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叔英

楊士奇：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久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 ^[7] 

謝鐸：武王放伐，微子已歸；千載而下，孰敢是非？特立獨行，孤竹君子；不惑眾見，百世以俟。豈其周粟，實薇乃甘；我餓以死，唯義之耽。昌黎有頌，特筆莫繼；我再拜公，痛哭流涕。 ^[3] 

黃綰 ：先生與正學先生，生當興運，懷經綸之志，然卒皆不究厥志，殉義以死，悲夫！嘗聞太孫聰明好古，篤信儒術，志欲以《周官》致治，竟失天下遁死，果天命然乎？抑人事也？餘於是益感君臣相遇之難，又信祖法之未可以輕議也。讀先生貽正學書，為之至複流涕者久之，嗚呼識慮遠哉！ ^[6] 

鄒守益：受中以生，孰匪正氣？嗜慾所伐，天機日瘁。有能充之，塞乎天地。課其得喪，孰愚孰智。西山之薇，嗤彼千駟。聖謨洋洋，來者其志之。 ^[11] 

尹守衡：楊東里之於元採，不可謂非知己也。是時，方希直正得君，居然王佐自期，而元採弗之許，至其所稱公輔，乃在於户甕之一書生，是何識藻？《資治》一疏即大學治平之要旨，一輩腐懦乃遠尋於周禮之彌文，近仿智囊之故事，何舛也！ ^[24] 

錢士升：臣嘗讀史，至袁粲承劉宋祚，襄陰謀反正，及文信公身遘胡運方興，圖複本朝，徵兵江上，事雖不成，未嘗不哀其志，嘆天命不可以力爭也。當靖難時，以天下全勢，不能當一國之師，迨寶極已移，雖百侍中輩，噬臍何及？且淮南殘旅鐵梅等猶不能枝柱，況他邪？二子班同侍從，又非素負韜鈴者流，一旦遭遇國難，抗義徵募，不得則死，繼之使袁文有知，相從地下，不其烈乎！夫江流浩汗，彭咸所居；古院幽深，仙真所宅，謂二子今未死可也。 ^[4] 

查繼佐：觀原來所以勉正學者，良非迂闊不近情，預八策何以不一及戰守，募兵廣德之日，帝若遜荒，挾至尊以名使人，尉陀之業萬一可幸，而大率從正學死社稷一策，遂使文皇無戰閩、戰粵、戰滇蜀之勞。宮中自焚，豪傑意冷，海內有心人，逃名字不暇，正學不講時，宜是以無建文矣，使後世追諡曰讓。夫荊蠻採藥亦曰讓，太伯虞仲之於文王昌，與燕王棣之於惠宗炆，今古異用，傷哉！ ^[10] 

王叔英(?—1402年)，字原採，號靜學。浙江黃岩亭嶺(今太平小河頭村)人。自幼喪父，隨母姓為陳，母改嫁後隨繼父姓徐，後複本姓。 ^[9]  學醇行正，與方孝孺為至交。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等人召至京，唯叔英固辭歸鄉。 ^{[3]  [9]  [22]} 

洪武二十年（1387年）薦為仙居訓導。 ^[21] 

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任德安府學教授 ^{[2]  [21]  [22]  [23]}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 ^[20]  遷漢陽知縣，四月乾旱，作《禱雨文》向神祈禱，發誓四日不下雨就減一食，五日就減二食，六日則絕食 ^[15]  ，當日夜夕就下雨了，又恐雨多成澇災，次日作《祈晴文》向神祈禱放晴，又應驗。 ^{[14]  [16]}  楊士奇當時在漢陽的村落中教書，王叔英行部經過，聞讀書聲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很稀奇，入視，楊士奇避去，得書桌上的楊士奇詩文，題曰：“此公輔器也，何避為？”遂以文字相推重，推薦楊士奇任府學訓導。 ^[6] 

