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羅飛

作為“五四”以來投身於新文化運動的先鋒戰士，他運用水墨、粉彩，深刻地描繪勞動人民生活在舊社會的悲慘遭遇，如《小乞與巨賈》《地獄》《受訓者》《花花世界》《消化》等。新中國成立後，任廣東省軍管會文化組軍代表、廣州市政協委員、華南工學院建築系教授、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代表。

他的畫筆，亦轉而熱烈歌頌勞動人民的解放，運用豪放歡快的筆調、明亮壯麗的色彩，創作了《大旱之年見豐收》《農民運動講習所》《鴨羣》《春光明媚的解放路》等作品，給人深刻的印象。

在藝術上他從不因襲中國或西洋的傳統技法，而是從所表現的物象出發，融會中西、提煉西洋畫法的精髓，落筆大膽潑辣、豪放雄奇，因之表現是深沉、生動的，畫風是新穎獨特的。出版有《符羅飛畫集》《同志的死》《飢餓的人民》等。

1919年歸國，在南京暨南學校讀書。

1921年，抱着富國強兵的夢想，赴日本入士官學校學陸軍。夢想破滅後，又曾削髮為僧；但是他覺得寺廟裏也有壓迫和剝削，人間並無“世外桃源”，於是就離開寺院。

1922年考入上海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

1925年畢業。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上海工人武裝起義。

1935年應邀參加威尼斯國際藝術賽會，獲得意大利皇家金質獎。他留意期間，曾在意大利東方學院中文系當講師，因宣傳共產主義被校方開除。

1940年後在桂嶺師範、中山大學、湖南工專任美術教授。

1948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一面創作，一面從事美術教育，歷任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建築系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廣東分會副主席、廣州市政協委員。

1971年含冤去世。

198年，人民美術出版社收集他的遺作，出版了《符羅飛畫集》。林默涵、江豐、邵宇為畫集作序、題詞。

符羅飛不同時期的自畫像，都是畫家對自我心靈中最痛苦、最憂傷的道德情懷的自然披露和自我認同。作於1938年的自畫像題為《痛定思痛》，評論者有認為這“是一個有良心的藝術家忍受着痛苦煎熬的某一剎那”。這件作品以嫺熟的明暗筆法刻劃出籠罩在強烈側光中的藝術家內心的痛苦思考，也反映出剛從意大利學院繪畫的氛圍中出走所帶來的濃重影響。作於1946年、後來刊於畫集《飢餓的人民》的好幅《自畫像》則又表現出明顯的不同。這裏着重刻劃的是一雙憤怒的眼睛，那裏面噴出的是正義的火焰，緊皺着眉頭和緊咬着的嘴肌是內心對黑暗現實深惡痛絕的深刻體現。如果把作於1947年、同樣也是皺眉怒目式的《自畫像》與同時期其他《自畫像》作品全部展於眼前，恐怕人們很難對於畫家的自我認同和揭示會無動於衷。他把自畫像與“飢餓的人民”的畫像放在一起，在當時也是使觀眾深被打動的：“符教授把自己尊容也描繪在內，這也許是和‘人間地獄裏的無告者活在一起’的註腳!這在高貴的紳士看來，該是多麼可驚的事情!”在這些自畫像中，畫家噴射出來的、建立在人道主義和平民思想基礎上的道德是何等的熾熱!在中國現代美術史上，在道德感與價值傾向方面達到如此深度的自畫像系列實在是恐野外其匹。

速寫為主要樣式的展覽中，人們會深深的有感於符羅飛先生那種處於困難的處境中堅持作畫的頑強意志，這首先體現在他大量以小紙片、各式隨手撿到的大小不一以至殘缺不整的包裝紙、日記本紙、草紙為作畫材料。符羅飛在與友人的談話中曾提到環境的困難使他無法對工具材料有什麼講究，他的平民氣南也使他不太為此感到沮喪。事實上，當他由於無力購置油畫顏料而只好退而以粉彩顏料作大畫的時候，那種藝術效果反面比不上小紙片上的速寫那麼生動、有力。

