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周楨

潘周楨 是越南近代民主民權學院的倡導者，維新運動的領袖。潘周楨在20世紀之交就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提倡民權、民智，主張“導民排君”，廢除君主制，開辦黨校，改革法律，予士紳以言論自由，辦報紙以通民情，興利除弊，振興工商業。他向法國殖民者呼籲，請他們按照法國大革命的傳統辦事，但毫無結果。反而因從事反殖民宣傳在1908年被捕，囚禁於崑崙島，1911年被寬釋，顯然要他與殖民政府合作搞現代化。後在法國人的資助下,去巴黎。1914年再次被捕，這次是因為親德和逃避兵役。1915年獲釋，但不再領取法國津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1922年，阮朝傀儡皇帝阮弘宗啓定帝赴法謀求法國政府支持其子繼位，在法國的潘周楨即發動越僑舉行抗議示威遊行，並上條陳，列舉啓定七大“該斬”罪狀：濫用君權、賞罰不明、奴顏婢膝、衣不入時、荒淫無度、陰謀訪問。

1925年他回國後，繼續宣傳民主思想，該年6月在西貢以《東西方倫理道德》、《君治主義和民治主義》為題，先後發表兩次著名的演講，批評“君主制度流毒太深，窒息人民的愛國精神，廢除君治，旨在改變封建倫理道德。”但潘周楨認為“法國是今世界文明的領導”。因而反對暴力反法，表現了他思想上的侷限性。1926年3月，潘周楨在西貢病逝，參加葬禮的人多大14萬，表達了越南人民對這位傑出的民主主義者的崇敬 ^[1]  。

潘周楨號西湖，別號希瑪，廣南省三岐府（今屬廣南——峴港省三岐市）先福縣人，出身於封建小官吏家庭。父親潘文平是阮朝的下級武官，母親黎氏鍾來自阮朝官吏門第。父母倆都信守“忠君愛國”思想。

潘周楨少年時代，正值法國殖民者大舉入侵越南。從1858年法國遠東艦隊聯合西班牙兵艦炮轟峴港，至1886年法國在全越境內建立了殖民制度，短短的28年，越南就淪為法國的殖民地。在法國侵越過程中，越南全國各地抗法起義此伏彼起。潘周楨的父親也投身於抗法行列。1885年7月4日京城順化陷落，年輕的阮憲宗咸宜帝出奔，下詔“勤王”掀起了愛國文紳領導的“勤王運動”。運動的口號是：“驅逐法賊，擁護王朝”。廣南省“義會”也起兵響應。當時，潘周楨的父親擔任該省三岐府阿壩屯轉運使，積極為勤王軍籌辦後勤供應。法國殖民者對勤王運動採取軍事鎮壓與政治分化相結合的政策，扶植傀儡取代咸宜。1887年，潘周楨的父親被“義會”疑為“內奸”遭冤殺。潘周楨這時已15歲，對此忿忿不平。1888年11月1日，侍衞張光玉背叛，將咸宜帝擒拿獻給法軍。勤王運動相繼瓦解。潘周楨目睹沒落的封建越南戰勝不了法國侵略者，感到腐朽的封建王朝是禍國殃民的根源。這成為他後來主張改革的原因之一。

潘周楨幼時隨母親攻讀儒學，並在父親的指導下練習武藝。父親去世後，由哥哥聘請宿儒施教，1889年考入廣南省督學學堂。1900年應鄉試，考中舉人。1901年應會試，考中副榜。1903年受命為阮朝禮部承編。他入朝做官後，起初幻想推動上層官吏實現朝政改革。後來，他看到“到官場如市肆，視人民為魚肉”的種種現象，才認識到必須自下而上對政治、經濟、教育、社會各方面都進行改革。1905年，他辭職回家，周遊全國各地，會見愛國人士，探求國家的出路。

潘周楨讀過西方資產階級啓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的政治論著，還認真閲讀《戊戌政變記》、《飲冰室文集》、《中國魂》和《日本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對中國維新思想家康有為梁啓超猛烈抨擊中國黑暗的封建制度，提倡向西方國家學習、變法圖存的論述，十分推崇。在中西思想的影響下，潘周楨開始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概括起來就是：廢除君治，建立民治；開通民智，爭取民權；依靠法國，進行改革，即所謂“依法求進步”。他認為法國人經常宣稱他們是為“開化殖民地”而來，那麼越南人民就有理由要求法國人實踐其諾言，對越南封建制度進行改革。一俟改革成功，再使國家獨立。十分明顯，潘周楨的思想帶有很大的侷限性，“依法求進步”最終是不能實現的。

