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臣

王堯臣為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年）丁卯科狀元。王堯臣中狀元后，授將作監丞、通判湖州。 ^[2] 

後被召試回京，改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因其叔父王衝犯法而受牽連，出知光州 ^[3]  。光州饑荒，百姓羣起為盜，朝廷欲從重處罰，王堯臣上疏以為此乃災荒時政務所應撫卹，不可苛責，被宋仁宗嘉納。父親病逝後，王堯臣離職為其服喪，服喪期滿後，擔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為右司諫。

郭皇后突然去世後，王堯臣奏請仁宗調查左、右侍醫者，並請停上元燈節，以示哀悼。

景祐四年（1037年），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知審官院。

宋夏戰爭時，王堯臣為體量安撫使，臨行前，請仁宗免關中租賦二年，以安民心，同心禦敵，獲准。回京後，上疏分析局勢與對策，仁宗用其意告誡邊關守將。

慶曆元年（1041年），宋軍兵敗好水川，仁宗震驚，罷韓琦、范仲淹。王堯臣諫言二人皆當世英才，忠義智勇，不應如此安置，又力薦種世衡、狄青有將帥之才。後仁宗重新任韓琦、范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加兵三萬，再遣王堯臣為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回朝後，就邊防建設兩次上疏，皆被朝廷採納。母親病故，服喪期滿，王堯臣轉右諫議大夫。

皇祐三年（1051年），以本官升拜樞密副使 ^[4]  。王堯臣請奏定製，裁抑僥倖，深得朝廷嘉許信任。有人把一封匿名信散佈在京城，但仁宗置而不問，仍對他信任有加。

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副相），位列執政。 ^[5] 

嘉祐三年（1058年），仁宗想要升授王堯臣為樞密使，但當草制的學士胡宿卻堅決地予以抑制，仁宗於是改拜他為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王堯臣在任上病故，享年五十六歲。仁宗聞訃訊，為其輟朝一日，追贈尚書左僕射，諡號“文安”。 ^[6] 

元豐三年（1080年），王堯臣之子王同老進獻王堯臣請求立宋英宗的遺稿來為父請功，宋神宗向另一當事人文彥博求證後，得知此事本末，於是加贈他為太師、中書令，改諡“文忠”。

王堯臣工於詩詞，擅寫書法，以文學聞名，典內外製十餘年，文辭温麗，蘇耆家《蘭亭跋》有其手書（事見《宋史·本傳》）。

王堯臣精於目錄學。宋仁宗景祐六年（1034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及秘閣藏書謬亂不全，由他和史館檢討王洙、館閣勘校歐陽修等校正編訂三館秘閣藏書，撮其條目，討論撰次，仿唐《開元四部錄》體列，撰為目錄66卷，於慶曆元年（1041年）十二月奏上，賜名為《崇文總目》。

《崇文總目》按四部分類，收書30669卷。每類之下有序，每書附有提要。原書已佚，明、清只有簡目流傳。清嘉慶四年（1799年）由錢侗等人，從《歐陽文忠公集》、《玉海》、《文獻通考》等書目中，輯成5卷。該目在分類和在類下作序的目錄學方法，對後世的官私目錄影響甚大。當代目錄學家汪國垣論其“為南宋陳、晁諸人，因嘗取法於此，故書雖失，後學覽其目錄，尚可推見全書本末。”該書目為北宋重要的官修目錄。 ^[7] 

景祐元年（1034年），西夏李元昊領兵大舉進犯宋境，宋仁宗特派王堯臣擔任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根據當時的敵我情勢，在就職前上疏仁宗，認為按照宋朝舊制，派遣至各地的使者，只問官吏將校，不過問民政事務。自從李元昊興兵，至今已三年多，關中地區廣大民眾深受塗炭，男兒征戰，農田荒蕪，生產凋蔽，嚴重危及社會秩序。鑑於此般情勢，臣請陛下出詔慰藉，令免兩年租賦，以調動民力同心禦敵。仁宗立即詔準。以此來看，王堯臣對民心與戰爭勝利之關係有高於當時一般臣僚的見解，頗具戰略眼光。

