流小説的代表人物有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芙。稍晚的意識流小説代表人物就是美國的福克納。在藝術表現方面，他無疑更具探索精神，進行了更大膽的嘗試，較之他的前輩們顯然又有了新的拓展和開創。 ^[20]  1980年代中期以來，若論每年在美國發表的專著和論文數量，福克納在英語作家中僅僅低於莎士比亞。 ^[21]  威廉·福克納是歐洲現代主義小説創新的潮流轉移到了美洲大陸的新象徵。在此之前，歐洲小説在精神和形式的創新上，都佔有着絕對的優勢。但是，自從福克納在美國出現之後，20世紀現代主義小説創新的因子就開始在北美洲大陸生根發芽，並逐漸向南美擴展。不過，福克納的文學價值首先是由法國人認定的，美國人一開始並不認識福克納的巨大價值。福克納師承詹姆斯·喬伊斯，並將美國南方的歷史和人的生存景象納入他所創造的類似當代神話的小説中，形成了一座新的文學高峯。 ^[22] 

加西亞·馬爾克斯稱福克納為導師。他的成名作《枯枝敗葉》被公認為對福克納的一次成功模仿。《百年孤獨》的故事發生在虛構的馬孔多鎮，描述了布恩蒂亞家族百年七代的興衰，顯然也是受到福克納小説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的影響。他甚至還模仿福克納去妓院寫作。1981年馬爾克斯曾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稱：“我崇拜的大師是兩位極為不同的北美洲小説家，當年他們的作品只要出版過的我一律沒放過，但我不是把他們當作互補性的讀物，而是兩種南轅北轍截然不同的文學創作形式。一位是威廉·福克納，另一位是海明威。”

198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新小説派代表作家克洛德·西蒙將福克納與馬塞爾·普魯斯特並列為對其影響最大的兩位作家，他模仿了福克納時空顛倒、多角度敍事的意識流手法，被認為是福克納的學徒。 ^[23] 

福克納逝世後，美國以及世界上其他國家對他的評價越來越高，對他的研究本身已經成為一門學問。 ^[24]  各國不斷翻譯、介紹他的作品，有些地區（特別是拉美）的作家的創作明顯受到他的影響。除了19部長篇小説，福克納還寫有近百篇短篇小説，一些隨筆、演講和書信，以及《大理石牧神》等多部詩集和幾個電影劇本，去世之後，還出版了《沙多里斯》的原始文本——小説《墳墓裏的旗幟》，以及《聖殿》的原始文本，這構成了他的全部寫作。從1957年起，福克納了擔任弗吉尼亞大學的駐校作家，直到1962年去世。 ^[22] 

199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託妮·莫里森在康奈爾大學時，專門研究福克納的小説，並以此獲得碩士學位。福克納對種族問題的探索對她有很大啓發。 ^[25] 

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曾説：“對我文學創作產生影響最大的是讓-保羅·薩特的哲學思想和福克納的文學技巧。福克納對小説結構有很大的創造，他的小説結構非常細膩、複雜，把不同的敍述者組合在一起，使內容更緊湊。他是第一個讓我一邊看小説一邊記筆記的作家。” ^[26] 

美國”桂冠詩人羅伯特·佩恩·沃倫曾説：“他告訴我們如何在這些素材上創造文學，他的力量太強大了。”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也曾多次表示福克納是他的導師。2000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演講時，莫言説：”讀了福克納之後，我感到如夢初醒，原來小説可以這樣地胡説八道，原來農村裏發生的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寫成小説。他的約克納帕塔法縣尤其讓我明白了，一個作家，不但可以虛構人物，虛構故事，而且可以虛構地理。” ^[27] 

中國作家餘華説：”影響過我的作家很多，比如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可是成為我師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納。他讓我知道如何去對付心理描寫。” ^[28] 

翻譯家李文俊説：“若要試圖用一句話來概括他（指福克納）總的思想傾向，筆者認為，歸根結底，他是可以毫不遲疑地被歸入到擁護寬容創新，主張人與人之間享有平等權利，贊成全人類相互理解與合作這樣的一股人文主義大潮流中去的”。 ^[29] 

