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再興

1914年4月，王再興出生於陝西省米脂縣城北街，又名王瑞興。 ^[2] 

1925年，王再興在米脂縣東街小學讀書時，結識了共產黨員畢維周等人，開始接受革命思想。 ^[2] 

1928年7月，王再興由畢維周介紹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擔任了米脂縣三民二中團支部書記。 ^[2] 

1929年11月，王再興轉為共產黨員。在黨團組織領導下，王再興在米脂縣三民二中校內外積極進行革命活動。不久後，他跑到榆林考上陝西省立第六中學，繼續從事革命工作。陝西省立第六中學原名榆林中學，創建於1903年，著名共產黨人魏野疇、李子洲、劉志丹、賈拓夫等先後在這裏執教或學習，發展和培養了一大批共產黨員。在20世紀20年代末，全校300多名學生中，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就有八九十名。王再興考入陝西省立第六中學後，擔任學校團支部書記。黨團的活動引起陝北軍閥井嶽秀的注意，他把校長馬濟川（共產黨員）和一些進步教師調往綏德師範，繼而派兵到學校鎮壓學生運動，並準備逮捕一批共產黨員。一天，王再興得知敵人要進校搜捕進步學生，非常着急，立刻通知一些黨團員迅速轉移，開國少將王兆相就是其中之一。王兆相是神木人，大高個，在學校裏幾次和反動學生打架，非常引人注意。王再興找到王兆相，對他説：“敵人要來抓人了，校門口已被封鎖，出不去了，你趕快從後面走吧！”在王再興的幫助下，王兆相翻牆逃出了學校。後來，井嶽秀抓走了十幾名同學，一些黨員被判了5年至10年徒刑。一些同志離開學校後，王再興擔任了學校黨支部書記。一次，王再興在抄寫秘密文件時被訓育主任發現。訓育主任向憲兵隊告密，憲兵隊包圍了學校，王再興在其他同志都安全轉移後，才翻牆逃走。憲兵隊的馬隊緊緊追趕，子彈把王再興的棉衣都打開了花。王再興連夜逃到米脂城外周家溝的三姑家，親戚將他藏在堆麥秸的土窯裏才躲過了憲兵的追捕。敵人抓不到王再興，就搜查了王再興父親家，將其兄弟抓去，關了幾天後才放回來。從此，王再興有家不能回，成為一個職業革命者。離開學校後，王再興轉移到橫山，擔任橫山縣團委書記，繼續與敵人鬥爭。不久，敵人得到消息，追至橫山，黨組織通知王再興離開陝北，到山西平遙從事工運工作。為掩護身份，他在平遙織布廠當了三年織布工。 ^[2] 

1933年初，日軍侵佔了熱河省，進而攻佔了察哈爾省東部。5月，中共河北省前線工作委員會聯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愛國將領，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吉鴻昌任第二軍軍長，後來又兼任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察哈爾省警備司令。共產黨派了大批黨員參加抗日同盟軍，王再興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公開身份是吉鴻昌的副官，追隨吉鴻昌馳騁沙場。吉鴻昌就任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北路軍前敵總指揮後，於6月率部北征，收復察東失地。北路軍在吉鴻指揮下，所向披靡，三戰三捷。6月至7月，相繼收復康保縣、寶昌縣和沽源縣，緊接着向多倫發起進攻。多倫為察東重鎮，日本人視為攻略察哈爾、綏遠兩省的戰略據點，派重兵把守。7月7日，抗日同盟軍分多路向多倫發起進攻。日軍憑藉堅固的工事和強大的火力，頑強抵抗。經過兩天三夜的激戰，多倫仍未攻下。吉鴻昌親率敢死隊，赤膊匍匐於地前進，連續三次指揮登城。與此同時，吉鴻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餘人，化裝成偽軍潛入城內。12日凌晨，吉鴻昌再次組織猛攻，裏應外合，終於打敗日偽軍，收復了多倫城。在戰鬥中，王再興緊隨吉鴻昌，始終堅持在戰鬥的最前線。由於王再興從不講自己的經歷，所以至今也不知道率士兵潛入多倫城內的那個副官是不是他。多倫的收復，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至此察東4縣全部歸於抗日同盟軍之手，成為自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從日偽軍手中收復失地之舉，極大地鼓舞了全國的抗日力量。當時，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不抗日，專門排除異己。蔣介石以破壞國策為罪名，命令何應欽指揮16個師進攻同盟軍。何應欽暗中勾結日軍夾擊同盟軍，同盟軍腹背受敵，寡不敵眾，遭到失敗。9月，吉鴻昌率部且戰且退，退到河北順義、昌平一帶。10月中旬，部隊彈盡糧絕，敗於北平小湯山。抗日同盟軍失敗後，吉鴻昌退居天津，繼續從事抗日活動，王再興也隨之來到天津。 ^[2] 

