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博

1924年5月25日生於湖南省長沙市。

1937—1938年 在湖南省湘鄉縣立中學初中二年級學習。

1939—1943年 在蘇聯國際兒童院和中學學習。

1943—1948年 在蘇聯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金系鍊鐵專業學習，獲鍊鐵冶金工程師學位。

1949年 隨劉少奇回國。

1949—1959年 任鞍鋼生產處副處長、技術處副處長、鍊鐵廠副廠長、廠長。

1959—1984年 任鋼鐵研究總院鍊鐵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1984—1991年 任鋼鐵研究總院技術顧問。

1991年9月18日於北京病逝，終年67歲。 ^[3] 

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醫學院。自母親向警予犧牲後，跟着祖母、大姑媽在雙峯隱居，是兄弟姐妹中在家鄉住的時間最長的一個。在雙峯高小31班畢業後，考取湘鄉中學，1938年秋，周總理派朱惠把他接去重慶轉送烏魯木齊，再由毛澤民帶去莫斯科國際兒童院。

1943年秋，蔡博在10年制的學校畢業後，考入了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金系鍊鐵專業，時年19歲，是中國留蘇學生中的佼佼者。在伊萬諾沃兒童院時，他是繼毛岸英之後的中國兒童委員會主席，是中國留蘇學生同學會的發起人。他在鋼鐵學院學習期間，榮獲了斯大林獎學金。 1948年畢業於莫斯科斯大林鋼鐵學院冶金系，獲得鍊鐵冶金工程師學位。黨為保護這位學有專長的烈士後代，在解放戰爭還緊張進行之時，沒有及時令他歸國。建國前夕，劉少奇秘密訪蘇，與斯大林商討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等問題。期間，接見了蔡博等人。蔡博提出願回國的要求，劉少奇高興地説：我與斯大林會談，其中就提到接你們回國參加祖國的經濟建設。隨後，劉少奇與蔡博等人就國內形勢、任務，討論了一個多小時。幾天後，他就隨同劉少奇回到了祖國。歷任鞍山鋼鐵公司生產處副處長、技術處副處長、鍊鐵廠廠長，冶金部鋼鐵研究總院鍊鐵室主任，中國金屬學會第二至四屆理事。五十年代對鞍鋼鍊鐵生產管理和生產技術進行了革新，推廣了以生產區域管理製為中心的責任制度。組織進行了攀枝花釩鉻磁鐵礦電冶試驗和豎爐直接還原試驗，均取得了成果。

蔡博歸國後，見到的第一個親人是李富春。他向姑父提出要求去鞍山鋼鐵廠工作。當時，李富春在中央主持經濟工作，特別是蘇聯援助我國的重點工程。李根據留蘇歸國學生的專業特長，對他們作了全面安排。蔡博先後擔任了鞍鋼鍊鐵廠副廠長、廠長。

蔡博是新中國第一代傑出的冶金專家。他去鞍鋼鍊鐵廠後，結合該廠的生產實際，成功地運用蘇聯的鍊鋼技術和管理經驗。蔡博還大膽地提出與實行廠長負責制。建立廠長、車間主管和工段長的“三級一長”負責制，建立生產指揮系統的單一領導關係，並相應建立職能部門的專責制和生產工人的崗位專責制。實行這個制度，強化了企業管理，使鞍鋼鍊鐵廠成為鋼鐵戰線上的一面紅旗，曾在全國冶金會議上介紹推廣。

不幾年，廠長負責制遭到了批判，蔡博受到錯誤的批判和撤職處分。60年代，黨安排他在鋼鐵總院鍊鐵室工作，他大膽地主持了多項重大科研課題，攻破了許多難關。

“文革”中，蔡博在劫難逃。被打成“修正主義分子”，在廠裏“管制勞動”。“文革”後，蔡博被落實政策，作為鋼鐵研究總院技術顧問，他夜以繼日地工作，總結中國鍊鐵技術經驗，撰寫了《鋼鐵研究院鍊鐵科研三十年》，得到了聶榮臻元帥的高度評價。

1984年5月，蔡博年滿60歲，退居第二線。他退線不退休，參加了中國科學院鋼鐵工業戰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廠合一”的大型鋼鐵工業基地的建議。晚年，蔡博對其父蔡和森、母向警予作了深入的研究工作，為家鄉及有關中共黨史研究部門提供不少資料。他曾多次回到家鄉參與、指導蔡和森與蔡暢的紀念活動。

