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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
鎖定
葉劍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原名葉宜偉,字滄白,廣東省梅縣人,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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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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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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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和改革開放的重要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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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人物生平
1897年4月28日,葉劍英同志生於廣東省梅縣雁洋堡。他少年時在丙村三堡學堂和梅縣東山中學讀書,受到辛亥革命影響,立志報效國家。1916年隨父赴南洋。翌年回國,入雲南講武堂學習,畢業後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於民主革命。
1920年1月30日,被雲南督軍公署授予陸軍炮兵少尉軍銜,待軍政府補授實官。春,前往福建漳州,投入孫中山領導的“援閩”粵軍,任總司令部見習參謀。後任支隊見習教官。春,加入中國國民黨。 8月,參加粵軍回粵驅逐桂系軍閥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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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春,父葉鑽祥病逝。由汕頭返回梅縣故里奔喪。治喪後返回廣州,在粵軍工兵營任職。10月,以大總統隨員身份,隨孫中山出巡廣西,參加北伐的準備工作。 冬,在廣西桂林擔任軍官教導團教官,參加孫中山為改造舊軍隊而進行的整訓工作。不久,調任江防艦隊護航第二營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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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率部護航,保衞孫中山大總統由桂林沿西江到達梧州。 4月12日,任海軍陸戰隊營長。6月,軍閥陳炯明叛變。任海軍陸戰隊營長的葉劍英率部護衞孫中山脱險,同叛軍英勇作戰。嗣後,前往福建任東路討賊軍第八旅參謀長,隨軍入粵討伐陳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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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葉劍英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他受廖仲愷先生邀請,參加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同時直接教授兵器學課程,是當時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這時,他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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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與旅長張民達率第八旅參加孫中山發動的“討陳”戰爭。言嶺關大捷,名震一時。6月與張民達一起率第八旅進攻惠州新村叛軍,殲敵3000餘人。8月,與張民達一起率第八旅增援防守博羅之許崇智部,抗擊叛軍熊略部進攻,解博羅之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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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夏,奉廖仲愷命,到廣東香洲創辦粵軍第二師獨立營,兼任該營營長。配合黃埔軍校的教學,培訓基層軍士。10月15日,與張民達指揮二師參加鎮壓廣州商團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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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葉劍英參加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他英勇善戰,指揮果斷,顯露了出眾的軍事才能。1月至2月,與張民達率二師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率領全師官兵英勇奮戰,重創陳炯明的精鋭部隊,攻佔潮梅地區。5月中旬,率部參加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作戰。 5月26日,被正式委任為建國粵軍第二師新編團團長。9月底,率新編團參加第二次東征。 10月初,率部進佔淡水後,任黨軍第一支隊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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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奉蔣介石電令將黨軍第一支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十師第二團,任團長,率部暫駐東莞一帶。旋即升任第二十師副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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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南昌起義前,葉劍英得知汪精衞陰謀加害葉挺、賀龍,立即冒着風險找他們商量對策,決定葉挺和賀龍指揮的部隊迅速向南昌開進,使敵人陰謀沒有得逞,南昌起義得以實現。起義軍撤出南昌後,葉劍英極力勸阻了張發奎對起義軍的追擊。8月上旬,他兼任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使這支革命武裝成為廣州起義的主力。他促成警衞團擴編,介紹共產黨員梁秉樞當團長,使警衞團也成為廣州起義的武裝力量。12月11日,他與張太雷、葉挺等領導了廣州起義,任工農紅軍副總指揮。這次起義,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相連接,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與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的偉大開端。
1928年冬,葉劍英赴蘇聯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特別班學習,1929年1月,抵達莫斯科,入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等同在特別班學習政治理論。在校期間,苦讀俄語,學習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取名“尤赫洛夫”,並任中共特別班支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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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秋,由莫斯科經海參崴回國,到達上海。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與劉伯承等人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步兵戰鬥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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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7日,列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1月下旬至4月初,由上海經香港、汕頭、閩西到達江西瑞金。被委派負責軍委參謀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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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初到達中央蘇區,歷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即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閩贛軍區、福建軍區司令員等職務,參與指揮第二、三、四次反“圍剿”戰役。在此期間,還擔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培養了大批軍政幹部。
