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

朱明（1903-1964），男，江西省興國縣鼎龍鄉夏坑村人。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興國縣區農民協會主席，縣政府土地部部長，縣僱農工會委員長，中共南康、上猶、崇義等縣縣委書記，中央組織局科員，紅九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軍團政治部主任，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部長，紅二方面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三五八旅政治部主任，延安中央黨校三部組教科科長。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雁門區委書記，雁門軍區政治委員，中共晉綏二地委書記，第一野戰軍三軍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政治委員，第二兵團政治部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第一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兵政治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2] 

是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朱明，1903年10月生於興國縣鼎龍鄉夏坑村一個世代務農的貧苦家庭。他原名朱良玉，曾用名朱耀輝。7歲給地主放牛，9歲時讀書半年，14歲跟母親挑鐵砂、賣苦力，後當長工，直到參加革命。

1928年冬，曾任江西省政府承審員的共產黨員侯海帆，在國民黨“清黨”時奉黨的指示從省城回到家鄉，開展農民運動。在侯海帆的啓發下，朱明參加了鼎龍農民暴動，當上了鄉農會主席，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4月，當地惡霸配合國民黨軍，率領“返鄉團”從贛州殺回鼎龍，搗毀工會、農會，捕捉革命者，放火燒了朱明和當地7户羣眾的房屋，進行瘋狂的反革命報復，並且懸賞通輯朱明。在羣眾的掩護下，朱明逃離虎口，轉移山區堅持遊擊。6月，朱明找到在山區堅持鬥爭的縣革命委員會，領了10多條槍，組織鼎龍暴動隊，在暴動隊當分隊長兼幹事，率領暴動隊與敵人戰鬥。9月，游擊隊解放興國縣城，恢復革命政權後，朱明當選為鼎龍區革命委員會主席。1930年春，興國縣成立蘇維埃政府，朱明當選為鼎龍區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1930年7月調任興國縣政府當土地部長兼僱農工會委員長。

朱明離開家鄉後，他的兩個弟弟在他的影響下也參加了革命，一個弟弟擔任了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另一位弟弟擔任了兒童團長，紅軍長征後，都被敵人殺害了。朱明家的房屋也再次被敵人燒燬。

朱明離開家鄉後，先後擔任了南康、上猶、崇義等縣的縣委書記職務。1930年冬，朱明調任贛南蘇維埃辦事處土地部部長兼信豐、南康遊擊大隊政委，在贛南開展武裝鬥爭，配合紅軍進行第一次反“圍剿”作戰。不久，又被調任贛南暴動第二路總指揮部政委兼路委（也稱信豐、贛縣、于都、安遠、南康五縣邊界特別區委）書記。上任不久，中共贛南行動委員會書記郭承祿、共青團團委書記蕭國璋、行委宣傳部部長馬榮蘭等人，受“富田事變”的影響，提出“擁護朱德、彭德懷、黃公略，反對毛澤東”的錯誤主張，製造了“信豐事件”。

朱明以一個政治工作者的敏感，意識到郭承祿等人錯誤的嚴重性。他鄭重地勸告他們，大敵當前，以團結為重，任何分裂紅軍的言行都是錯誤的，應齊心協力組織地方武裝，配合紅軍粉碎敵人的進攻。但郭承祿等人聽不進去，一意孤行，迫不得已，朱明冒着生命危險，去找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陳毅彙報情況。郭承祿等人則趁朱明離開信豐之機，在信豐召開“反毛（澤東）大會”。

朱明在去找陳毅的途中歷遭敵人追捕，在穿越敵人幾道封鎖線後，形勢更加嚴重，滿山遍野都是敵人，凡能行走的地方，敵人都設有封鎖線。朱明幾經努力未能通過，還險些被俘。他感到請示上級暫難以實現，便返回信豐組織力量抗爭。

朱明返回信豐後，郭承祿等人責令他在五縣特別區委所在地韓坊主持召開“反毛（澤東）大會”。朱明堅決抵制，既不開會，也不傳達，而是積極向幹部羣眾揭露事實的真相，爭取廣大幹部羣眾的支持。郭承祿寫信追問他開會情況，朱明置之不理，雙方陷入僵局。1931年1月，朱明出席了紅三十五軍軍委和贛南行委在信豐召開的處理信豐事件的聯席會議。會前，朱明向紅三十五軍軍長、贛南行委委員羅貴波詳細彙報了“事件”發生的始末，並提出了處理意見，對會議改組贛南行委、制止事件發生和穩定贛南局勢，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後，中央決定集中主力向北進攻，首先取得甘肅省南部，以創建川陝甘根據地。7月，紅九軍團改稱紅三十二軍。8月，紅三十二軍編入左路軍，隨紅四方面軍主力向阿壩北進。左路軍各部隊跨過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經過艱苦跋涉，於8月下旬全部到達阿壩、巴西、包座地區。