不幸的是，1991年9月應邀回雙峯參加蔡暢同志逝世一週年暨蔡暢同志生平事蹟陳列開幕典禮回京後，因勞累過度，突發心臟病，猝然離世。（羅紹志）

蔡博，1924年5月25日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的一個革命家庭。父親蔡和森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傑出的理論家和革命家。母親向警予是我國婦女運動的領導人。在他4歲時，母親向警予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7歲時，父親蔡和森壯烈犧牲。他一直由祖母撫養，在家鄉就讀小學，1937～1938年在湘鄉縣立中學初中學習。1938年11月黨中央為了保護革命烈士後代，將蔡博接到重慶，途徑烏魯木齊到達蘇聯。在重慶時，受到了周恩來、鄧穎超的親切關懷並囑咐：“送你去學習，將來要為死難的烈士報仇，為烈士留下的事業奮鬥。”蔡博一生信守了先輩的囑咐。在蘇聯期間他先後在國際兒童院生活和中學學習。他是繼毛岸英之後的中國兒童委員會主席，並加入蘇聯共青團。1941年他參加蘇聯民兵。

1943年9月，他在蘇聯中學畢業後考入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金系鍊鐵專業學習，並以優異的成績連續三年獲得了斯大林獎學金。他是蘇聯中國留學生同學會的發起人。1943年他加入了蘇聯共產黨為預備黨員，1945年轉為正式黨員。

1946年初，他欣然收到毛澤東主席給蔡博等青年的回信：“希望你們一天一天成長進步，並希望大家努力學習，將來回國服務。”他一直珍藏着這封信。

1948年6月，他於莫斯科鋼鐵學院冶金系鍊鐵專業畢業，並獲得鍊鐵冶金工程師學位。1949年8月劉少奇訪蘇，他積極要求回國參加祖國建設，與劉少奇一同回國。回國後到鞍山鋼鐵公司工作，先後任鞍鋼公司生產處副處長，技術處副處長，鍊鐵廠副廠長、廠長。為鍊鐵廠的恢復和發展生產，以及鞍鋼現代高爐鍊鐵技術的形成及推廣，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9年5月，他調入鋼鐵研究院任鍊鐵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在這期間，他和同事們一起，精心研究包頭、攀枝花兩大複合鐵礦的冶煉工藝，並主持和領導了包頭白雲原塊礦的中小高爐冶煉試驗、攀枝花釩鈦磁鐵精礦電爐冶煉試驗、太和釩鈦磁鐵精礦氧化球團、豎爐直接還原試驗。他還承擔了阿爾巴尼亞紅土礦電冶流程的研究試驗任務，成功地完成了半工業試驗，並建立了工業規模的裝備。1962年他率先向冶金工業部提出了高爐噴煤試驗的建議。1979年他領導建成了高爐噴煤冷態試驗裝置，並進一步研製成高爐噴煤濃相輸送技術及其裝置，已在工業上推廣應用。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了適應多種能源的鍊鐵方向和流程，如高爐煤氧鍊鐵技術、等離子高爐技術和本鋼的半焦—豎爐方案等技術。同時他還領導有關高爐料柱流態化、液態渣還原、攀礦氧化球團的低温還原粉化等有關鍊鐵反應過程的理論研究。

1982年他系統地總結了我國高爐強化技術走過的歷程，撰寫了《鋼鐵研究總院鍊鐵科研三十年》一文，得到了聶榮臻的高度評價。

1984年他任鋼鐵研究總院技術顧問後，帶病多次去寶鋼調研並指導方案論證和試驗等工作。他參加了中國科學院鋼鐵戰略研究，提出了在沿海港口建立“港廠合一”大型鋼鐵基地的建議。此外，他曾擔任中國金屬學會第四屆理事，鍊鐵學會副主任、副理事長，武漢鋼鐵學院顧問和兼職教授等職。

1991年9月18日蔡博因突發心臟病於北京逝世，終年67歲。

蔡博在鞍鋼公司生產處、技術處任副處長時，在公司領導和在蘇聯專家組指導之下，創建了全公司生產調度制度和技術監督制度。

他在鍊鐵廠擔任副廠長、廠長時，實行廠長、車間主管和工段長的“三級一長”負責制，建立了生產指揮系統的單一領導關係及職能部門的專責制。從而強化了企業管理，使鍊鐵廠成為鞍鋼的先進典型單位。同時大量提拔技術人員和培訓優秀技工擔任各個崗位的領導。

