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承幹

吳興縣（今湖州市）南潯鎮人，近代著名的藏書家與刻書家。幼年就讀於當地潯溪書院，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考中秀才，宣統年間因連續在各地災賑中捐銀三萬多兩，累獲分部郎中、四品卿銜、四品京堂，友人習慣稱他為“京卿”。劉承幹對歷史有濃厚興趣，自謂“弱冠即喜治乙部之書”；長於古籍版本知識，有一定的鑑別能力和水平。1914年沈曾植任浙江通志總纂時曾聘其為分纂。1920年至1921年任清史館名譽纂修，吳士鑑在一封致繆荃孫的信中曾説，“姚仲實函及翰怡上館長書，均已代交。劉、張二君贈以名譽，於館中徵借書籍，大有裨益”。嘗就“通海墾牧公司”等多家公司董事。政治上屬守舊派，與結集上海的清遺老來往密切，組織“淞社”定期雅集。劉承幹1911年攜家定居上海，1963年病逝滬上，終年82歲。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湖州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全部流入日本靜嘉堂文庫。張元濟先生曾經籌鉅款想購買下皕宋樓的藏書，無奈和陸家索要的款項相差甚遠，未能成交。靜嘉堂因得到皕宋樓的藏書而名噪一時，日本漢學家紛紛來到中國搶購宋元精槧，大量珍貴的古籍流入日本。國內學者、有識之士，莫不扼腕嘆息！劉承幹看到這一切，毅然決定出重金收購古籍。

經過若干年的苦苦蒐集，甬東盧氏“抱經樓”，獨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結一廬”，豐順丁氏“持靜齋”，太倉繆氏“東倉書庫”等十數家藏書盡為劉氏嘉業藏書樓上的插架。繆荃孫在《嘉業堂叢書序》中説：“諸藏書家多佚出之本，無不歸之，收藏遂富甲海上”。

劉氏藏書當以宋版四史最為珍貴。號稱鎮庫之寶。吳昌碩曾為藏書樓題寫了“宋四史齋”。還有眉山刊本《宋書》，張元濟先生印《百衲二十四史》，曾經採納補缺。宋開慶110卷《鶴山先生大全集》、宋淳熙戊戌本《竇氏聯珠集》也都是海內稱絕的孤本。

民國9年至13年，闢地20畝，靡金12萬，在小蓮莊鷓鴣溪畔建成藏書樓。該樓位於南潯鎮西南郊，四面環水，樓呈口字形，是一座典型的園林建築。清光緒死後，劉承幹捐款在崇陵植樹，宣統頒賜九龍金匾：欽若嘉業。（陸潤庠代筆）劉承幹以此命名藏書樓：嘉業藏書樓。另外他還以重金請到名流繆荃孫、王國維、董授經等考訂校勘。並編有《善本藏書志》28冊。

劉承幹不但藏書，而且還自己雕版刻書。前後計有《嘉業堂從書》《求恕齋叢書》《影宋四史》《舊五代史注》等。另外他還大量地刻了被清政府列為禁書的《安龍逸史》《翁山文補》等。魯迅曾經到上海青海路嘉業堂買過書，他在給楊霽雲的書中説：“劉翰怡聽説到北京去了，前見其所刻禁書目，真是雜亂無章，有用書不多，但有些書則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會刻的，所以他還不是無用的人物”。魯迅還説：“劉翰怡對明季的遺老很同情，對清初的文字獄也頗不滿，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卻滿是前清遺老的口吻。”魯迅先生一語道出了劉承乾的矛盾心理。他既同情明末的遺老，又對清代的文字獄表現出了不滿，這和他的家世有着深刻的關係，劉承乾的父親是清朝的進士，他本人中過秀才。溥儀在偽滿州國稱帝時，他還寄去了賀表。平時寫信、做文章連年號也不肯用民國紀元。他既以清朝遺老自居，可是又極力蒐羅禁書刻印，讓旁人看來，委實有點“傻”。劉承幹刻書態度嚴謹，第一部刊印前，他都請著名學者校讎，然後再開印。印成後，再校訂。嘉業堂所刊之書，以精美典雅著稱於世。凡刻成的書，劉承幹皆有題跋。他刻印的書，不是為了營利，大多送給學人，這其中也包括大批的日本學者。魯迅先生在《病後雜談》中寫到：“對於這種刻書家，我是很感激的”。

劉承幹自1933年家道中落後，不得不變賣藏書，他的書散大致分為四個時期：一是，抗戰前，宋刊四史及宋刊《鶴山先生大全集》等售與寶禮堂潘明訓，《宋會要》稿本售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後影印流通，《明實錄》售與中央研究院，《永樂大典》殘本售予大連滿鐵圖書館（現存北京圖書館）。二是，抗日戰爭發生後，劉承干將大量珍貴古籍運到上海，經鄭振鐸、徐玉森介紹將明刊本秘密售給重慶中央圖書館（現存台灣）。三是，抗日戰爭後，浙江大學圖書館購得嘉業堂藏書二萬三千冊。四是，解放後，劉承干將二千多種古籍半捐半賣給復旦大學圖書館。他曾自嘲道：“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不無遺憾地違背了“非徒藏之，又將謀所以永其傳”的諾言。

解放前夕，為了使這一珍貴的文化遺產免遭兵燹，周總理下令保護好藏書樓。1951年，劉承幹致信浙江省圖書館：“願將藏書樓與四周並藏書、書版連同各項設備等，悉以捐獻與貴館永久保存”。從此，藏書樓附屬於浙江省圖書館。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