建文元年五月（1399年），召為翰林修撰 ^[26]  ，當時方孝孺欲大復古，行井田制，叔英與之書曰：“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 ^[52]  孝孺感其意而不能用，叔英又上《資治八策》以鑑國事，曰務學問，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 ^{[2]  [9]}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燕王朱棣兵至儀真（今儀徵），王叔英奉詔募兵以抗燕師 ^[27]  ，行至廣德，聞南京陷落，見兵部尚書齊泰奔來，還以為齊泰有二心了，拘捕了他。齊泰把實情告訴他，兩人遂抱頭慟哭，共圖後舉。 ^{[2]  [3]} 

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18]  ，知局勢已不可挽，書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侍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於案曰：“生既久矣，愧無補於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以辭裹金，讓道士買棺材，深夜起牀後沐浴更衣，遂自經於玄妙觀的銀杏樹下，祠山道士盛希年將他葬在了廣德城西五里處。 ^{[17]  [5]  [2]  [19]} 

《靜學文集》，又稱《靜學齋文集》或《靜學齋稿》，據林佑《靜學文集原序》判斷文集成書於洪武年間，永樂時文集一度遭到禁燬，現可見的作品多是由楊士奇保存、經成化同邑謝省首次刊刻流傳，明清兩代共刊刻六次，民國時期刊刻一次，文集作品數目也在刊刻過程中不斷輯補。文集初刻於明成化壬辰年(1472)，二卷本，謝省募輯文章刊刻併為之序，徐孚為《跋》。二刻於明萬曆丙子年(1576)，二卷本，由當時太平縣事翁仲益主持刊刻，補加《漢陽祈雨文》三首、黃綰《王靜學先生傳》。三刻於清康熙乙酉年(1705)，二卷本，郭鎮邦主持刊刻。四刻於清嘉慶甲子年(1804)，二卷本，由同邑項調陽及裔孫王秉乾、王國永主持刊刻，文集增加《利害策》及吊謁詩。五刻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三卷本，由廣東順德龍裕光主持刊刻。六刻於宜統庚戌年(1910)，刊刻情況沒有詳細記載，只可從劉承幹《書靜學王先生文集後》“是集凡五刻，一明成化壬辰，一萬曆丙子，一國朝康熙乙酉，一嘉慶甲子，一宣統庚戌”得知刊刻時間。七刻於民國七年(1920)，三卷本，由吳興劉承幹主持刊刻。 ^[53] 

周瑛《翠渠摘稿》 ^[17]  、黃佐《革除遺事》 ^[2]  、宋端儀《立齋閒錄》 ^[8]  、焦竑《國朝獻徵錄》、 ^[5]  、何喬遠《名山藏》 ^[12]  、尹守衡《皇明史竊》 ^[23]  、朱國禎《皇明遜國臣傳》、周鐮《遜國忠紀》 ^[21]  、錢士升《皇明表忠紀》 ^[3]  、張岱《石匱書》 ^[13]  、查繼佐《罪惟錄》 ^[9]  、戚學標《台州外書》 ^[18]  、張廷玉《明史》 ^[22]  。

王叔英的思想比較開明，注重實際，並善於總結歷史經驗。他的文章多講道德修養，其論綱常仁義，源於漢儒，但比較地通達切近，不象宋儒那樣迂執。在《資治八策》中，雖然總的來説未脱離儒家的傳統思想，有些觀點比較片面保守，如對工商業的歧視和排擠，但也有不少觀點比較深刻，並能針對時弊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如關於“富”、“庶”、“教”的論述，提出從經濟的角度去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等等。他在《送孫生序》談到君臣關係時，從現實的利益和人之常情出發，勸説讀書人忠君報國，比空談綱常倫理更為入情入理。又如在《與方正學書》中，他反對方孝孺恢復井田制的主張，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注重實際，因時制宜特點。 ^[1] 

僕與執事別十餘年，其間情慕之淺深，書問之達否，曰事之細者耳，姑置之不足道也。惟執事之身，系天下之望。仕之進退、天下之幸不幸與焉。側聞被召，計此時必已到京，獲膺大任矣。茲實天下之大幸也，故敢有説以進於左右焉。 ^[52] 