1948年鞍山解放時，鞍鋼鍊鐵廠幾乎是一片廢墟。原有的9座高爐僅2號爐較完整。經過整治修建，1949年6月9日2號高爐流出第一爐鐵水，但其經濟技術指標十分低下，裝備落後，事故頻繁。當時高爐工長對爐況的變化主要靠肉眼觀察和靠僅有的幾塊儀表，因此，對高爐的判斷和操作是難以準確的。蔡博和廣大技術人員、工人一起，對鍊鐵廠進行技術改造，更新設備、引進蘇聯技術，解決了一系列比較重大的技術問題。主要是：低硅制鋼生鐵冶煉，低錳制鋼生鐵冶煉，自熔性燒結礦的使用，高濕份和低濕份高風温操作，高氧化鎂渣操作，全風量操作，爐頂布料，高強度低焦比操作，以及高爐設備改進、高爐爐型改進和鍊鐵全套生產技術操作規程的制定等。1953年鞍鋼引進了7號、8號高爐全套監測手段並很快在全國推廣。高爐工長掌握了這套鍊鐵技術，使高爐操作從憑技藝轉入半科學，前進了一大步。他曾帶隊去蘇聯馬鋼學習爐頂高壓操作技術，併為每一位技術人員當翻譯及技術講解員，為我國自行設計和操作爐頂高壓技術創造了條件。此項技術在鞍鋼鍊鐵廠成功應用後又推廣到全國。1958年鞍鋼鍊鐵廠的生鐵產量大增，高爐操作各項技術經濟指標從落後變先進，達到了當時的國際先進水平。蔡博對幹部和技術人員嚴格要求和認真指導，積極組織技術培訓，為國家培養出一大批現代高爐鍊鐵的技術人才。

“二五”規劃開始，鞍鋼支援全國，包括為包鋼、武鋼、酒鋼、攀鋼、邯鋼、湘鋼、水鋼、柳鋼等新廠輸送大批人才。他表現出高尚的風格，如支援武鋼鍊鐵廠時他説：“武鋼有大高爐，鞍鋼的高爐小一點，應該把最強的同志調到那裏去。”

蔡博在1955年全國鋼鐵生產會議上發表的“關於強化鞍鋼高爐生產的問題”的報告中指出：“要在維持保證高爐順行的中等冶煉強度下，不斷降低焦比。”他提出鞍鋼降低焦比措施有：降低生鐵含錳量，降低爐渣鹼度，才有高風温（1000～1100℃），爐頂高壓操作，降低直接還原率，正確實施爐頂布料，降低礦石粒度上限和減少粉末，改善自熔性燒結礦質量，提高鐵分、降低灰分、提高鹼度等。

1982年蔡博撰寫了《鋼鐵研究總院鍊鐵科研三十年》一文。認為在1957年以前曾經模仿蘇聯的馬鋼技術，然而1958年以來，推行了一條以高爐容積小型化為總前提，充分利用淺小資源，採用土陋工藝，放棄焦比，以追求冶煉強度的方針，即所謂“精料、大風、高温”的方針，阻礙了全國重點企業高爐的前進。

1959年五六月間，他被指定參加了聶榮臻副總理在安徽省所主持的對大躍進的調研和在省委機關的“大鍊鋼鐵”。他堅持一切通過試驗和對小高爐生鐵質量要嚴格要求的原則，提出了小高爐執行大高爐生鐵規格和按品種計劃生產的建議，並組織小高爐的優質生產試驗。這和當時小高爐只計產量、不顧質量和消耗的時風針鋒相對。

他在參加1961年12月中國金屬學會鍊鐵專業學術討論會上提出了“中國高爐強化特點”。當時已看到蘇聯鍊鐵界自1958年以來所發動的第二次高爐大型化運動，容積由1400立方米擴大到1719～2700立方米，以及歐美、日等國先後追逐的明朗化。在鞍鋼9號高爐（944立方米）和10號高爐（1513立方米）的對比實踐中，也嚐到了高爐大型化的甜頭。然而我國卻仍然熱衷於小高爐的建設和生產，並且對於一種從未出現過的具有異常強化性能的中型高爐賦予了毫無根據的奢望。

1960年蘇聯全國高爐會議把高爐理論焦比（500公斤/噸）定為強化生產所需達到的設計指標，並且認為採用綜合鼓風下，可以爭取更低的水平。蘇聯的2002～2700立方米高爐利用係數達到2.0～2.5具有穩妥可靠的現實性。然而我國冶金部門仍迷戀高冶煉強度的所謂“主觀能動作用”，提出一個調和折中的提高冶煉強度與降低焦比同時並舉的方針。我國主管部門本想爭取一個更快更好更省的經濟發展境界，然而實踐結果卻是投資很難回收，長期無盈利；生鐵品種、質量多數低劣；原料浪費之大已經威脅着大高爐生產；環境污染造成了遍佈全國的災害。同期，日本鍊鐵界卻吸收了蘇聯高爐強化的經驗，開闢了一條嶄新的高爐大型化的鍊鐵技術路線，樹立了世界鋼鐵發展史上的奇蹟。蔡博強調指出：世界各國鍊鐵生產的長期實踐證明，高爐強化技術的正確方向只能是在高爐容積大型化前提下，不斷提高精料水平，革新高爐工藝，以維持中等冶煉強度，持續降低生鐵焦比。

