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

浦熙修(1910年10月29日—1970年4月23日 ^[6]  )，女，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193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曾任北京志成中學教師，《新民報》記者、採訪部主任，香港《文匯報》南京特約記者。著有《新疆紀行》等。

浦熙修1936年起在南京《新民報》當記者。她之所以成為一名有名的女記者，是她認定“一個記者的條件，除了基本的知識外，需要有熱情、良心、正義感，並且要有吃苦耐勞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後來在戰後的政協會議期間她聲名鵲起，那時她寫了許多漂亮的人物訪談記，並被稱為是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謂“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記”——彭子岡、浦熙修、楊剛、戈揚（前三人還曾被稱為是“三劍客”）。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浦熙修重新投入新聞工作，那時《文匯報》又一次獲得復刊，她由中共黨員欽本立推薦，擔任《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的記者，後來則是“北辦”的主任。此外，她還曾是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全國婦聯委員等。這期間，她還曾三次赴朝鮮前線採訪。

浦熙修死於1970年4月，她的追悼會在1981年8月補開。

1910年10月29日，浦熙修出生在江蘇省嘉定縣南門永康橋（今屬上海市）的一個小吏家庭。浦友梧—這個家庭的當家人，在苦苦地支撐着這個家庭那麼多年後，已經有些力不從心了。可是，當看着自己的兒女來到這個世上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責任感又油然而生。於是，1912年，也就是民國元年，他獨自一人來到北平，希望可以憑自己還算壯實的身板為全家操持一份簡單的家業。他在當時的北洋政府交通部找到了一份會計科員的工作，作為一個讀書人，在外邊做個小官吏養家，對他而言，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已經別無所求了。

黃庵岫是這個家庭當家人的另一半，是一位勤儉刻苦的家庭婦女。她的存在，似乎就只為了家庭。她不識字，也不懂任何的繁文縟節，她的心思都只在操持家務上。拮据的家庭，讓她為了積攢幾個零用錢而不得不常常在油燈下做針線直到深夜。浦熙修的到來，對於一個本來就拮据的家庭而言，是一種負擔，但是對於一個安於貧困且從不失望的家庭而言，又是一種家庭的温馨。

1917年，已經7歲的浦熙修在母親黃庵岫的陪伴下和姐姐浦潔修一起到了北平。那時的北平，正是各種勢力反覆爭奪的地方。開始的時候，父親的薪水還可以維持一個小家庭的正常開支。但是到了後來，又添了弟弟通修和妹妹浦安修之後，一個小職員的薪水要養活一個六口之家就顯得不容易了。為了多賺點錢維持生計，父親一度又舍妻離子，到唐山和友人合股開礦。但是一介書生的他畢竟不是生意場上的“狀元”，不久就以失敗收場，還背上了一身的債務。不得已，他只好把家鄉的地產典押出去以填補虧空。

到了北平，對於從小就聰明的浦熙修而言，倒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畢竟，北平有着當時最好的教育條件。到北平不久，她就考進了北平女子師範大學附屬小學（簡稱女附小）讀書。那時學校在西單南的東鐵匠衚衕，距她家住的西長安街六部口不算很遠，每天上學放學的時光裏，她喜歡左看看，右看看，對所有的事情充滿了新鮮感。她喜歡上前去問人家很多奇怪的問題。在同班同學中，她跟蘇州來的一個比她大一歲的老鄉成了好朋友，這對於在北平人生地不熟的浦熙修來講是一種很大的鼓勵。這份友情一直持續到她們的老年。小學畢業後，初中和高中她們又在女子師範大學的附屬中學（簡稱女附中）同學。高中文理分科，她們進了理科班。