凡人，有措天下之才者固難，自用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於文帝，未能自用其才者也。何則？子房之於高祖，察其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高祖得以用之，而當時受其利。故親如樊、酈，不可得而間；信如平、勃，不可得而非；任如蕭、曹，不可得而奪，此子房所以能自用其才也。賈誼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言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能獲用其言，此賈誼所以不能自用其才也。方今聖天子求賢用才之意，上追堯、舜，固非高祖、文帝可比；而執事致君澤民之術，遠方皋、夔，亦非子房、賈誼可倫。真所謂明良相逢，千載一時者也。將見吾君不問則已，問則執事必能盡言；執事不言則已，言則吾君必能盡用。致斯民於唐虞雍熙之盛者，在是矣，豈非天下之幸歟！ ^[52] 

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亦有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如夏時、周冕之類，此行於古而亦可行於今者也；如井田、封建之類，可行於古而難行於今者也。可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而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所貴乎得時措之宜也。執事於此，研諸慮而藏話心者非一日矣，措之猶反掌耳，尚何待於愚言之贊哉！然僕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思者千慮，必有一得。故不能無言於左右耳。 ^[52] 

夫人情愛其人之深，而慮其患之至者，必救其失於未患之先。苟待其既失而後救之，是乃愛之淺而慮之疏也，其得為忠乎？天下知執事之深，愛執事之至，如僕者固多矣，竊謂忠於執事，未有能有過於僕者，伏惟少垂察焉。 ^[52] 

臣惟三代之下，得天下以正者，惟漢、唐、宋而已，漢高祖起布衣，順人心，除暴秦，此最得其正者也；宋太祖平五代之亂，雖以周臣代其位，然出於人心所推戴，亦得其正者也；唐高祖雖隋臣，亦因人厭隋政，以除其亂，亦庶幾得其正者也。惟其得之以正，故其傳之也遠，自漢唐宋外，無足數者矣。 ^[28] 

惟我太祖高皇帝，當元政衰亂，羣雄競起之時，以布衣提三尺劍，掃除兇偽，卒成攘夷狄、安中國之大功，創業之跡，方之唐宋，尤無慚德，真可與漢高並稱矣。是則三代以降，得天下最得其正者，惟漢與我朝而已。 ^[29] 

然漢自高祖之身，已受挫於匈奴，而其土宇亦未甚開廣，歷惠帝文景之世，皆有匈奴之患，至於武帝，窮極兵力而後夷越以定，匈奴漸衰，豈若我太祖皇帝，疆土漸闢，四夷鹹賓，身親致之，其功比之漢高，蓋益隆矣。且漢高又以過愛寵姬，欲廢嫡子而立庶子，後雖以太子能致四皓之故，位由以定，然終非出其本心，於德有損，而我太祖皇帝無有偏寵私愛，立子立孫，必以家嫡，比之漢高，尤無遺憾，是以天下有識之士，觀我朝創業垂統正大隆厚如此，以是上知國祚當有萬年之永，非漢唐宋之遠可比隆也。 ^[29] 

今皇帝陛下纘承大統，誕修文德，善政仁聲，日益布聞，四海之內，若臣若民，罔不歡慶，萬姓一辭，鹹謂聖明在上，唐虞雍熙之治可以復見今日，是以天下之士，莫不顧仕於當時；天下之人，莫不顧生於斯世，國祚靈長之符已可驗矣。天下人心娛樂若是，何以於今日始見之？蓋太祖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不啻若醫之去疾，農之去草者也，夫急於去病者或傷其體膚，嚴於去草者或損於禾稼，固自然之勢，夫體膚去疾之餘則宜燮養其血氣，禾稼去草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自然之理也。太祖皇帝之心固以此待於陛下，天下之情亦以此望於陛下，今既上有以副皇祖之心，下有以答羣生之望，固宜乎人心之娛樂見於今日也，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屬，豈有得人心而不可以得天命者哉！ ^[30] 

臣竊以為得人心於一時者易，得人心於永久者難，今陛下即位之初，人之所望者尤淺；他日治政既久，人之所望者不止如今日而已。蓋今日天下之心，莫不期陛下為堯舜，觀陛下今日所發號施令而措諸天下者，固皆本乎堯舜憂民之心矣，安知異日之治不能儔於堯舜？而臣為是言，誠以其身已能而不厭乎人之告戒者，堯舜之君也；其君已能而不忘乎己之告戒者，堯舜之臣也，稽諸虞書可以見矣。 ^[31] 