這些畫在小紙片上的速寫雖然大都是風格粗獷的急就章，帶有一種泣天動地、情不自已的悲憫感，但畫家往往在寥寥無幾筆中仍然能深刻地刻劃出人物的極端痛苦的內在感情，其中關鍵在於抓住了人物的眼睛，那些深陷的、圓睜的眼睛。

如果説符羅飛的速寫是對苦難生活中的各種悲慘形象的準確捕捉的話，那麼他的諷刺畫則是深刻的理性與強烈的感情高度結合的產物。一個有良知的藝術家面對社會的黑暗現實，如果他只能停留在憤怒吶喊的水平上，永遠只是在憤怒情感的催逼下匆匆急就的話，那麼他的作品還是難以具有鋭利的揭示力和心智上的深刻性。在邏輯上和倫理上的極端荒誕性，深刻地諷刺了寡廉鮮恥的當權者。

在符羅飛筆下的人生慘況是真實、自然的，他沒有為了任何“美”的法則而作出藝術上的修飾，他惟恐的只是穿透苦難的力度還不夠強、吶喊的聲音還不夠大、悲憫的感情還未足以令世人震驚和感同身受。因而他筆下的饑民個個似鬼魅一樣，只剩下一架架的人形骨架和一雙雙噴出飢火的深凹之目。如果把現代美術史上同屬傷時憂國傳統的作品(如司徒喬、蔣兆和的作品)與之比較的話，恐怕我們會承認符羅飛作品的確具有非同尋常的震撼力量。

在這裏我們可以思考的是，中國傳統藝術受傳統政治文化的制約問題。為什麼在傳統藝術事業中的“諷諫”、“怨刺”必須不離“温柔敦厚”的“詩教”?“一個作家既要關心現實、關心政治，以他的筆去補闕拾遺，而又要不失中庸之道，這真是一件困難而又痛苦的工作。”究其原因，與中國傳統政治的核心理想“不攖之治”頗有關係。青年魯迅指出，“中國之治，理想在不攖。”所謂攖人心，就是震撼人的心靈，打破內心的和諧；不攖，就是令人民形如槁木、心如靜水，使暴君得以傳世，順民可望偷生。因此，進步的藝術必須要有攖人心的激奮之情，才能喚醒人民，推暴政。可以説，攖人心就是符羅飛藝術的最本質的特徵；更應該有勇氣説，符羅飛作為“革命藝術的先行者”留給我們的最珍貴的精神遺產也就是攖人心的精神。

毫無疑問，符羅飛是廣東現代畫壇上真正具有天才氣質的藝術家———從符羅飛的履歷甚至可以看出，在他的性格內涵中，更多某種與命運抗爭的不屈不撓的冒險精神，這與他作為一個漁民的兒子的身份可能不無關係。

“以中國製的筆，作西洋式的畫，意到筆隨，心精力果。”這是蔡元培先生1938年為《符羅飛抗戰畫集》寫下的題詞。符羅飛（1897-1971），海南文昌人，現代著名畫家。符羅飛一生經歷之坎坷，在那個動亂年代的文人中也不多見。因此他也被稱作中國高爾基式的人物。

符羅飛的人生，寫滿的是驚歎號———他出生在偏遠海南島的窮苦漁民家庭，卻在西方文藝復興發源地意大利接受了正規的美術教育，其一生所畫所寫，又盡是為底層最窮苦的民眾吶喊；他一生兩次入黨、三次離鄉、四下南洋、旅歐數年，出家還俗，扛槍挎劍，最後終於在畫筆和藝術中找到了自己的天地。

1908年冬天，大清朝已風雨飄搖，海南島颳起了北風，對於文昌沿海的窮人來説，這正是下南洋謀生的季節。11歲的符羅飛回頭再看了家鄉一眼，就跟着四叔乘帆船下南洋了，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將是什麼樣的命運。