1934年春，吉鴻昌同共產黨員南漢宸、宣俠父以及任應岐等在天津組織成立了“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鴻昌任主任委員。“反法西斯大同盟”聯絡東北軍、西北軍以及李濟深、李宗仁部隊中的抗日反蔣人士組織抗日武裝，在天津對秘密武裝鬥爭人員進行培訓，之後派往全國各地點燃抗日烽火。他們還編輯出版了《民族戰旗》，動員民眾參加抗日鬥爭。王再興的公開身份是吉鴻昌的副官，實際上是中共河北省委白軍部的成員，是黨組織派給吉鴻昌的助手。他協助吉鴻昌開展“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工作，與各方人士溝通聯絡。吉鴻昌家的小樓成了黨組織在天津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聯絡站，被稱為“紅樓”（吉鴻昌舊居）。此外，王再興還要完成中共河北省委交代的其他任務。有一次，王再興到杭州去送情報，剛到接頭地點就被警察圍住。警察在他的外衣中沒有搜出可疑東西，惱羞成怒，扣留了他的外衣後叫他“快滾”。王再興轉身離開，心中暗叫“僥倖”，因為情報就藏在他的襯衣口袋裏。同年秋，地下黨內出了叛徒，一些同志被捕。一天，王再興收到從天津德國租界監獄寄來的一封信。信中寫道：“王先生：我是從米脂到天津來投親的女人。投親不遇，舉目無親，遭人陷害進了監獄。可憐我身懷有孕又遭此難，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聲。雖然我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我，但我在老家聽人提起過你，知道你為人仗義，所以我冒昧地給你寫信，求你看在同鄉的份上，救救我這苦命的女人和那沒出世的孩子吧！”信後面署名是“米脂同鄉尤祥齋”。尤祥齋是米脂縣最早參加革命的女同志之一，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在中共河北省軍委做交通機要工作，10月被捕入獄。她是米脂婦女運動的先行者，最早打開米脂婦女運動的局面。她的丈夫閻紅彥也是陝北的老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隊大隊長，紅軍陝甘游擊隊總指揮。王再興與閻紅彥相識於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時期。1934年秋，閻紅彥被中共中央上海局派往蘇聯學習軍事。尤祥齋被捕時，閻紅彥已遠在莫斯科，無法救援。地下工作的紀律非常嚴格，不準發生橫向的關係。尤祥齋大概是以前從黨組織那裏知道王再興的情況，這才寫信求援。王再興接到信，非常着急，除了報告上級黨組織之外，當即去監獄看望尤祥齋，並把自己的棉袍帶去給她。尤祥齋不久在監獄裏生了一個男孩，後經黨組織營救，於1935年出獄。在天津受過秘密武裝鬥爭訓練的人，後被派往全國各地進行抗日活動。在安徽活動的人被捕了，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注意，下令通緝吉鴻昌、南漢宸、宣俠父等人。中共地下黨組織得到情報，立即採取應變措施，南漢宸、宣俠父先後離津。吉鴻昌因等一批軍火，暫留天津。王再興陪在他的身邊。國民黨當局為抓捕吉鴻昌，精心策劃了一系列陰謀。11月9日，吉鴻昌等人在天津法租界國民飯店被特務擊傷後被送到法租界工部局。王再興和他的戰友們聽到消息後，一邊通知有關人員迅速轉移，一邊派南漢宸夫人王幼蘭去上海，請南漢宸聯繫國民黨上層人士營救吉鴻昌。法租界巡捕在抓到吉鴻昌後，立即搜查了吉府。他們在王再興牀下的箱子裏搜出了吉鴻昌和南漢宸所擬的《西北抗日義勇軍細則》的底稿，以此作為給吉鴻昌定罪的證據。不久，報上出現了通緝王再興的消息，他只好離開天津。國民黨軍統局特派員鄭介民向法租界當局交涉，用4萬元買通工部局，將吉鴻昌引渡到國民黨天津市公安局，隨後又送到北平東直門內炮局子陸軍監獄。蔣介石多方拉攏不成，親自下令槍斃吉鴻昌。11月24日，吉鴻昌英勇就義。臨刑前，他寫下大義凜然的絕命詩：“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同時遇難的還有任應岐。王再興追隨吉鴻昌馳騁沙場，從中學到不少軍事指揮知識，為以後幾十年的戰爭生涯打下了基礎。王再興離開天津後來到北平，尋找地下黨。他每天在街頭奔波，尋找過去的聯絡點。一連找了幾個，發現都被破壞了，無法接上關係。有一天，他又去另一個聯終點，剛剛走近，就發現周圍有不少可疑的人在轉悠。王再興本想立即離開，轉念一想，又怕其他來接頭的同志吃虧，就在附近守候。突然，王再興看見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劉仁遠遠地過來了。他趕快迎着劉仁走過去，邊走邊向劉仁搖手。劉仁心領神會，迅速離開了是非之地。1934年，中共北方局決定調派一批青年黨員骨幹去陝北，加強陝北黨組織的力量。 ^[2] 