臣學術疏淺，才無一長，固不足以為堯舜之臣，然獨有忠君愛國之心可自許，平居每思當世之務，時有管窺蠡測之見，私竊自顧處職疏賤，欲以上陳則有出位之嫌，恆恐碌碌無分寸補益當世與草木同腐，今幸遭陛下以堯舜之道為己任，求賢用言，惟日不足，如臣之愚昧亦蒙召，爰自聞命以來，且喜且懼，所以喜者以獲睹聖顏，庶可陳其平時素蓄之知，所以懼者以才術疏短，不足以應明主非常之求，既又自念凡人知識各有短長，臣之事君惟當竭其所知而已，固不可強其所不知以為知，亦不可因其不知而遂廢其所素知以為不知者，於是輒自奮勵而敢陳其夙昔微見於陛下也。 ^[32] 

臣聞帝王之治無他求，以安民而已，蓋為治之道，必本於修身，必在於親賢，親賢而後可以任官，任官而後可以立政，立政斯可以安民，安則雍熙之治可以馴致矣。臣今謹陳資治策八條，其一曰務學問，其二曰謹好惡，所以修身也，其三曰辨邪正，其四曰納諫諍，所以親賢也，其五曰審才否，其六曰慎刑賞，所以任官也，其七曰明利害，其八曰定法制，所以立政也，立則民安矣。 ^[33] 

伏惟陛下自繼位春宮，日與儒臣講求理道，固已體諸心而見諸行，及即位以來，凡所設施，無非順民之心而不私於己，則於學問不為不務，好惡不為不謹矣；日以進賢退不肖，聽言用謀為務，則於邪正不為不辨，諫諍不為不納矣；俾內外大小之臣，各舉在位賢否，賞不僭而刑不濫，則於才否不為不審，刑賞不為不慎矣；聞利必舉，聞害必除，著而為令，布之天下，則於利害不為不明，法制不為不定矣。是則凡臣所陳，皆陛下之所已能者也，知陛下已能而尤不已於言，亦庶幾追慕乎堯舜之臣所用心耳，惟望陛下恕其狂愚之罪，納其忠愛之情而裁察之，毋恃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未至，則於久安長久之道，未必無補於萬一，而人心可以永得，天命可以永膺矣，謹陳其策如左: ^[34] 

一：務學問

昔傅説告高宗之言有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必師古，乃克永世。”臣以是知為人君者，不可以不學；而所以學者，必於古訓而後可。蓋古訓者，先王已行之法，載諸方冊，而善惡治亂之效，已章章乎可驗而不可誣者。後世君臣雖有賢聖，所言所行豈能過之？故為人君者，誠能於古訓學焉，而以其善而致治可以為法，惡而致亂可以為戒者，體之於身，驗之於當時，而力去取之，則於治天下不難矣。 ^[35] 

臣竊觀三代之善惡治亂載於經，漢氏以下善惡治亂載於諸史，陛下如欲師其治而鑑其亂，宜仿前代置經筵，以有識儒臣為經筵官，聽政之餘，使之朝夕以經史善惡治亂之説講陳於左右，陛下聞一善行，則宜反而體之於身，曰“彼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無則修之，有則加勉可也。”聞一不善之行，亦必反而體之於身，曰“彼非善行也，吾身有是否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可也，如是則吾之行無不善矣。”不獨於行然也，聞一善政，亦宜反而驗之當時，曰“彼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無則舉之，有則守之可也。”聞一不善之政，亦必反而驗之於當時，曰“彼非善政也，吾今日有是否乎？有則去之，無則益修可也。如是則吾之政亦無不善矣。”行無不善而政無不善，天下其有不治者乎？伊尹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此之謂也，董仲舒曰“事在勉強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由是言之，陛下如果以臣言為然也，亦惟在乎勉強而已矣。 ^[35] 