蔡博撰寫的《鋼鐵研究總院鍊鐵科研三十年》一文，聶榮臻給予了高度評價，在給蔡博的信中指出：“你對三十年來鍊鐵科研的總結很重要，這是我看到的第一份工業部門的科研總結，希望鉛印出來發給有關部門和中央領導同志參閲。”

蔡博積極主張引進日本的高爐新技術，他説我們能不能在發揚高爐確有的優點的基礎上，消化和吸收寶鋼特大高爐的全套新技術，特別是它的高爐大型化能否消化吸收？ 根據國家關於寶鋼引進日本裝備和技術要為全國鋼鐵工業現代化服務的部署和要求，寶鋼和有關部門實施了引進技術消化吸收和創新，使我國高爐技術的發展走上了新的台階。

高爐噴煤技術雖然早已提出，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初，美、英、法、蘇聯、波蘭、澳大利亞和民主德國的約16個工廠，在20多座高爐上進行了噴煤試驗和生產。但由於各種原因，僅有美國阿姆科公司和蘇聯頓涅茨克鋼鐵廠堅持長期生產。

蔡博在1962年率先向冶金工業部提出高爐噴煤的建議。同年國務院制定1963——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時，把高爐噴煤粉列為重點項目。1964年首鋼高爐噴吹無煙煤試驗成功。1979年在蔡博主持下，在鋼鐵研究總院建立了高爐噴煤冷態試驗裝置，對串聯罐的煤粉自動倒灌、噴煤總量和單個風口噴煤量的計量標定、煤粉的安全貯存運輸、煤粉的濃相輸送和煤粉分配器多支管的均勻分佈等主要操作和設計因素進行了一系列的試驗和測定，為寶鋼大高爐噴煤工程的建立提供了參數。並在該裝置上進行了高爐噴吹流態化分配器模型研究等大量試驗工作。在這基礎上，研究組研製成功了大中型高爐用煤粉分配器並開發研製出高爐噴煤濃相輸送技術。此技術可提高固氣比，增加噴煤量，採用計算機實現噴煤的自動計量和提高計量精度。以蔡博領導的高爐噴煤研究為基礎，其後又持續了研究開發，其成果已得到廣泛的應用。

包頭白雲礦是世界上成分複雜的複合礦。它含有鐵、稀土元素、稀有元素30～40種，還有氟、磷、鉀、鈉等有害元素。對其進行處理和利用是世界上未曾遇到過的難題。1952年重工業部組織關於包頭白雲礦利用問題的討論。蔡博贊同包頭白雲礦以鐵為主，綜合利用的方案，包鋼高爐應解決含氟、鉀、鈉礦的正常冶煉和鐵、鈮在高爐中同時回收。蔡博主持了包頭白雲塊礦鞍鋼小高爐和首鋼413立方米中型高爐的冶煉試驗。根據試驗的結果，包鋼於1959～1960年有兩座1513立方米高爐先後投產。因為塊礦氟、鉀、鈉含量高，在高爐冶煉過程中爐渣熔化温度低，渣液比重大，黏度低，易熔易凝，使風口、渣口及保護鐵口的泥套容易損壞；這種爐渣容易粘在爐牆上，結成大瘤子，人們把白雲礦冶煉的困難概括為“三口一瘤”，包鋼鍊鐵工作者採取了許多措施，使問題有所緩解，但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國家科委領導決定對包頭礦的綜合利用組織包鋼和全國有關單位進行科技攻關。組成採礦、選礦、燒結和高爐4個攻關小組。蔡博大力支持包鋼的技術攻關，他所領導的鍊鐵研究室近三分之一的科技人員投入燒結和高爐的攻關，並親赴包鋼開展研究工作。經過攻關，解決了包鋼長期存在的高爐“三口一瘤”問題，穩定了生產。1985年包鋼生鐵產量達到167萬噸，成為名副其實的全國重點鋼鐵企業和稀土生產基地。

用豎爐直接還原法生產還原鐵是蔡博堅持的一個觀點。他指出，我們研究直接還原技術從一開始就牢固確定了綜合利用的目的，這是有別於外國的獨到之處和取決於我們的資源對象釩鈦磁鐵礦。為開展太和釩鈦磁鐵精礦氧化球團豎爐直接還原試驗，他在鋼鐵研究總院組織領導建立了天然氣轉化試驗裝置和0.3立方米試驗豎爐。