1933年2月,為配合北線主力紅軍的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兼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九軍軍長。3月,指揮東南戰區第一、二、三縱隊進攻清流縣城,重創守敵3個團。向中革軍委發出《對目前戰局及戰略意見》,提出目前應緊緊抓住西南反蔣的有利時機,集中全力在北線與敵軍決戰,以結束四次戰役,開展新的戰局等意見。 5月30日,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兼第一方面軍參謀長。12月兼任建寧警備區司令員、閩贛軍區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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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黨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這個重大歷史轉折中,葉劍英堅決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2月,奉命前往紅三軍團接替在戰鬥中犧牲的鄧萍任參謀長,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作戰。3月,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三軍團三渡赤水,在二郎灘四渡赤水,南渡烏江。7月,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8月,黨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開會,決定部隊分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甘南。率領左路軍的張國燾,進行分裂黨和紅軍的活動,拒絕執行黨中央的北上方針,並企圖危害黨中央。葉劍英識破了張國燾的陰謀,立即報告毛澤東。黨中央在巴西地區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終於脱離險境。葉劍英在這個危急關頭保護了黨中央。毛澤東後來屢次稱讚這是葉劍英在關鍵時刻為黨為革命建立的一個大功。9月12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葉劍英任參謀長兼第三縱隊司令員,併兼任新設立的編制委員會委員。9月17日,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攻克臘子口。9月27日,向中央提出北上陝北的建議。10月19日,協助彭德懷指揮部隊擊潰尾追敵騎兵一部,進駐吳起鎮。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任紅一方面軍和軍委參謀長。11月3日,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參謀長。 11月8日,任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中革軍委)參謀部參謀長。 11月下旬 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進行直羅鎮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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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葉劍英指揮中路軍作戰,鉗制敵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兩路軍的軍事行動。7月,被黨中央委派到安塞,進行聯合東北軍一致抗日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積極聯絡各方面的愛國力量。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發動西安事變。葉劍英協助周恩來堅決執行黨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促成了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葉劍英與周恩來、朱德一起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葉劍英任參謀長。10月,任我軍駐南京代表,從此,在國民黨統治區積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協助周恩來先後營救出許多被國民黨監禁的革命同志,不少人後來成為黨的領導骨幹。
1939年2月,葉劍英參與創辦國民黨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任副教育長,講授抗日遊擊戰戰略戰術,宣傳持久戰思想,產生了深遠影響。
1940年3月,他出席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作了《作戰與磨擦問題》的長篇發言,用大量事實宣傳我軍抗日的業績,駁斥國民黨頑固派對八路軍的種種污衊,取得了廣泛同情,被譽為“舌戰羣儒”。這一年,出版了《葉劍英抗戰言論集》。
1941年2月,葉劍英返回延安,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他審時度勢,精心運籌,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我軍對日作戰。他重視我軍參謀工作建設,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加強參謀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
1944年6、7月間,葉劍英受黨中央的委託,先後向在延安的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介紹我軍在敵後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作戰情況和戰績,有力地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對我軍的污衊,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
抗戰勝利後,葉劍英多次參加同國民黨的談判鬥爭。1945年12月,他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到重慶進行停戰談判,出席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1月,葉劍英赴北平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與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一起,調處國共軍事衝突和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他率領我方同志進行了艱鉅複雜的鬥爭,贏得了一系列勝利,發展了黨的力量,通過各種方式同各方面的愛國民主人士聯繫,擴大了反蔣統一戰線。