對於符羅飛而言，這是在他出生前就已命中註定了的，他的父輩就是這樣過來的。家鄉土地貧瘠，為了謀生，只好冒險出海打漁，甚至漂洋過海。他的父親符載足年輕時曾流落到越南南部的一個小商埠，並娶了當地姑娘為妻，這就是他的母親莊氏。

符羅飛知道，哥哥已經先他一步去了南洋，兩個弟弟也將步他的後塵。但他不知道的是，從此以後，他們兄弟幾個將天各一方，此生竟再也不曾相見。即使他的家鄉海南島，此後他也只回去過兩次，一次是1915年乘“賣豬仔”的船回鄉成親，那時已是民國的天下；最後一次則是解放後的1958年，期間幾乎過了半個世紀。

早歲已知世事艱

1897年8月13日，符羅飛出生於文昌東郊鎮建華山鄉南崗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取名符福權。七八歲時，他就和民間藝人四叔學藝畫門神、壁畫，為他後半生的美術事業埋下了種子。

跟隨四叔乘帆船下南洋謀生的符羅飛，經安南（越南）白馬、新加坡，再到婆羅洲巴厘島，在當地的一家咖啡店做工。一年後四叔返鄉，留下身無分文的符羅飛獨自在馬來西亞闖蕩，最初在裁縫店照看嬰兒，後流浪爪哇、婆羅洲、印尼各島，做過裁縫、泥水工、補鞋匠、柴工、打鐵工、夥計等。

據符羅飛在自傳中回憶：“14歲那年，我在一家車廠做伙伕，不但要做飯還要兼顧拉風箱和打鐵，常常體力不支、顧此失彼，東家和工頭打罵也是經常的……”這種長期在社會底層受剝削的經歷，給符羅飛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這種愛憎分明的品格在他日後的作品中得到充分的流露。

不堪壓迫的符羅飛辭工後，開始在船上做水手。一戰期間橡膠價格高，他又到吉隆坡鄉間當割膠工，直到患了痢疾才轉到麪包店做工，期間還做過機械工和魚販，備嘗辛苦。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對他造成了深刻影響，他放棄了發財後衣錦還鄉的念頭，產生了求學的想法。

這時，符羅飛在馬來西亞得到當地一位愛國僑領、巴生海南會館創始人符建章先生的幫助，在當地的中華職業學校做雜工並允許其旁聽學習，這是符羅飛首次接受正規教育。不久，恰逢暨南學校在南京復辦並在南洋招生，符羅飛得到符建章資助回國，考取南京暨南學校讀師範科（免學費）。

由於符讀書勤奮，深得校長趙正平的喜愛。而符羅飛深感國家落後，受“富國強兵”思想影響，決意東渡日本學軍事，在趙正平介紹下，由一位督軍保送他到日本，入讀長城士官預科學步兵。但不久他就患上了肺結核。一年後，符羅飛不得不退學回到上海。

關於這段歷史，符羅飛的小兒子符和強告訴記者，父親幼年時在南洋做工，由於患了痢疾才從橡膠林出來。後來又東渡日本求學，本來以為“挎上刀劍就能解決人間不平”，結果嚴格的訓練和北方的氣候使他得了病，不得不折返上海。從此落下了哮喘病根。

英雄夢碎，貧病交加。心灰意冷的符羅飛索性遁入空門，到杭州西湖邊的廣化寺落髮出了家。但寺院裏依然有不平，有等級壓迫，這裏不是避世的桃花源，因此，沒幾個月，他就還俗了。

符和強説，父親這一生充滿了坎坷，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助。除了符建章和趙正平，後來還有燕奴子、鄭洪年和蔡元培先生，以及陳策、陳籍兄弟、施徵軍、蒙振森、符至逢等同鄉的幫助。