1933年，浦熙修大學畢業了。後來幾經奔波，她終於在北平私立的志成中學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當了一名國文教員，從此結束了她求學的歷程，開始走向她人生的另外一個起點。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報》當記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為一名有名的女記者，是她認定“一個記者的條件，除了基本的知識外，需要有熱情、良心、正義感，並且要有吃苦耐勞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後來在戰後的政協會議期間她聲名鵲起，那時她寫了許多漂亮的人物訪談記，並被稱為是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謂“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記”——彭子岡、浦熙修、楊剛、戈揚（前三人還曾被稱為是“三劍客”）。當年浦熙修一紙揭發國民黨高層腐敗的報道，如黨國要人的眷屬帶着洋狗從香港飛渝的報道，讓標榜“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大跌顏面，丟臉後的國民黨索性用拳頭去對付那些所謂的“無冕之王”，就在“下關事件”中，浦熙修被飽以老拳。雷潔瓊回憶説：當時“為了想保護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結果她“受到打擊更大，幾乎暈過去了”。繼之，《新民報》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卻有了一番新的認識：“這次捱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認識，我認識了共產黨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認識了武裝革命的意義”。此後，徐鑄成在香港創辦《文匯報》，浦熙修開始作為南京特約記者為之撰稿，不想又被國民黨當局所逮捕，鋃鐺入獄。浦熙修被捕前所寫的文章的標題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她的光榮入獄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的一個節目。當“掙扎”告盡，浦熙修在周恩來關懷下和羅隆基全力營救下光榮出獄，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隨後，她出現在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上，在周恩來介紹之後，毛澤東親切地對她説：“你是坐過班房的記者”，那無疑是最高的稱讚了。與她相識的人們親切地稱她為“浦二姐”。

浦熙修與袁子英是在大學裏認識的。不過當時前者還是學生，而後者已是一名中學教員。經過朋友的介紹，她同當中學教員的袁子英談起戀愛來了。1932年，大學還差一年畢業，他們就結婚了。浦熙修之所以這麼早結婚，據她自己和好友後來的回憶，是因為她希望早點有個自己的家庭和事業，這樣既可以減輕家庭的負擔，又可以多一個人來照應本來就不太穩定的家庭。或許也正是這種沒有太多感情基礎的原因，導致了這段婚姻的失敗。

也就是在這前後，袁子英到神州國光社工作了。

神州國光社原是一家以影印、發行歷代碑版書畫真跡為主的老出版社，因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這一類書籍滯銷，漸漸無法維持。1930年由陳銘樞出資40萬元接辦，託他的“莫逆之交”（陳銘樞語）王禮錫主持。王提出：“接辦後的‘神州’須要翻譯共產主義典籍、印行世界進步文學作品、創辦各種定期刊物、大量採用左翼作家作品，從經濟上來支援作家。”陳銘樞完全接受了。從此，“神州”面目一新。魯迅所譯雅各武萊夫反映俄國十月革命的小説《十月》就是這時在神州國光社出版的。

王禮錫到“神州”後，開始大刀闊斧地對原來的出版社進行改革，並“招兵買馬”，聚集了在北平、上海、日本的許多友人以及各方面的人士到出版社擔任一些職務，並做一些具體的工作，尤其是羅致了上海各方面文化人士，到出版社擔任特約編輯。袁子英或許就是因為同王禮錫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進入了神州國光社並就近擔任了北平分社的經理。

當時的神州國光社雖然是由陳銘樞個人投資所辦，但它始終屬於十九路軍集體事業的一部分，所以，當1933年11月22日十九路軍在福建宣佈成立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的時候，神州國光社立刻受到了打擊。11月30日，上海租界裏的總發行所被當地的一些暴徒搗毀，外地分社也紛紛被查封，所有存書被沒收焚燬。袁子英也因為是出版社的成員而遭到通緝。他匆忙出走，來不及拖家帶口，逃亡到濟南，當了個代課教員。後來由他父親介紹，到南京參謀本部陸地測量局工作。

浦熙修是一個堅強的人，她希望自己可以支撐這個大家庭。而且，要帶着自己的弟弟妹妹離開已經有些家底的北平到南京去，還真的有點捨不得。但是，她又不能讓丈夫一個人在南京過着艱難的生活。她不希望做一個依靠丈夫為生的家庭婦女，可是想要在完全陌生的南京找個職業，卻又真的是毫無門路。再三思量下，她決定留在北平。1935年秋天，她的兒子士傑出世了。她獨自帶着兩個孩子，還有她的弟弟妹妹，在北平艱難地生活。