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先後任人民解放軍總部參謀長、中共中央後方委員會書記。全面內戰爆發後,葉劍英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指揮全國解放戰爭。中央軍委是解放戰爭的最高指揮機關。葉劍英領導總參謀部為中央軍委的戰爭決策提供情報,負責通訊聯絡,傳達軍委的作戰命令,彙總各戰區的戰況和形勢報告,提出必要的建議和意見,制定作戰計劃、方案等等。正是由於總參謀部機關的高效率的工作,才使置身於後方山溝中的中央軍委耳目靈通,情報準確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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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連續致電中央,報告東北地區國民黨軍動態。6月至8月,組織情報部門收集國民黨軍的作戰部署、兵力配置和蔣介石對戰局的判斷等情報,及時上報中央並轉劉伯承、鄧小平,以配合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的戰略行動。 7月至9月,出席全國土地會議,在會上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縣召開的工作會議,同任弼時一起,主持了土地問題的討論。在整個後委工作期間,他正確貫徹中央的土改政策,積極協助中央領導全國範圍的解放戰爭,為保證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同志轉戰陝北、指揮全國作戰作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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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市長的葉劍英和聶榮臻、彭真一起,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領導了對舊軍隊的改編和對舊北平市政府、學校、廠礦等各方面的接管工作,致力於北平的市政建設,維護社會安定,恢復發展生產,改善文化教育,為首都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基礎。4月,他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國民黨政府代表團的和平談判,達成《國內和平協定》,但被南京政府所拒絕。8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9月7日,主持召開作戰會議,制訂廣東戰役作戰方案。 9月8日,與陳賡聯名向中央軍委及第四野戰軍總部電告《關於解放廣東作戰計劃》。 9月中旬,連續三次主持召開華南分局擴大會議,研究並解決了華南地區黨、政、軍統一協調問題,以及後勤和支前工作問題。10月11日,與陳賡、鄧華致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林彪,表示不贊同他關於“目前我軍仍不宜攻佔廣東”的意見,堅持第四兵團先參加打下廣州,再入廣西的原作戰計劃。10月13日,接到中央軍委和毛澤東關於“陳、鄧兩兵團仍執行原計劃佔領廣州不變”的電令後,立即主持召開華南分局會議,和兩兵團首長部署全力奪取廣州的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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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初,葉劍英和陳賡指揮廣東戰役,14日解放廣州。他先後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代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代書記等職務。
1950年2月1日,葉劍英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島戰役的作戰方針和戰役計劃,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軍區和十五兵團軍以上幹部會議,研究討論渡海作戰問題。會議制定了“積極偷渡、分批小渡與最後登陸相結合”的戰役指導方針。 3月下旬,主持召開廣東軍區第一屆剿匪會議,研究剿匪部署。 4月,主持召開廣東軍區高幹會議,進一步指出剿匪是當前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並向部隊下達了“土匪不滅,決不收兵”的命令。4月16日,十五兵團在瓊崖縱隊的配合下,發起大規模渡海登陸戰役。同日 以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名義,公開發表《告海南島國民黨軍官兵書》。 5月1日,我軍解放海南島。11月21日,遵照毛澤東的電示,和陶鑄等到達廣西省南寧市,幫助廣西省委開展剿匪工作。 11月30日,在廣西省委擴大會議上向各地委及軍分區負責人講話,強調要有重點,有組織,有辦法地開展剿匪工作,迅速地定期定額完成肅清全省土匪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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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50年春開始,他在領導廣東省的土地改革中,根據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同廣東省的實際相結合所制定的一系列具體政策,注意保護華僑和民族工商業者的利益,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他還曾兼任華南墾殖局局長,親自領導開拓了我國橡膠和熱帶作物的生產事業。
1951年5月1日,華南軍區成立,葉劍英任司令員。12月21日至29日 出席廣東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和廣州市第九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在全體委員會議上,作《在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基礎上,厲行節約,增加生產》的動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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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月31日,出席廣州市第四屆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在會上作《為徹底打退不法資產階級分子的進攻,爭取反行賄、反偷税漏税、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勝利而鬥爭》的報告。並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報告華南地區海軍建設的情況。 6月,任中南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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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5月,調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代第一書記、中南軍政委員會代主席。12月7日至次年1月26日,出席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幹部會議。在會上作了《關於建軍若干問題》的發言,對人民解放軍現代化建設提出了系統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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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4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訓練總監部代部長,主持全軍的軍事訓練工作。他強調從實戰需要出發,進行現代條件下的軍事訓練,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優良的正規化、現代化的革命軍隊。9月,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1月,組織並主持了遼東半島方面軍抗登陸戰役中集團軍海岸防禦的軍事演習,認真探索現代戰爭條件下訓練和作戰的經驗。
1956年12月,葉劍英率中國軍事代表團訪問緬甸。之後,他還率軍事代表團訪問了蘇聯、印度、波蘭等國家,發展了我軍同這些國家軍隊和人民之間的友誼。
1958年3月,葉劍英建議並受命創辦軍事科學院,任院長兼政治委員,主持制定了軍事科學研究的正確方針、原則和方法,建設了一支科研幹部隊伍,培養了一批科研人才。同年,兼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他是我軍傑出的戰略家、軍事教育家和現代軍事科學研究的開拓者。
1959年9月,葉劍英任中央軍委常委。