9月3日，張國燾提出“右路軍即乘勝回擊松潘之敵，左路軍備糧後亦向松潘前進”的南下主張，公開反對中共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此時，紅三十二軍已進駐馬爾康、松崗地區。張國燾的追隨者在駐地松崗召開紅三十二軍連以上幹部大會，煽動要挾與會幹部反對中央北上方針，支持張國燾南下的主張。當時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因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被排斥在會場外。朱明擔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他在會上，和宣傳部部長王透等政治部的絕大部分幹部，堅決反對張國燾的分裂行徑。朱明在會上旗幟鮮明地反對張國燾背離黨中央的錯誤行為，主持會議的張國燾的追隨者們大罵黨中央的北上方針，表示追隨張國燾南下。會議氣氛緊張，對立情緒嚴重。

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第二“中央”後，找藉口免去了黃火青的紅三十二軍政治部主任職務。為了保存鬥爭實力，黃火青設法讓朱明接任了紅三十二軍政治部主任。

朱明接任後，鬥爭更加激烈。張國燾的追隨者氣焰囂張，有一次在會議上，一位軍首長提議要開除毛澤東的黨籍。朱明挺身而出，站出來據理反駁，批評張國燾成立的“黨中央”是“偽中央”，被那位領導者指為“附和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雙方在會上爭吵起來。結果朱明當了一個星期的政治部主任，就被張國燾撤了職。此後不久，紅三十二軍裏和朱明一起擁護黨中央北上政策的幹部，先後被張國燾以各種藉口撤銷職務，調離紅三十二軍。

1935年10月20日，紅三十二軍佔領懋功縣，張國燾以“開闢地方工作”為名，將朱明調出紅軍，留在懋功擔任縣委書記，僅撥給他一個連和幾十支破槍。朱明在懋功縣積極發動羣眾，建立各級革命政權，擴大革命武裝。只有3個月時間，他帶去的一個連已經發展成為有四個連的懋功獨立營。創造了一塊穩定的紅色根據地。四川省委書記傅鍾瞭解朱明的情況後，請示朱德，把朱明調到四川省委擔任組織部長。

1936年2月，隨張國燾南下天全、蘆山的部隊，在敵軍圍攻下遭受重大損失，被迫經懋功向甘孜方向撤退。朱明在懋功歸隊。4月，部隊到達甘孜後，張國燾再次把朱明派到環境惡劣、條件艱苦的甘孜朱倭區擔任區黨委書記，採取不給人馬、不撥槍支、不發彈藥、不給軍餉的卑鄙手段，迫害朱明。當時朱明身患重病，由警衞員扶上馬，送到朱倭。

朱明病情略有好轉，便深入羣眾開展工作，還主動與少數民族的上層人物接觸，向他們宣傳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在朱倭3個月，不但沒有被藏族人殺死，反而成為藏胞的朋友，連寺院喇嘛都給他送飯送藥，保護他的安全。

1936年4月，紅四方面軍分佈在懋功、甘孜一帶整編，等待紅二、六軍團北上。7月2日，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紅三十二軍幹部梁仁芥，及時到朱倭把紅二、六軍團到達的喜訊報告朱明。朱明立即趕赴甘孜，找任弼時彙報張國燾分裂紅軍的錯誤言行和自己兩次被迫害的經過。任弼時非常讚賞朱明的頑強鬥爭精神，他詳細地向朱明詢問了松崗會議和紅四方面軍南下前後張國燾錯誤言行的細節，並把朱明留在紅六軍團六師幫助工作，及時地讓朱明擺脱了張國燾的控制。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當中，朱明積累了豐富的戰地思想政治工作經驗。抗日戰爭時期，他把自己的經驗體會整理成題為《戰時政治工作》的文章。該文在八路軍一二0師曾以會議紀要形式，發至營團以下的戰鬥單位。

1941年10月，他到一二0師三五八旅擔任政治部主任，1942年初，軍分區和三五八旅的主要幹部赴延安整風學習，軍分區和三五八旅的工作由朱明和旅參謀長李夫克主持。

1942年5月中旬，駐山西日軍第六十九師團第八十五大隊，橫尾中隊、稻田中隊、以及吉崗中隊、小關中隊、佐佐木中隊各一部，連同偽軍共700餘人，奔襲軍分區機關駐地山西興縣縣城。不巧部隊外出背糧未歸，留守的機關幹部和部隊不足400人。朱明、李夫克接到敵情報告後，一面急報軍區，一面立即組織把部隊按班排和民兵一起組成遊擊分隊，沿途騷擾敵人，遲滯敵人的行動。