1935年初，王再興被派回陝北。2月5日，中共陝北特委和中共陝甘邊特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對陝甘邊、陝北兩個特區實行統一領導，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從此，原陝甘邊、陝北兩個蘇區統一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王再興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陝北游擊隊第五支隊政委，活動於綏德、吳堡等地，打擊土豪劣紳，與井嶽秀、閻錫山軍隊周旋，在吳堡慕家塬以60餘人襲擊晉軍，活捉敵團長曲有成。 ^[1]  10月，中央紅軍主力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吳起鎮。11月，中央決定將陝北地方武裝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八軍、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九軍、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軍。紅二十八軍軍長是劉志丹，政委是經過長征的宋任窮。第五支隊編入紅二十八軍第一團，團長黃光明，王再興任團政委，一團成為紅二十八軍的主力團。西北革命根據地地處黃土高原北端，與毛烏素沙漠相接。這裏自然條件惡劣，百姓生活貧苦。中央紅軍主力一下子來了近萬人，吃、穿、住都碰到很大困難。中央紅軍主力經過一年多長征，絕大多數人衣衫襤褸，有的人甚至穿着短褲，打着赤腳。陝北的冬天非常寒冷，衣着單薄的中央紅軍如何過冬？為了幫助中央紅軍主力解決困難，陝北紅軍總動員，全體指戰員參與籌集糧食、布匹、花，做棉衣、棉鞋，挖窯洞等工作。王再興和婦救會員們一起，挨家挨户動員婦女們為部隊做棉衣、棉鞋。 ^[2] 