他帶領技術人員經過試驗室探索後，確定在成都鋼鐵廠建立豎爐直接還原新流程的半工業試驗裝置，包括鏈篦機—迴轉窯焙燒氧化球團—豎爐直接還原—渣電阻爐熔化分離。天然氣轉化採用催化的蓄熱頂燃石球爐兩座。先後進行了兩次半工業試驗。成功地使天然氣催化轉化的還原氣温度達到1150℃，還原氣中CO+H₂的含量大於90%，滿足了釩鈦磁鐵礦氧化球團還原的需要；用1.5噸電爐熔化分離進行了20爐試驗，獲得了半鋼並煉成了40Cr、20號、45號和T12鋼；熔渣中含V₂O₅ 2.24%、TiO₂ 49.20%。從熔分渣中提取的紅釩和鈦白均符合部頒標準，同時也可以製取高純度V₂O₅和塗料鈦白。

阿爾巴尼亞紅土礦是含鎳、鉻、鈷等元素的複合鐵礦。1960年，東歐經濟互助委員會中斷了對阿爾巴尼亞援建鋼鐵廠的工作。為此，我國政府決定援助阿爾巴尼亞建設鋼鐵廠。1961年下半年，鋼鐵研究院接受了這項試驗研究任務。並組成以陸達院長為組長，蔡博等為副組長的領導小組。首先對阿礦的合理工藝流程進行了對比選擇的研究。經過方案論證，根據阿礦的特點和該國資源等情況，決定選用電冶流程方案。

按照電冶流程，採用迴轉窯部分還原，使其中的氧化鎳全部還原成金屬鎳，小部分鐵的氧化物也同時還原成金屬鐵；把預還原礦在鎳鐵電爐熔化得到含鎳10%～15%的鎳鐵，同時為半鋼電爐提供具有一定温度和含鎳小於0.08%的高鐵含鉻爐渣；半鋼電爐把這種渣煉成半鋼，並把鉻排除於半鋼渣中；最後在鍊鋼的電爐中將半鋼煉成成品鋼。最終選定吉林鐵合金廠作為援阿電冶流程半工業試驗的基地。

在實驗室進行了一些必要的研究後，1962年底在吉林鐵合金廠開始了半工業試驗，從有關單位抽調技術骨幹及熟練工人共200餘人，組成試驗隊伍。到1965年6月，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在迴轉窯、鎳鐵電爐和半鋼電爐上做了4700多爐次試驗，共處理了2829噸紅土礦，獲得鎳鐵192.8噸，半鋼741噸和100多噸鋼材，取得了大量數據，結果良好。整個試驗獲得的指標，迄今仍然是國際上紅土礦電冶綜合利用的最高水平。

在吉林鐵合金廠的試驗在改進電冶還原工藝的關鍵設備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如選定了鎳鐵和半鋼兩段工藝的電爐爐型；初步掌握了本工藝在熔渣還原過程中使用自焙電極的技術；在電爐上成功地採用水冷壁和水冷渣口，提高了爐襯壽命；開發了適用於熔渣還原的低電壓、大電流爐用變壓器。在實驗中，蔡博撰寫了《泡沫渣理論提綱》一文，指導了半鋼液態還原操作。

根據半工業試驗的結果，冶金工業部決定在橫山鋼鐵廠建設1：1規模的援阿鋼鐵廠。於1967年進行了聯合熱裝工業試驗的結果表明工藝是可行的，設備是先進的。但由於某些原因，此流程沒有得到進一步採用。

由蔡博作為技術負責人進行的阿爾巴尼亞紅土礦電冶流程的半工業和工業試驗是我國大規模的複合礦綜合利用研究項目，為我國這一領域提供了豐富的技術經驗和寶貴的科研成果。

此外，蔡博還研究了攀鋼釩鈦磁鐵礦的冶煉流程，提出了廻轉窯直接還原，礦熱電爐溶化分離，氧氣轉爐提釩和電弧爐鍊鋼的工藝，得到了較好的技術經濟指標。雖然最終該流程方案也沒有得到採用，但在技術上仍有一定的價值。