1960年,任軍委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他堅決貫徹黨中央、毛澤東制定的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參與領導研究國家防禦作戰問題;主張軍事訓練和軍事科學研究相結合,以總結我軍的經驗為主,探討在現代條件下的戰爭指導規律;主持制定人民解放軍一系列條令條例;參與領導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工作,為把我軍建設成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為堅持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作出了多方面建樹。
1963年12月,葉劍英建議在全軍推廣郭興福教學法,得到毛澤東和軍委的讚許。之後,羣眾性練兵熱潮迅速地在全軍開展起來,取得顯著成果。
1965年,任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中,葉劍英同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韌不拔的多種形式的鬥爭。“文化大革命”初期,為堅持黨的領導,穩定軍隊,保護老幹部,他在職權範圍內採取了一系列措施。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多次發言,堅決反對搞亂軍隊。11月13日,他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和文體單位十萬人大會上講話,對當時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11月29日,他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再次講話,嚴厲譴責打、砸、搶行為。他針對林彪、江青等人煽動“打倒劉鄧”的罪惡活動,明確指示軍事博物館展覽廳保留劉少奇、鄧小平同志的照片。
1967年1月,葉劍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關於穩定軍隊的專題發言。會後,他拿着全國軍分區以上軍事單位受衝擊的統計表,當面斥責江青,指出:“內憂必然引起外患”,“穩定軍隊是黨和國家根本利益!”1月20日,他在軍委碰頭會上,義正詞嚴,拍案斥責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人打倒老幹部和反黨亂軍的罪行,以致右手第五掌骨遠端骨折。經過激烈鬥爭,他主持制定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經毛澤東批准頒佈執行,對穩定當時局勢起了重要作用。2月14日,葉劍英在政治局碰頭會上,憤怒質問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林彪、江青等人把葉劍英和其他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誣陷為“二月逆流”。葉劍英遭受打擊迫害,實際上被解除了在黨中央和軍隊中的領導職務。
1969年4月,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周恩來等同志的提議,葉劍英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6至10月,葉劍英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為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戰略性的意見和建議。同年10月,他被林彪以所謂戰備疏散為名趕出北京,抱病輾轉於湖南、廣東等地,受盡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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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8、9月間,葉劍英參加在廬山召開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同林彪、陳伯達等人搶班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鬥爭。會後,他按照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帶領調查組到福建、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調查陳伯達的反動歷史,揭穿其政治騙子的面目。
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後,葉劍英重新以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對穩定當時全國和軍隊局勢起了重要作用。
1971年7月,葉劍英受毛澤東、周恩來委託,主持接待秘密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1972年參加接待先後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和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1973年,又協助周恩來接待第二次來訪的基辛格。他為建立中美、中日外交關係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3年8月,在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他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
1975年1月,在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被任命為國防部長。6、7月間,葉劍英和鄧小平一起,主持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軍委擴大會議。他在會上就國際形勢、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安排超編幹部等問題作了重要講話。會議前後,他同許多高級幹部談話,向他們通氣,講了毛澤東對“四人幫”的嚴厲批評,揭露江青等人揹着中央,插手軍隊的陰謀活動。在他主持下,對全軍二十幾個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配備。這些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穩定軍隊與全國形勢,創造了重要條件。
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10月,在黨和國家面臨危險的緊急時刻,葉劍英和黨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據政治局多數同志的意見,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危難中挽救了黨。在這場關係着黨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葉劍英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之後,葉劍英高瞻遠矚,排除阻力,力主請鄧小平、陳雲等久經考驗的老一輩革命家立即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主張明確肯定“天安門事件”為革命運動,儘快平反一切冤假錯案。
1977年3月,葉劍英再次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以極大的魄力,領導全軍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流毒和影響。7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的慶祝建軍五十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回顧了我軍五十年的光輝歷史,全面系統地論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提出了我軍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8月,在黨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副主席。
1978年3月5日,在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在這次會議的解放軍代表團小組會上,要求軍隊的同志要堅持馬列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強調軍隊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他擔任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期間,先後會見了許多來訪的外國國家和政府首腦、議會代表團、軍隊領導人以及知名人士,增進和發展了我國同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