這次，陷於困頓的符羅飛，又得到趙正平的幫助，被安排到江蘇省教育會暨南招待所工作，因此有機會考入上海美專半工半讀，接受正式的美術教育。

1926年秋，由於在校期間積極參加學潮，符羅飛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差不多在同一時期，符羅飛參與組織“雲濤畫會”，1927年積極參加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在法租界從事交通工人的宣傳組織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由趙正平等人介紹，符羅飛化名潛入杭州公安局當庶務一個多月，因受懷疑，遂改投北伐軍二師政治部做宣傳工作。“寧漢分裂”時部隊調回南京，轉而攻打武漢。在反動派印發的赤化錄名單裏赫然有“符羅飛”的名字，他於是在途經蕪湖時離開部隊，後因時局更加危險，不得已流亡海外，再下南洋，在新加坡教書度日。

1929年冬，符羅飛計劃去法國，途經意大利時，卻因哮喘病發作，不得不留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很快他就被這個文藝復興發源地所吸引，遂在當地一所陶瓷工藝學校學習。並因緣際會結識了中國領事館領事、東方學院中文系主任、意大利人燕奴子，並由其介紹，向意大利有名的油畫、壁畫家伯特利學習。

不久，符羅飛考入羅馬皇家美術大學研究院繪畫系，師從卡羅·西維埃羅教授和格魯塞卡茲羅院士。他學習勤奮，崇敬拉斐爾和達·芬奇。

據符和強介紹，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陳鶯在2009年夏天，曾前往意大利奈波利，對符羅飛在意大利期間的經歷進行了詳細調查。陳鶯查閲到了符羅飛的學籍記錄，記錄中符的考試成績都在7分以上（10分滿分），算是非常不錯的成績，他在該校試讀一年後便跳級到最高年級。

符羅飛還在意大利東方學院任中文講師，後晉升副教授。在此期間，符羅飛利用在領事館的關係，配合當時在德國的廖承志，營救了共產國際的莊敬民同志。

陳鶯還找到當年的資料，1936年，受“世界三大藝術展”之一的威尼斯國際藝術賽會（威尼斯國際藝術雙年展）邀請，符羅飛送去三幅作品，結果全部入選，成為該賽會第一位入選的中國藝術家。此後，符羅飛逐漸揚名南歐，出版了《符羅飛油畫集》，任羅馬皇家美術大學研究員，被評論界譽為“罕見的心靈畫家”。留意8年，符羅飛遊歷歐洲，舉辦畫展，並與意籍姑娘艾琳娜結婚。

就在符羅飛事業一帆風順，家庭幸福美滿的時候，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意大利作為軸心國成員民族情緒對立，符羅飛逐漸與一些有納粹思想的人斷交。他更因拒絕創作反蘇宣傳畫而憤然從東方學院辭職。他原本計劃前往蘇聯，但聽説國共合作，惦念祖國抗戰，遂計劃回國。

1938年5月，符羅飛不顧意大利師友的挽留和勸阻，捨棄意籍妻兒，隨身攜帶一支左輪手槍，登上“綠爵號”油輪迴國。但他在意大利時創作的油畫作品，卻被作為藝術珍品留在了意大利不準帶回國內。

符羅飛回國後的第一站是香港，但沒有看到他預想的抗戰氛圍。他決心以舉辦畫展的方式表明自己回國抗戰的決心，遂潛心於抗戰題材的創作。期間符羅飛得到當時國民黨海軍次長、文昌老鄉陳策和前暨南學堂堂長鄭洪年的介紹，結識了蔡元培。

符羅飛回國的第一次畫展影響很大。符和強告訴記者，1938年10月蔡元培先生在《大公報》牽頭署名，連續七天介紹符羅飛和他的《抗日賑災畫展》，當時穗港兩地的軍、政、商賈近20位名流都參與簽名推薦，包括宋子文、吳鐵城等軍政要人。《大公報》消息稱，“符君羅飛乃現代畫壇中之一奇才，夙擅國畫，厥後遊學羅馬，師友邦彼邦耆宿，竭八年之力，悉窮西畫之奧妙，故其近年之作品譽滿歐陸，顧國人知之尚鮮……”據報載，畫展“延期兩天結束，場面甚為激烈”。