然而人的精力畢竟是有限的，一方面要教書持家，另一方面還要照顧那麼一大幫孩子，她漸漸感到體力不支。所以1936年，袁子英堅持地把她和孩子接到了南京。浦熙修的妹妹安修此時已考上了師範大學，因此不得不與浦熙修分開，留在北平唸書。而弟弟通修則一同到了南京，回到在南京工作的父親浦友梧身邊去了。這樣，一起生活了數年的三姐弟終於因生活的緣故分開了。

但是，生性好強又希望學有所用的浦熙修不能習慣家庭婦女的生活，她在南京四處託自己認識的人幫忙找工作，卻沒有結果。一天，她在《新民報》的廣告欄中看到某地產公司招考女職員的消息，她趕緊去應試。更巧的是考題正是她日夜都在思考着的婦女職業問題，這個問題她已經思考了很久了，而且有很多的思路可以解答。她覺得自己應該考得不壞，結果卻沒有被錄取。地產公司的老闆對她説：“我們這裏不用結過婚的女職員，你的文章寫得很好，我願意介紹你到《新民報》去。”就這樣，浦熙修進了陳銘德創辦和主持的《新民報》。

當時首都女子學術研究會決定要在中山陵旁邊舉行週年紀念大會。《新民報》臨時才知道有這麼一件事，可是記者都出去了，派不出人來。情急之下，浦熙修被派去“救場”。不料她寫的報道卻遠遠超出了上司的想像，成為當期報紙上的一篇精品，受到各位編輯和讀者的一致認可。以至於在多年之後，當時的報紙編輯們在悼念浦熙修的文章中還提到這次報道，説是“文筆流暢洗練，吸引了讀者，博得同行的讚許”，可見印象之深了。這一次成功，使她從廣告科調到了編輯部，成了《新民報》第一位女記者。正像毛遂對平原君説的，“錐處囊中，乃穎脱而出”。浦熙修就這樣脱穎而出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3日上海也成了戰場。接着南京也遭到了敵機的大轟炸。戰火已經越燒越近，越燒越大。11月27日，《新民報》在南京出完最後一張報紙，就把機器設備和紙張全部運到了重慶。

此時的浦熙修沒有隨同報社西遷。她有兩個孩子拖累着，走不開。她希望通過自己的些許努力為抗日做些具體的事情。她瞞着家人報考了紅十字會救護訓練班，接受了兩個星期的救護訓練，但結果還是沒有能夠上前線。最後，眼看着兵荒馬亂，她無所適從，終於決定離開南京。先後在杭州和武漢住過一段時間以後，她於1938年夏天帶着兩個孩子到了重慶。隨後，袁子英和他的父母也到重慶來了。熙修把孩子交給他們的祖母，1939年1月就回《新民報》上班去了，並擔任了採訪部主任。袁子英也在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找到了一個秘書的職務。就這樣，他們在經歷了戰爭的洗禮和亂世的隔離之後，終於在重慶營造起了一個相對安定的家。

這時，全國的形勢已經很明顯，必須聯合所有國內的力量，才能共同抵禦日本的侵略。報紙的報道也主要集中在戰爭方面，比如怎樣振奮人心、動員人力，去爭取勝利。重慶雖在後方，但不論政治經濟、學術文化，還是社會生活，無不處處聯繫着戰爭。浦熙修這時也參與其中，先後報道了國民外交協會的幾次座談會以及一些抗日戲劇的演出。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重慶的政治空氣也緊張起來了。鄧穎超要浦熙修離開重慶躲避一時，並送了她一筆路費。她想到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一個工作，離開了再找工作就困難了，同時剛建立起來的一個家，她也不捨得離開。她沒有接受鄧穎超的錢，卻用這錢去幫助更需要的人。她積極地幫助那些需要離開重慶的同志，幫他們買車票等。在她做這些事的時候，袁子英也利用他自己的條件盡力幫忙。正是因為她堅持留在了重慶，使她不僅見證了重慶人民在日本投降後的狂歡，也為她日後採訪國共談判並寫出精彩報道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真正讓浦熙修這位名記的名字在媒介中開始產生重大影響的是她在1945年國共談判及政治協商會議中的出色表現。她對於整個過程的分階段的採訪和報道，真正體現了一個職業記者的水平。