當時的越南社會，一個具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民族工商業者階層剛剛出現。這個階層的人，大多脱胎於中小封建地主、官僚，帶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他們一方面對阮朝有所不滿，一方面又幻想朝廷能實行某些改革，發展工商業。潘周楨的政治主張正好代表了剛剛“入籍”的工商業者的願望，也反映了他們的軟弱性，因而成了他們的代言人。

黃花探領導安世農民掀起反法武裝起義。潘周楨曾前往安世義軍大本營繁昌拜會黃花探。當時，黃花探已與法國殖民政府達成20年停戰協議，義軍處於守勢。潘周楨建議黃花探派遣青年出國留學，培養新型軍政人才。他還建議義軍從事工農業生產，做到自給自足。他還主張不要暴動，説：“別暴動，暴動必死。”黃花探不同意潘周楨的政治主張，以致不歡而散。

潘周楨與著名的愛國者、政治家潘佩珠過從甚密，兩人曾多次交換政見，但分歧很大。1904年，潘佩珠組織秘密的革命團體——越南維新會，主張“擁君反法”，即擁立阮朝開國之君阮世祖嘉隆帝后裔畿外侯阮疆柢為“盟主”，“糾協南北諸忠義之士”起兵反法。他認為只有“利用君主以迎合一般人心”，組織學會、商會，進行宣傳教育，以開民智，振民氣，植人才，以政治鬥爭配合武裝鬥爭，才能恢復國家獨立。而潘周楨則主張應“導民排君”，先對封建制進行改革，爭取民權。要做到這些不能使用暴動的辦法。他認為只有廢除君治，建立民治，開辦學校，提倡科學，振興工商業，才能恢復國家主權。他雖然贊成並參與潘佩珠發起的“東遊運動”，認為應當向日本這個“黃種新進國”學習，但認為潘佩珠請求日本出兵援越極不可取。1906年潘周楨會見潘佩珠，兩人在君主與民主、暴力與非暴力問題上再次發生激烈爭論。潘周楨還去留日學生中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聽過他的演説後，有的留學生要求退學回國，這更引起潘佩珠的不滿。後來，潘周楨看了越南維新會的政綱——“驅逐法賊，恢復越南，建立君主立憲國”，便決定回國，公開披露自己的政見。

潘周楨上書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總督保羅·波，陳述阮朝官場弊端和民生困苦狀況。他指出：“阮朝官吏之所以如此貪污殘暴，是由於‘保護’政府縱容所致”。他要求法國政府“改變政策，禮賢下士，任用良才，興利除弊，為民生謀出路，予士紳以言論自由，辦報紙以通民情，明賞罰以正官署；當務之急，為改革法律，廢除科舉，開辦學校，設立圖書館，振興工商業。”他還寫道：“如政府果有寬待我越南人民之誠意，則應察核餘之用心，受理餘之見解，餘將隨時面陳之，政府聽從，則萬民幸甚，如政府孤行虐民政策，欲滅我兩千餘萬生靈，則儘可處餘以毀謗之重罪，以為我國士紳效尤者戒。……”這封信雖然仍透露出乞求法國當局的氣息，但由於指責殖民政府孤行虐民，欲滅生靈等罪行，因此在《法越報》全文發表後，仍引起越南各階層人士的強烈反響。在潘周楨的影響下，逐漸形成越南著名的維新運動。

這次維新運動的實質，是在不從根本上觸動越南現存制度的前提下，進行一些改良。但由於各地情況不同，加上人民羣眾的推動，使運動後來發展成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北部的維新運動主要是開辦學校。1907年3月，潘周楨和梁文玕在河內桃街創辦東京義塾，由阮權任校長，招收學生上千人，並免收學費。東京義塾的活動不限於校內正常教學，召開演説會和評文會、出版書籍報刊，還讓教師學生經常走出校門，到各地去進行愛國宣傳，提倡使用國貨；鼓吹破舊學立新學，反對科舉取仕，革除封建陋習。潘周楨曾多次到校演説，宣傳範圍日益廣泛。不久，北部和中部就有十多個省辦起了東京義塾分校。