1936年3月，因工作出色，王再興被選為紅二十八軍唯一的代表，出席了陝北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同年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出師抗日，進行紅軍東征。紅二十八軍奉命從吳堡北上，向神木、府谷進軍，打通陝甘寧蘇區和神府蘇區之間的聯繫，幫助鞏固神府蘇區，然後從佳縣以北渡過黃河，挺進晉西北。紅二十八軍一路北上，接連打勝仗，在佳縣通過百餘里的白色區域和封鎖線，於3月20日進入神府蘇區邊界，當天在柳樹溝殲敵一個排。第二天，紅二十八軍與神府紅三團一起，殲滅駐太和寨敵軍楊相枝營兩個連，擊斃擊傷敵軍100多人，俘虜敵官兵近百人。3月22日，神府特委在陳家坪舉行大會，隆重歡迎紅二十八軍到神府。神府蘇區軍事負責人王兆相是王再興在陝西省立第六中學的同學，老朋友相見分外高興。當時，敵人正在對神府蘇區進行第三次“圍剿”。紅二十八軍的到來，嚇得敵人心驚膽戰。3月25日，紅二十八軍一舉攻佔沙峁鎮。神府紅三團和新三支隊抓住大好形勢，全面出擊，迅速收復了敵軍在“圍剿”中佔去的大部分失地。同日，紅二十八軍軍部接到毛澤東、彭德懷的電報，要求紅二十八軍迅速進至府谷、佳縣之間的黃河西岸，準備渡河攻佔黑峪口、羅峪口鎮渡口，打破敵軍的黃河封鎖線，配合左路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的行動。當時，黃河西岸的渡船都被閻錫山強行拉到對岸，部隊沒有渡船無法渡河。在神府特委及王兆相的幫助下，神府人民用了6天時間趕造了5條大木船。3月31日，紅二十八軍用這5條木船強渡黃河成功，迅速攻佔羅峪口和黑峪口一線，並在羅峪口全殲晉軍丁炳青部二一六旅一個營，俘虜了包括營長在內的300名官兵，繳獲了一大批槍支彈藥和物資。渡過黃河後，紅二十八軍接到中央急電：為配合紅軍主力進逼汾陽，威脅太原，打通山西前方與陝北之間的聯繫，保證東征紅軍背靠蘇區，特令紅二十八軍向離石以南黃河沿岸地區進擊，並相繼攻佔中陽三交鎮，牽制和調動敵人。4月14日拂曉，圍攻三交鎮戰鬥開始。三交鎮是敵人重要據點，防守嚴密。紅二十八軍初到山西，敵情、地形都不熟悉，進攻受阻。劉志丹聽説進攻不順利，帶着警衞員等親自到前線觀察敵情，不幸中彈。當王再興聽説劉志丹負傷，和宋任窮從前沿陣地趕到時，劉志丹已停止呼吸。王再興和全體指戰員都十分悲痛。5月，紅二十八軍隨主力結束東征，回師陝甘寧。抗戰爆發後，王再興跟隨宋時輪領導的雁北支隊轉戰於長城沿線，給日軍以重大殺傷。 ^[2]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紅二十八軍縮編為八路軍第一二〇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宋時輪任團長，王再興任二營副營長，營長陳坊仁。由於八路軍初期是國民革命軍編制，不設政治委員，原紅軍中的政治委員改稱政訓處主任或相應的軍事副職，所以王再興的職務是副營長。不久，八路軍恢復政治委員制度，王再興的職務也相應改為營教導員。二營是七一六團的主力營，有4個步兵連，1個機槍連，每個連約140人，全營700多人。9月中旬，賀龍率領一二〇師渡過黃河，進駐晉陽北，開闢晉綏抗日根據地。為了遲滯日軍向神池、寧武的進攻，儘快打開晉西北抗戰的局面，9月28日，一二〇師軍政委員會在神池義井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以七一六團二營為骨幹組成900餘人的獨立支隊，北出長城，到雁門關以北敵佔區去打游擊戰，想方設法拖住日本人的後腿。獨立支隊被命名為雁北支隊，宋時輪擔任支隊長兼政委，所以雁北支隊也被稱為“宋支隊”。會議結束第二天，宋時輪就率領雁北支隊經利民堡進入雁北。王再興帶領二營隨宋時輪轉戰雁北地區，接連打勝仗。之後又挺進大（同）左（雲）地區開展游擊戰，牽制大同之敵。在襲擊日寇的同時，雁北支隊抽出一部分幹部和戰士深入到各村宣傳發動羣眾，幫助地方建立黨支部和基層政權，先後成立了右（玉）山（陰）朔（縣）懷（仁）抗日救國委員會、大（同）懷（仁）左（雲）抗日救國委員會，同時組建了大（同）懷（仁）左（雲）抗日遊擊大隊，王再興兼任大隊政委。雁北支隊在長城沿線活動7個多月，同日軍進行大小戰鬥達百餘次，消滅日軍近千人，搗毀敵汽車近百輛，使日軍受到極大震動。雁北支隊為開創雁北抗日遊擊根據地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在戰鬥中發展壯大了隊伍，由初到雁北時的800餘人，發展到近2000人。 ^[2] 

1938年5月，宋時輪率領雁北支隊開赴平西（北平以西）地區，開闢平西抗日根據地。王再興隨支隊從山西開往河北，行軍數千裏，二營沒有一個掉隊的戰士。部隊一路上受到人民羣眾的熱烈歡迎，熱血青年紛紛報名參軍，王再興所在部隊很快擴大升級為團級。雁北支隊到達平西地區後，與晉察冀軍區的鄧華支隊會合，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宋時輪任縱隊司令員，鄧華任政委，王再興任第十二支隊（即原雁北支隊）第三十四大隊政委。鄧、宋首長率部攻佔平西名寺潭柘寺，並在門頭溝一帶開闢平西抗日根據地，隨後奉命向冀東進發。在開闢冀東抗日根據地的鬥爭中，王再興所在的第三十四大隊承擔了重要任務。當時，宋時輪司令員和鄧華政委帶領一部分人在山海關以西地區活動，縱隊政治部主任伍晉南率領一部分人在古北口以西地區活動，第三十四大隊擺在兩部之間，單獨在平谷、薊縣一帶活動。王再興帶領幹部戰士發動羣眾、組織地方游擊隊、建立地方政權，在很短時間連克平谷、昌平、赤城三縣。在冀東，王再興積勞成疾，患上嚴重胃病。攻打昌平時，王再興胃病發作，但始終堅守在戰場上，直至戰鬥勝利結束。 ^[2] 

