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義塾

19世紀末，法國徹底吞併了越南，越南淪為了“法屬印度支那聯邦”名義下的殖民地。在面臨空前的民族危機之下，越南的仁人志士開始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勤王運動失敗以後，在中國戊戌變法的影響下，越南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逐漸興起，主要領導人是潘佩珠、潘周楨等人。日俄戰爭以後，越南愛國者驚異於日本的強大，決心向日本學習。從1905年開始，潘佩珠等人發起了“東遊運動”，選拔大批越南青年前往日本留學。1906年，“維新會”宣告成立，成為越南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中流砥柱。

1905年7月，潘佩珠從日本回國，與國內維新會同志商討開展工作的問題。其經過是這樣的：“約台山先生（鄧元瑾）密會於藍江一小舟，示以梁公（梁啓超）筆談各紙。台山讀梁各書，內有秘密組織援越之籌劃，因謂餘曰：‘吾輩宜於國內乘此風潮，組織農商學各會，使我人知有團體，然後鼓動進行易為力……’予亦力贊其説。後來朝陽商館及各處商會、學會之創立，皆此等意也。” ^[1]  由此可見，越南進步人士自此開始籌劃建立“學會”和“商會”之事，東京義塾（即所謂“學會”）便發軔於此。

1906年，主導“東遊運動”的潘佩珠又從日本寫信回國，指出越南亡國的原因之一是缺乏教育和無知，而日本已摒棄舊風俗，走上開辦學校、教育子弟讀書的新道路，提倡開啓民智。國內也有一些進步人士主張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在潘佩珠的敦促之下，醖釀已久的東京義塾於1907年（成泰十九年）3月在東京（今河內）桃行街建立了。東京義塾是在“東遊運動”的直接影響下建立的，它以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的慶應義塾大學作為榜樣，“根據當時所公佈的材料，這些讀書人遵循文化革命的方針和接受福澤所創立的日本慶應義塾的影響去教育人民”。 ^[2]  同時，在“東遊運動”的影響下，中圻開始開辦“商會”，掀起以振興實業為主要內容的“維新運動”。東京義塾與維新運動兩相呼應，他們與東遊運動三位一體，推向了20世紀初越南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高潮。

正如“義塾”的名稱所揭示的，東京義塾是一所免費學校。創辦人主要是梁文玕、陶元普、潘俊豐、阮權、鄧經綸等人。梁文玕任校長，阮權為學監。除主持人外，還有許多進步人士出錢出力，贊助辦學。學校分為教育、財政、鼓動和著作4組。

教育組負責招生和各班的教學。教師大多是具有新思想的儒生士大夫，其中有兩位女教師起初是義務教師，後來僅領取4塊錢的少量津貼。學校初創即有學生400—500人，後增至千餘人。學生有男有女，有成人也有兒童。共8個班，分日夜上課，以適應從事各種工作的學員的生活條件。學習的內容已摒棄了在封建社會中作為金科玉律的四書五經，而代之以地理、歷史、格致、衞生等新學，還為儒生開法語和國語（拼音文字）課，為通法語的翻譯、書記等學員加修漢語。除正課外，學校還面向社會，組織評文、講文、演説和讀報，藉以激勵團結愛國之心。學校反對舊的科舉式的學習方法，注重發展實業，提倡新的生活方式，如穿短衣，剪髮髻，不染黑齒，服用國貨，廢除鄉飲，革除陋習等等。學校特別設立了收藏中國新書報的圖書館，如《日本三十年新史》、《中國魂》、《萬國史記》 、《瀛寰志略》 等，校內外人士均可借閲，藉以傳播新思想。

財政組負責籌集學校的經費。經費來源主要靠社會上的資助和樂捐，其用途除給教師發少量津貼外，其餘供給學生紙筆、講義。

鼓動組採用講演會和評文會的形式，進行宣傳鼓動工作。講演會常在每月農曆初一、十五舉行，除宣讀刊登在該校《登鼓叢報》和《大越新報》上的文章外，還抨擊貪官污吏，號召革除陋習、斷髮，動員參加雄王祭日活動、購買新書報、興辦學校等。評文會則朗讀和講解東京義塾所蒐集的愛國詩文，比如東京義塾領導者阮權曾寫過一首詩《此番斷髮去修行》，詩歌這樣寫道：“此番斷髮去修行，誦獨立經，住維新寺……為開通民智去修行，為我國富強去修行……”。 ^[3]  號召宣傳鼓動活動的地區，除河內外，遍及北部平原各省，甚至深入到農村。新的宣傳鼓動方法，吸引了許多羣眾。“演説會，人多如廟會；評文時，客到如雲集”，擴大了愛國宣傳和東京義塾的影響，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學校創辦了機關報——《登鼓叢報》。這份報紙漢字題寫：“同舟共濟，合力相助，志唯一，業唯勤”用以表明它的宗旨。報紙上的文章分為國語字（越南文）和漢文並載的形式，這是河內第一次用國語字文發行報紙，便於各方面的人士閲讀。它的內容主要是宣傳東京義塾的主張，鼓動愛國，提倡改革，在當時影響很大。

