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大賦

西漢初期

這時期的賦在形式上近於屈、宋一體，通常稱之為騷體賦。騷體賦抒情濃郁 ，句尾多綴有“兮”、“些”等楚地方言調節音韻，實際上是楚辭的發展和變種。因此漢代人常把它的產生髮展同楚辭緊密相連，稱為辭賦。騷體賦的代表作是賈誼的《吊屈原賦》和《鵩鳥賦》。《吊屈原賦》作於他出任長沙王太傅途經湘江時，內容是借哀悼屈原的遭遇來發泄自己的懷才不遇之情，藝術上激昂感憤，餘音瀏亮，風格近似屈原的《離騷》和《九章》。《鵩鳥賦》在感傷身世的同時表述了一種人生禍福無常，故應“生不足悦，死不足患”，“知命不憂”的思想。藝術上採用人禽問答的結構方式和大量鋪陳手法，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預示着新的賦體形式即將產生。 ^[1] 

西漢前期至東漢中葉

這時期的賦隨着枚乘的《七發》出現而分流：一是騷體賦繼續發展，代表作為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等，但它的趨勢是由強到弱；另一種是枚乘的《七發》，結構宏大，文辭富麗，標誌着漢代散體大賦的正式形成。此後200年間，沿着《七發》的新傾向形成了以鋪張描寫為能事，追求形式主義的大賦，出現了以司馬相如、班固、張衡為代表的60多名辭賦家，約900餘篇作品，使漢賦的發展達到頂點。 ^[1]  其中枚乘的《七發》假設楚太子有病，吳客以七事來啓發太子，為他治病，從而批判了貴族腐化享樂的生活，提出了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七發》不僅影響到散體大賦的發展，而且在賦中形成了一種主客問答形式的文體——七體，在賦的發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司馬相如的名篇《子虛賦》、《上林賦》代表了漢代散體大賦的最高成就。這兩篇賦雖非一時一地之作，但內容上前後相接，因此司馬遷在《史記》裏將它們視為一篇，稱之為《天子游獵賦》。內容上表現了漢代帝王的獨特生活方式，有推尊天子、貶抑諸侯的傾向。這與漢帝國的國力強盛、天子獨尊的經濟政治形勢是一致的，具有時代的規定性。賦的結尾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心，有諷諫之意。但由於作者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渲染貴族的宮苑之華麗和陳設之繁奢，因而它反而迎合了統治者好大喜功的心理。正如揚雄的評價，實際是起了“諷一而勸百”的作用。藝術上它鋪排、誇飾，講究聲音美和字型的排列美，鋪張揚厲，無個性特徵。司馬相如的這兩篇作品對後世影響極大，後來一些描寫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都規撫它。揚雄早年崇拜司馬相如，曾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作《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為已處於崩潰前夕的西漢王朝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晚年對賦有了新認識，稱其為“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並認為自己早年的賦也和司馬相如一樣，是“諷一而勸百”。

東漢末年

這時政治日趨腐敗，社會動盪，戰亂頻仍，民生凋敝，因而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功帝業的冠冕堂皇的散體大賦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以諷刺現實、述行詠物為主的抒情小賦。代表作是趙壹的《刺世疾邪賦》。它抨擊了東漢末年黑暗腐敗的社會政治，表達了作者憤世嫉俗、不與世同流合污的高潔人格和對現實強烈的反抗精神。在藝術上，它指陳時弊毫不留情，嬉笑怒罵，具有強烈的諷刺性、現實性和抒情色彩。這類小賦雖數量不多，但它在賦的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賦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它經歷了從騷體賦、漢大賦、抒情小賦三個發展階段。題材上大致可分為5類：①以描寫城市宮殿為主，如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等。②遊獵類，以描寫皇帝或貴族的狩獵為主，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揚雄的《長楊賦》、《羽獵賦》等。③記行類，以記敍旅途經歷、見聞為主，如班彪的《北征賦》，蔡邕的《述行賦》等。④述志類，以抒發個人懷才不遇之情為主，如賈誼的《吊屈原賦》，班固的《幽通賦》，張衡的《思玄賦》等。⑤詠物類，以描寫風雲山水花鳥草蟲為主，如馬融的《長笛賦》，王褒的《洞簫賦》等。枚乘、司馬相如、王褒、揚雄在文學發展史上被奉為漢賦正宗。 ^[2] 

大賦在形式上篇幅較長，結構宏大，多采用主客問答的結構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結尾三部分組成，韻文與散文相間，散文的成份較多；在內容上以寫物為主，以“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為目的，兼有諷喻勸諫。在藝術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採用鋪張揚厲的手法和博富絢麗的辭藻，對事物作窮形極貌的描寫，顯示了綿密細緻、富麗堂皇的風格特徵。 ^[1]  其特點為：一、鋪張揚厲、文繡鞶帨的誇飾；二、結構宏大、場面雄偉壯觀，富有氣魄；三、詞彙豐富，文采華茂；四、多用生字僻字，晦澀難懂；五、行文結構上多用問答體。

關於漢賦的起源，中國文學史上的很多學者都認為它起源於戰國時的楚國。如班固説：“賦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後來，齊梁時劉勰進一步説的：“賦也者，受命於詩人，而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韻，爰錫名號，與詩畫境。”(《文心雕龍·詮賦》)劉勰認為賦源出於《詩經》、“楚辭”，而定名於荀況、宋玉。清代學者章學誠對這種説法基本上也是肯定的。他説：“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文史通義·漢志詩賦》）賦的主要特點是“不歌而誦”，適宜於口誦朗讀。它的抒情成分少，着重鋪敍和描寫，接近於散文；行文時又往往韻散間出，具有半詩半文的性質； ^[2]  在篇章結構上則多采用問答的形式。從我國文學史看，詩歌的產生先於散文，它在最初的階段與音樂有着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左傳》等先秦文獻中有着不少“歌詩”的記載，但同時就有着“賦詩”，即用口頭朗誦詩的記載。賦作為一種新興文體，它不同於《詩經》中的作品，是不合樂歌唱的，當時人們根據這一特點，把它稱之為“賦”，應該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漢代經師在解釋《詩經》時，又把它的表現手法歸結為“賦、比、興”，而作為表現手法的賦，正是鋪張敷陳的意思。作為文體的賦在手法上也確有鋪張的特色，於是有人把二者混同起來，認為賦體作品是由《詩經》賦的表現手法而發展起來的，其實並不確切。

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中，漢賦同唐詩、宋詞、元曲一樣，在文體前標明時代，説明這一文體在當時達到了高峯。清人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序中説：“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

漢大賦四大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枚乘的《七發》標誌漢大賦的正式形成。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是最典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