在香港，符羅飛的個人生活也有了變化。1939年，他與廣東姑娘梁瓊在此結婚，自此牽手相伴32年。同年，他計劃與同鄉施徵軍共赴延安，卻因哮喘病發作，不得不留在桂林。

在符羅飛的命運中，很多轉折都是因患病而改變。如果不是因為身體原因，也許他這一生會是拿槍而非畫筆，此番沒能去成延安，是因為哮喘病的緣故；解放前夕沒留在北平，同樣是因為無法適應北方的氣候；1930年滯留意大利也是因為生病。

抗戰期間，符羅飛輾轉於湘、桂、粵、港等地，一面在學校擔任教職，一面堅持繪畫創作，先後在香港、桂林、柳州、衡陽等地舉辦宣傳抗日畫展十餘次，出版《符羅飛抗日畫集》《同志的死》等畫集，社會反響極大。

但此時符羅飛的生活異常窘迫，甚至到了和妻子擺攤賣菜的地步。畫作也在逃難中散失大半，他在逃亡時曾將作品放於棺木中埋入地下，但抗戰勝利後挖出時已毀於蟻患。

抗戰勝利後，人民的苦痛卻並未結束。1946年到1947年間，粵桂湘爆發特大饑荒。強烈的同情心和使命感驅使他冒險前往災區，用速寫記錄災區的種種慘狀，鞭撻國民黨政府的黑暗統治。

從災區返回後，這批包括素描、水彩、粉畫在內的200餘幅作品以“飢餓的人民”為題，幾次在廣州和香港展出，並由夏衍先生主持，在藝術界和新聞界引起很大反響。評論界稱符羅飛是“人民的藝術家”，他的創作填補了革命藝術史上的“這一段空白”，他的畫是“灰黯中的虹彩”。

這一年秋天，符羅飛與黃新波、梁永泰等人在香港發起組織“人間畫會”，並擔任第一任會長。人間畫會實際上是中共南方局文委領導下的公開合法社團。符羅飛的畫作甚至引起了美國芝加哥美術學院的關注，來函請其為該校教授，後因其進步身份辦理赴美護照受阻，而國內革命形勢轉變，遂放棄赴美之行。

1948年夏，符羅飛在香港馮乃超、周而復的寓所裏宣誓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介紹人是邵荃麟和周鋼鳴。1948年符羅飛到新加坡探訪同鄉，這個當年的小夥計、逃難者如今已是名聲遠揚的畫家，受到當地華僑社團及社會各界的熱烈歡迎。

遊子1948年秋，符羅飛接受上級指示，秘密繪製革命領袖像，為迎接廣州解放作宣傳準備。此後不久，符羅飛和田漢、洪深、馬思聰等9人組成的南方代表第一團團委，率團秘密北上，參加全國文學藝術者工作代表大會。

7月，符羅飛任全國美術工作者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並參加北平美協的組建工作，8月16日，參加葉劍英率領的南下工作團隨部隊南。到達廣州後，他擔任廣州軍管會文藝組代表（副組長）。不久，符羅飛回到中山大學建築系任教授、美術教研組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廣州分會正式成立後，符羅飛是第一任副主席。

在經歷了大半輩子的漂泊後，符羅飛最終在廣州安定下來。這裏離他的故鄉海南島很近。

1958年夏天，符羅飛於暑假回海南，這是他自1915年離開後首次回鄉。幾十年恍如一夢，故鄉早已物是人非，家中僅剩年邁的寡姐和堂侄。

符羅飛雖是土生土長的海南人，但在海南的日子並不長：11歲前，他在文昌海邊的椰林掩映下度過窮苦的童年，那時正是清王朝末期；1915年，他回鄉成親，家鄉父老頭上的辮子已然剪去，大清的黃龍旗變成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那時他剛剛成年；而1958年還鄉，符羅飛已近暮年，五星紅旗早已插遍天涯海角。