5月18日上午10時，敵村川大隊進入二京山伏擊圈。朱明一聲令下，頓時槍聲四起，敵人在山樑上倒下一片。敵人多次組織突圍，均被八路軍打了回去。敵大隊長村川困獸猶鬥，揮舞戰刀亂砍亂殺，親率日軍衝鋒，也告失敗。敵人傷亡過半，村川也負了傷。傍晚，天氣突變，大風颳起了漫天塵土，伸手不見五指。雙方各自收兵，暫時休戰。

次日拂曉，朱明接到報告，敵人昨夜趁大風逃跑了。朱明冷靜地判斷敵人攜帶着傷兵，飢疲勞累，跑不出多遠，於是下令各部隊追擊。

5月19日下午，敵村川殘部被包圍在田家會村內及村北一個山頭。下午4時，朱明、李夫克在田家會附近的馮家溝召開了參戰部隊營以上幹部會議，決定當天18時30分發起總攻，將敵人聚殲于田家會村內。

夜幕降臨，總攻開始，八路軍從四面八方同時發起衝鋒，喊殺之聲，響徹山谷。至晚上21時許，除數十名殘敵借夜色落荒而逃外，餘敵悉數被殲。田家會戰鬥，八路軍以傷75人的代價，殲滅敵人700餘人，打擊了日寇任意闖入抗日根據地“掃蕩”的囂張氣焰，嚇得日偽軍連續15個月不敢向晉西北根據地發動大的進攻。

有一次，三五八旅在雁北朔縣天主教堂裏俘虜了一名德國傳教士。這位傳教士又是聳肩，又是擺手，嘴裏嘰哩咕嚕説着洋話，顯示出日耳曼民族的“優越的高傲”。朱明安排他與自己同吃同住，從各方面給予他關心和幫助，這位傳教士很受感動。釋放他回去的時候，他用漢語説：“在解放區，我看到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官兵平等，軍民一致，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仁義之師。”他對八路軍由誤解、敵視轉化為友好、崇敬。後來，他曾多次給八路軍送來藥品、電池和其他當時難於買到的物資。朱明領導的三分區對敵鬥爭開展得好，受到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的表揚。

1947年8月後，朱明先後任西北野戰軍第三縱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軍第三軍政委、二兵團政治部主任，參與指揮了宜川戰役、扶眉戰役、蘭州戰役等重大戰役。在宜川戰役中，朱明上前線勘察地形時，一腳踏上了敵人埋設的地雷，幸虧警衞員將他推開，才倖免於難。

解放戰爭中，朱明擔任了中共晉綏二地委書記兼二軍分區政委。當時解放區主要工作任務是搞好解放區的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中，朱明非常重視掌握政策界限。當時在各解放區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念，認為是農民翻身作主人，農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的一個很好的排長，因為家庭出身有點問題，被當地要回去參加土改，卻被整死了。鑑於這種情況，朱明要求晉綏地區的幹部，凡是涉及到自己家鄉土改時，本人向組織寫出材料，提出建議，本人不必回到當地參加土改。朱明把這條政策通知各縣後，還要求派去領導土地改革的幹部，既要放手發動羣眾，但又不能做羣眾的尾巴，要讓土地改革始終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在朱明的主持下，有效地避免了土地改革運動中的鬥爭擴大化。

在當時上級關於土改工作的文件中，提出定階級成分要查三代。有一次在地委開會的時候，有個幹部提出查三代的做法危險，因為會把他這個貧農查成富農。實際上從他父親開始就是貧農。類似這樣的情況在機關和部隊中都很多。朱明採納了這條意見，決定晉綏地區的土改中，確定成分不查三代，以本人當時是什麼成分就定什麼成分。還有的幹部提出一種極左的觀點，説機關和部隊不要黨的支部，而是要成立貧農團，由貧農團來領導。朱明對這種極左的觀點非常反感。他説：“過去我們取得土地革命戰爭的勝利和抗日戰爭的勝利，就是靠黨的領導，靠基層黨支部的戰鬥堡壘作用。誰要取消黨支部搞貧農團，就是取消黨的領導。我們決不允許。”朱明十分重視黨的政策，防止了極左路線在晉綏地區的泛濫，保護了大批黨政軍機關裏的知識分子幹部，他們中很多都是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朱明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第一副部長，參與了總政治部的組建工作，並主持組織部和全軍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日常工作。他負責組織起草和制定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條例》等一系列規章條例，參與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組織機構的編制建設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新時期的組織建設與制度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1964年1月1日，朱明在北京逝世。楊成武副總參謀長在公祭儀式上的悼詞中説：“朱明同志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一貫認真地堅決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堅持黨的原則，維護黨的利益。”“他對黨對革命無限忠誠的高貴品質和許多模範事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將永遠銘記在我們的心中。”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