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摺

《田中奏摺》是日本侵華的黑計劃，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機密。如何將此奏摺公之於眾，讓世人瞭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時事月報》刊出一條讓世人震驚的新聞：《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確表示“過去的日俄戰爭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將來如欲控制中國，必須首先打倒美國勢力，這和日俄戰爭大同小異。如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倘若中國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亞細亞、印度、南洋等地異服的民族必然會敬畏我國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認識到亞洲是屬於我國的，而永遠不敢侵犯我國。這是明治大帝的遺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國存立的必要大事……”該《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節和1個附件，從軍事行動、經濟、鐵路、金融、機構設置等方方面面，對侵略行動作了詳細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無不彰顯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吞中國及整個亞洲的狼子野心。 ^[1]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歷史上所稱的《田中奏摺》。

《田中奏摺》一經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範圍的譁然和震動，各國輿論紛紛表示驚訝和譴責，中國各地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抗日浪潮席捲全國。

田中義一與“東方會議”

田中義一，1861年出生於日本長州藩的一個士族家庭，從小深受長州軍閥山縣有朋的影響，具有瘋狂的侵華野心。1892年，他從日本陸軍大學畢業，先後參加過甲午中日戰爭與之後的日俄戰爭，從陸軍參謀逐步升為陸軍省軍務局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軍銜晉升為陸軍大將，繼山縣有朋後成為日本陸軍長州軍閥的統帥與新一任巨魁，他長期從事侵華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讀《大清一統制》與《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國通”之稱。從1913年開始，他公開赤裸裸鼓吹侵華，首先是割裂與霸佔中國的東北地區——日方稱之為“滿洲”，宣稱：“大陸擴張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日本政府“必須確定經營滿蒙的大方針”，將“滿蒙”變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軍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義一上台組閣。在這屆政府中，田中義一除擔任首相外，還兼任外務大臣與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親自掌管對外擴張事務。他任命主張“滿蒙第一主義”、積極鼓吹以“外科方案”解決“滿蒙問題”的強硬派侵略分子森格為外務省政務次官，分掌外交實權；他們與日本軍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結密謀，策劃加緊侵略與分割中國東北的陰謀計劃。

1927年，田中義一擔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開了一個研究積極侵華政策的內閣會議——“東方會議”。會議由田中義一親自主持，由森格外務次官策劃與組織召開，日本駐中國東北、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南京等地的使領館要員與駐蒙特務機關首領，以及日本駐中國東北的關東軍長官、南滿鐵路總裁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歷時11天的會議是日本對華關係史上一次至關重要的侵略決策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制定“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會議確定以將“滿蒙”從中國分離出去為根本方針的日該國策。會議公開發布了一份《對華政策綱領》，這份文件措辭含蓄隱晦，但其基本內容與精神實質則是“分離滿蒙和中國”。必須要指出的一點是，分離滿蒙和佔領滿蒙還是有區別的。田中義一是主張利用張作霖來實現分離滿蒙的政策的，而少壯派的軍官如鈴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張拋開張作霖自己來管理滿蒙的。這也埋下了後來田中義一在張作霖被炸事件後在陸軍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辭職的伏筆。

《田中奏摺》上呈後，田中義一即拋出會議宣言，向世界宣稱：“中國內亂能波及滿蒙，紊亂治安。帝國因有特殊地位與權益，不論亂自何方，帝國決予以適當之處理。”

田中義一的會議宣言拋出後，立即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極度震盪。“這一宣言對世界各國猶如晴天霹靂，頗為震驚，都預料日本行將佔領東北，然後用‘以戰養戰’方式，征服中國和南洋。因之各國情報人員到達東京一地者，即達二千餘名之多，企圖偵察‘東方會議’及‘大連會議’的真實內容；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視，郵局税關添員千餘名，檢查郵件，並在海軍部內新設間諜速成學校，招募學生九百名，實施訓練。這時駐上海的英國記者已探知田中首相業已密奏日皇，決定武力併吞東北。世人對於田中密奏內容非常關注，因此奏摺成為追求對象。其後外電又傳田中密奏已經蘇俄由日本外務省高官手中取得，代價三十萬日元。當時我外交部長王正廷對於田中密奏，當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員專赴東北哈爾濱，欲截購蘇俄買去之件，準備出價五十萬現洋。又傳美國也願出款二十萬美元，志在必得，但結果都成泡影。”