一個人，一個島，一個民族的歷史，就這樣交織在一起，讓人不勝唏噓。

這次回鄉，心情澎湃的符羅飛創作了一批以家鄉為題材的作品。除了與《海南日報》美編鄺海星共同創作的《出鐵了》等反映大躍進的速寫外，還有《文昌村景》《清瀾港灣》《通什遠眺》等作品。

1960年，符羅飛因哮喘病住院，期間還用炭筆和油畫棒為同院病友馮白駒等人畫像。

符和強告訴記者，父親對家鄉的感情很深，也許是因為離開得早，沒有親人的温暖，所以他常以回憶的方式寄託。父親還經常哼瓊劇，在大學裏最喜歡瓊籍學生來家裏聊天，講講海南話，他也樂意幫助他們。符和強的母親梁瓊是廣東順德人，原名梁俏棠，正是和父親結婚後，才改了這個和海南頗有淵源的名字。

“文革”開始後，符羅飛特殊的經歷使他長期受到迫害，他的作品及資料被造反派搜掠一空，直到1969年他才被解除管制。在符和強的回憶裏，父親“早年那些哼着瓊劇在花園裏鬆土，種花草，餵雞的情景已經從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1971年7月，已預感到來日不多的符羅飛很想再次回鄉，卻因病無法成行。他特意囑咐兒子和平、和強替他回家鄉再看一眼。12月1日，符羅飛因中風病逝於廣州，終年74歲，

據符和強回憶，父親去世時，只有母親和大哥和平在身邊。當他第二天趕到醫院時，父親已經被推走了。對面病房一位病友悄悄地問：“你爸爸是符羅飛嗎？”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深深嘆了口氣。

1979年，陽翰笙代表全國文聯在全國第四次文藝代表大會上宣讀悼詞，悼念包括符羅飛在內的全國幾十名文學藝術家。

1982年，林默涵在《人民日報》上刊文紀念符羅飛，稱他為“傑出的人民畫家”。1984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符羅飛畫集》，此後，有關符羅飛的紀念和研究文章陸續出版。寂靜多年後，在那些注入了家國之哀、家國之憤、家國之情、家國之愛的畫作中，人們依然能感覺到他滾燙的血液。

符羅飛二三事在符羅飛同時代人眼中，他是一位性格温和，為人低調，平易近人的朋友和老師，但同時又是一位具有強烈個性，耿直倔強，愛憎分明的藝術家。

據符羅飛的學生何沛侃回憶，抗日戰爭時，符羅飛在衡陽舉辦抗日畫展，有一天他喝醉了，晚上十一二點鐘他關着房門，用海南話加上廣州話，有時還夾雜一兩句意大利話高聲咒罵日寇兇殘，國民黨右派不抵抗，不顧民生，以致許多同胞流離失所。幸而當時旅店中都是湖南人，聽不懂他罵的是什麼，才沒出亂子。罵了許久,學生們去敲門他也不理，最後兩個學生爬窗入內勸説多時,他才肯上牀睡覺。據何沛侃説，符羅飛一向平易近人，這次酒後吐真言，可算是多年來鬱積在胸中的憎恨之情一朝爆發的結果。

1945年1月，日軍向第9戰區部隊駐地廣州樂昌、坪石進攻。戰事逼近，中山大學再次被迫疏散撤離。符羅飛剛從湖南郴州開畫展回到坪石，家人已隨學校撤離。他匆忙買了一口棺材，將這段時期的畫裝進棺材埋入地下，旋即趕往火車站尋找失散的家人。這時，火車站人流熙攘。北上是運載軍火和兵員的列車，南下是急於逃命的人們，人羣擁堵在車廂旁，子女走散的哭聲、尋找親人的呼喊聲、被踩踏的叫罵聲、軍人的吼聲混雜在空氣中。符羅飛在這樣緊急的時刻，還不失時機地拿起筆畫了速寫《逃難》。