王堯臣狀元到陝西任職後，認真巡察了西北要塞及駐軍狀況，分析了西夏和宋軍的優長與缺陷及各自戰略特徵。他認為宋軍在陝西雖然有20萬之眾，但因分兵守塞，兵力難以集中；而西夏則善於集中兵力，往往集中起來的兵力數倍於宋軍、甚至十以戰一，以致西夏屢屢得手獲勝，宋軍卻疲於防守，窮於應戰，損兵折將。王堯臣根據攻、守雙方態勢和邊境地理、西夏軍的攻掠特點，立即上奏皇上，提出了自己的戰略性建議：西夏軍犯邊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後撤；邊境地區，雖然地勢險峻有異，但西夏軍騎兵必行軍於大川平地，而河谷平地均有宋軍修築的砦柵；西夏軍入寇旨在虜掠，人自為戰，故所向無前……，但是他們既入宋境，分兵剿掠，驅搶人蓄，劫奪財物，士馬俱疲，無復鬥志。此時，宋軍若以精兵健馬扼守要塞，集中優勢兵力，巧設埋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西夏軍隊不敗待何？這就叫西夏軍隊患不能歸。而昔日西夏軍隊屢屢乘機得勝，重掠而歸，宋朝邊將不敢也不能追，實是分兵而導致兵寡之故。如果今日仍循舊轍，不調整邊務，宋軍決無可勝之理。

同時，王堯臣還在戰術上分析了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戰失利的原因。認為宋軍所以戰敗，均是因為西夏軍隊主動出擊，佔據險峻勝地。而宋軍將帥既不能據險地要塞，只是近功短利，不辨形勢的匆忙出征，待到兵馬疲憊時，又遭西夏軍伏擊，遂致戰敗乃至全軍覆滅。王堯臣還認為造成這種戰況的主要原因是主帥沒有因地因時地總結經驗教訓，墨守陳舊戰法，不思應變的結果。為此，他提出一遇到西夏軍入侵，不可輕言出戰，而應根據情況設立營砦，主帥要有應變的謀略，要量敵出征等建設性意見。宋仁宗非常重視王堯臣這些很有軍事謀略的建議，立即頒詔，命令邊境將帥參照執行。

此外，王堯臣狀元還很重視發掘、薦舉將帥人才。史載他向宋仁宗推薦的二十多位充任的邊將，都在後來的戍邊中建功立業，其中的韓琦、范仲淹都是當時著名的邊帥。慶曆元年（1041年），宋將任福輕敵中伏，大敗於好水川（今寧夏隆德東）。仁宗認為這是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的韓琦、范仲淹指揮錯誤、擁兵不進之故，所以就罷免了他們的官職。王堯臣上疏力保二人皆為當世英才，不應因小故而處置。況且好水川戰敗，皆緣主帥任福輕敵盲目進攻，指揮不當所致，不能過多責怪韓、範。同時，他又舉薦狄青、種世衡等將帥之才。不久，仁宗接納了堯臣的意見，重新起用了韓琦、范仲淹，王堯臣自己也被委任為涇原路安撫使。在任上，他妥善地處置了叛將姚貴及其部眾，安定了邊塞。

王堯臣後來升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等職，對於西北邊事更加關注。他在如何統一節制、改革帥臣官制問題提出了許多建議，又對如何嚴格訓練士兵，實行營田、充實給養以及加強軍事裝備等問題提出了具體的辦法。

王堯臣著有目錄學史的重要著述《崇文總目》。另有文集數十卷，今已不傳。 ^[7] 

歐陽修：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眾。 ^[8] 

曾鞏：堯臣典內外製十餘年，文詞温潤，得王言體。 ^[9] 

脱脱：堯臣論議鏗鏗，正誼而不謀利，其最優乎。 ^[10] 

《文忠集·卷三十三·居士集卷三十三》 ^[8] 

《隆平集·卷八·樞密》 ^[9] 

《東都事略·卷七十·列傳五十三》

《宋史·卷二百九十二·列傳第五十一》 ^[10] 

《宋朝事實類苑》中有兩件關於王堯臣逝世前的異事：

表格參考資料：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