二：謹好惡

臣聞人君之所好，天下之所趨；人君之所惡，天下之所棄。是故上好仁則人皆興於仁，上好利則人皆興於利，上好忠則人皆興於忠，上好佞則人皆興於佞，譬之形立則影隨，聲發而響應，固自然之勢要，不可以不謹也。 ^[36] 

凡人，惟豪傑之士為能自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從化於上者。昔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蓋矩於隋非不能忠也，以忠非隋所好，故不為忠而為佞；以佞非唐所好，故不為佞而為忠。夫忠之與佞，固若薰蕕冰炭之相反，而矩以一人之身，而其變化之易如此，以此推之，則知臣之善惡惟視君之好惡何如耳。 ^[36] 

《君陳》之書曰“凡民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又曰“爾惟風，下民惟草。”皆言為人上者不可不謹於好惡，如漢之張釋之，蓋亦有知乎此，故其於文帝善薔夫之口辯，欲超遷之，而釋之不奉詔，因言於帝曰：“恐天下隨風而靡，為口辯而無實，下之化上疾如影響，舉措不可不審。”帝善之而止，釋之可謂知教化之本矣，非文帝之賢，烏能從之？今陛下之好惡固未聞有不得其正者，可謂皆謹矣，惟顧謹而益謹焉。謹而益謹之道何如？必也於一舉動之間，內以度其可否於心，外以質其是非於人，善則行之，不善則勿行，或已行而速改之，如是則凡發於身而措諸事者，無不得其正；而天下之所趨者，無不得其正矣。 ^[36] 

三：辨邪正

自古人君身修而天下治，未有不由親正臣而遠邪臣者。身不修，天下不治，未有不由親邪臣而遠正臣者，稽諸史傳可見矣。故《冏命》之書曰“後德惟臣”，劉向之言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當乎正臣之得君也，正臣固得以邪臣為邪而去之；及乎邪臣之得君也，邪臣亦得以正臣為邪而去之，甚矣邪正之難並立究。觀前代朋黨之禍，良可哀也。 ^[37] 

人君固未有好亂而惡治者，然而往往易於親邪臣而難於親正臣者，何哉？蓋邪臣志在於利，而務於從君之慾，故人君悦其適己而易得以親之；正臣志在於濟時，而務于格君之非，故人君惡其違己而易得以疏之。世之庸君不足論，剛明英武如漢武，猶不能不惑於公孫弘，而汲黯、董仲舒亦以弘之譎計疏遠，邪臣易親而正臣易疏如此，可不慎哉？觀武帝當時所以任弘者，豈不以弘賢於黯與仲舒乎？及淮南王安謀反，所憚者惟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説丞相公孫弘，如發蒙振落耳。如是觀之，邪臣雖見親於人君，乃為天下之所輕；正臣雖疏於人君，乃為天下之所重。為人君者，烏可不致辨於邪正而決於用舍哉！ ^[37] 

辨之之道當何如？平居察之，在廷之臣，凡其周而不比，和而不同，推賢讓能，直言極諫，志在致君澤民者，正臣也；凡其比而不周，同而不和，嫉賢妒能，阿意苟容，志在竊位壞祿者，邪臣也，此其大略也，苟能即此而察之，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邪正之辨亦庶幾矣。 ^[37] 

四：納諫諍

臣聞傅説告高宗之言曰“惟木從繩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此可以見人君不可以不從諫矣。自古人君未有不由納諫而治，拒諫而亂者，奈何為君而拒諫者常多，為臣而能進諫者常少，何哉？蓋適意之言，常情之所好；而逆意之言，常情之所惡。予人以所好則喜，投人以所惡則怒；不欲人違其意，而惟欲順其情，務欲得人之喜，而不欲取人之怒者，雖朋友之間猶然，況君臣乎！是以諫諍之言，自非忠臣義士能忘身徇國者，不能進之於君；非有仁君聖主能捨己從人者，不能受之於臣。 ^[38] 