蔡博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祖國。在瘡痍滿目的鞍鋼鍊鐵廠恢復和發展生產，形成現代高爐鍊鐵技術，並培養出一批鍊鐵人才，支援全國。對國內外鍊鐵工業及其工藝技術的發展提出建議，他積極進言，認真負責。他敢於創新，勇於探索，研究和採用各種鍊鐵新工藝技術。他崇尚科學，重視科學實踐，長期在第一線開展試驗室研究、半工業和工業性試驗，不斷開拓創新，克服技術難關，直至取得良好的技術經濟指標。他淡薄名利，胸襟開闊，直率坦誠，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我國的鍊鐵事業。（梁文閣） ^[1] 

蔡和森共有4個子女蔡妮、蔡博、蔡轉、蔡霖。

蔡暢只有一個獨生女李特特。20世紀30年代，他們寄居蘇聯國際兒童院，留學莫斯科高等院校，歸國後都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專家。他們和父母工作在不同的年代，面臨着不同的任務，她們的名聲雖然不如父母顯赫，但他們的業績無愧於父母。

蔡妮，1922年4月出生於上海；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醫學院；蔡轉，1928年2月出生在天津；蔡林，1929年5月出生在上海；李特特比蔡博只大1個多月，1924年4月誕生在法國巴黎。蔡妮與蔡博是向警予所生，與母親一起生活的日子最短暫。蔡妮在上海出生後僅4個月，就由母親送回湖南，住在長沙五舅向仙良家。蔡博接受母愛的時間更少，出生不到1個月，就由大姑媽蔡慶熙哺養。1923年秋，其祖母葛健豪從法國勤工儉學歸來，帶回了外孫女李特特。其時，黨派蔡暢與李富春由法國轉莫斯科學習，無法把孩子帶在身邊，只好由外婆帶回國來。葛健豪歸國後，帶着李特特住長沙天茂花園，在顏子廟創辦的平民女子職業學校，既是她的家，也是我黨的地下聯絡點。從此，蔡家以葛健豪為中心，蔡妮、蔡博、李特特與大姑媽蔡慶熙、大表姐劉千昂等組成一個家。在這個革命的大家庭裏，祖母（外婆）是靈魂，大姑媽是頂樑柱，大表姐是3個小不點兒的帶頭羊。

1927年4月，向警予從莫斯科歸國，由廣州去武漢，順道到長沙看望蔡家的父母及自己的兩個孩子。這是她最後一次與蔡家的親人相聚，好在蔡父、蔡母的張羅下，拍了一張照片，算是唯一的一張“全家福”，留下了永久的紀念。僅過一年，向警予就英勇獻身了，年僅33歲。

大革命失敗後，為了避免被敵人“斬草除根”，葛健豪安排丈夫蔡蓉峯帶着長女蔡慶熙及大外孫女劉千昂、孫兒蔡博回老家雙峯永豐鄉下，自己則帶着長孫女妮妮、外孫女特特，轉輾武漢、上海，為兒女們掩護革命。1928年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蔡和森與蔡暢兄妹都是“六大”代表，將妮妮帶走，第二年去了莫斯科。葛健豪則帶着劉千昂、李特特回到了家鄉。從此，蔡和森、蔡暢的子女都隨祖母（外婆）隱居到永豐附近，先後住過的地方有毛塘、茶亭子、楊梅子咀、石板衝等處。

在進入土地革命時期後，中國共產黨關心革命先烈和在中央工作的領導人的子女成長，陸續地派員將他們從鄉下接出，護送去蘇聯學習。至1929年，繼蔡妮已跟隨爸爸赴了蘇聯後，蔡博、蔡轉、蔡林、李特特都先後離開家鄉，送去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諾國際兒童院，融入到了這個更大的國際大家庭裏。

蔡妮是1929年抵莫斯科的，到1953年歸國，在那裏整整生活了24年。據她自己回憶説：“當時，蘇聯正處於困難而又動盪的時期，但蘇聯對那些不在父母身邊的孩子們的教育極為關心，為他們組建了兒童教養機構——國際兒童院。於是，我的父親就把我安置在一個兒童院中。從幼兒園、小學、中學直到莫斯科醫學院畢業。”半個多世紀過去後，蔡妮對留蘇生活仍記憶猶新。她説：

“蘇聯是我成長的第二故鄉，但我的事業還是在我們的祖國——中國。”

1953年，蔡妮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因為父母早於戰爭年代就壯烈犧牲，所以最先接待她的親人是姑媽蔡暢和姑父李富春。當她分配到北京兒童醫院去上班時，姑父姑母對她的贈言就是：“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她在北京兒童醫院工作3年後，1957年組織上把她調到北京紅十字醫院，為中央首長和外國朋友服務。