成功獲取《田中奏摺》的是這樣兩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楨。

蔡智堪，原籍台灣苗粟縣人，1888年出生於日本一個華僑家庭，4歲時改姓山口，長大後在日本經商，開設“蔡豐源貿易行”，因經營得法，成為日本商界的鉅富。但他雖身在異邦，卻心繫中華，不忘祖國，時刻關心着中國的存亡興衰，為祖國的獨立進步、繁榮富強而盡心盡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會，以財力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專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動。1915年袁世凱復闢帝制，他不惜錢財疏通日本警察當局，掩護蔡鍔將軍經日本返抵雲南，發動討袁護國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他應好友、革命黨元老李烈鈞等人的委託，密切關注日本的侵華政策動向，提供日本的各種情報。他與東北地方當局張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聯繫，多次將獲取的日本軍政情報密報給他們。在這同時，蔡智堪還以“山口”為筆名，在日本報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華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價值在於同王家楨“自述”相互印證，揭示出一個基本事實：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灣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統治集團上層的政治爭鬥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將抄本遞交給東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作為東北當局瞭解日本政府侵華政策意圖參考之用。王家楨為內部刊行的中譯本取名為《田中奏摺》。

當然，與一般回憶錄一樣，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訛誤和有待考證的地方。其訛誤，有些是記憶上的差錯，如時間、稱謂和數字上的謬誤；有些是個人習慣提法的差異所致，如蔡把“宮廷集團”稱為“皇道派”，有些則明顯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寫時造成的，如抄錄《田中奏摺》的時間，應當是1928年“天氣熱的時候”，而整理人趙尺子卻武斷地改成“民國十七年六月”。

王家楨，黑龍江雙城人。北京大學肄業。1924年畢業於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科。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1930年為接收威海衞專使，次年任出席國際聯盟會議中國代表。後任外交委員會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5年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成立大會，任中國代表團顧問。建國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研究員，第二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1928年6月4日，日本駐東北之關東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張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權助對張學良威脅利誘，企圖阻止東北“易幟”與全中國統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對中國野蠻的侵略行徑，引起了東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領導人張學良的深深憂慮與不安。

張學良是有愛國心的軍人。他在其父張作霖被炸死後，於1928年6月上旬化裝從北京回到瀋陽。當時東北政局危急，日本關東軍虎視眈眈，張學良處境艱難。他審時度勢，很快決定了基本方針。他一方面為其父發喪，並宣佈在瀋陽戒嚴以穩定東北局勢，挫敗了日軍乘亂奪佔東北的企圖；另一方面，他派人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言和，準備改旗易幟，歸順國民政府，實現全國統一，以對抗日本的壓力與粉碎日本分裂、吞併東北的陰謀。與此同時他撥出專款，派出各種人員，通過不同渠道，加緊蒐集日本對華政策的情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獲取《田中奏摺》的內容。

王家楨是張學良處理對日外交事務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據林久治郎説，他精通日本政界情況，“似乎能經常地向張學良提供大體無誤的情報”。王家楨的“自述”可以印證《田中奏摺》是他從“駐東京辦事人”蔡智堪處取得的，同時説明了他主持翻譯和內部刊行這一“機密文件”的動機。王説：我“想叫東北負責人知道日本人的陰謀，好作採取對策時的參考，根本沒有想它作為宣傳材料來激動人心，更沒有想到拿它作為在國際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器”。王家楨“自述”澄清了中譯本發生一些謬誤和缺陷的原因。王説：“因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錯字很多，念起來也不順口，不易閲讀”，所以譯出以後，“將意義不明瞭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經過研究，加以添補”，“經過翻譯整理訂成一個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見，中譯本的謬誤，有的是翻譯和整理的技術性差錯造成的，有的則為“添補”所致。

不容忽視的是，蔡智堪、王家楨兩篇回憶文章有若干陳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處：蔡説是他從東京宮內省書庫親自抄出來的；王稱蔡智堪“寫信來説，……是他的朋友在某政黨幹事長的家裏當書記抄寫得來的”。二是傳遞的方式：蔡稱是他“將抄件封於新皮箱內，親自攜往奉天，在瀋陽小西關西邊王家楨家中親自交與王家楨的”。王説：“這個文件大概是分十餘次寄來的，每次相距時間是兩個星期左右”。目前，對這兩位已故者矛盾的陳述，還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證據。

據傳蔡智堪是台灣出生的日本富商，聲稱買通皇宮書庫官，裝扮成補冊工人以兩晚時間秘密抄錄了“東方會議”的紀要文件（亦即是獻上天皇約四萬字的秘密奏摺），交到張學良外交秘書的王家楨之手，王家楨本人也曾聲稱文件的獲得是通過一個在日本政友會重要人物家裏當抄寫員的台灣人蔡智堪秘密抄寫下來的。最終在1929年經時事月報十二月刊及其他媒體公佈於世。依蔡智堪所發現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義一向天皇獻呈秘密奏摺，提出了侵略計劃“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後來偽稱之為《田中奏摺》。奏摺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

歐戰而後，我大日本帝國之政治及經濟，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無不因我對滿，蒙之特權，；及確得之實利，不能發揮所致。因此頗煩陛下聖慮，罪大莫逃。然臣拜受大命之時，特賜對支那及滿、蒙之行動須堅保我國權利，以謀進展之機會云云，聖旨所在，臣等無不感泣之至。然臣自在野時主張對滿，蒙積極政策，極力欲使其實現，故為東方打開新局面，造就我國新大陸，而期頒佈昭和新政。計自6月27日至7月7日共十一日間，招集滿、蒙關係之文武百官開東方會議，對於滿，蒙積極政策已經議定，煩祈執奏。(下略) ^[6] 