古昔聖哲之君，知人臣之難於進諫也，是以開誠以求之，和顏以納之，厚賞以勸之，故行有過則必聞，事有失則必知，身無不修而政無不舉者，凡以此故也，故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庸君不然，雖有忠正之臣，不使之立於朝，雖有骨鯁之言，不使之入於耳，接邪佞之臣則悦，聞讒諂之言則喜，是以行有過而不聞，事有過失而不知，身不修而政日亂者，凡以此故也，故曰“人君與讒諂面諛之人居，治可得乎？” ^[38] 

非獨庸君難於納諫也，雖以唐太宗之賢，號為“善聽諫”者，亦不能保終如始，至於魏徵數諫，為廷辱而不能容之，曰“會當殺此田舍翁。”非有賢后主明臣直之諷，徵亦幾於不免，而太宗亦不得稱賢矣。夫賢如太宗，保終如始，猶有不能，是則人君受諫之難可見矣。然則曷為而能受之哉，必也察其忠愛之心，毋惡其牴牾之意而後可，伊尹告太甲之言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斯言也□□□□□□□□□□□□□□□□□□□□□□□□□□□□□□可不法哉！ ^[38] 

五：審才否

□□□□□□□□□□各當其職而已，欲使才各當其職□□□□□□□□□察之於既用之後可也，凡官之□□□□□□□□□有繁有簡，而人之才有廣有狹，有□□□□□□□□□□廣者斯可以任大，狹者惟可以□□□□□□□□□□者惟可以任輕以敏，而任簡是□□□□□□□□□□之職，固不得其當事也，或以狹□□□□□□□□□□任繁，是以不足之才而授之難□□□□□□□□□□才必當其職，則政畢修而天下以治，才不當其職，則政不修而天下以亂，要不可以不審□□□□□□□□□□小之臣，各舉所知，而又令政憲□□□□□□□□□□謂審矣，臣愚以為未得其要也，苟□□□□□□□□□□宜令內外大小百職，各舉一人，使□□□□□□□□□之當否者加之賞罰，又令或他有□□□□□□□□□舉其才可任何職而當者，量其□□□□□□□□□加賞，舉而不當者亦量其人之多寡□□□□□□□如此則百官不敢不多方以舉人而□□□□□□□□□者，人君用人之職，責在宰相，宰相□□□□□□□□□以得人，為人君者不憂乎百職之無人？惟憂乎宰相之不得人而已？今既無宰相之職，則用人之職，宜責吏部之大臣，吏部大臣之職，必明足以知人，公足以用人者，然後任之，令宜得其人也。然今天下大小之官，數以萬計，非吏部大臣之所能盡審，宜限之自四品以上諸職，及七品以上要職，若府州長佐縣令之屬，則尚書考其能否而任之矣；五品至七品非若府州縣要職，及七品以下至未入流官，分屬各清吏司郎中員外郎主事，考其能否而任之，考之得其當者則得以為功，考之不得其當者紀以為過，如此則吏部之官，不敢不盡心於審才而所用之才，庶稱其職矣。既用之後，宜令諸官各以上下之事，分屬考察，如方伯政憲二司之官稱否，則責之六部即都察院大臣，如各府州官稱否，則責之親臨政憲二司長佐之官，如州縣官稱否，則責之於二司長佐之官，其餘大小百職皆仿此例，盡責之於其所轄上司，若首領官稱否，則責其本衙門之正佐官，考察其得當者，亦得以為功，其有不稱職而考察之不至，亦必量其人之多寡，及任之大小而加之罰，如此則凡上司及正佐官者不敢不用其心於下司官及首領官，而賢不肖庶不至於混淆，則天下萬事無不理矣，萬事無不理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之也，由是言之，任官之法如此，亦可謂得其要矣，雖未必能盡於得人，亦可以得其十六七矣。 ^[39] 