葉劍英與鄧小平(2張)
1979年1月,葉劍英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指出“實現中國的統一,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並提出在海峽兩岸“發展貿易,互通有無,進行經濟交流”和“雙方儘快實現通航通郵”的方針。
1979年9月30日,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論述建國三十年來的成就和失誤,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明確提出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着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
1980年8月,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批准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9月,葉劍英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制定了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還領導制定了《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試行)》等二十二個法律,為健全和完善我國的法制做了大量工作。
[3]
[18]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發表了著名的《關於台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談話,進一步提出了實現祖國統一的九項具體政策,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這一重要談話對祖國統一大業發生着愈來愈大的影響。他還經常會見回國觀光、探親的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鼓勵大家為祖國的統一和建設多作貢獻。
1982年9月,葉劍英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必須有一大批年富力強的同志走上中央和各級領導崗位,強調中央委員會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原則。在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晚年葉劍英(2張)
葉劍英所獲榮譽
葉劍英曾任職務
葉劍英曾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9]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華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南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代書記,廣東省政府主席,北平市市長,廣州市委書記、市長等重要職務。
[2]
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十一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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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4]
,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解放軍),第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軍事科學院第一任院長兼政委,中國釣魚協會名譽主席
[2]
,第一、二屆廣東省各界人民代表大會協商委員會主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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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人物貢獻
葉劍英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政治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在六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殫精竭慮,作出了重大貢獻,建立了豐功偉績,深受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愛戴與敬重。葉劍英同志從青年時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救國救民。他投身於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征討桂系軍閥,抗擊陳炯明叛軍,護衞孫中山脱險,參與創辦黃埔軍校,馳騁東征和北伐戰場,成為國民革命軍的名將。他從鬥爭實踐中認識到,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27年,在蔣介石和汪精衞相繼背叛革命、大批共產黨人慘遭殺害的嚴峻時刻,他毅然通電反蔣,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此他對共產主義這一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高理想堅信不移,併為之執着地奮鬥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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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同志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人民的解放建立了光輝業績。在大革命失敗後的白色恐怖中,他堅定機敏地策應南昌起義的組織準備工作,參加領導廣州起義。這兩次起義和秋收起義一起,成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創建人民軍隊的偉大開端。在中央蘇區,他擁護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參與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作戰指揮,為紅軍建設作出重要貢獻。長征途中,他堅決維護全黨全軍的團結,機智勇敢地同張國燾分裂紅軍、危害黨中央的陰謀作鬥爭,為黨中央和紅軍勝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澤東同志後來曾多次稱讚葉劍英同志在這一關鍵時刻“救了黨,救了紅軍”。紅軍到達陝北後,他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發展,做了大量工作。根據黨中央的方針,他協助周恩來同志,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形成國共兩黨再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他先後到南京、武漢、長沙和重慶等地參加黨的領導工作,堅持黨的抗日主張和統一戰線政策,積極擴大黨的影響。回到延安軍委總部後,他協助毛澤東、朱德同志指揮我軍對日作戰。抗戰勝利後,他協助周恩來同志同國民黨談判,達成停止內戰的協議。隨後他領導中共代表團在北平進行軍事調處,同國民黨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揭露國民黨當局破壞停戰、發動內戰的真實面目。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晉西北領導中央後方委員會的工作,有力地保證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轉戰陝北、指揮全軍作戰。他為北平的和平解放和接管做了大量工作。他指揮解放廣東和海南島的戰役,奪取華南戰場的最後勝利。葉劍英同志戎馬一生,英勇善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不朽的歷史功勳。