1939年9月，王再興奉命回到延安，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2] 

1940年11月，王再興被分配到綏德保安四團當政委。年底，王再興經老同學常紫鍾介紹，和高青蓉結婚。 ^[2] 

1943年5月，王再興進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2] 

1944年6月，中外記者團到延安訪問，其中有6位外國記者。在延安參觀了一個多月後，有些外國記者提出，希望到八路軍前線訪問。8月，美聯社的斯坦因、美國《時代》雜誌的愛潑斯坦、合眾國際社的福爾曼、路透社的武道、塔斯社的普金科一行在王世英、朱明和王再興的陪同下，東渡黃河到達晉綏。在山西汾陽晉綏軍區第八分區的防區，他們親臨戰場觀看了羅貴波指揮八路軍戰士攻打日軍碉堡，並採訪了日軍戰俘。記者們對八路軍戰士英勇殺敵的場面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後，王再興就留在了晉綏，擔任綏遠綏中分區地委書記兼大青山騎兵旅政委。綏中地區羣眾基礎差，加之人生地疏，工作很困難。王再興團結部隊和地方同志，一起認真分析情況，一起學習上級指示精神。他還親自到最複雜的武川縣大灘一帶去發動羣眾，清算地主老財，鎮壓反革命勢力，很快打開了工作局面。 ^[2] 

1945年7月，王再興任綏蒙軍區綏中軍分區政委。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後，朱德總司令向八路軍、新四軍發出向日偽軍全面反攻的命令。在晉綏區，八路軍隨即發起戰略大反攻，將6月進攻大青山地區的國民黨軍逐回河套。之後，康健民旅長和王再興指揮的大青山騎兵旅及第二十七團一部，會同教導二隊等武裝，由偏關向托克托、和林格爾挺進，掃平了平綏鐵路沿線敵軍的據點，從日偽軍手中解放了十幾座縣城。但是，國民黨軍與我軍爭奪勝利果實，雙方武力衝突不斷。為了調處各地的軍事衝突，由國、共、美三方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多次向衝突地區派遣執行小組。第一執行小組被派往綏遠的集寧，王再興是集寧執行小組的中共代表。集寧位於綏遠省東部，緊靠山西省和河北省，平綏鐵路從此經過，是賀龍領導的晉綏邊區和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邊區之間聯繫的重要通道，所以國共雙方在這裏爭奪激烈。根據《雙十協定》，國共兩黨達成從1946年1月13日午夜12時起雙方軍隊各就原地停戰的協議，綏遠地區國共雙方當然也應立即停戰。在停戰令規定的時間之前，集寧為我方佔領。 ^[2] 

1946年1月14日，傅作義部隊受蔣介石密令搶攻集寧，與綏蒙軍區部隊激戰三晝夜，八路軍殲敵後撤出集寧。16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談話，指斥國民黨軍隊大肆進攻熱河、綏遠等解放區，堅決要求國民黨軍立刻從13日午夜12時以後侵佔的所有地方撤出。同日，軍事三人小組飛抵張家口，準備視察集寧地區。此時，賀龍指揮的晉綏野戰軍已包圍了集寧，準備攻城。國民黨的代表為了給集寧守軍解圍，要求馬上去集寧。聶榮臻為給八路軍攻城部隊爭取時間，採取了拖延戰術。他對三人小組説：“為了保證大家的生命安全，我們必須先和前線取得聯繫。”國民黨代表和美方代表無法反駁，只好在張家口住下來。第二天，當軍事三人小組乘飛機到達集寧時，我軍已拿下集寧。3月下旬，北平軍調處派出以王再興為中共代表、國民黨第十二戰區代表尹漢初、美軍代表竇奎斯組成集寧執行小組。集寧執行小組決定，八路軍綏蒙軍區和國民黨第十二戰區互派聯絡組進駐對方指揮部所在地，進行軍事調處事宜。集寧執行小組內部充滿鬥爭，經常是唇槍舌劍。王再興在這一地區工作多年，情況十分熟悉，加上多年的地下工作和政治工作經驗，使得他在與國民黨代表、美方代表打交道時遊刃有餘，沒有讓他們佔到便宜。6月，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全面內戰爆發。解放軍從戰略大局考慮，退出集寧。王再興留在晉察冀，任十一旅政委，旅長陳坊仁。當時華北解放軍的主要任務就是將晉綏和晉察冀兩個解放區連成一片。王再興所在的晉察冀十一旅參加了晉綏野戰軍發起的晉北戰役。他們協同晉綏部隊攻克崞縣，全殲守敵2000多人，受到賀龍的稱讚。在攻打忻縣，十一旅戰士用機槍打下一架敵機，那天正好是8月1日，看飛機成了戰士們和老鄉的主要節目。 ^[2] 