六：慎刑賞

人君御天下之大柄在刑賞，而刑賞之用惟在乎明信而已，用之不信則人將視其令為虛文，用之不明則人將視其法為虛器，《詩》曰“不僭不濫”，刑賞明信之謂也，古昔明哲之君，賞一人而能使千萬人勸，刑一人而能使千萬人懼者，以是而已，此刑賞之用所以不可不慎也。陛下自即位以來，惟聞有恤刑之令，而無濫刑之失，惟聞有大賞之恩，而無吝賞之過，可謂慎矣，臣愚以為操刑賞之柄，固在乎君；而佐刑賞之用，則在乎臣。然而為臣者多欲示其奉公之能，而常欲避其徇私之嫌，故往往於人之有罪者，則必深文以明其當刑；而於人之有功者，罕肯正義以明其當賞，是以有罪者多受罪外之刑，而有功者多失功內之賞，為人君者雖有明信刑賞之心而不得施，率由於此。今日在朝之臣，宜無此失，更願陛下時發德音，謹諭佐用刑賞之人，使無蹈前失，令在朝羣臣，不限官資大小，凡遇朝廷用刑行賞之屬或致過差，苟有所見，並許奏明，如此則刑賞之用，不患乎不得其當也。 ^[40] 

七：明利害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怕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

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於此者亦頗知其略矣，恆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乏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污雜之眾而失助於耕稼，民之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貧，此三者生之未眾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 ^[41] 

臣請得而詳言之：

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恆產者。自唐以後，恆產之制不行，富強兼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恆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 ^[42] 

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税，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税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繫於民者，其賦不得輕；惟繫於官者，其賦重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税有差，然或造籍徇私，往往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有之；以瘠為肥，賦當重而反輕者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有可租賦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所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乎？ ^[42] 

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有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今務末者眾而務本者寡，實由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 ^[43] 

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由避徭役而託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眾，然能守戒律者甚少而不守戒律者甚多，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然營利，無異於污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況可律之以吾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託佛老以為生，無補於世道而有敗於風俗如此，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輟己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以此故耳。人之坐食者眾而資食者少，實由於此，此僧道有污雜之眾，可除省助農而未除省之故也； ^[44] 

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為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為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於費廣食眾，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於商賈，況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生業，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恆有餘而務本者恆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未眾者乎？ ^[45] 

古者天子不過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亦不過二十萬，以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製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斯二者豈非有害於食之未寡者乎？ ^[46] 

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浸多，然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其役民歲不過役民一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由州縣有應並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為之未疾者乎？ ^[47] 

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鼈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於近利者眾，故其人洿池多以數罟，由是材木常用之不給，魚鱉常食之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 ^[48] 

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谷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谷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谷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 ^[49] 

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至於齋醮則累日之設，費用至數百千緡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適意，至於婚姻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為浮靡以資觀美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或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以杜外議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必歸咎於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己資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或舉債於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 ^[50] 

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遍舉，欲致民富之道，有害如此，此所以未能遂民之庶，而教化所以難行也。陛下亟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50] 

八：定法制

臣聞先王之治皆因時制宜，無非求合乎天理，以適乎人情而已。然合乎天理者，未有不適乎人情；惟徇乎人情者，未必能合乎天理，何則？天理無不正而人情有公私也。大抵人情之公者，即合乎天理；人情之私者，則違乎天理。君子當循公而棄私，不當徇私而廢公，觀乎先王之制，因革不齊，無非因時制宜，以為久安長治之計，初不以人情之私而害天理之公也。今欲繼先王之治，必當酌古今之宜，定天下之制，亦惟合乎天理，以適乎人情可也，豈可顧人情之私而違乎天理之公哉！臣於古今所宜之制，略陳於利害之條矣，陛下如欲擇其可者而行，惟在斟酌損益，使不違乎古之意而宜乎今之俗，則無不可行者；若欲顧人情之私，則必違乎天理之公矣，其何以行之哉！今姑以制恆產一事言之，如先王井田之制，固難猝行；若如後世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之於今者，論者必曰“奪富民以予貧民，雖可以得貧民之心，而足以致富民之怨。”殊不知民之所當益者貧也，所當損者富也，此天道虧盈益謙之義，乃出乎天理之公者，固不可避富民之怨而不為也，如欲避富民之怨而失貧民之心，則是徇乎人情之私而違乎天理之公，其不可也明矣，況天下之民貧者眾而富者寡，又豈可忘其寡者而忽其眾者乎？以此推之，則於法制可得而定矣。伏惟陛下，謹擇而毅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