“文革”結束後，蔡妮調入北京外國語學院俄語系，當了一名俄語教授。她的俄語與她的醫學一樣，功底很深。她在蘇聯莫尼諾國際兒童院時，就與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代表中國兒童出席在白俄羅斯首府召開的國際兒童會議，毛岸英用中文講演，由她作俄語翻譯，宣傳中國抗日戰爭。她還在伊萬諾沃師範大學歷史系專修過俄羅斯歷史。她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以一口流暢動聽的俄語，主講俄羅斯概況及歷史，深受師生的歡迎。蔡妮已83歲高齡，身體尚健。她關愛家鄉，對70多年前在家鄉生活過的情況記憶還深。

蔡轉與蔡林是蔡和森與李一純同志所生。李原名崇英，是1923年參加革命、1925年入黨的老幹部、老黨員，曾在廣州農講所擔任教員。1925年10月，隨同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前往莫斯科，後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同蔡和森結婚不久，回國投身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大革命失敗後，她跟隨蔡和森長期在白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建國後從事理論教育工作。在長達6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她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對蔡轉和蔡林的養育也是盡了力的，於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

1938年蔡轉被黨組織護送到莫斯科郊區的國際兒童院學習，第二年就加入了少先隊組織。她除了同蘇聯小朋友一起學習文化科學知識外，還由來自中國的老師補習中國的語言和歷史。

蔡轉在國際兒童院學習期間，進步很快。15歲時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7歲中學畢業時，曾榮獲金質獎章，免試進入莫斯科斯大林第二國立醫學院醫療系學習。她最會拉手風琴。國際兒童院、伊萬諾沃市舉辦大型文藝晚會，她都被推選登台演出。她有一個俄語名叫“阿尼亞”，每次集合時，兄弟姐妹們都歡呼着：“阿尼亞，拉一個，阿尼亞，拉一個！”

1953年初，蔡轉在莫斯科第二國際醫學院畢業回國，分配在北京醫院神經科工作，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白衣使者，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4月，為照顧夫妻關係調至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神經科。在武漢，蔡轉常同愛人劉錫民一起深入基層。他們在湖北農村發現一種多發病——鈎端螺旋體腦動脈炎。這是一種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腦血管病，在當時無論國際國內都沒有查出這種疾病的原因，更談不上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使許多患者由此喪失工作能力，乃至生命。

蔡轉取得了醫院領導及愛人劉錫民的支持，從1958年開始對此種病因啓動研究。她多次下鄉蹲點調查病人情況，臨牀試驗，終於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對該病的病因、治療及預防等問題，作出了科學回答。1963年在廣州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神經精神疾病學會議”上，展示了這項成果，宣讀劉錫民、蔡轉等寫的科研論文。

蔡轉和同事們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探索、試驗，又陸續發表了系列科研論文。至1979年，這項被壓抑了15年的科研成果，終於經過國家醫學部門的鑑定，榮獲國家衞生部優秀成果甲種獎。

1986年，年近6旬的蔡轉，還率領醫療人員深入鄂西北農村，支援老、少、邊、窮地區的醫療事業，得到了廣大農民羣眾的尊重、歡迎。

蔡轉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1956年，同劉錫民戀愛結婚。劉錫民現任武漢同濟醫科大學附屬同濟醫院神經科教授。女兒劉燕，1957年出生，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計算機科學系，1983年公費派赴西德多特蒙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德國從事計算機信息研究；女婿侯佩宏同在西德攻讀博士學位，現從事電視的研究。

李特特是蔡暢與李富春的獨生女，1923年2月25日生於法國巴黎。只有8個月就跟外婆葛健豪回到了祖國，有時跟外婆住長沙，有時跟父母及外婆在武漢、上海等地住中央機關。大革命失敗後，隨外婆回到永豐隱居鄉下，同表姐劉千昂、表弟蔡博，在家鄉住的時間最長。至1938年4月，才離開雙峯轉入莫斯科。

1939年秋，李特特入莫尼諾國際兒童院，開始了她童年的學習生活，同毛岸英是同班同學。在這裏，她先後加入了少先隊和共青團組織。1944年，考入了莫斯科鮑曼工程技術學院。上了一個學期的課後，由於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被調到蘇聯廣播電台做校對、播音等工作。1947年轉入莫斯科吉米遼謝夫農學院，至1952年畢業歸國。

回國後，李特特長期從事農業科研工作。她最先分配在中國農業科學院。1953年，她主動要求到北大荒去開荒闢地，建設友誼農場。

李特特在蘇聯學習的專業是植物生理。50年代後期，原子能的應用已從軍事領域擴展到工業、採礦、醫學、農業諸方面。中國農科院成立了原子能應用研究所，研究核輻射中的放射性同位素在農業中的應用，就把李特特從北大荒調回北京了。