在中部，維新運動主要以振興工商業為實際內容。在潘周楨倡導下，阮權、黃曾賁在廣南創立廣南協商公司，資本約20萬元。吳德繼、鄧元瑾則在義安開設朝陽商館。在藩切，還開有聯成公司。這些公司、商館，有的經營國貨或土特產，有的從事紡織業，有的開辦制帽廠，有的在農村建立共耕社性質的組織，稱“農會”，種植出口土產肉桂。它們與河內的大商店如同利濟、鴻新興，股份公司如廣興隆、東成興等以及西貢的南通興商行和芹苴的明新工藝社等，連成一氣，自產自銷。

中部維新運動的發展已超過了潘周楨原來的設想，因而分為兩派：潘周楨、黃叔抗等主張進行改良，反對暴動；範德言、黎文勳等主張暴動。因此，當潘周楨等人號召振興工商業、服從國貨、廢除陋習時，暴動派則在人民羣眾和兵士中進行愛國反法宣傳，並與黃花探秘密聯繫，準備聲援黃花探發動河內武裝起義。於是運動很快地就由城市向農村發展。從1908年2月底起，“不向法國殖民者納税”的口號已在人民羣眾中傳開。到了3月初，潘周楨的家鄉廣南省首先爆發了反拉夫、反課税示威遊行，以後蔓延到廣義、平定、富安、承天、河靜、義安等省。成千上萬的人羣湧向街頭抗租抗税。憤怒的人民羣眾包圍府縣衙門乃至省城法國公使官邸，強烈要求減免徭役和捐税。有些貪官污吏被打死，許多府縣官吏棄職潛逃。

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法國殖民政府決不會容許越南出現任何實質性的進步改革。東京義塾一成立，它就派譴密探鑽進去監視。因此，當東京義塾的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當人民羣眾抗租抗税鬥爭已威脅到法國的殖民統治時，它就動手進行鎮壓。1907年11月法國當局下令封閉東京義塾。1908年中部爆發反拉夫、反課税示威遊行後，法國殖民政府從北部調正規軍來鎮壓，慘殺了人民羣眾幾百人，逮捕了維新運動的領導人潘周楨、黃叔抗、範德言、吳德繼、黎文勳、阮廷堅，並判處死刑，後減刑下獄，流放崑崙島，在案卷中註明“遇赦不赦”，處死了陳秀玲。同時，還逮捕了東京義塾的負責人梁文玕、阮權、楊伯濯、黎玳等。到1908年5月維新運動被鎮壓下去了。

法國殖民政府的血腥鎮壓使潘周楨原來的政治態度有了一定改變。民族情緒逐漸明朗起來。在獲悉將流放崑崙時，他題詩道：“累累枷鎖出都門，慷慨悲歌舌尚存。國土沉淪民族悴，男兒何事怕崑崙。”1911年，潘周楨由於得到法國人權組織出面辯護獲釋。出獄後移居巴黎。起初，由法國政府提供生活費；後來，由於他經常在旅法越僑和留法學生中發表演説，反對法國的民族同化政策，引起法國政府不滿而停發其生活津貼。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法國政府誤認他是德國間諜，將他逮捕下獄。後經查明，他與德國毫無聯繫，於1915年8月15日宣告無罪釋放，但不准他回國。

阮朝啓定帝赴法參加馬賽博覽會，謀求法國政府支持其子繼位。潘周楨組織越僑和留學生舉行抗議示威遊行，並向啓定遞交措詞激烈的《七斬書》。書中列舉啓定七項該斬的罪狀：濫用君權；賞罰不明；奴顏婢膝；窮奢極欲；衣不如時；荒淫無度；陰謀訪問。

潘周楨得到法國社會黨政府允許回國，住在西貢。在那裏，他和旅越中國同盟會老會員和進步華僑廣泛接觸，瞭解中國辛亥革命的性質和意義。隨後，他大事宣揚愛國、團結,實行民治的主張，以“東西倫理道德”和“君治與民治”為題發表演説。他説：“君主制度流毒太深，窒息人民愛國精神。廢除君治，旨在改變封建倫理道德。”他的演説，在西貢各界，特別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受到熱烈歡迎。越南北部的青年學生和其他人士也紛紛電請他去演説，但他未及啓程就病倒了。1926年3月24日，潘周楨在西貢逝世，終年55歲。有14萬餘人蔘加葬禮，成為一次反對法國殖民主義的羣眾示威 ^[2]  。