抗戰結束後不久，一批畫友計劃辦一個“民主”主題的畫展，有人提出為擴大影響，可以加入些花鳥蟲魚的作品。符羅飛覺得與展覽的主題不符，他説，如果把蘋果、花瓶、山水之類的畫也搬上去，就失去了“民主”的意義，沒有立場的畫展，又何必聯合起來開。於是，符羅飛宣佈退出。此後一個月，他把自己關在畫室裏，拒絕任何人去見他。原來，他打算以一個月時間畫幾十張以民主為題材的畫，單獨舉行一次民主畫展。

解放初廣東省委一位部長找符羅飛聊聊，還希望他帶去一些作品看看。那位部長看了作品後對他説，“老符，你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作品，主題是鮮明的，很可取，不多見，但在着色點上有點像辣椒炒牛肉，不美，不鮮明。”

部長這個點評，令符羅飛頗感意外。後來他説，“不懂就是不懂嘛！繪畫的色彩處理和時代的背景是相聯繫的，冷暖色調不是隨意處理的，什麼叫辣椒炒牛肉嘛！”

作者:來源：海南日報　2011-03-24

在1938年的作品中，人們看到符羅飛在中西方藝術傳統之間出入自如、為我所用的良好態勢。《決心》《仗義》這兩幅油畫以準確、結實的造型和瀟灑、有力的筆觸顯示出他精湛的油畫功力，不難看出他在歐洲八年所受學院派油畫浸淫之深。從學習西方寫實主義技巧的水平來看，符羅飛已屬當時國內畫家一流水準之列。然而，他可能更多地運用的還是傳統的中國筆墨工具，他把在宣紙上畫水墨速寫看作是一門得心應手的輕武器，而且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它的殺傷力。如《警報》(水墨)這件作品所展示的緊張氣氛；《征途》(水墨)在稚拙中透露的堅定、有力；《拿漢奸》(水墨)的喜劇般的場面中揭示的民族大義；還有《災荒》(水墨)裏災民籠罩在極為濃重的飢餓陰影中……他的筆法有舒有疾，他的人物造型亦莊亦諧，但它們都是那樣自然地從心靈裏宣泄和噴發出來?

在40年代，符羅飛先後舉辦過多次個人作品展覽，這些展覽都貫穿着一個極其鮮明、強烈的主題：傷時憂國，揭露黑暗的現實與痛苦的人生，呼喚反抗民族的敵人和當權者的暴政。

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文藝界對符羅飛作品的評論中，我們看到有幾點值得深入研究的：第一，對於藝術中的道德激情和批判現實精神的高肯定和熱烈讚揚，顯示出進步文藝界、新聞界的道德傾向和政治意識都是十分鮮明的，而且這種評論來自對當下現實的敏鋭感受和真摯感情，令人感到真實可信。需要細加分辨的是，包含在符羅飛作品及對其評論中的傷時憂國精神和道德勇氣是出自一種真實、自發的良知情懷，尚沒有參雜黨派政治功利的成分。更為關鍵的是，在符羅飛的藝術實踐和對他的評論中，都堅持了現實主義的基本立場：批判現實、揭露黑暗、奉民主與自由為衡量社會的準則。

對符羅飛平民思想與氣質的揭示和肯定，可以對其道德批判意識的來源以及藝術風格的形成作出平實的分析。在30年代的中國藝文事業中，“左傾”意識的來源、成分及其氣質特徵都是各有不同的。

對他的政治與藝術傾向的形成有極大關係的是他早年的經歷。他來自貧民的最底層，他輾轉流浪，他為了謀生而幹過許多苦活累活，他徹徹底底就是那些們受壓迫的普羅勞苦大眾中的一員，因而他被稱為是中國的高爾基式的人物。

符羅飛的一生，可以説是善良、正直、充滿傷時憂國精神和道德激情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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