李特特運用她豐富的俄語知識，廣泛收集蘇聯原子能應用的研究成果和世界各地在這方面的資料，建立了資料庫。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她為核效應研究，到新疆戈壁灘上工作了好幾年。在1958年至1960年間，她還參與主持了6期同位素培訓班，培養了1000多名專業技術人才，成為各省、市同位素研究實驗室的骨幹。

遺憾的是，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所從事的核效應研究中斷了。1974年她從“五七”幹校回到北京，但沒有回到原子能核效應研究所，只能在中國農科院情報研究所作情報翻譯工作。

1978年李特特又調到中國農科院農業科學研究委員會做科研管理工作。1980年由她組織的“核輻射對農作物的生物效應”課題，獲得了國家農業部頒發的“科研進步二等獎”。另外，還選編了《國外農業》、《國外農業科技》等參考書。

1984年，李特特離職休養了。但她只是辦了離休手續，並未就此休息養老。曾有人動員她辦公司，她沒有答應，卻主動參加了扶助貧困地區的工作。1989年3月，中國扶貧基金會成立，她毛遂自薦，參加扶貧基金會工作，基金會的牌子還沒有掛起來，她就第一個帶頭捐出了5000元，並走門串户，籌集扶貧資金，僅在1998年就爭取到了300多萬元扶貧捐款。多年來，李特特不顧年事已高，先後到陝西、甘肅、江西、湖南等省的老、少、邊、窮地區作調查。除了扶貧工作以外，李特特還是歐美同學會理事。

妻子：宋寶英。 ^[5] 

1蔡博譯.蘭姆高爐配料聯合計算法.北京:重工業出版社, 1953.

2蔡博.提高質量是發揮小高爐生命力的關鍵.鋼鐵, 1959 (5).

3蔡博等. 本鋼高爐強化經驗的鑑定.中國金屬學會學術論文集.鍊鐵文集. 1961 : 85-120.

4蔡博. 中國高爐強化特點。中國金屬學會論文集.鍊鐵文集.1961.

5蔡博,馬善長.中國金屬學會論文集. 近三年蘇聯鍊鐵技術發展情況.1961 : 259-278.

6蔡博.泡沫渣理論提綱.(內部資料) 1964.

7李公達,蔡博.攀枝花鐵礦的合理利用與冶煉方案的幾點意見.(內部資料) 1965.

8張興和,葉才彥,蔡博.高爐富氧噴煤粉燃燒的研究.鋼鐵研究總院學報(增刊), 1981 (1).

9蔡博.鋼鐵研究總院鍊鐵科研三十年.(內部資料) 1982.

10閻建國,蔡博.硫酸鈉添加劑對釩鈦磁鐵礦氧化球團物相組成和結構的影響.鋼鐵研究總院學報, 1983(3).

11楊振聲,黃開華,蔡博.太和釩鈦磁鐵礦鈉化氧化球團的提釩研究.鋼鐵研究總院學報, 1983,3(4).

12蔡博,張士敏,陳美俊. 紅土礦液態還原.中國金屬學會論文集（第二冊）.1984.

13蔡博.在全國鍊鐵學術會議上的發言.1986.

14況春江,錢潔,蔡博.太和釩鈦磁鐵礦鈉化氧化球團還原膨脹的研究.鋼鐵研究總院學報(增刊),1986, 6 : 1-8.

15沙永志,韋俊賢,蔡博.焦爐煤氣非預轉化豎爐還原.鋼鐵研究總院學報(增刊),1987 : 97-98.

16蔡博.關於鍊鐵新流程.鋼鐵,1988,23(8):60-63.

17蔡博,李蘭濱. 對寶鋼高爐採用低硅操作的建議.鍊鐵學術年會論文集.1988:131-132.

18蔡博.關於買礦問題.鍊鐵,1989(5) : 131-132. ^[1] 

1945年底，毛岸英突然來到鋼鐵學院學生宿舍，把他要回國的喜訊告訴蔡博。蔡博緊握着岸英的手説：“我也在等待着這一天。”隨即他提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彙報自己的學習情況與打算，決心努力學習蘇聯的先進技術，煉就社會主義建設本領，儘快回到祖國。

毛澤東在延安收到蔡博等人的信後，於1946年1月8日給他們回信。信中説：“永福（岸英）回來，接到你們的信，十分高興。正如你們信上所説，新中國需要很多的學者及技術人員，你們向這方面努力，是很適當的。……總之，是希望你們一天一天成長，壯健、愉快、進步，並望你們團結一切留蘇的中國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學習，將來回國服務。”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