著作組負責編寫教材和宣傳材料。在短短几個月內，他們編寫出《國民讀本》、《南國佳事》、《南國偉人》、《國文教科書》、《倫理教科書》、《越南國史略》、《南國輿地》、《文明新學策》等教科書，還把潘佩珠從日本寄回的激勵愛國精神的文章作為教材。同時，購買中國改良派的一些書刊，以及從日本和中國買進一部分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透過這些書刊積極傳播新學。作為東京義塾教材之一的《文明新學策》，提出了啓迪民智的六項措施如下：

一、使用國語字，使國人在幾個月之內能讀會寫，這是啓迪民智的第一步；

二、撰修書籍，以越南史為主，對舊書要擇其有用部分，用國語字編寫作教材；

三、改革考試製度，廢除八股文，提倡獨立思考、自由發揮；

四、鼓勵人才，批判脱離實際的教育，舊學培養出來的人要補新學的課，而後考核錄用；

五、振興工商，鼓勵向外國學習，獎勵本國能工巧匠；

六、創辦報紙，刊登時事稿件，報道創造發明消息，降低報價，使之能深入農村。 ^[4] 

東京義塾的活動，是同潘佩珠所領導的維新會和東遊運動密切聯繫的。東京義塾的許多成員都積極支持東遊運動，或自身或選送自己的子弟赴日遊學，並把他們開設的商館、公司作為東遊運動的秘密機關。

東京義塾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個學校的範圍，也不僅僅是文化運動，而形成為愛國運動，產生了巨大的政治影響。在當時家裏掛一幅越南地圖都要被判罪的殖民統治下，東京義塾講授越南的歷史和地理，就不是單純的傳授知識，他們利用辦學和講演，來喚起民眾的愛國熱情。

在東京義塾的影響下，河內附近許多農村的進步人士，自動建立起東京義塾的分校，如梅林義塾、玉川義塾等；或按照東京義塾的模式辦起鄉學。辦新學一時蔚然成風。

東京義塾的影響不斷擴大，甚至影響了在法國軍隊中的越南士兵，法國軍方驚呼“東京義塾是北圻叛亂的一個亂源”。 起初，法國殖民者看到東京義塾的活動具有合法和改良的性質，並未出面干涉，只是設法加以限制和派密探打進去掌握活動情報。但當東京義塾的活動發展成為一個團結愛國的運動，威脅到他們的統治時，便採取無情的鎮壓措施，來撲滅這個運動。

1907年11月，法國殖民政府下令封閉東京義塾。次年春，發生河城投毒事件和中圻抗税運動，法國殖民者便藉機誣賴東京義塾，進一步鎮壓東京義塾的參與者。他們逮捕了幾乎所有的教員，解散商會，關閉《登鼓叢報》，禁止演説，沒收並嚴禁收藏和流傳東京義塾的材料。東京義塾徹底以失敗告終。在東京義塾被取締的同時，維新運動也在不久後被鎮壓，東遊運動則因日本勾結法國解散東遊組織、驅逐潘佩珠等人出境而宣告失敗。至此，越南資產階級改良運動進入低潮。

東京義塾的活動，就其本質來説，是為越南資產階級發展鳴鑼開道的新文化運動。在當時的越南，殖民主義者為了鞏固其殖民統治，竭力維護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只有衝破傳統思想的束縛，反對舊的科舉制度，新思想和新學才能傳播。東京義塾衝擊封建思想羅網的活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疑是進步的。

東京義塾振興實業、服用國貨的宣傳，有利於越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它積極提倡和鼓勵使用新文字，在學生、市民和農村知識分子中掀起了學習國語字的運動，促使拼音文字成為越南民族通用的文字。由於東京義塾大力提倡國語字，為越南文字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因此它又被評價為“20世紀第一次大規模普及拼音文字的羣眾運動，其影響非常深遠”。 ^[5] 

東京義塾僅存在9個月，但它有力地衝擊了封建舊思想，傳播了新思想，為越南後來的革命準備了思想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