所謂滿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當世無匹敵。我國因欲開拓其富源，以培養帝國恆久之榮華，特設南滿洲鐵道會社，借日支共存共榮之美名，而投資於其地之鐵道、海運、礦山、森林、鋼鐵、農業、畜產等業，達四億四千餘萬元。此誠我國企業中最雄大之組織也。且名雖為半官半民，其實權無不操諸政府。若賦予滿鐵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權，使其發揮帝國主義，形成特殊會社，無異朝鮮統監之第二。即可知我對滿蒙之權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歷代內閣之施政於滿蒙者，無不依據明治大帝之遺訓，擴展其規模，完成新大陸政策，以保皇祚無窮，國家昌盛。”〔中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是亦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所必要之事也。”

進而，該《奏摺》又稱：

“此所謂滿蒙者，依歷史，非支那之領土，亦非支那的特殊區域。……此事已由帝國大學發表於世界。……最不幸者，日俄戰爭之時，我國宣戰佈告明認滿蒙為支那領土。又華盛頓會議時，九國條約亦認滿蒙為支那領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認為支那主權。此兩種失算致禍我帝國對滿蒙之權益……。我國此後有機會時，必須闡明其滿蒙領土之真相於世界當道，待有機會時，以得寸進尺方法而進入內外蒙古，以成新大陸。”

“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亞細亞大陸者，握執滿蒙利權，乃其第一大關鍵也。”“至於南北滿洲之權利，則以21條要求為基礎，……另添如下附帶條件權利，以便保持我永久實享之權利。”

“三十年商租權期限滿了後，更可自由更新期限，並確認商、工、農業之土地商租權”；“獲得奉天、吉林等十九個鐵礦及煤礦權，以及森林採伐權”；“南滿及東部內蒙古之鐵道鋪設並鐵道借款優先權”；“吉長鐵道之經營管理延長九十九年”；以及“黑龍江礦產全權”；“東三省中央銀行之設立合辦權”等等，凡14項之多。 ^{[2]  [7]} 

《田中奏摺》原件稱《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份秘密文件據説是愛國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黨的關係，和他在日本經商多年的朋友關係，冒着生命危險潛入日本皇宮內的皇室書庫，用了兩個夜晚抄錄完成的。在1929年末經南京《時事月報》披露以來，其真偽問題已爭論了半個多世紀。

對《田中奏摺》是否存在，日本方面一開始就持否定意見。1930年，日本外務省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稱《田中奏摺》是偽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同盟國沒有找到《田中奏摺》原件。對於這一問題，歷史研究者也有許多不同解釋。日本研究者提出了許多疑點，甚至有人從冷戰的視角出發認為是蘇聯情報部門偽造了《田中奏摺》，目的在於引日本“南進派”進攻東南亞，遏制日本軍事勢力“北進派”進攻蘇聯，從而緩解蘇聯東西面臨兩面作戰的壓力。

關於《田中奏摺》的爭論，其實涉及兩個層面的根本問題：

其一，《田中奏摺》作為歷史文件是否必須有原件才能確認其存在，是否因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認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認。這是因為日本當局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後，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銷燬了大量有關侵華行動及其戰爭罪行的檔案。比如，日本人銷燬了關東軍、憲兵隊、南京大屠殺、細菌戰、活人試驗、化學戰、在朝鮮半島和中國強抓“慰安婦”等有關戰爭罪行檔案，然後翻臉不承認。這些相關的檔案原件找不到，不代表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為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其他相關證據鏈來證明。中國研究者發現，在《田中奏摺》公開後，中國官員在國聯有關會議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書庫。日本當局隨即將書庫官員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職。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財產損失殆盡。這些事情從側面證明了《田中奏摺》很可能存在。對《田中奏摺》，當時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後來在《昭和的動亂》一書中承認:“其後東亞所發生的事態，以及根據此種事態日本所採取的行動，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備忘錄為教科書的，因此消除外國對此項文書之疑惑，是很困難的。”

其二，《田中奏摺》作為一個系統的侵略綱領，是否真實反映了日本統治集團的意志。現在的事實是，日本在1927年以後採取的侵略行動的方向、步驟、進程，與《田中奏摺》中所作的戰略規劃如出一轍。很難想象，局外人能夠對戰爭作出如此精準的預測！

可以説，日本方面極力否認《田中奏摺》的存在，就是為了替自己作辯解。歷史已有力證明了日本侵略者試圖征服中國、稱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沒有過《田中奏摺》，也不能改寫日本軍國主義在歷史上犯下的罪惡。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