當時還身處重慶的浦熙修在得知即將在重慶舉行這樣一次會議後，立即意識到，國統區的很多人其實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不是很瞭解，如果能夠對他們進行一次集中的報道，對於談判的進程以及成功率豈不是有很大的幫助，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她策劃了一個在會議期間採訪38位出席代表的專題，並發表在《新民報》晚刊的頭版上。在每篇不長的訪問文章中，都客觀地反映了被訪者對時局的看法和對前途的主張，並深刻而含蓄地刻畫了一些人物形象。後來，這些對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舉足輕重的人物的真實素描，不僅成為歷史的重要記錄，也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次成功的個案。

在整個會議進行的20多天時間裏，浦熙修一邊寫人物專訪，一邊參加會議寫新聞，忙得不亦樂乎。後來她回到南京後，又積極參與了很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報道工作。轟動全國的“較場口事件”以及“下關事件”的真實報道成為當時這些政治事件的歷史文獻，深刻地反映出時局的艱難和新聞記者彼時的艱辛。在“下關事件”中，柔弱的浦熙修遭到了參與事件的暴徒的毆打。各界人士聽説後，紛紛去探望她，給她以莫大的支持。用她自己的話説，“被打後眼睛更亮了，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了自己作為一箇中國人所應有的覺悟和信念。”

國共談判失敗後，許多與會人士都建議浦熙修離開南京，因為以她在各個派別之間的表現，當局肯定是不會放過她的。但她在考慮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以後，覺得留在南京應該會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於是，她繼續留在了南京，併成了國共新聞問題的專家。然而當局竟然嚴格控制新聞稿的發稿，使得浦熙修的很多時論文章不能及時發出。為讓更多的人瞭解當時的形勢，她將自己剖析時政的“南京通訊”寄往上海的一些雜誌發表。這些雜誌很快因為刊登“南京通訊”而熱銷國內外，由此也可見當時浦熙修的影響確實不是常人可比。

新聞界“四大名旦”之一浦熙修 ^[1] 

浦熙修原先在南京《新民報》當記者（1936年加入）。她之所以成為一名有名的女記者，是她認定“一個記者的條件，除了基本的知識外，需要有熱情、良心、正義感，並且要有吃苦耐勞為社會服務的精神”，後來在戰後的政協會議期間她聲名鵲起，那時她寫了許多漂亮的人物訪談記，並被稱為是後方新聞界的“四大名旦”之一。所謂“四大名旦”，就是四位“女記者”——彭子岡、浦熙修、楊剛、戈揚（前三人還曾被稱為是“三劍客”）。當年浦熙修一紙揭發國民黨高層腐敗的報道，如黨國要人的眷屬帶着洋狗從香港飛渝的報道，讓標榜“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大跌顏面，丟臉後的國民黨索性用拳頭去對付那些所謂的“無冕之王”，就在“下關事件”中，浦熙修被飽以老拳。雷潔瓊回憶説：當時“為了想保護我，她全身趴在我的身上”，結果她“受到打擊更大，幾乎暈過去了”。繼之，《新民報》也被查封了。但浦熙修卻有了一番新的認識：“這次捱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認識，我認識了共產黨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認識了武裝革命的意義”。此後，徐鑄成在香港創辦《文匯報》，浦熙修開始作為南京特約記者為之撰稿，不想又被國民黨當局所逮捕，鋃鐺入獄。浦熙修被捕前所寫的文章的標題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她的光榮入獄正是“南京政府的最後掙扎”的一個節目。當“掙扎”告盡，浦熙修在周恩來關懷下和羅隆基全力營救下光榮出獄，坐了整整七十天班房。隨後，她出現在新中國的開國大典上，在周恩來介紹之後，毛澤東親切地對她説：“你是坐過班房的記者”，那無疑是最高的稱讚了。與她相識的人們親切地稱她為“浦二姐”。 ^[1] 

父親：浦友梧

母親：黃庵岫

姐姐：浦潔修

弟弟：浦通修

妹妹：浦安修

第一任丈夫：袁子英

女兒：袁冬林

《報人浦熙修》，朱正 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2] 

《浦熙修:此生蒼茫無限》，袁冬林 著，河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