新中國成立後,葉劍英同志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主持華南、中南地區工作期間,勝利完成了剿匪、土改、建立人民政權和恢復發展生產等各項任務。一九五四年後,他長期擔任中央軍委領導工作,創造性地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領導和組織全軍的教育訓練,開拓軍事科學研究,為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嘔心瀝血,成績斐然。“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堅決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作鬥爭,為維護軍隊和全國的穩定,為抵制和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奮不顧身,頑強努力。一九七六年,葉劍英同志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道,根據中央政治局多數同志的意見,代表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國家。在這場鬥爭中,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葉劍英同志排除阻力,堅決主張請鄧小平、陳雲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立即出來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堅決主張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堅決支持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實現黨和國家工作的偉大歷史性轉折,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全力支持鄧小平同志開創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他主持全國人大工作期間,有力地推動了新時期的民主法制建設。他在一九七九年一月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告台灣同胞書》,又在一九八一年九月發表了著名談話,進一步提出了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對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進程,起了重要作用。他以身作則地推動黨和國家領導幹部的新老交替與合作。葉劍英同志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立了新的歷史功勳。
作為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葉劍英的軍事理論與實踐,特別是在人民軍隊的創立與發展、人民戰爭的運籌與指揮以及軍事謀略、參謀工作、教育訓練、軍事科研等方面豐富而獨特的建樹,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理論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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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人物評價
1985年9月,葉劍英同其他六十三位老同志一起致函黨的十二屆四中全會,請求不再擔任中央委員,以便讓一批比較年輕的德才兼備的同志進入中央委員會,進一步實現中央領導機構成員的新老交替。十二屆四中全會同意他的請求,並給他寫了致敬信,高度評價了他的光輝業績。信中表示:“我們深信,您對黨和國家作出的重大歷史貢獻,將為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所永遠銘記。您為中國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獻身精神,您在複雜的革命鬥爭轉折關頭表現出來的非凡的革命膽略,您好學深思、勤奮工作、照顧大局、團結同志的高貴品格,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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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同志黨性堅強,信念堅定。他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矢志不渝,對黨和人民無比忠誠。他無私無畏,有膽有識。在各種嚴峻的考驗面前,他總是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堅決同一切危害黨和人民利益的行為作鬥爭。在重大和緊要的歷史關頭,他總是挺身而出,力挽狂瀾,表現出偉大的革命氣魄和高超的鬥爭藝術。毛澤東同志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説他是“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周恩來同志也引用“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來讚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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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同志胸懷寬廣,謙遜質樸。他顧全大局,團結同志,嚴於律己,富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精神。他不計浮名不畏難,能上能下,任勞任怨。他始終保持高尚的革命氣節,為黨為民,一身正氣。他一生勳業卓著,但從不誇耀自己,把一切功勞歸於黨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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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同志好學深思,實事求是。他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注重向實踐學習。他博覽羣書,熟諳歷史。耄耋之年,仍堅持不斷地吸取新知識,真正做到了“攻城不怕堅,攻書莫畏難”。他還是一位受毛澤東同志稱讚的詩人。他的許多詩句,“人生貴有胸中竹,經得艱難考驗時”;“篤信馬列依真理,不移不屈不苟同”;“全心全意一為公”,“老驥仍將萬里行”;“應向青年尋後繼”,“長征接力有來人”等等,都深含人生和社會發展的哲理,對我們一代一代的後繼者都具有深刻的教育、啓示和鞭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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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個人著作
葉劍英人物紀念
200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專門設立了以第一任院長葉劍英元帥名字命名的“葉劍英軍事科研獎”,每兩年評選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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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5月13日,葉劍英紀念園建成並正式開放,是全國100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和廣東3個紅色旅遊經典景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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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紀念葉劍英同志,已先後舉行過紀念葉劍英同志誕辰一百週年座談會(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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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葉劍英同志誕辰110週年座談會(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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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葉劍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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