1947年6月，由於賀龍司令員的堅持，王再興回到了大青山騎兵旅，後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綏蒙騎兵旅政委。 ^[2] 

1948年10月，王再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第四（隴東）軍分區副政委。 ^[2] 

1949年2月，西北軍區和晉綏軍區合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王再興回到陝甘寧邊區，任第一野戰軍騎兵第二師政委。8月，王再興隨一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兵團攻佔蘭州，相繼出任甘肅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再興任甘肅軍區政治部主任、副政委。 ^[2] 

1954年，王再興進入北京解放軍政治學院學習。 ^[2] 

1955年9月，王再興被中央軍委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2] 

1956年，王再興畢業於解放軍政治學院，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測繪學院政委。這是一所為人民解放軍培養測繪科技人才的高等技術院校，擔負着為全軍培養高、中級測繪技術幹部和研究人員的任務。離開熟悉的部隊，來到知識分子聚集的軍隊高等院校，王再興心中很是不安。他中學未畢業就投身革命，幾十年戎馬生涯，沒有機會學習自然科學知識。現在，他天天要面對航空攝影測量學、製圖學、地形測量學等一大堆從未聽説過的名詞，大摞從未見過的教科書。自己不懂，他下決心學習，總是很晚才回家。一吃完飯，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一呆就是半夜。 ^[2] 

1960年，王再興獲得“全軍學習模範”光榮稱號。在獲獎的人中，他是唯一的將軍。隨後，他代表軍隊出席了“全國教育和文化、衞生、體育、新聞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和先進工作者代表大會”。一位測繪學院學員寫的回憶文章這樣描寫王再興：政委王再興，陝西人，曾經和劉志丹一起打過仗。他着裝整潔，舉止端莊，説一口陝西話，很幽默，經常給我們講戰鬥故事和光榮傳統。 ^[2] 

1961年，王再興離開測繪學院，受命組建西安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工程學院政委。裝甲兵工程學院的前身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裝甲兵工程系（四系），於1961年遷到西安，擴建為裝甲兵工程學院，1969年遷到北京，現在仍然是解放軍的一所現代化的高等工程技術院校。王再興是個嚴於律己的人，幾十年南征北戰，多次調動工作，只要上級一聲令下，他立即動身，沒有半點遲疑。儘管身患嚴重的胃病，要離開北京，離開家，王再興依然沒提任何條件，隻身一人去了西安。王再興在裝甲兵工程學院的工作也是從零開始的。他帶着人察看地形，選擇地點，組織力量，修建校舍和駕駛場。創業伊始，條件艱苦，王再興吃不好，胃病更厲害了，但他總是忍着，不要別人照顧，也從沒影響到工作。聽説軍委已將技術人員調集到北京時，他馬不停蹄從西安趕回北京，親自安排教授和專家們的生活及安置他們的家屬。王再興在西安、北京之間來回奔波。學院的房子一棟棟建起來了，各項工作也開始有了眉目，可是王再興病倒了。他是到北京裝甲兵司令部開會後，支撐不住住進醫院的。醫生檢查發現，他患的是胃癌，而且已經到了晚期。在醫生的幫助下，王再興雖然與疾病作了頑強的鬥爭，但終究為時已晚。 ^[2] 

1965年5月20日，王再興因胃癌在北京去世，終年51歲。 ^[2]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2] 

王再興同志的一生，是光榮戰鬥的一生。他不愧為人民的好兒子，黨的好乾部。他對黨、對革命無限忠誠的高貴品質和模範事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王再興同志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工作一貫積極，謙虛謹慎；善於聯繫羣眾，團結幹部，對同志熱情誠懇；生活艱苦樸素。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三十多年如一日，表現了無產階級戰士的優良品質。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