按照美國批評家弗·R·卡爾的説法：“如果需要列舉現代主義小説傑作，福克納的這部作品（《押沙龍，押沙龍！》是唯一能與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卡夫卡、康拉德、羅伯特·穆西爾、赫爾曼·布羅赫、伍爾夫和喬伊斯的傑作相提並論的一部作品……就在現代主義技巧在歐洲趨於頹勢，在美國小説中想象力剛開始露頭之際，福克納發展了這種技巧。除多斯·帕索斯外，他是唯一這樣的一個美國小説家——知道小説敍述已經起了變化，它將永遠改變嚴肅作家必須採用的寫作方式和嚴肅讀者必須採用的閲讀方式”。 ^[12] 

法國一位批評家剋落德-埃德蒙·馬涅認為：“福克納作品中人的狀況頗似《舊約》所刻畫的人類狀況：人在自己亦難以闡明的歷史中極其痛苦地摸索前進。” ^[30] 

從福克納所有的作品來看，他的主要思想來自《聖經》，終身所要表達的主題都是對人類終極走向的關懷。而這一思想也對中國作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對先鋒作家的影響最大。餘華、蘇童、北村、格非等先鋒作家，他們作品中的主要命題，如逃亡、苦難、死亡、歸鄉、聒噪等都沒有超越福克納、卡夫卡、喬伊斯等那個時代的藝術大師所劃下的藝術柵欄。 ^[30] 

對待苦難的態度，福克納的態度是熬。在他諾貝爾演説辭裏的短短四小段裏， ^[31]  “endure”或“endurance”卻出現了五次。 ^[30]  對此李文俊的翻譯是：“苦熬”。 ^[31]  在福克納看來，人類雖然存在已有千百萬年曆史，但時刻仍然在為自身的生存殫精竭慮，流血流汗，説他們在苦熬毫不為過。“endure”與名詞形式出現的“endurance”多次在福克納的筆下出現。在著名的中篇小説《熊》（1942）裏，他説“黑人兄弟會挺過去的”（will endurance）”。而且福克納似乎有意讓讀者銘記於心，這個詞還出現在演説詞最後一個帶格言意味的句子裏：“詩人的聲音不必僅僅是人類的記錄，它可以作為一個支柱，一根棟樑，幫助人類渡過難關（will endure），蓬勃發展。”1955年，他在答記者問時再次強調：“我也想寫一本喬治·奧威爾《1984》那樣的書，它可以證明我一直鼓吹的思想：人是不可摧毀的（human is indestructible），因為他有爭取自由的單純思想。”從中不難發現，福克納是一位關注人類的苦難命運，竭誠希望與熱情鼓勵人類戰勝苦難，走向美好未來、富於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家。 ^[30]  儘管他總是將受苦的人寫得那麼醜陋，在《聖殿》裏，福克納寫出了社會的冷漠、人與人之間的隔膜以及人心的醜惡，道出了惡的普遍存在，而《我彌留之際》寫出了一羣活生生的“醜陋的美國人”。文學批評家克林斯·布魯克斯乾脆用總結的口吻説：“福克納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一直關注着人類的忍受能力，他們能面對怎樣的考驗，他們能完成什麼樣的業績。” ^[30] 

寫作是一種鬥爭，作家與現實，與心靈之間的鬥爭，因此作家與現實之間的關係總是緊張而曖昧的。與福克納同時代的另一位美國作家海明威相比，福克納將人與現實的關係處理得較為緩和。在海明威的名著《老人與海》裏有一句名言傳達了與福克納同樣的信念：“一個人並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儘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而福克納堅信：人類通過與自身命運的極力搏鬥，可以獲得終極幸福。正如《我彌留之際》中本德侖太太在彌留之際達到的澄明境界 ^[30]  ，以及最後一部長篇小説《掠奪者》的輕鬆幽默，為那總的來説比較陰鬱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界帶來一個温馨而圓滿的結局。 ^[32]  福克納用自己終身的行動捍衞了自己所監守的信念是真實的、可信的。 ^[30]  福克納説：“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 ^[33]  “我拒絕認為人類已經走到了盡頭，人類能夠忍受苦難，也終將獲勝。”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