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洪年

鄭洪年，字韶覺，廣州番禺人。幼年父母雙亡，由潘姓表親撫養成人。早年受業於康有為門下，後就讀於廣雅書院，畢業於兩江法政學校。光緒三十二年(1906)，兩江總督端方在南京創辦暨南學堂，專門招收華僑學生。這是中國歷史上由國家創辦的第一所華僑學校，鄭洪年被任命為第一任堂長。1909年1月調北京交通部任職。1911年加入同盟會。 ^[2] 

辛亥革命後，任京漢鐵路局局長、京奉鐵路局局長、京綏鐵路局局長。1921年後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長兼鐵路督辦。後追隨孫中山參加國民革命。民國13年(1924)任廣東軍政府財政廳廳長，後任軍需副監、高等顧問等職。1927年起歷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實業部、工商部次長，並任全國建設委員會委員、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全國大學理事會理事、庚子賠款委員會委員、立法委員等職。1929年孫中山的靈柩從北京碧雲寺運到南京中山陵安葬，林森、吳鐵城、鄭洪年3人為“迎櫬專員”。 ^[2] 

鄭洪年一生熱心教育事業。1921年3月交通大學第一屆董事會成立，他任常務董事。1922年3月，國立暨南學校設立校董會，他又出任校董。1927年6月再次擔任暨南學校校長，制訂了《本校改革計劃大綱》，廣羅人才，充實師資，艱苦攀劃，改善辦學條件，把國立暨南學校改組擴充為國立暨南大學，確定以“道德、科學、軍事、職業、政治五種訓練為暨南的教育方針”。學校先後成立了商、文、理、法、教有五個學院，規模日臻完備，影響不斷擴大，被譽為“華僑最高學府”。與此同時，對中學部也“極力刷新，力求允實，期與大學部程度銜接”。另附設有實驗小學。暨南大學進入了鼎盛時期，吸引了眾多華僑學生前來求學，在校學生最多時曾達1700多人。鄭洪年致力於華僑教育事業，“冀以教育力量教育手段俾成學術化拯海外數百萬僑胞於水火，達到平等自由”。為此，他強調，必須“使華僑子弟得享受世界高深的知識與祖國優美的文化，以為他日參加祖國一切運動及提高華僑地位之準備”。 ^[2] 

鄭洪年十分重視對南洋問題和華僑問題的研究。認為這是“暨南職責所在義無旁貸”的大事。在他積極得導和籌劃下，暨南大學於1927年9月21日成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延聘了一批著名專家學者專門從事研究工作，取得不少研究成果，為國內外所騙目。鄭洪年還通過該部積極指導和推動海外華僑教育事業的發展，每年派員赴南洋調查考察，多次寄表格給南洋華僑學校進行書面調查。1929年6月，暨南大學主持召開了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南洋華僑教育會議，討論有關華僑教育的方針、內容、教學大綱、教材和管理體制等重要問題，對國內外華僑教育事業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1934年1月，鄭洪年奉派赴南洋考察華僑教育，辭去校長職務。他擔任暨大校長7年，是暨大取得迅速發展，辦學水平不斷提高，華僑學生最多，學校聲譽日益提高的時期。 ^[2]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發生後，鄭洪年旅居香港，在當地創辦了華夏學院、漢華中學。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淪陷，鄭洪年被日本侵略軍所俘，關押在集中營達105天之久。之後被押送到上海，迫任汪偽華中鐵道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2] 

1948年再次旅居香港。1952年回上海定居。1956年8月20日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 ^[2] 

鄭洪年精於詩文，其書法功力深厚，雄渾蒼勁，取顏歐諸家之長而自成一格。主要著作有《鄭洪年華僑教有言論集》、《鄭洪年一年來國難中的教育言論（1932年3月~1933年1月）》、《爨園詩稿》等。《橐園詩稿》為他應陳景昭的多次請求，在81歲時親筆抄錄的舊詩作，由新加坡暨南校友會影印刊行。既是詩集，也是他晚年留下的重要書法作品。 ^[2] 

1958年2月25日在上海逝世。 ^[2] 

從20世紀初至40年代初，歷經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三個時期，鄭洪年始終致力於華僑教育事業。他不僅參與國家第一所華僑學校一暨南學堂的創辦工作，而且在20年代親自籌劃和領導將國立暨南學校擴充升格為當時唯一的華僑最高學府一國立暨南大學。他還率先在暨南大學設立了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專門從事南洋問題和華僑問題研究，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同時積極指導和推動海外華僑教育事業的發展。他旅居香港期間，還創辦了華夏學院和漢華中學，招收海外華僑青年和當地學生入學。鄭洪年為華僑教育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海內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3] 

鄭洪年早年深受康梁維新思想影響，對西方的社會學説，包括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説也有所涉獵，後來則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説，並努力將其付諸實踐。鄭洪年雖然長期在政府部門擔任要職，但他一向重視教育事業，以教育救國為己任。他基於對華僑問題的深切瞭解和認識，對華僑教育更為重視。他從事華僑教育數十年，“對華僑教育無日不在研究改進之中”，提出許多辦學的主張和改革措施，在長期實踐中形成其華僑教育思想，對指導、推動華僑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3] 

海外華僑學校，都是由華僑集資開辦起來的，沒有統一的教育方針和教學要求，在師資、教材、經費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難和問題。鄭洪年在重掌暨南校政之後，即提出：“暨校之職責，內以陶成歸國之華僑子弟，外以統一南洋之文化教育事業，改組以後，即設立南洋文化教育事業部，集中機關，從事調查研究，並與華僑各種教育機關相聯絡，為將來設施改進之依據。”1929年6月，暨南大學主持召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南洋華僑教育會議，出席的有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僑委負責人，華僑教育專家，南洋各埠代表，共78人。會議討論了有關華僑教育方針、教學大綱、教材、師資培養、管理體制等問題。這次會議，對海外華僑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